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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許家屯　
　　　　　　　第十四章　　　　六四風雲愛國怒潮　
　△　　　　　　　將香港攝制學運錄像傳送趙紫陽　

　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牆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寫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運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來風嘯滿樓之勢。我在香港也強烈地感覺到，一場攻治風波即將來臨。我要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門收集，並整理香港社會和國際反應，開始探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國務院提供外界的信息，給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時，能注意外面的反應。 (64memo祖國萬歲-2004)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頭，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並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沒有一個人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幾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情況，大家都讓為這樣處理不當，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長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幾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有什麼可怕！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怕見群眾，怕見學生呢？對於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為然。 (64memo中華富強´89)

　　北京學生從遊行請願，發展到天安門靜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話，都沒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時適當的處理，形勢發展日趨嚴重，外界反應強烈不滿。我憂心如焚，專門將香港記者在北京錄攝，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運情況的錄像，以及香港傳播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趙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早日妥善處理。趙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表示，比他在北京當地了解的情況要多，要求陸續給他送去。　（頁一一八） (64memo


四月廿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鮮平壤訪問。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北京學運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謊報事實，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畫，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門爭」，定性為「動亂」。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見了楊尚昆，李鵬兩人，鄧聽取匯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64memo祖國萬歲-89)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後，連夜就通知北京市黨政機關傳遞鄧小平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並發電報通知各省市黨委。他並要求胡啟立組織人民日報撰寫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斗爭。 (64memo.com/89)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對頭。當時分折，確實有少數外國勢力、反共勢力介入學運，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運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把整個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把問題看嚴重了，對廣大學生和市民來講，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實際情況，也是極不策略的。

　　社論發表後，激起廣大幹部、群眾強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遊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嚴令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遊行時，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幹部群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學生運動矛頭主要對著李鵬的，社論發振後，情況就變了，開始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幹子弟中傳出，「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運動的「升級」迫使袁木、陳希同等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他們堅持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僵硬態度，不僅未能使學運絲毫趨向緩和，反似火上加油。 (64memo反貪倡廉-89)

　　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學生始絕食請願，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全國都沸騰了，嘩然了，不時傳出有學生不支暈倒送醫院的消息，絕食的學生還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嚴峻的形勢，才逼使李鵬出面，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異】。在電視實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點共產黨作群眾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學生代表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說過同學是在搞動亂。」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願要求，不願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還表示，他會在適當時候說自己看法，實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運動的「定性」。對絕食學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脅，態度惡劣，令人實難忍受。我與新華社內一些同仁看後，反感異常，認為共產黨相信依靠群眾的傳統，給李鵬全部丟光了。他不出來對話還罷，出來對話後，形勢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64memo.com/89)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嚴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勢更大的反抗活動，形勢更加嚴重。北京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撤消戒嚴令，「李鵬下台」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人打著棋幅參加了，聲勢空前。　（頁一一九）

　　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產黨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捲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機、小販都有。有幾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參加了百萬人大遊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捲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64memo.com-2004)

　　新華社內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份，在香港新華社和中資機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不久，新華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黨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我講：「不要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幾乎全部部長、副部長都巳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幹部，不僅去參加遊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遊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遊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不參加，就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系。後來，發展到遊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Memoir Tiananmen-2004)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大公報等，我們也採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導，沒有加以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五月廿日，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准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64memo中華富強 / 2004)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覆北京：香港不同於內地，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遊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復雜。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台風侵襲，掛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靜坐，請願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的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號，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頁一二零） (六四檔案 / 89)


捲入核心之爭　　△
　　　　　　　　趙紫陽後悔人民日報刊四﹒二六社論
　　　　　　　　擬請楊尚昆游說鄧小平改變學運定性

　　八九年四月卅日，趙紫陽從平壤訪問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並把香港傳媒界反映這次北京學潮的許多材料、錄像帶，帶去北京給趙紫陽。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他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

　　他一問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這是愛國的運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幹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後的主管人員，這些人改革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員，不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入、參與，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為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鄧小平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64檔案 / 89)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絕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的危機。這幾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願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了給我，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願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求廉政，反對貪污，反對『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備向常委建議，採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持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幹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幾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幹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准備寫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游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學生團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近】。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 (64檔案´89)

　　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裡去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准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裏面，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頁一二一）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託。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約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裡見了面，我把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贊許【同】。趙紫陽這個講話中，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這是一場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的說法，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遊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他還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話，來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64memo.com-2004)

　　後來，我知道，趙紫陽的講話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的秘書鮑肜起草的。常委討論時，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趙解釋了一下，表示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異】」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 (64memo.com´89)

　　與楊尚昆談話後，我打電話告訴趙紫陽，他又約我當面細談了我同楊尚昆談話的情況。趙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談過了。但是他沒有講效果如何。

　　當時趙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亞銀官員的講話，黨內反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趙紫陽對當時的形勢估計都過於樂觀。趙當時對我講：「看來，這次學生運動還可能推動改革。」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於處理學生運動的基本方針（沒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並討論了香港、澳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趙紫陽在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共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趙紫楊的談話內容。 (64memo.com/89)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幾天，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備幾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部份工作人員，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曉時，幾個人扶一或抬一個，把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場，進行對話活動【異】。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無能為力了。 (六四檔案 - 1989)

　　五月十五日，蘇共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志著中蘇兩黨關系實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系的恢復，我們兩黨關系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著趙紫陽又講：「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64memo.com / 89)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幾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同】。 (64memo.com-2004)

