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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亲亲相隐或问：“亲亲相隐在此时代放诸中外，不属于包庇罪吗？瞽瞍杀人，桃应没有问孟子，要是皋陶一直追，难道舜要一直逃吗？如果儒家建立法律体系，是效法古代体贴伦理之心而赦免其无罪，还是遵循现代法律个体为自己负责的思想？”

   东海答：亲亲相隐落实到政治上，形成了中华法系中一项容隐制度，即禁止亲属之间互相控诉或者作证。现代西方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亲亲相隐合情合理合法，与“现代法律个体为自己负责的思想”并无矛盾，更不属于包庇罪。

   关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王夫之说：“隐字切难体会。隐非诬也，但默而不言，非以无作有，以皂作白，故左其说以相欺罔也，则又何害于道哉！岂独父子为然乎！待天下人，论天下事，可不言者隐而不言，又何尝枉曲直邪！”

   瞽瞍杀人，舜帝窃父而逃，皋陶依律追逃，两人各尽其责，一尽儿子之责，一尽法官之责，两不相碍。皋陶追不到则已，如果追到了，瞽瞍理当服法，不能赦免。若要从轻处理，亦须合乎礼法。如八议之类。至于舜窃负而逃的行为，原心定罪，可释其无罪。2019-10-15

   非我文化，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某些时候确实成立，但适应性有限，并非普适价值。若是同文，即使异族，其心亦可相同；若是异文，即使同种，其心往往大异。所谓异文，即文化立场不同。东海曰：非我文化，其心必异---此言普适于天下万世。

   文化立场不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双方都是良性文化，虽然道不同，心不同，可以并行不悖；二是双方文化一正一邪，那就必然矛盾重重。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影响“非我文化，其心必异”这个观点的正确。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于出自《左传•成公四年》。鲁成公去朝见晋国，晋景公会见的时候不恭敬。鲁成公回国后，就想与楚国友好而背叛晋国。鲁国正卿季文子劝谏说：

   “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当时虽然晋楚都政治无道，夷狄化了，然晋国相对楚国，略胜一筹，而且国家广大，群臣和睦，诸侯还能听从晋国的命令，又靠近鲁国。鲁国当然不能有二心，不能背晋而亲楚。这时候季文子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古话劝谏鲁成公，自然没问题。但若后人抓住这句话不放，永远视楚人为“其心必异”的异类，那就冥顽荒唐了。2019-10-15余东海

（2019/10/15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