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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朱 正　　二ＯＯ七年五月十八日于北京旅次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的五十周年。許多人都在反思這一歷史事件。像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就上書要求對此重新評價，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朱厚澤撰文論證反右派鬥爭對中共自身也是一場巨大的傷害。在民間，更有一些自發的紀念活動，好些地方都有當年的受難者發動簽名，或者要求經濟上的賠償，或者要求對這事的是非「給一個說法」。正好在這時候，趙文滔兄的這本回憶錄脫稿了，趕上了這五十周年紀念。

文滔兄寫的，是他個人幾十年間的遭遇、見聞，以及他對這些的思考，卻生動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主線。書中寫的第一個政治運動是反胡風和緊接著的肅反運動。這是反右派鬥爭之前的一場對知識分子的最大迫害。這一場運動打擊面廣，（據胡喬木撰寫的《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社論提供的數字，立案審査達一百四十萬人），錯案率高（據前引社論，錯案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風鳴放期間，對胡風一案和肅反運動的質疑就成了一個議論紛紛的熱門話題，而那些訴說冤苦的肅反對象，就成了右派分子的一大來源。

那時，文滔兄在第二機械工業部教育司工作。那裡的肅反運動是怎樣進行的呢？一位在美國留學，學兵工專業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分配在二機部所屬的學校里任教。肅反運動中被定為「特務分子」，關起來整了好久，和他一同從美國回來的妻子經受不起這折騰，拋下丈夫和兩個年幼的孩子，自縊身亡了。在機關宿舍里，還發生了跳樓自殺的事。

就說他們這個教育司，不過三十來個人，就「肅」出兩個「漢奸」來。文滔兄當時就提出了質疑：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前才會有漢奸，日本投降以後就不能再有漢奸了。現在的這一名肅反對象，在一九四五年才十歲，他能當什麼漢奸呢？可是黨支部書記卻認為文滔兄的這發言「對運動起了極壞的作用」。

在肅反運動中，有一些在校大學生也受到審查。二機部決定，所屬六所院校里學生中的肅反對象，一律強行轉學到其他非國防性質的院校去學習。有的已經三年級了，專業課都差不多學完了，也不管。這不但對這些學生是一大損害，對於國家的教育資源也是一大浪費。

就是文滔兄自己，也是很有成為一名肅反對象的危險的。教育司的黨支部書記就一心想把他做成一名胡風分子。他看見文滔兄在看契訶夫的小說，就追問：這齊合夫同胡風是什麼關係？你看過胡風的書嗎？你認識和胡風集團有關的人嗎？

文滔兄躲過了肅反運動這一關，卻沒有能躲過反右派鬥爭這一關。就憑了整風期間他寫的三張大字報，給他戴上了「極右分子」的帽子。讀者可以在本書中看到這三張大字報的存底，他都說了些什麼啊？他批評了高級幹部的特權，如用大筆公款裝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學的子女可以免試入學，小幹部因「流氓行為」開除團籍者有之、判徒刑的有之。而一名副局長誘姦了二三十個女人卻還有人為他辯解。他批評了教育司肅反運動的偏差。就憑著這三張大字報，文滔兄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在這以後二十二年的漫長歲月里，成了可以任人欺凌侮辱的政治賤民。

這頂右派分子的帽子雖說只戴在他一人的頭上，那重量卻是必須由全家分擔著的。第一個受到連累的是在北京師範大學二附中任教的妻子，學校里給她開了幾次批鬥會，貼出了批判她的大字報，還把她的教研組長職務給撤了。正在天津大學機械系二年級的弟弟也受到了株連，一份黑材料放進了他檔案袋裡跟隨了他二十年，使他要調動工作都找不到願意接受的單位。還有原來在太原教書的姐姐，也因為弟弟是右派的緣故，在文革中下放農村，小孩跟著下去，學業也荒廢了。