　　果然，不出預料，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仍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凌晨，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異】，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並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64檔案-89)

　　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為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　（頁一二二）

捲入核心之爭(2)　　△
　　　　　　　　李鵬下達三條指示　照傳達但保留
　　　　　　　　北京開槍共黨變了　下決心要退休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於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徊異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的公安警察巳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煩，下飛後偽裝稱是醫生【近】。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干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幹部會議，心裏已有準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64memo中華富強´89)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裡見我。

　　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巳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幾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幾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那幾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巳停職。小平同志講，巳經沒有路可退了，才採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64memo.com´89)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響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並說：「幾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復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特別關心中銀擠兌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系？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誇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凶，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氣慨。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無趣而退。 (六四檔案 - 2004)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內地不一樣，處理方法也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問題。前文巳述，我這是受海南省書記許士傑之託，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能盡快批淮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復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那一套，推託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64檔案 / 89)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幹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並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並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裡是北京首先開槍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的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不幹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幹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盡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製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並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64memo祖國萬歲´89)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趙聽了後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頁一二三）

人心大變化　　△
　　　　　　　　今日北京明日香港??道出香港心態
　　　　　　　　爭取人心遭到打擊??地位空前孤立

　　「六四」，中國共產黨向人民開槍，群眾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愈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引起市民共鳴。「黑色」大靜坐，「黑色」聲討會，從各種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以至上百萬人的大集會、大遊行，牽動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歷來對政治的冷漠，幾近瘋狂地參加運動。過去，「國際歌」、「國歌」為共產黨、大陸人所唱的歌，現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風彩」竟成了香港當時眾人唱的流行歌曲。這種借歌發揮的心態，真使人啼笑皆非。 (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受這個運動影響的人數實際還遠超過參加遊行集會的人數，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華分社、左派團體內部的當地員工，幾乎都參加了活動。我們的基本群眾：愛國學生、工人、共產黨員，包括一些老共產黨員，相當多數都參加了這一活動。右派勢力也舉著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公開參加遊行。從大資產階級到勞動群眾，政治上各種傾向的人士，甚至少數外籍人士，都參加了活動，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一種現象：誰不參加這種活動，誰就受孤立、受歧視。 (64memo.com´89)

　　實際上，香港這一活動具有兩面性。一面是廣大群眾表達了空前對中國愛護的熱情，希望國家進一步改革、進步，支持學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愛國運動。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不信任和反對，以及不滿共產黨鎮壓學生，反改革，反進步的做法。

　　當然，不排除一些對中國共產黨采敵視態度，企望社會主義中國垮台的勢力從中起影響的一面。但應該講，這不是主要的。

　　因為各種勢力、各界人士都參加了運動，形成一個愛國的、反對北京當局錯誤政策的統一戰線，人心起了大變化，使得我們在香港多年爭取人心的工作，亦即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仗我們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地位。????　（頁一二四）

人心大變化(2)　　△
　　　　　中銀爆發擠兌???三天內提走百七十億港幣
　　　　　悼六四死難者???黃文放率新華社員工祭靈

　　「六四」北京開槍後，香港市民一直處在激憤之中，不少市民以罷工、罷課、罷市，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股市下跌一千點，市值損失二千億港幣﹔地產物業的市值至少也下跌二千億港幣。也就是說，僅是股市和地產，巳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市民在政治上的義憤無處發泄，就湧向中國銀行擠兌，三天之內提走一百七十億港幣，來勢異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學一批青年學生，擁護毛澤東思想，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被稱為國粹派。現在，這批青年多巳成為香港社會的精英，有的在外國銀行香港分行任總裁、經理，有的任職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他們中一些人聚會，多數人憤慨地主張，乘擠兌中國銀行之機，把中國銀行搞垮。這說明什麼呢？一度他們是香港最愛國、最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竟然發生了這樣激烈的變化！ (64memo.com´89)

　　當然，擠兌風潮對香港金融有破壞作用，受損害的，最終還是香港市民。工委經過討論，由中國銀行向港英政府和匯豐銀行緊急交涉。他們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發表聲明，匯豐也准備調集一些資金支援。當然，中國銀行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調度，大陸總行也調來資金支援，盡快平息了擠兌風潮。

　　六四後，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國領事館外大排長龍申請移民，不少內地的外派幹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開在領事館外排隊等候。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外逃的消息，也不時傳來。

　　香港的公司企業遷冊風潮又起。連一向表示不移民、不遷冊的李嘉誠，也改口聲稱，是否遷冊，由董事會決定。

　　六四之前，新華分社門庭若市，就是請願遊行期間，接觸面也很廣。「開槍」之後，一下子冷清下來。很多一向同中國關系較好的人士，都開始疏遠﹔連平時和中方關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見面了，他們也要同北京方面劃清界限，保持距離。一些商人紛紛停止與國內的生意，甚至把辦事機構從內地撤回。

　　六四後，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學運的團體，在新華分社大樓的對面設靈堂，祭悼六四死難者。行人經過，都參加弔唁致敬。鄭華很緊張地告訴我，黃文放帶頭搞了橫幅，准備率領社內一些幹部和工作人員去靈堂祭靈。黃文放是對台工作部部長，前次部長們的簽名，也是他帶頭的。鄭華告訴我，他們對黃文放做工作，勸阻無效。鄭華要我出面再做做黃文放的工作，他去勸阻群眾。我簽應了。我把工委的意見告訴了黃文放，希望他不要帶頭，自己也不要參加祭悼活動。黃文放不置一詞，轉身依然率領香港本地員工，打著橫幅，走出新華社大門，在對面靈堂前做了祭悼活動。鄭華的勸阻工作，只在少數內地來的員工身上產生效果，他們沒有參加祭悼。 (六四檔案-2004)

