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与左派的关联性，以及对自由社会的危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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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与左派的关联性，以及对自由社会的危害（三）
由 身在古拉格群岛 » 2019年5月4日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我本想用三篇文章扼要的讨论女权主义，可不涉及左派这一根源，那只会在紧凑中言不及义，因此我将《“女权主义”——一群走向癫狂的神经病》换成了上面的主题。我将尽力阐述我的观点，以及他们对自由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我自知学识浅薄，可断不会冷眼旁观。正文开始之前，我想对期待已久的朋友说声抱歉。生计所迫，闲瑕无多，也望多多海涵。
女权主义者无法理解什么是自重，更不懂得什么是自尊。她们荒诞的行为方式，以及不可理喻的变态追求，就如同古希腊的巴库斯崇拜，她们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都迷恋于无节制的放纵。这种具有宗教形式的酒神崇拜，在罗马它用一种超验性的蛊惑力摧毁了道德，而这虽不能说，由此导致了帝国的灭亡，但无疑给这一过程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
“女权主义”似乎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它不再以宗教面目示人，而是换了一副“自由”的面孔。她们的理论虽然幼稚可笑，但却有一定的蛊惑性，因为傻子的数量总是超过骗子，所以她们从不愁销路。有些女权者主张为了保持女人的自主性，她们应该做认同女人的女人，也就是说为了摆脱异性的影响，她们认为女人就应该成为一个同性恋。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性政治》这本烂书的作者凯特.米利特，在与日本丈夫离婚后，她就实现了女人的这种自主性。
更贴心的是福柯等人，为了让滥交看起来合理，它们创造出了一种酷儿理伦。这种后现代理念认为，人的性取向与性别认同都是后天形成的，并且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同性恋与异性恋，都不过是多元性行为的一种。而且酷儿理论还认为人有多重性别，除了生理，心理，还有我不知道的那里，现在总共被划分出了五十多种，立法通过的则有三十几种。
如果这种性别划分在社会中被应用，那就会是奥巴马所要推行的性别自认，男女同厕。这样的话色情狂们就有福了，如此女性将被置于何地？那人们跟不知廉耻的禽兽又有何不同呢？法国真可谓人杰地灵，自大革命至今，除了托克维尔与古斯塔夫.勒庞能拿得出手，剩下的几乎让你无言以对。
查理马特（锤子查理）在图尔战役力挽狂澜，阻止了执念宗教对欧洲的蹂躏，从而使基督教文明得以延续。可这么英明神武的人，却不曾想自己的子孙竟進化成了一帮锤子。
可这不妨碍人家领风气之先，最近法国政府又在学校与政府机构取消了父母称谓，并改为了中性的parent 1与 parent 2。女权主义者与多重性取向的同志们，这下应该高兴了，公母都不分了，性别压迫不也就不存在了！这一招太高明了，不愧是左派的领跑者。
可是我们要知道女权主义者，以及她们的那些同路人，可从来就没有见好就收的良好习惯。她们跟打肿脸充胖子的负责任大国完全一个德性，迁就换来的只能是胡搅蛮缠的变本加厉。君不见那些在文明世界百般挑剔的女权主义者，在沙特或伊朗是怎样的低眉顺眼。对四维缺廉少耻的人而言，尊重只会增加它对你的不屑。文明世界给予了女权主义者足够多的尊重，她们却报以口水回敬。被赋予“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自由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何会出现这种咄咄怪事？要想完全解答这个问题将会使本文格外冗长，而我浅薄的学识，紧凑的时间恐怕很难胜任，所以我将扼要的阐述我的观点。#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有一点似乎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深刻的影响了“女权主义”。在一战前后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因为苏俄被当时的西方国家视为蛇蝎，客观上说社会条件不具备也不允许。短暂和平过后，是更为惨烈的二战。可是在联合斯大林对抗希特勒的过程中，这种倾向也随之扩散开来，并且得到了某种加强。她们真正走上台面，并为之癫狂则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法国人在二战时的表现，用软蛋俩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当然人家也威风了一把，那就是战后对女同胞与德国人相好的大肆凌辱。怂包的爱国热情似乎只适用于和平年代，真不愧是浪漫的法国人。自拿破仑之后，法国人就成了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宝贝。但是人家有一门绝活，那就是随时给世界添堵。
一八八五年作为帝国主义的法国，虽然在镇南关连个老头都搞不定，但人家却从来不缺人才。比如对左派产生深远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卢梭，影响马克思的布朗基，这都属于法国特产。作为左派的生产批发基地，在战后的女权运动中又怎能缺少波伏娃这种标杆性的人物哪！
