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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15日，我被押出牢房，方知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到大紅門南路47號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開庭。

審判長張存英宣讀證人證言：「文匯報駐京辦王捷南和唐增元說，每次都是俞梅蓀主動把文件送來，要我們複印，並支付500元資料費，有公款開支的賬單為證據。」

所謂證人的栽贓陷害使我震驚和憤怒。我抗議道：「他們是盜印文件的作案人，我是失竊人，錢是王捷南先前托我辦事的花費而還給我並約稿的，與看文件無關。」我要求與所謂證人當面對質，被拒絕。

江平律師辯護：我看到俞梅蓀在這裏受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中南海工作十年，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常常廢寢忘食，是有名的「工作狂」，表現非常好。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省部級機密文件）曾多次介紹他關於依法進行經濟治理整頓的觀點，習仲勛常務副委員長曾作批示高度評價並單獨接見熱情鼓勵。與他相識的同事、領導都有共識，眾口皆碑。他發表不少論文，多次獲獎，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做出不少貢獻，這是有目共睹的。

江平：《文匯報》作為黨的全國性大報社，王捷南是上海黨組織派駐北京的首席記者，經常到中南海採訪國務院領導人而了解中央精神，採訪黨代會、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他所了解掌握的都是中央的相關內部情況，再根據宣傳口徑，加以報道。俞梅蓀作為顧明的秘書，指導黨報搞好政策和法治宣傳是其工作職責。

江平：俞梅蓀主觀上不存在泄密的故意，動機是好的。王捷南以請求對《文匯報》給予支持，準確把握中央精神，搞好宣傳報道為由，多次向俞求援。兩人並非私交密友，只是工作關係。錢是王托俞辦事的，與看文件無關。俞工作疏忽，文件被其偷印，依照《刑法》第186條和《保密法》有關規定，他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證人證言和書證均有問題，根本站不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