　　四個月來，新華分社大樓，以及對街體育館的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大字報和漫畫。「六四」一個多月後，我們徵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備由新華分社員工自己動手洗刷乾淨。由於貼大字報所用的膠水，洗不掉，行政處就請中資機構下屬的清潔公司幫助清洗，當然也是要給錢的。但是「左派」機構的清潔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華分社大樓驚壁上的大字報，堅決不肯接受。 (64memo中華富強 / 89)

　　圍棋國手聶衛平要去東南亞參加圍棋比賽，途經香港，與他同行的還有浙江省的撟牌隊。我邀請他們在新華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約他們下什四點鐘就到，因為我也喜歡下圍棋，想藉機向聶衛平討教。聶衛平和其他人下午四點多就到了，撟牌隊的隊長需在九龍辦一點事，會晚一點來。我們一面談話，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點，他才到。問他為什麼這麼遲？他講，在九龍叫「的士」（出租汽車），的士司機聽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華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車而去，不肯載他，連叫四輛的士都如此。 (64memo.com/2004)

　　後來，他只好請一個過路人幫他叫車，只講地址，不講是新華分社的地方，這才找到一輛車載他前來。我和聶衛平聽後都十分震動，沒想到，連的士司機這樣的基本群眾，對我們都持這種態度。

　　六四後，為爭取港人恢復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領導班子的政策，我積極徵求港方中國上層一些肯接近我們的人士，鼓勵他們訪問北京。包玉剛、李嘉誠同意去北京，但只見鄧小平。我同意為他們安排，包、李也先後見到鄧小平。他們回來後都和我聚會，談了會見情況。包玉剛談及鄧小平對英國政府持強硬對強硬的態度﹔李嘉誠則語焉不詳地表達了他的憂慮：「如鄧先生而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鄧先生而言」，是和包玉剛講的同一內容。 (64memo.com - 1989)

　　其他先後有幾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條件是只見江澤民，不見李鵬。我也答應，做了安排。他們見到了江澤民。也有人同意見江也見李，但要求見李不公開，不發新聞。我同樣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羅德丞沒有拒絕，他見了李鵬，做了公開報導。

　　大多數去北京訪問過的，不管見了誰，回港和我談及感想，都異口同聲說「北京領導人不了解香港情況」，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說，「他們（指會見的領導人）把香港當敵人看待。」我不便細問，也就很難對這些人做解釋。

　　後來李後給我打電話說，江澤民不願意再單獨見什麼人，理由是如果他們不願見李鵬，他一個人不方便單獨接見。這樣，約好的幾批人士，便遲遲不能成行，又不便將江澤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給他們，只好藉辭拖過去。我深感香港人心變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香港工作實在難做了。　　（頁一二五）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社

那段歷史的當事人的話要聽一下！

這個許某學習三十六計學得不錯，一早就把兒女安排出國，勢頭不對就開溜，

「六四」后許家屯為何非走不可？


請看博訊熱點：六四
(博訊北京時間2008年6月11日 轉載)

來源：亞洲周刊
紀碩鳴／許家屯說，他看到支持趙紫陽的前深圳市委書記梁湘在六四后被撤職軟禁，加上北京已開始查他，於是在九零年四月短短數天內，求助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取得美國簽證，並聯絡星雲法師，直飛美國。 (博訊 boxun.com)


受 累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共前高官許家屯出走美國，並非蓄意已久，而是臨時決定，走得很倉促。在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許家屯表示，當年離開中國，目 的就是為了有機會可以再回去，「如果我不走，可能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許家屯更表示，在他之前，海南省前省長梁湘和省委書記許士傑被誘騙進京遭關押，就 是前車之鑒。

許家屯和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關係良好，許家屯很自豪地說，兩人「不僅屬同輩，而且認識上、思想上都一致」。 但「六四」以後，趙紫陽下台，北京開始搞治理整頓。有些人對許家屯的態度也變了，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堙A許家屯至少得到了十多個對他不利的消息。他曾經 寫了一篇《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文章，刊登在《求是》創刊號上，中南海要組織一些批判文章；大亞灣核電站興建事件，稍遇示威，即想遷核電廠，違背了鄧小平 的指示；有港人提出以一百億港幣，向中國政府租借香港，自治十年，許家屯如實彙報，被指出賣香港等等。

許家屯表示：「當 時我就知道了，另外調動我的工作，要我退休，動作很大，是乘楊尚昆出國訪問，在北京突擊開會，宣布我退休，新華社正副社長都去了，北京的外交部港澳辦負責 人，大大小小參加了二十多個人，宣布我退休。」事後，北京在報紙上公布：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免去許家屯的職務，由周南接任。許家屯認為，這個宣布不 僅奇特，超越常規，而且是非法的。說是「免去」職務，而不是如宣布的「退休」，當時說「免去」是很不常見的，人大常委會又沒有開會啊！

那時，許家屯還兼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在離開香港前，還要到北京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在北京，許家屯向組織部長宋平提出，希望退休之後可以留在深圳，繼續研究港澳情況，周南跟北京反映，他不同意，許最後要求還是回江蘇，宋平同意了。