我们很难用左或右，好或坏的标准来给一个国家下定义，因为这很容易将人们置于国民性或素质论的误导中，所以我们应注重一种谬论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个别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在大革命后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群体主义”倾向，成了大部分法国知识人的流行病。
在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狂飙的时候，萨特就看出了她的实质。他说：“……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但接下来他却说：“每一个女性只要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在这种无休止的对抗中，除了能摧毁人们的是非心与对秩序的责任感，我很难想象人们会从中得到什么益处。
萨特似乎厌恶这“旧世界”的一切，可他却又不愿留在被他充分肯定的“新世界”。这个将哲学搞成一团浆糊的混蛋，认为世界是荒诞而没有意义的，那么在这个视他人为地狱的虚无中，秩序与文明又关他什么事儿？他怀疑构成文明的所有价值标准，但对极权主义的狂想却始终深信不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说的是主观上的感知，萨特却将它套在了客观存在的先后秩序上。我想萨特并没有理解错，因为这样可以给自己的理论做很好的垫脚石。萨特有才无德但绝顶聪明，遗憾的是“女权主义”的旗帜波伏娃，被人卖了竟还能以高傲的姿态帮人数钱，这也许是种自由，但对萨特而言却是一种实惠。#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在美国这群废柴的华丽登场，则要等到麦卡锡主义结束之后的六十年代。此时知识界的左倾从蛰伏状态中复苏，并对社会的新生代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蔑视传统，背弃道德成为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流。而反越战，嬉皮士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则无不带有明显的群体主义倾向。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越战结束与年龄的增长，这股叛逆思潮也就自然的走向了消退。
可是消退并不意味着消亡，相反它仍广泛的影响着现代社会。冷战结束后，由于新老更替这一自然因素，“垮掉的一代”接替父辈成为社会主导将是一种必然。他们的父辈并不比他们更好，只是苏联的威胁没有使他们那么烂而已。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群体主义倾向，但神学被科学解构后的无道德化，却在“垮掉的一代”人身上最为显着。‘存在’与‘虚无’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后现代“哲学”，在客观上给无节制的放纵提供了某种冠冕堂皇的托词，这实际上催毁了人们的责任心，并最终导致了“自由”的滥用。
人们总是想获取更多的权利，却从不考虑为此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左派与女权主义者都对群体主义抱有某种热忱，“善大于合理性”导致她们极易感染极权病毒，确切的说她们本身就是扩散着的社会主义病毒。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曾主张：只有在破坏母性作用和取消家庭机制中才能实现女性的自由。她这种“超前”观点跟马克思的消灭家庭相当配套，这不免让我想到《完美世界》中的孵化人。
有趣的是女权主义者总是喜欢将责任混淆为对自由的限制，可是作为母亲生而不养那不是自由的体现，应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很难想象女权主义者的逻辑，但是可以肯定禽兽不如在她们看来等同于自由。难怪波伏娃会对极权中国赞赏有加，毛时代的禽兽不如确实挺符合她的“自由概念”。
“女权主义”在思想上跟“垮掉的一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的另种表现形式。她们更好的保留了他们在生活上的混乱与糜烂，她们同样没有责任心，同样蔑视道德并且目光短浅的鄙视秩序，两者都敌视经济自由所带来的个人自由。这些社会主义的同盟军表面上是要消除差异，实质上是在催毁文明。与社会习气成正比的是他们所施加的影响，以及掌控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
“政治正确”是其影响与政府扩大职权的一个结果，奥巴马的当选与连任则预示着这一倾向已达至顶峰。这个捧着“诺贝尔和平奖”的伪君子，除了热衷于把美国搞的内外交困，他几乎把精力全都用在了表演与自我陶醉上。在2016年即将卸任的最后时刻，出人意表的是他不失时机的“女权”秀。这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如果不看署名，与对米歇尔的可笑吹捧，你会怀疑这是摘自《第二性》与《性政治》的内容。
