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
Re: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12月12日
大飢荒為何沒大動亂？把國家變集中營的五手段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Re: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12月15日
中國的奇恥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