在 北京開會時，就有人告訴許家屯，說周南組織了一個「審查許家屯專案小組」，新任新華社社長周南是組長，新華社副社長鄭華是副組長，主要審查許家屯的人財 物。對這個「審查小組」許家屯當時半信半疑。九零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深圳，就有人告訴許家屯說：「周南小組的調查報告寫好，並已經送到北京去了。」得到這 個消息，許家屯大吃一驚：這麽快啊！

他告訴亞洲周刊：「管我的專案小組，按照共產黨規定，要經過中央常委決定，或者是總 書記決定才能成立。所以，背後的勢力很明顯，這不是周南的動作，周南只不過是一個馬前卒。」聯想到，在香港召開各界歡迎周南的大會上，許家屯主持會議，周 南?字不提許家屯；事後，周南又派人把許家屯開到深圳的中港兩地牌照的汽車收回；同時宣布周南赴任到許家屯離開回江蘇之間的三個月過渡的工資不發了；還派 人檢查並拿走了一批許家屯私人保管的文件。許家屯認為這都非常反常，不是對待一個同志的做法了。

許家屯遵循「大杖則走，小杖則守」的原則，他選擇了離開。因為有處理海南省長梁湘?例在。「他們對梁湘的處理，我感覺很寒心，不是一種正派的做法，不是按照黨的組織允許的做法。」許家屯清楚梁湘如何被整，不免興起兔死狐悲之嘆。

一 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深圳改革名將梁湘已是海南省省長，他只是希望和平處理天安門事件，在海南省給中共中央寫的一封信上，他見省委書記許士傑簽 了名，他也簽名了。治理整頓中，中央派監察部部長尉建行到海南檢查所謂梁湘的問題，到海南調查了大概幾十天，尉建行回北京彙報。臨走的時候，他跟海南省一 個負責人講：「我回去交不了差。」

調查梁湘，卻沒有查出什麽問題，這位幹部是梁湘從深圳帶到海南，與梁湘私交很好，他看 了報告，也把報告給許家屯看了。許家屯說，一共查出梁湘的「問題」有三個：一是梁湘出國在香港做了西裝，是公家給的錢，按規定西裝可以做一套，他多做了一 套；第二，梁湘兒子在香港搞了一個公司，是海南特區的一個貿易公司，他是個副總經理，從海南帶了若干金條到香港，他沒有說明是貪污了呢，還是替公司帶的， 很含糊；第三個問題是梁湘老婆在海南的一個房地產公司做經理，這個房地產公司捐了八十萬人民幣，八十萬是私人捐的，還是公司捐的，不清楚。「就以這麽三個 問題，抓人了。」

北京後來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要梁湘和省委書記許士傑一齊到北京開會，討論洋浦開發區的問題。許家 屯也是洋浦開發區的參与者，當年他向鄧小平和中央建議，用香港的經驗、人才和資金去開發大陸，特別是建議海南建省，建立特區，鄧小平就批給總理李鵬，要他 落實，所以梁湘聘許家屯做顧問。

來源：亞洲周刊


海南建省一開始，就要搞一個洋浦開發區，李鵬遲遲不批准，不同意搞。為此，許家屯以顧問的名義 為了洋浦開發區，三次找李鵬請求他批准。許家屯說：「當時香港有一個商人要參与搞這個開發區，李鵬說這個人財力不夠，不可靠。所以這次派專機邀他們兩個人 開會，兩個人高興。」一下飛機，中央辦公廳警衛組就派人把梁湘單獨軟禁起來，連秘書都不帶，許士傑被接入京西賓館。許家屯感嘆道，用這樣的辦法把一個高級 幹部騙去：「我感覺對梁湘都如此，對我還不知怎樣，如果我不走，連辯論的機會都沒有，可能比梁湘更慘。就這樣，下決心出來，很倉促的。」

下 決心走，許家屯也沒告訴身在南京的老伴，他讓二兒子找已從《文匯報》退下來的金堯如，請他搞赴美簽證、找星雲和尚。台灣的星雲和尚第一次訪問大陸時，路經 香港，許家屯招待了他。星雲也是江蘇人，兩人認了老鄉。星雲從大陸返回后寫信感謝許家屯的招待，並告訴許家屯，什麽時候訪問西來寺，他都歡迎。所以許家屯 萌生先到星雲那兒暫時避住的念頭。

據許家屯表示，金堯如到美國總領事館，總領事館官員開始還不相信這是事實，他們將信將疑，表示要請示。時間緊迫，許家屯原來的設想是四月二十二號找到金堯如，他當天找了星雲。二十三日到美國總領事館辦簽證，要求可以讓許家屯四月二十五日就能走。許家屯怕夜長夢多。

美國總領事館經請示，一直搞到四月底。許家屯是四月三十號到香港的，為掩人耳目，他特地經羅湖在上水下車，有人接車到香港。這一晚，許家屯就住在金堯如家；乘五月一日的飛機離開香港飛往美國后直奔西來寺。

到 了美國，許家屯才知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四月三十日當天上午向深圳市委發了一個電報，內容是：要深圳市委派一個負責人去找許家屯，第二天要深圳派員陪同去 北京開會。深圳市委決定由副書記秦文俊親自將通知送給許家屯，但因為他要開「五一」紀念會。秦文俊開完會到深圳貝居嶺許的居所去找他，他約八點多九點到， 許已在八點鐘離開，前後相差不到一個小時。