这个被“政治正确”抬上高位的黑人总统，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很难界定，但是他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一样，似乎存在着某种认知障碍，抑或故意指鹿为马。奥巴马所涉及的“问题”不过是在重复波伏娃的陈词滥调，其中的谬误开头早已谈到，所以没必要浪费笔墨再次提及。跟所有喜欢混淆视听的左派一样，奥巴马的手法虽然极为拙劣，可却颇具迷惑性，这是由于左派的不断鼓噪已使这种荒谬变为了一种“合理”。而此种观念的大行其道与人们的习以为常，表明了人们受其毒化的程度已何其深。对没有思辨能力的多数人而言，人们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已逐渐丧失了文明长久所建立起来的美德，以及对是非最起码的评判能力。#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左派们对自由社会的危害显然已占了上风，要不然就不可能有奥巴马的上位，与多数人对那些言论的熟视无睹。有学者说二十世纪是一个灾难的时代，可是我个人认为二十一世纪却没他们认为的那么乐观。一个时间概念上的时代可以终结，但却并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灾难或观念也会随之消逝。二十一世纪的不幸在于，它仍旧延续了上世纪的负面影响，却要承载人们的新希望（现阶段）。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更厌恶历史宿命论，可是如果一种荒谬的观念支配了人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很难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上个世纪末，极权主义国家纷纷土崩瓦解，现在就只剩那几位行将就木的在那里丢人现眼。暴力革命，社会改造虽然以惨败收场，可他们的理念却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至今还有蠢人赋予暴力革命以浪漫色彩。看来不去“古拉格”或“夹边沟”体验一下，他们恐怕很难改掉这犯贱的毛病。
列宁黑社会式的政党，以及暴力夺权的激烈手段早已被世人所唾弃，阶级对立的革命煽动性也已被自身的失败所否定。吊诡的是马尔托夫虽在1903年的党（社会民主工党）代会上，不敌列宁的路线斗争，并在1912年连同孟什维克一起被清洗出党，可他企图利用民主制的间接夺权手段，却无意间影响了现在的那些社会主义者，或许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但这不妨碍现实与其理念的高度一致，以及它对自由所产生的危害。
有人认为马尔托夫要优于列宁，而斯大林又逊于托洛斯基，在极权中国这种语境又变成了毛不如刘。我们不得不承认此种比较并非全无道理，但刨除个人性情上的差别，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分歧。这就好比在争论青椒炒鸡蛋，到底是先下青椒还是先放鸡蛋。极权主义不像威权政治，它不存在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在极权主义或执念宗教的面前，人们被允许的自由只有两种，那就是要么选择死亡，要么接受奴役。
现在的左派似乎已不再那么面目可憎，但细心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画皮之下的狰狞可怖仍能依稀可辨。与原来强调阶级对立不同的是，左派现在更喜欢滥用“自由”，并故意混淆概念使之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在花言巧语的包装下“自由”已成为了胡作非为的代名词，那么起规范作用的“道德”对它们而言就会是一种妨碍。将责任与强制混为一谈是左派们惯用的伎俩，其搬弄是非的水平可谓相当拙劣，批驳都不免让人提不起劲。可笑的是哲学的门槛现在已经低到了何种程度，就连萨特等一班江湖骗子竟也被囊括其中。他们的疯言疯语还有人去认真研究，真不知是可悲还是可叹。无怪乎他们能兴风作浪，世上无人也就只会使竖子成名。
这些人错误的主张对道德的约束力或规范性而言，显然有极为负面的影响。这危害到了自由，以及由此生长出的社会秩序。与它们鼓吹的目标相对立的是，他们不但不会增進自由，相反他们只会摧毁人们的公德心与对文明的责任感。古巴比伦曾盛极一时，其文明程度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为人所熟知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而其它的文明成果很可能对后来的希腊文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可不幸的是有悖于伦理道德的“圣妓制度”，却在“敬神”的幌子下摧毁了人们的责任心，并最终被自身的放纵送進了棺材。那些倾心于社会主义的左派，也正奔着这远大的目标做着不懈的努力。在左派这棵疯长的大树上面，“女权主义”不过是它藤蔓上所结的一个果子。形右实左的宗教至上、文化人种论调的各类畸形，已将其装点的硕果累累。可前者却最讨人嫌弃，因为鹦鹉学舌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主流左派装点门面的能力，并将反常识表现得最为露骨。
左派们的观点是女权主义者的行动指南，它们都有把“政治正确”的热脸，贴在执念宗教冷屁股上的共同习惯。要说站在最高点的左派，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比奥巴马更为露骨，更让人恶心的了。2009年它曾在开罗向狂暴的执念宗教道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文明世界曾对它们做过什么？难道让它们懂得如何掌握现代科技，如何用自动步枪去向“卡菲勒”们发动圣战，是西方对它们的伤害？还是不主动把脑袋伸出去让它们砍掉这很不清真？如果是的话，我们作为文明的一份子确实冒犯了它们。2012年的班加西事件，应该说是对这种善意最好的回应。
