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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主义者如何应对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危机？

  目前中共国的经济大崩溃根本无解，因为这是中共造成的超低生育率引发的，而中共对扭转超低生育率，完全无能为力：

  其一，中共坚持了三十多年的“一胎化”计汉生育及其文化，彻底摧毁了历经“文革”都没有被毁的主体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

  其二，中共鬼迷心窍，愚蠢地迄今对国际女性特权主义（女权主义）的入侵不作任何防范，甚至一度纵容和鼓励，导致低生育雪上加霜。

  其三，中共习近平一伙竭泽而渔、鼠目寸光，利用和放纵中国流氓资产阶级，把中国民众当人矿，毫无底线地肆意榨取——以此种奴隶制的“低人权优势”，获取对西方的经济竞争力。。。以致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山大的压力下健康透支、心身交瘁，纷纷丧失了婚育的意愿——西方反人类全球主义势力乘机向中国推播“做最后一代人”的自我种族灭绝文化，虏获大量中国年轻人的认同之心。

  其四，面对燃眉的人口雪崩危机，习共当局狗急跳墙，出台新政，企图强迫国人生育。但中共现在能强迫到的，只是国企员工和事业单位人员，而现在只有少数人能进国企和事业单位，大多数人只能在私企和个体领域为奴，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失业，沦为高风险的“献忠”群体——“五失人员”，他们不吃党的饭，凭什么听党的？催生唱的好听，但福利在哪里？生了你帮养吗？再说，奴工人权没保障，无偿加班累死累活，榨得连婚都不想结了，还生什么生？

  因此，习共当局的强迫催生，非但无用，还会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甚至对西方全球主义势力向中国推播的“最后一代人”文化，起神助攻的作用。

  中共当局为何挽救不了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危机？

  一是因为它没有诚意。习近平一伙害怕承认当年计生决策错误，会引发民众反思和追责，因此死臭到底，硬说当年计生是对的，现在改也是谁的。至于为什么当年中国只有十亿人，就“人口太多”非一胎化不可，那么现在中国人口十四亿多了（中共声称），反倒催生“三胎了”呢？对此明显的荒谬，习共干脆不准讨论。

  二是中共已没有威信。没有诚意，无以服众，当然没有威信；经济崩溃，失业遍地，以及习共野蛮封城“清零”+仓皇解封的骚操作，如雪上加霜。。。

  中共既无能挽救中国的人口危机，那么中国民运能否解救中国的人口危机？客观地说也不能：

  如果中共垮台后，上台的是主流的亲西方民运，中国的人口危机形势还会更加严峻：

  中共好歹有能力对体制内群体催生，亲西方民运一旦上台，必然以“普世价值”为名，对国际女权主义和以“最后一代人”为代表的西方绝育思潮彻底敞开大门，导致中国的生育率更低。

  如果亲西方民运上台后对外国移民敞开大门，则会导致中国主体民族（汉族）迅速遭种族置换——印度人或穆斯林成为中国主体民族，而汉族沦为少数民族，则中国就在基因层面的彻底灭亡了。

  如果不扭转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光有自由民主，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也是不可能好起来的。

  如蒙古国，自1990年初蒙古共产党（人民党）下台，蒙古国民主化、市场化已经35年了，但蒙古国仍是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这是为什么？就因为蒙古国国土大如新疆，迄今却只有几百万人口，严重缺乏劳动力且消费不足，这样的国家是无法吸引外资的。

  中国的人口雪崩不扭转，后果也是一样。

  只有我们民族国家主义者执政，才能扭转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危机，因为：

  一，我们是保守汉族优秀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全球化，我们不吃西方文化中的毒（包括女权主义、LGBT、进步主义、拜科学教。。。等等）。

  二，我们支持宪政民主，但不会让民主束缚了我们打击共产主义、全球主义、西方各类有毒思潮的手脚。

  三，我们民族国家主义者，既是民族资本主义者，也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既认同资本主义的效率；也认同社会主义的劳保福利；我们以资本主义为主，但维持命脉产业和命脉能源、资源的国有，以防国家被大资本寡头劫夺；我们维持一定量的国有，但不搞国有的扩张，以防纵容懒惰。

  总之，我们同时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套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辔头，坚定地保护工薪群体人权，禁止流氓资产阶级的过份压榨和内卷，保障劳工合理的福利，这样就能保护人民的婚育意愿。

  以上三条优点，都是亲西方民运执政不具有的。

  亲西方民运一旦上台执政，中国会滑落两种错误模式：

  一是北欧、加拿大式的高福利、大政府模式，导致发展成本高昂而国家停滞不前。

  二是极右的哈耶克模式（如阿根廷米莱政府的政策）：既无政府丛林资本主义模式，政府完全抛弃对工薪群体的保护，一边倒地迎合资产阶级，结果形成大资本寡头垄断型的经济和社会，弱势的“小政府”沦为大资本寡头操纵的傀儡（就像“休克疗法”期间的叶利钦政府那样），贫富差距悬殊、犯罪猖獗、高度“自由”的社会沦为黑社会的天堂、人民失业遍地、痛苦不堪。。。

  只有我们民族国家主义者，才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个人自由与民族国家之间找到黄金的平衡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我们民族国家主义者真正了解低生育率人口危机的根源，并懂得医治的办法：

  低生育率之所以出现，根本不是亲西方中国异议人士和女权公知所咋呼的：因为不够女权、没有福利（恰恰相反，女权和高福利反而助长低生育），而是因为世界各国的退休制度，本质上是养老的共产主义制度（即社会化养老制度）：

  由于生不生孩子，都可以拿到退休金和社保，少生孩子反而能占便宜（少了养育成本，且利用别人孩子的纳税来养老），丁克则可以最大化地获得个人享受或个人奋斗的条件，且最大化地占别人孩子的便宜，因此，个人就没有了生育孩子的经济驱动力。

  经济驱动力虽然不比意识形态驱动力的狂热，但更加持久，因为人可以没有意识形态而活着，但无法不吃饭而活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即便在最具有高生育宗教文化的伊斯兰国家，生育率也在下降，尤其是那种养老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伊朗，生育率也大幅下滑。这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养老制度，令个人丧失了多生育的经济驱动力的缘故。

  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就更需要经济驱动力来促进生育了：中国亟需废除中共现行的养老大锅饭制度，把个人的退休待遇，与个人的生育情况挂起钩来。

  但笔者觉得：在中共国社保系统行将崩溃，现在进行此类退休制度的改良，已经来不及了！中共垮台时，中国的社保体系必已全面崩溃，新政府恐怕根本没有钱来重建一个新的社会化养老制度（退休制度）。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顺势废除退休制度（养老共产主义制度），全面恢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即：

  立法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不赡养父母是犯罪；从适龄婚育群体的某一个年龄段起，不再发放退休金和社保，各养各的老；因生理缺陷而没有能力生育的、或者因年老“失独”而无法再生育子女的，由国家发给“低保”。

  一旦废除了退休制度（养老共产主义制度），全面恢复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则故意少生或丁克的人，就没有“便宜”可占，就必须自己来承担少生或丁克的后果——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而多生育的个人，则在法律的支持下，获得更丰厚（有众多子女赡养和依靠）的回报。

  这显然是提高和维持生育率的持久和稳定的驱动力。

曾节明 2025.2.19 覆雪严寒清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