走前一晚，許家屯已擬了一封給鄧小平、楊尚昆及黨中央的信，信中說：我同中央 常委有些人意見不合，他們對我可能有些動作，我需要暫時避一避。許家屯說，我是外出旅遊休息，並向他們作出「四不」保證：不搞政治庇護；不輕易見記者；不 撰寫文章；不泄露黨和國家機密，希望鄧、楊見諒，並希望不要搞家屬，只要相安無事，定會堅持這幾條。信由許的兒子代交給新華社香港分社轉黨中央。

許 家屯在主政新華社香港分社時，對他在香港的「大胆妄為」，自我一套的做法，外交部和港澳辦的某些領導早就不滿。許家屯向亞洲周刊表示，早於一九八四年夏 天，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有人要在全國發關於港澳工作的通報，「表面上不是針對我的，實際是把矛頭對著我」。時任港澳辦主任的姬鵬飛在前一天把通報 給許家屯看，徵求意見。

許看完打電話給姬鵬飛，說：「我對這個通報有意見，明天在中央會議上讓我提出來嗎？」姬鵬飛當時 沒有給予答覆，晚上打電話來說，他跟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商量過了，不成熟、不討論了。「第二天開會就沒有討論，實際上要發一個批評我的通報。」現在想來， 許家屯還有些不平。

一九八五年，港澳辦、外交部、國務院外事領導小組的主要幹部指定香港港澳工委三個領導人出席，許家屯 一個，兩個副書記，包括李儲文和鄭華，開談心會，開三天。許家屯表示：「我也不知道，毫無思想準備，開會時要我先發言。我說我不知道要談什麽，還是你們先 談。」港澳辦副秘書長魯平先發言，然後是港澳辦秘書長李后、外交部副部長周南，三個人發言都是批評。

第二天，李儲文和鄭 華髮言，許家屯說：「李儲文同他們一個調，鄭華也批評我，但替我解釋的多，其他人就不發言了。」到下午，姬鵬飛發言，講了十多分鐘。「我開始還以為他們做 具體工作的同志有意見，不滿意，待姬鵬飛做結論了，給我的帽子是犯了左的錯誤，不是右。」例舉有一次參觀九龍城，那＿?酗@個左派自治組織，他們表示，大 陸來的人沒有身份，住在九龍城，擔心回歸后被趕回大陸。許家屯就講了幾句安定的話，指「只要支持香港回歸，只要愛國，可以不回去」。

結 果引發軒然大波，評論者林行止批評「這是君令，君令香港」。本來不大管的港府也派人到九龍城，去幫助解決水電問題。港澳辦就發許家屯的通報，沒有請示，闖 禍了，「左了」，姬鵬飛下了結論。許家屯本來答應第三天談談，但有人告訴許家屯，會議發的不是簡報，是詳報，好幾千字的紀錄，在副總理以上的都發了，一直 發到鄧小平。許家屯心想，沒有辦法檢討，我沒有錯。「我開口講話，對他們所講的一一批駁。李后在會上嘀咕：一點都不檢討。」

晚 上打定主意，第三天一早開會，許家屯就說不準備講了，「今後我大事請示，小事沒有辦法事事都請示，大事你怎麽講我照辦。我把臉拉下來了，表了態，他們面面 相覷。」第四天許家屯去姬鵬飛那兒，「我想問我是回香港，還是移交工作」。姬鵬飛對他說：「紫陽同志讓你去。」到了趙紫陽辦公室，趙問：「你們的會開得怎 麽樣？」

許說：「當時我回答說，我沒有思想準備，談心會變成批鬥會，他說小平同志講了，你還工作一段。我說，這個情況我 怎麽工作呢，小平同志既然這麽說了，我工作到十二屆五次會議召開，我請中央考慮讓我下來。」這時距五次會議召開僅幾天，趙紫陽一愣，說：「你們這樣子怎麽 合作下去，鵬飛同志和你在華東時不是老同事嗎，怎麽會搞得這樣呢？」許家屯當時沒出聲，他說：「我沒法回答他，不好說，我知道他們對我不滿意，想整我已經 不是一天二天了。」

許家屯強調，不管怎麽整，出走美國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_(網文轉載) (博訊 boxun.com)

很想看看，知道點啥事情

64：痛心疾首 中共港媒總管金堯如退黨披露秘辛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阿波羅新聞網2007-06-06訊】

內容摘要
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統領中共媒體
3. 被中共軟體: 因49年前在台灣的諜報工作
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5、統戰的講究(關於說動張國濤會大陸)
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
8. 64后 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
9、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阿波羅編者按：

8964之後，海外一大批包括特工，外交人員在內的中共黨員與中共決裂公開聲明退黨。中共香港第一黨報《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是這次退黨大潮中的代表人物。金堯如先生是中共資深特工人員，一生經歷奇特。

人稱金老總的金堯如是浙江紹興人，1923年出生，先後負責領導和組織推翻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大陸學生運動和台灣地下黨運作。一九四八年，金堯如從台灣轉到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員工，五十年代初，他開始擔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和統戰工作。文革期間，金堯如曾被中共召回廣州關押近兩年，以及勞改三年半。直到文革結束，中共才將他調回香港復職《文匯報》。一九八九年，因不滿中共鎮壓學生運動，他主導《文匯報》的社論「開天窗」，印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其後還宣告退出共產黨，移居美國，但他仍經常發表文章，呼籲中共當局推行政治改革，倡導民主自由。金堯如於二零零四年初病逝，終年八十二歲。