2015年12月2日，执念宗教徒赛义德.法鲁克与戴头巾的妻子，在加州圣贝纳迪诺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射杀了十四名正在开会的员工。据说杀人原因是有人不赞成它的信仰，这很清真，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佛教徒或一个基督教徒，会用杀人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不满。我想强调一点，它们的这种德性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冲动或偶发的，而是由来已久并有迹可循的。这种持续性的犯罪近一千四百年，难能可贵的是它从未间断。
2015年9月，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接收一万名叙利亚难民，可是让人奇怪的是，接收的时间却被安排在了它即将离任的2016年末尾。奥巴马有两个爸爸，而且都是执念宗教徒，其生父还兼具共产主义信仰。这帮炸弹对美国社会的潜在威胁，它比谁都清楚。就在潘多拉魔盒将要打开之际，好在川普出现把它及时挡了回去，要不然法国、德国开门揖盗的遍地开花也会在美国上演。
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执念宗教徒都是恐怖分子，但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执念宗教徒则是无疑。纳粹党员或共产党分子都曾犯下过反人类罪行，后者迄今仍没停止的迹象，难道我们能说它们中的所有人都参与了迫害？我们今天之所以唾弃它们，不是因为它们全体都参与了迫害，而是由于它们是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毛泽东能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需要有这么一个恶棍，但更需要有这么一个党，大胡子的小白帽亦是如此。
没有邪恶信仰作为指导思想，它们不可能如此长久的为祸人间。它们不是单一的或偶发的间歇性狂犬病，它们是在有意识的贯彻“圣行”。极权主义为恶尚且需要遮遮掩掩，而它们则以此为荣。公然挑战人类底线的行为之所以得逞，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强大，也不是因为它们人数众多，而是由于文明自身的绥靖给了邪恶以太多的空间。这些浑身长满刺的怪物，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彼此也无法拥抱。在它们的世界除了残忍，你几乎找不到一丝人性的闪光点。#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尚书》有言：天作孽有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文明之所以岌岌可危，邪恶之所以横行无忌，原因有于政府不断扩大职权，而政客或精英们的毫无责任心所致。如果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越是政府权力膨胀的福利国家，这种问题就愈严重。有人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富贵病，可我认为这不尽然。首先福利国家的平均主义扼杀了自身的经济活力，并随之摧毁了个人的独立性，政府替个人安排一切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个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但人们却会因此失去个体的自主性，并最终退化为仰仗政府的寄生虫。
而利用教育，并把持了传媒话语权的左派更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否定以经验为基础的已有价值观，但却无法创造出与生活相适应的一套新准则去替代她，那行无所依而民无措手足的社会群愚化将势在必行。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并非完全摒弃责任，而是将责任抽象化。比如“我们有责任给难民以幸福”“我们应该为了实现美好的目标而奋斗”，诸如此类的“责任”显然已到了个人无能力也不可能去承受的程度，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和稀泥。责任对我们个人而言必须是具体的，并且不能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要不然它只会是毫无意义的苛责。
现实往往比小说还要荒诞，由于左派们的玩弄，人们已经变得比乔治.奥威尔笔下，那只会重复“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绵羊还要可笑。跟《动物庄园》中的猪一样滑稽的是，左派们也强调所谓的平等，可结果却是“所有人一律平等，而有些人更加平等”。比如美国为了照顾弱势族群的高校配额，借口是为了文化多样性，但不看成绩看肤色本身就是在制造一种不平等。北平共伪政权的考试政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虽多被后人诟病（当然它确实存在问题），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却是能保障的。古人应很难想像写一百遍“黑命贵”，并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咄咄怪事会发生在自视甚高的现代人身上。或许抛弃公平公正的原则就是他们所谓的“進步”，如此我宁可原地踏步，也不愿迈出那怕是一厘米……