文滔兄所受的處分是「開除公職，勞動教養」。這使他深思了「勞動教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說它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條制定的，而《憲法》這一條的原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完全不能援引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根據。國務院的這一決定是對《憲法》第一百條的文字和精神明目張胆的曲解。相反，《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勞動教養，就是繞開法律程序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是完全違憲的。

文滔兄在書中記下了他在清河農場三分場和於家嶺分場勞動教養的情形。每天勞動時間之長，勞動艱苦繁重的程度，書中都有很具體的描寫。他引用了德國哲學家和法律思想家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的一段話：

刑罰是一種報復。罪犯勞動，實際上主要是以懲治和折磨犯人為目的的勞役、苦役。

……其勞動仍然是對肉體的摧殘，也是對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仍然是不符合人性的，不人道的。

我可以以當年勞教人員的資格作證，黑格爾說得十分中肯。叫我們乾的，並不是以創造財富為目的的通常意義的勞動，而完全是一種讓你不堪承受的懲罰。

就在把這些右派分子送去勞動教養的時候，「大躍進」開始了。這兩件事，不僅是在時間上是同時發生的，而且有內在的深刻的聯繫。可以說，「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最直接的後果。毛澤東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事實正像他說的一樣，這時，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意見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大都被划為右派分子，剝奪了發言權。種種離奇的幻想都可以付諸實施了。文滔兄的書中舉了一個清河農場旱地改水田事例：把六千畝眼看就可以收割的小麥犁掉作肥料，不計工本地投入大量勞動把它改造成水田，播下一百萬斤稻種。結果是顆粒無收！這不過是全國許多類似事例中的一例。「大躍進」造成了對農業、畜牧業的大破壞，跟踵而來的就是大災荒，大饑饉，大死亡。在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們，除了苦役的懲罰之外，又補充了另外一種更加難以忍受的飢餓的懲罰，真是雪上加霜。當時飢餓的程度，人們在餓死邊緣的種種反常的表現，書中都有極其具體的描寫。在農場，沒有病死的人，只有餓死的人。據估算，農場右派分子餓死的差不多有四分之一。這真是一葉慘絕人寰的歷史。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林林總總的人物群像。像郭榮昌，這時候他已經是山西省外貿局的副局長了。他經過許多周折找到了文滔兄，想幫助一下這個過去的同事改善一下處境，可是辦不到。後來文滔兄作了木工，也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像史建德、仲連順、顧靜華、張學祿、吳士孝，……他們正直，善良，有是非之心，都給了受難中的文滔兄不少的照顧和應有的尊重。這樣的好心人，就是在農場的管教隊長中也是有的。一位張姓的隊長表示，知道這些右派分子「犯的是言論錯誤」，不過，「我當個隊長，許可權有限，有的事在我的職權範圍內的，我會幫助你。」他還真說到做到，後來總場批准一批人回家養病，他就趁此把文滔兄放回家去了。

書中也寫了另外一種人，那些喪盡天良的打手。這種人，在平日，業務工作什麼也做不好，一到政治運動來了，他們就精神百倍，像瘋狗一樣，到處咬人。就憑著這種積極表現，升官發財。像當年划他右派的黨支部書記，後來做到了中共鄭州市委統戰部長，一位反右時給他無限上綱的打手，後來做到了北京市高教局大學處處長，另一位打手在一個什麼單位當上了人事處長。既然當打手有利可圖，當然在運動中勇於衝鋒陷陣，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做了。這樣他們也就成了這種體制今天的社會基礎。腐敗，低效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要治愈這痼疾，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辨明歷史的是非。諱疾忌醫，就無法救治了。

文滔兄是一位有歷史使命感的人，發憤寫了這本書，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實的記錄。寫的雖然只是個人的經歷，但是從一滴水可以看見一個世界，其中包含了許多治國平天下的經驗教訓，按其這一性質來說，也可以稱為「資治通鑒」的。我希望有更多的難友也像文滔兄一樣，寫出各人的回憶和思考，作為我們對社會，對國家最後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