大紀元記者郭若、鹿青霜根據採訪錄音整理如下，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在香港，當時中國新華社、香港、美國，還有其他海外的電視轉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輿論對民運很不利，叫學生不要破壞社會治安。當時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有的躺在帳篷里絕食。5月17日那天，已經後半夜了，趙紫陽到了天安門，對學生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今後的世界靠你們年輕人，中國是你們的。我希望你們今天到此為止，快點，越快越好，回到家裡去，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將來建設更好的中國。」我一聽，啊呀，趙紫陽這麼說，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動了，事態一定很嚴重了。他是希望把學生保存下來，因為將來的中國需要他們。後來報紙說趙紫陽回到家裡就辭職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時間我們在香港的報紙上也是一方面為趙紫陽講話，一方面儘力支持，保護學生。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希望學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籲政府不要採取任何暴力行動。我每天看電視。六四那天晚上，從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從北京六部口嘩嘩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喊：「解放軍同志啊，不要去啊，他們都是學生啊，你們不要去打！」坦克車上的解放軍就朝著他們開槍。砰一槍，一個人倒了；又一槍，又一個人倒了。

那時候，北京大馬路旁邊有很多人在騎著單車往西走，四五輛一排，四五輛一排，不知道他們是給學生送東西吃還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產黨的軍隊看到他們就噠噠噠噠地向他們開槍，一排排的人就那麼倒下，四五個，四五個就在街上摞起來，就死在那裡了。後來看到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派了幾個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灣的侯德建）跟解放軍談判。這談判很好。後來看到有人把屍體抬走，撤退開始了。看到大批學生在撤退，在逃，後面跟著解放軍，有騎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見解放軍從坦克上向帳篷開槍掃射，帳篷紛紛倒下，裏面有沒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說。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樣做還得了！這是誰的軍隊啊？這是誰的人民啊？！當時我女兒也在旁邊看，她問：「爸爸，你看，共產黨的軍隊就這麼開槍打老百姓！爸爸你還要這個黨啊？」我對女兒說，「好，爸爸退黨！」於是我就退出了這個黨。我為什麼下這個決心呢？很多人以為我僅僅是因為六四。我講這些是要說明我退黨不是六四之後一朝一夕的決定，實際上從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開始，我對共產黨是越來越懷疑，越來越不滿的。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管中資媒體

四九年全國將解放的時候，黨組織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說我又不是廣東人，全國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當時我的直接領導是喬冠華，喬託人給我帶口信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周恩來反映，總理說不行，不能都撤回來。要我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落地生根，為黨所用。

於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負責新聞界工作，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香港商報，搞統戰工作。也因為這樣，我看到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客觀。五一，五二年全國土改，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廣東的情況我清楚。鄉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關的關，殺的殺。香港有多半的人來自廣東，聽到這些消息心裏很不服。那段時間我曾經到過北京，有機會跟廖承志聊過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辦事處的，他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他說他知道情況。那些所謂的地主，很多就是廣東的農民，家裡沒有飯吃，沒有田，過不下去了。帶著一兩個銀圓，拎一個包包，也就是幾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後一般就在地窖裏面乾洗衣的行業，掙到的錢不買東西吃的，吃的東西都是在美國人家裡的垃圾桶里找。一個月積下二十來塊美金統統寄回去，托那裡的親戚朋友買幾畝地，買個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們沒有剝削窮人，現在一下子都把他們當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這樣打人，殺人是犯法的。那時候我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幾歲，廖承志四十幾歲。廖前輩的支持對我很有幫助。我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地主跟農民的關係，是農業社會裡必然的一種生產關係。那個時候以農業為主，沒有這種關係，誰都沒飯吃。有人貧，有人富，那是當時的制度決定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把地主都幹掉，地主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類，黑七類了。從那時候我的心裏已經有疑問了。

五二年開始正反肅反運動，搞了三年，把國民黨的殘餘部隊都肅清了。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是為了顛覆人民政府。要他們交代，也是關的關，槍斃的槍斃。裏面有很多是當初要我們勸他們回去的，怎麼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呢？怎麼能算舊帳呢？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那是反資產階級的。臨解放時很多富裕的資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澤東命令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參加聯合政府。把錢帶回來重新開業。政府要誠心誠意地和他們合作，建設新民主主義。那時我就是這麼做的，動員了很多資本家回國。

別的地方我不說，就說上海，這些資本家回國三五年後，上海的經濟恢復了，政府就開始對付他們了，說他們行賄，偷稅漏稅，於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的資本家只好把家產全部拿出來，政府把他們的資本當成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息（比如象對待容毅仁），那是客氣的，其實公司合營兩三年後國家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了。不客氣的就把那些企業整個拿過來了，資本家都被拉去遊街了。我當時想，叫我們動員他們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們殺掉，那我們怎麼做啊？之後就是大躍進，那就不用說了。