未完待续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写于2019年5月3日 夜
我本想用三篇文章扼要的讨论女权主义，可不涉及左派这一根源，那只会在紧凑中言不及义，因此我将《“女权主义”——一群走向癫狂的神经病》换成了上面的主题。我将尽力阐述我的观点，以及他们对自由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我自知学识浅薄，可断不会冷眼旁观。正文开始之前，我想对期待已久的朋友说声抱歉。生计所迫，闲瑕无多，也望多多海涵。
女权主义者无法理解什么是自重，更不懂得什么是自尊。她们荒诞的行为方式，以及不可理喻的变态追求，就如同古希腊的巴库斯崇拜，她们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都迷恋于无节制的放纵。这种具有宗教形式的酒神崇拜，在罗马它用一种超验性的蛊惑力摧毁了道德，而这虽不能说，由此导致了帝国的灭亡，但无疑给这一过程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
“女权主义”似乎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它不再以宗教面目示人，而是换了一副“自由”的面孔。她们的理论虽然幼稚可笑，但却有一定的蛊惑性，因为傻子的数量总是超过骗子，所以她们从不愁销路。有些女权者主张为了保持女人的自主性，她们应该做认同女人的女人，也就是说为了摆脱异性的影响，她们认为女人就应该成为一个同性恋。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性政治》这本烂书的作者凯特.米利特，在与日本丈夫离婚后，她就实现了女人的这种自主性。
更贴心的是福柯等人，为了让滥交看起来合理，它们创造出了一种酷儿理伦。这种后现代理念认为，人的性取向与性别认同都是后天形成的，并且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同性恋与异性恋，都不过是多元性行为的一种。而且酷儿理论还认为人有多重性别，除了生理，心理，还有我不知道的那里，现在总共被划分出了五十多种，立法通过的则有三十几种。
如果这种性别划分在社会中被应用，那就会是奥巴马所要推行的性别自认，男女同厕。这样的话色情狂们就有福了，如此女性将被置于何地？那人们跟不知廉耻的禽兽又有何不同呢？法国真可谓人杰地灵，自大革命至今，除了托克维尔与古斯塔夫.勒庞能拿得出手，剩下的几乎让你无言以对。
查理马特（锤子查理）在图尔战役力挽狂澜，阻止了执念宗教对欧洲的蹂躏，从而使基督教文明得以延续。可这么英明神武的人，却不曾想自己的子孙竟進化成了一帮锤子。
可这不妨碍人家领风气之先，最近法国政府又在学校与政府机构取消了父母称谓，并改为了中性的parent 1与 parent 2。女权主义者与多重性取向的同志们，这下应该高兴了，公母都不分了，性别压迫不也就不存在了！这一招太高明了，不愧是左派的领跑者。
可是我们要知道女权主义者，以及她们的那些同路人，可从来就没有见好就收的良好习惯。她们跟打肿脸充胖子的负责任大国完全一个德性，迁就换来的只能是胡搅蛮缠的变本加厉。君不见那些在文明世界百般挑剔的女权主义者，在沙特或伊朗是怎样的低眉顺眼。对四维缺廉少耻的人而言，尊重只会增加它对你的不屑。文明世界给予了女权主义者足够多的尊重，她们却报以口水回敬。被赋予“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自由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何会出现这种咄咄怪事？要想完全解答这个问题将会使本文格外冗长，而我浅薄的学识，紧凑的时间恐怕很难胜任，所以我将扼要的阐述我的观点。#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有一点似乎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深刻的影响了“女权主义”。在一战前后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因为苏俄被当时的西方国家视为蛇蝎，客观上说社会条件不具备也不允许。短暂和平过后，是更为惨烈的二战。可是在联合斯大林对抗希特勒的过程中，这种倾向也随之扩散开来，并且得到了某种加强。她们真正走上台面，并为之癫狂则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法国人在二战时的表现，用软蛋俩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当然人家也威风了一把，那就是战后对女同胞与德国人相好的大肆凌辱。怂包的爱国热情似乎只适用于和平年代，真不愧是浪漫的法国人。自拿破仑之后，法国人就成了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宝贝。但是人家有一门绝活，那就是随时给世界添堵。
一八八五年作为帝国主义的法国，虽然在镇南关连个老头都搞不定，但人家却从来不缺人才。比如对左派产生深远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卢梭，影响马克思的布朗基，这都属于法国特产。作为左派的生产批发基地，在战后的女权运动中又怎能缺少波伏娃这种标杆性的人物哪！
我们很难用左或右，好或坏的标准来给一个国家下定义，因为这很容易将人们置于国民性或素质论的误导中，所以我们应注重一种谬论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个别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在大革命后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群体主义”倾向，成了大部分法国知识人的流行病。