3、因在台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軟禁

六八年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到廣州開會，說討論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看香港應如何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天的會議之後，廣東組織會議的一個負責人對我說，要照顧我，送我去住旅館。我拿了衣服，上了車，隨他到了廣州東山的一個華僑住宅區。一按門鈴，開門的是兩夫婦，都是新華社的幹部。本來很熟的，那次我跟他們寒暄他們卻什麼話也不說。帶我去的人說廣州的會我參加半天就夠了，以後的會我就不用參加了。他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組織要重新審查我的情況。問我國民黨在上海抓我沒抓到，我跑到台灣去了；到台灣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麼回事。要我住下來，好好考慮。組織上會有人跟我談，讓我把情況講清楚。我想，哈，弄到我頭上了。我怎麼跑到台灣的？我是被共產黨派到台灣的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怎麼說我跑那去了？我逃離台灣是組織上通知我撤離的。那時候共產黨已經滲透進國民黨了，國民黨來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這還要怎麼交代啊？就這樣我在廣州被軟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廣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開住。三年以後，廖承志和周恩來批示說我交代得徹底清楚了，給我平反。但是廣州的軍區司令丁盛認為由於我長期在台灣和香港兩地工作，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說話的態度不好，要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於是，我又去了五七幹校種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隨我去，孩子由我媽媽帶。在那呆了兩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麼改造啊？農民不是因為沒飯吃，拿了槍就去搶，去革命的？五七幹校以後又把我弄到廣東韶關附近的紅工煤礦當黨校校長，在那裡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幫之後才調回北京。回顧起來，每次搞這種運動都是搞它個百分之幾。比如全黨的5％，全民的5％。怎麼出現這種情況的？就是因為共產黨搞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文革不就是一個毛澤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文革又死掉三千多萬，多少人死了？現在也是這種情況，江澤民說法輪功是「邪教」，一句話，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說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對他?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憲法是裝飾用的，權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話就是法律。

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說到共產黨搞宣傳的方針政策，那是有階段性的。國內經濟要恢復，工商業要上去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就宣傳中國市場怎麼好，政府對資本家怎麼好，讓海外的資本家回去。跟他們說，「你看，容毅仁，大資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裏面當大官了？」搞統戰也是那樣，國民黨有兩名大人物是我統戰他們回去的，一個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府秘書長陳思遠，一個是宋子文的秘書郭增愷。陳思遠是五五年回國的，他們兩個還好。陳當了政協副主席，現在還活著。郭增愷是政協委員。十年後陳思遠把李宗仁也帶回去了，李是六五年從美國紐約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潔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國治療。好多部門討論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興，因為當初勸他回來的時候說好的，是自由來，自由往。來了之後不適應可以再出去。後來經過多方交涉，政府終於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經等不及了。

5、統戰的講究(關於張國濤)

當然統戰也是有講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沒有用的人想回來也不讓他回來。53 年張國濤想回國，他托陳獨秀的兒子找到我。陳的兒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來往。我們相約到外面喝茶談了這事。陳告訴我張老想回北京工作，與他商量找誰向中共政府傳這個口信，於是兩人談起我。張知道我在共產黨的地位，說：「找金先生合適。勞金先生幫忙請毛潤之、周恩來先生考慮。我願意回去工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貢獻不小。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為新中國盡一點力量，接受他們的領導。」話傳到之後，劉少奇為這事作了批示，要張先寫個檢查，還要表示今後應該怎麼做。毛看了滿意的話就拿出來發表。實質上就是要他作個檢討，要不要他回來還不一定。張國濤不肯，這事就作罷了。其實共產黨並不想張國濤回來，因為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那時候張國濤在香港，後來到加拿大了。

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文匯報在上海辦報的時候，總編是徐鑄成。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在上海暨南大學(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做地下黨工作，負責學生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我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跟徐聯繫，通常是直接發新聞給文匯報，由他們發表。學生運動是親共，反國民黨的，文匯報也是親共的，他們天天派記者來訪問我們，對學生運動全版全版的報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軍南下的時候，國民黨就把文匯報封掉了。於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組織繼續辦報。解放以後，文匯報在香港辦的意義已經不大，就又到上海復刊。共產黨把國民黨給打敗了，報紙的立場也得跟著轉變。大公報是鄭學溪的。上海的大公報起義了，香港的大公報也起義了，跟文匯報一樣，起義以後都歸共產黨管了。遺憾的是共產黨管媒體比國民黨管得凶得多。大公報在上海復刊了，文匯報在上海也復刊了。徐鑄成他們也回國了。

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徐聽毛澤東話給政府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一直關押起來。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獲得自由，出來的時候年紀很大了，後來到了香港探親。那一次我也差一點上當，當時大鳴大放，看到上海文匯報搞得轟轟烈烈，很多人給中央提意見，給上海市委提意見，我也很興奮，但政策規定海外不許搞。我就寫信給徐鑄成。我說你們文匯報辦得這樣我很欽佩。你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大鳴大放的旗幟舉得高高的。徐將我這篇東西登了出來，收在中央內部的小參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員看。在我這篇東西之前是台灣國民黨的一個宣傳部部長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罵大鳴大放，說這個運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之後廣東省的宣傳部長王匡約我面談，我說到他辦公室去，他說，不，要我到他家裡談。到了他家裡，他將抽屜拉開，拿出了內部參考，問：「你有沒有寫過直接批評中央的大字報？」我說我還沒有功夫寫。他說你千萬不要寫，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在海外不知道，我們已經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眾，再把他們打下去。就是這個宣傳部長的一席話，救了我一命。