在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狂飙的时候，萨特就看出了她的实质。他说：“……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但接下来他却说：“每一个女性只要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在这种无休止的对抗中，除了能摧毁人们的是非心与对秩序的责任感，我很难想象人们会从中得到什么益处。
萨特似乎厌恶这“旧世界”的一切，可他却又不愿留在被他充分肯定的“新世界”。这个将哲学搞成一团浆糊的混蛋，认为世界是荒诞而没有意义的，那么在这个视他人为地狱的虚无中，秩序与文明又关他什么事儿？他怀疑构成文明的所有价值标准，但对极权主义的狂想却始终深信不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说的是主观上的感知，萨特却将它套在了客观存在的先后秩序上。我想萨特并没有理解错，因为这样可以给自己的理论做很好的垫脚石。萨特有才无德但绝顶聪明，遗憾的是“女权主义”的旗帜波伏娃，被人卖了竟还能以高傲的姿态帮人数钱，这也许是种自由，但对萨特而言却是一种实惠。#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在美国这群废柴的华丽登场，则要等到麦卡锡主义结束之后的六十年代。此时知识界的左倾从蛰伏状态中复苏，并对社会的新生代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蔑视传统，背弃道德成为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流。而反越战，嬉皮士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则无不带有明显的群体主义倾向。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越战结束与年龄的增长，这股叛逆思潮也就自然的走向了消退。
可是消退并不意味着消亡，相反它仍广泛的影响着现代社会。冷战结束后，由于新老更替这一自然因素，“垮掉的一代”接替父辈成为社会主导将是一种必然。他们的父辈并不比他们更好，只是苏联的威胁没有使他们那么烂而已。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群体主义倾向，但神学被科学解构后的无道德化，却在“垮掉的一代”人身上最为显着。‘存在’与‘虚无’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后现代“哲学”，在客观上给无节制的放纵提供了某种冠冕堂皇的托词，这实际上催毁了人们的责任心，并最终导致了“自由”的滥用。
人们总是想获取更多的权利，却从不考虑为此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左派与女权主义者都对群体主义抱有某种热忱，“善大于合理性”导致她们极易感染极权病毒，确切的说她们本身就是扩散着的社会主义病毒。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曾主张：只有在破坏母性作用和取消家庭机制中才能实现女性的自由。她这种“超前”观点跟马克思的消灭家庭相当配套，这不免让我想到《完美世界》中的孵化人。
有趣的是女权主义者总是喜欢将责任混淆为对自由的限制，可是作为母亲生而不养那不是自由的体现，应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很难想象女权主义者的逻辑，但是可以肯定禽兽不如在她们看来等同于自由。难怪波伏娃会对极权中国赞赏有加，毛时代的禽兽不如确实挺符合她的“自由概念”。
“女权主义”在思想上跟“垮掉的一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的另种表现形式。她们更好的保留了他们在生活上的混乱与糜烂，她们同样没有责任心，同样蔑视道德并且目光短浅的鄙视秩序，两者都敌视经济自由所带来的个人自由。这些社会主义的同盟军表面上是要消除差异，实质上是在催毁文明。与社会习气成正比的是他们所施加的影响，以及掌控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
“政治正确”是其影响与政府扩大职权的一个结果，奥巴马的当选与连任则预示着这一倾向已达至顶峰。这个捧着“诺贝尔和平奖”的伪君子，除了热衷于把美国搞的内外交困，他几乎把精力全都用在了表演与自我陶醉上。在2016年即将卸任的最后时刻，出人意表的是他不失时机的“女权”秀。这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如果不看署名，与对米歇尔的可笑吹捧，你会怀疑这是摘自《第二性》与《性政治》的内容。