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

香港的大陸傳媒跟新華社是上下級的關係。香港有共產黨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華社，以新華社的名義做工作，因為在香港不宜有共產黨的組織。就是說香港的中方傳媒受新華社領導，也就是受共產黨工委領導。九七香港回歸以後，工委搬出來成立了中聯辦。那時候我是香港工委新聞宣傳戰線的黨委書記，主要管這四個報紙兼統戰工作。當時新聞處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國的需要，講好話，報喜不報憂。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稍微批評一下都不敢，其實就相當於香港人民日報。

8。64后 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

事實證明馬克思理論是錯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這樣，基層也是這樣。現在在中國的國家機關里的幹部、知識分子，私下裡哪一個不在罵？但他們還要吃飯呀。六四時期我的小女兒從洛杉磯時報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運，反對鎮壓學生的頭頭，並看到文匯報以及我支持民運的報道。她都很害怕，馬上跟我通電話，我說沒有關係。後來我仔細想想，覺得還是避一避為好，因為當時李鵬已經下令要把我綁回去。國安部那個時候叫安全部，他們在新華社的人就請我吃飯。當時有兩個方案。因為我愛喝酒，要把我灌醉。一個方案是等吃過飯，我也醉了，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在羅湖關口還沒關門之前用車將我送到深圳羅湖，如果來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陸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輪船上。都安排好了，讓我在船裏面睡覺，門一關，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裝上船，第二天早上8點就到廣州了。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給我的。

9、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現在共產黨又搞出所謂的「三個代表」，這個理論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個代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誰代表的？美國的生產力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高度發展了，他敢說是共產黨代表的嗎？至於新的文化思想，共產黨代表了什麼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對，自由也反對，人權也反對！現今的科學、民主思想發展都在美國，都在歐州。實際上江澤民是不能丟掉這個招牌，他只是打著這個招牌，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關於香港要訂立23條立法的原因，是共產黨害怕香港這個自由港。香港有言論自由，對大陸情況知道得多，媒介報導得多。如果一失控，馬上就有示威、遊行、抗議，媒體消息一發就發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國家機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這樣做是為鎮壓做準備，使你不敢動，你一動，他就用23條把你壓下去。我們當然希望23條不要通過。不過主要問題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華要搞23條，是江澤民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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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已故名報人金堯如的長女金虹談父親遺作《金堯如 香江五十年憶往》

金堯如早在1998年在香港出版一本著作名為《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 : 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詳細記述了他在香港的五十年間，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變。金堯如去逝后，他的家人再將這本書的內容整理及加入了廿多篇親友悼念金堯如的文章，重新發行，書名定為《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這本書的其中一名統籌就是金堯如的長女金虹，那麼這兩個版本的金堯如遺作當年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呢？

金虹表示，主要是由於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后，大陸官員對香港問題時常擺出強硬態度，惡形惡相，令父親深感擔憂，他回憶以往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人主管香港政策時，是本著平等開放，求同存異的態度，並非橫蠻逞凶，所以他決定把自己耳聞見睹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變寫出來，希望當時的中共領導層有所改進。由於該書九八年出版較為倉卒，有不少錯漏，在父親逝世后，家人決定重新整理該書及加上一些親友的悼念文章，讓讀者可從別人的評價中認識他父親的為人。而再版另一個目的，就是為金堯如基金籌款，推動香港新聞自由，這是與他父親多年同事兼好友程翔提出的建議，金虹的兄弟姐妹都希望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出一分力。

在這本書中，不少悼念金堯如的文章都稱讚金堯如是一個不畏強權，勇於反省，真誠追求民主人權的老報人，那麼在女兒金虹眼中，年青時就追隨共產黨的父親，是什麼時候開始反思自己的政治路線呢？金虹覺得父親的思想是在文革後期出現轉變，他六八年被中共召回廣州審查和關在五七幹校勞教后，令他反思了很多問題，期間他又與很多新舊朋友接觸，了解到中共建國以來種種政治運動的禍害，對共產政治有了深刻的認識，他移居美國后，彷佛又回到年青時期追求革命理想的年代，筆耕不絕，對中共的專制獨裁作出深刻的批判

今天金虹除了帶來金堯如這本遺作，還帶來了她父親生前一首很喜愛的歌曲跟我們一起分享，這首就是著名美國民謠Old Black Joe，中文譯為老黑爵，是美國十九世紀中期著名作曲家史蒂芬．佛斯特的作品，以此懷念一位跟他感情很要好的黑奴，這首歌其後成為南北戰爭期間盛行於黑人社群的抒情歌曲。金虹說，在五十年代她小時候經常聽到父親唱這歌，新年時家庭成員要表演節目時，他照例必唱這首歌，此歌表達了美國南方黑奴刻苦辛勞的生活面?，父親年青時是充滿理想主義的外文系大學生，他喜歡此歌反映了他關心弱勢貧困民眾的情懷。金虹說，父親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和執著，最令他懷念，父親生前曾問她，自己畢生跟隨共產黨追求理想，但理想至今沒有實現，反而前眼出現眾多貪污腐敗的問題，他這一生是否曲曲折折的還是走錯了路？金虹當時覺得很難過，最近有位七十八歲老人在香港的報章刊登全版廣告，提問到什麼時候才看到普選來臨，不禁令他想起已故的父親，當有一天，民主自由真正降臨中國大地時，她一定會到父親墓前把這個消息告訴他！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DJY/RFA本文網址：
https://www.aboluowang.com/news/2007/0606/-22807.html

許家屯，中共體制內少有的良知者。

了解了解沒回家看機會開會 看，將很快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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