这个被“政治正确”抬上高位的黑人总统，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很难界定，但是他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一样，似乎存在着某种认知障碍，抑或故意指鹿为马。奥巴马所涉及的“问题”不过是在重复波伏娃的陈词滥调，其中的谬误开头早已谈到，所以没必要浪费笔墨再次提及。跟所有喜欢混淆视听的左派一样，奥巴马的手法虽然极为拙劣，可却颇具迷惑性，这是由于左派的不断鼓噪已使这种荒谬变为了一种“合理”。而此种观念的大行其道与人们的习以为常，表明了人们受其毒化的程度已何其深。对没有思辨能力的多数人而言，人们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已逐渐丧失了文明长久所建立起来的美德，以及对是非最起码的评判能力。#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左派们对自由社会的危害显然已占了上风，要不然就不可能有奥巴马的上位，与多数人对那些言论的熟视无睹。有学者说二十世纪是一个灾难的时代，可是我个人认为二十一世纪却没他们认为的那么乐观。一个时间概念上的时代可以终结，但却并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灾难或观念也会随之消逝。二十一世纪的不幸在于，它仍旧延续了上世纪的负面影响，却要承载人们的新希望（现阶段）。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更厌恶历史宿命论，可是如果一种荒谬的观念支配了人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很难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上个世纪末，极权主义国家纷纷土崩瓦解，现在就只剩那几位行将就木的在那里丢人现眼。暴力革命，社会改造虽然以惨败收场，可他们的理念却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至今还有蠢人赋予暴力革命以浪漫色彩。看来不去“古拉格”或“夹边沟”体验一下，他们恐怕很难改掉这犯贱的毛病。
列宁黑社会式的政党，以及暴力夺权的激烈手段早已被世人所唾弃，阶级对立的革命煽动性也已被自身的失败所否定。吊诡的是马尔托夫虽在1903年的党（社会民主工党）代会上，不敌列宁的路线斗争，并在1912年连同孟什维克一起被清洗出党，可他企图利用民主制的间接夺权手段，却无意间影响了现在的那些社会主义者，或许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但这不妨碍现实与其理念的高度一致，以及它对自由所产生的危害。
有人认为马尔托夫要优于列宁，而斯大林又逊于托洛斯基，在极权中国这种语境又变成了毛不如刘。我们不得不承认此种比较并非全无道理，但刨除个人性情上的差别，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分歧。这就好比在争论青椒炒鸡蛋，到底是先下青椒还是先放鸡蛋。极权主义不像威权政治，它不存在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在极权主义或执念宗教的面前，人们被允许的自由只有两种，那就是要么选择死亡，要么接受奴役。
现在的左派似乎已不再那么面目可憎，但细心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画皮之下的狰狞可怖仍能依稀可辨。与原来强调阶级对立不同的是，左派现在更喜欢滥用“自由”，并故意混淆概念使之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在花言巧语的包装下“自由”已成为了胡作非为的代名词，那么起规范作用的“道德”对它们而言就会是一种妨碍。将责任与强制混为一谈是左派们惯用的伎俩，其搬弄是非的水平可谓相当拙劣，批驳都不免让人提不起劲。可笑的是哲学的门槛现在已经低到了何种程度，就连萨特等一班江湖骗子竟也被囊括其中。他们的疯言疯语还有人去认真研究，真不知是可悲还是可叹。无怪乎他们能兴风作浪，世上无人也就只会使竖子成名。
这些人错误的主张对道德的约束力或规范性而言，显然有极为负面的影响。这危害到了自由，以及由此生长出的社会秩序。与它们鼓吹的目标相对立的是，他们不但不会增進自由，相反他们只会摧毁人们的公德心与对文明的责任感。古巴比伦曾盛极一时，其文明程度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为人所熟知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而其它的文明成果很可能对后来的希腊文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可不幸的是有悖于伦理道德的“圣妓制度”，却在“敬神”的幌子下摧毁了人们的责任心，并最终被自身的放纵送進了棺材。那些倾心于社会主义的左派，也正奔着这远大的目标做着不懈的努力。在左派这棵疯长的大树上面，“女权主义”不过是它藤蔓上所结的一个果子。形右实左的宗教至上、文化人种论调的各类畸形，已将其装点的硕果累累。可前者却最讨人嫌弃，因为鹦鹉学舌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主流左派装点门面的能力，并将反常识表现得最为露骨。
左派们的观点是女权主义者的行动指南，它们都有把“政治正确”的热脸，贴在执念宗教冷屁股上的共同习惯。要说站在最高点的左派，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比奥巴马更为露骨，更让人恶心的了。2009年它曾在开罗向狂暴的执念宗教道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文明世界曾对它们做过什么？难道让它们懂得如何掌握现代科技，如何用自动步枪去向“卡菲勒”们发动圣战，是西方对它们的伤害？还是不主动把脑袋伸出去让它们砍掉这很不清真？如果是的话，我们作为文明的一份子确实冒犯了它们。2012年的班加西事件，应该说是对这种善意最好的回应。
2015年12月2日，执念宗教徒赛义德.法鲁克与戴头巾的妻子，在加州圣贝纳迪诺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射杀了十四名正在开会的员工。据说杀人原因是有人不赞成它的信仰，这很清真，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佛教徒或一个基督教徒，会用杀人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不满。我想强调一点，它们的这种德性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冲动或偶发的，而是由来已久并有迹可循的。这种持续性的犯罪近一千四百年，难能可贵的是它从未间断。
2015年9月，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接收一万名叙利亚难民，可是让人奇怪的是，接收的时间却被安排在了它即将离任的2016年末尾。奥巴马有两个爸爸，而且都是执念宗教徒，其生父还兼具共产主义信仰。这帮炸弹对美国社会的潜在威胁，它比谁都清楚。就在潘多拉魔盒将要打开之际，好在川普出现把它及时挡了回去，要不然法国、德国开门揖盗的遍地开花也会在美国上演。
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执念宗教徒都是恐怖分子，但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执念宗教徒则是无疑。纳粹党员或共产党分子都曾犯下过反人类罪行，后者迄今仍没停止的迹象，难道我们能说它们中的所有人都参与了迫害？我们今天之所以唾弃它们，不是因为它们全体都参与了迫害，而是由于它们是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毛泽东能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需要有这么一个恶棍，但更需要有这么一个党，大胡子的小白帽亦是如此。
没有邪恶信仰作为指导思想，它们不可能如此长久的为祸人间。它们不是单一的或偶发的间歇性狂犬病，它们是在有意识的贯彻“圣行”。极权主义为恶尚且需要遮遮掩掩，而它们则以此为荣。公然挑战人类底线的行为之所以得逞，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强大，也不是因为它们人数众多，而是由于文明自身的绥靖给了邪恶以太多的空间。这些浑身长满刺的怪物，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彼此也无法拥抱。在它们的世界除了残忍，你几乎找不到一丝人性的闪光点。#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尚书》有言：天作孽有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文明之所以岌岌可危，邪恶之所以横行无忌，原因有于政府不断扩大职权，而政客或精英们的毫无责任心所致。如果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越是政府权力膨胀的福利国家，这种问题就愈严重。有人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富贵病，可我认为这不尽然。首先福利国家的平均主义扼杀了自身的经济活力，并随之摧毁了个人的独立性，政府替个人安排一切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个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但人们却会因此失去个体的自主性，并最终退化为仰仗政府的寄生虫。
而利用教育，并把持了传媒话语权的左派更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否定以经验为基础的已有价值观，但却无法创造出与生活相适应的一套新准则去替代她，那行无所依而民无措手足的社会群愚化将势在必行。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并非完全摒弃责任，而是将责任抽象化。比如“我们有责任给难民以幸福”“我们应该为了实现美好的目标而奋斗”，诸如此类的“责任”显然已到了个人无能力也不可能去承受的程度，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和稀泥。责任对我们个人而言必须是具体的，并且不能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要不然它只会是毫无意义的苛责。
现实往往比小说还要荒诞，由于左派们的玩弄，人们已经变得比乔治.奥威尔笔下，那只会重复“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绵羊还要可笑。跟《动物庄园》中的猪一样滑稽的是，左派们也强调所谓的平等，可结果却是“所有人一律平等，而有些人更加平等”。比如美国为了照顾弱势族群的高校配额，借口是为了文化多样性，但不看成绩看肤色本身就是在制造一种不平等。北平共伪政权的考试政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虽多被后人诟病（当然它确实存在问题），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却是能保障的。古人应很难想像写一百遍“黑命贵”，并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咄咄怪事会发生在自视甚高的现代人身上。或许抛弃公平公正的原则就是他们所谓的“進步”，如此我宁可原地踏步，也不愿迈出那怕是一厘米……
未完待续
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段）
写于2019年5月3日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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