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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光
文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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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也談新民主主義的歷史命運 2
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答一位朋友的詢問 17
試論改革的性質、途徑和目標模式 18
政改班頭，民主先鋒 30
紀念李九蓮被害三十五周年 31
兩個博弈 32
土地制度的遐思與悲歌 34
與其侈談文風，不如開放輿論 36
警惕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現象 38
附錄：普世價值與中國道路 40
有關十八大的兩封建議信 48
10月至12月的微博選錄
文化動態 53
經濟點評 54
薄王大案 56
思想軌跡 57
生活隨感 58
廉政反腐 63
十八大和新班子 64
支持維權 66
網路法規 67
重要更正 68

也談新民主主義的歷史命運
　　
　　近一兩年來，社會上興起了討論新民主主義的熱潮。雖然討論者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出於對國家前途的擔心，有的出於挽救執政黨的忠心，有的出於獲取政治權力的野心，但他們的近期目標卻有著奇異的類似，都希望拋棄名不副實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回到新民主主義的軌道上來。《炎黃春秋》今年第7期發表了燕凌同志的文章《新民主主義的歷史命運》卻作了新的解讀，他詳盡地介紹了新民主主義的來龍去脈，最後表示不贊成「重申『新民主主義』」，而主張「堅定不移地老老實實地腳踏實地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憲政民主，改變有憲法而無憲政的狀態。」我完全同意他的見解，準備圍繞這個問題，從批判的角度，作一些補充和進一步的分析，論證必須拋棄「新」民主主義而回歸普世意義的民主主義的道理，供有興趣的朋友們參考。
作為近代社會的一種價值理念，民主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它由晚清的洋務派引進中國，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一旦傳播開來，就為廣大民眾中的先進分子所接受，並成為他們滿懷期待、苦苦追求的目標。在反專制反封建的搏鬥中，民主力量幾起幾落，始終沒有能夠在中國站穩腳跟。國民黨在取得北伐勝利，並消滅了或削弱了地方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后，高舉「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旗幟，厲行獨裁統治，卻把民權民生置諸腦後，這就不能不引起廣泛的不滿和對抗。共產黨張揭新民主主義、標榜民主革命，就把大量不滿現實、企盼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吸引到自己的旗下，終於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並且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新民主主義作為一個理論體系，實際上具有兩重性的內容。它既有民主主義的要素，也包含著必然邁向專制主義的因子。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到三年，毛澤東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而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下，實現了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這與其認為是毛澤東背棄了他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我和許多朋友過去都這樣認為），毋寧說是新民主主義理論自身內在矛盾的邏輯發展和必然趨勢。
為什麼新民主主義必然導致專制主義？它在現階段的中國還有沒有生命力？這應該是我們當前必須明辨的理論問題，也是有關國家前途抉擇的實踐問題。
　　（一）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由來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主要來源於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通稱《兩個策略》）。列寧在這部著作里，系統地闡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其中有許多觀點都被毛澤東吸收進他的新民主主義。1932年4月，紅軍攻克福建的漳州，沒收了一批書籍，其中就有《兩個策略》。據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長征期間，她看到毛澤東經常閱讀《兩個策略》等列寧著作。又據延安時期給毛澤東管過圖書的史敬棠回憶，毛澤東在漳州得到的《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等書，帶到延安后還常常看，上面留下了不同顏色的批語和圈圈點點、道道杠杠，還寫著某年某月「一讀」、「二讀」、「三讀」的字樣，說明到那時為止，毛澤東至少已經讀過三遍。（1）楊奎松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列寧的這篇著作」，（2）不是沒有道理的。
列寧的《兩個策略》是一部同反對派論戰的著作，在批判反對派的過程中提出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派即布爾什維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論和策略。列寧在序言里明確地指出，這本小冊子就是為了闡明「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具體任務」而寫的，並且指出應當「利用我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的正確性，……來給革命刻上無產階級的標記」。（3）
社會民主主義是列寧前半生著力宣傳的口號。他早在1894年就指出，「無產階級的反抗思想一旦覺醒就必然會納入社會民主主義的軌道之中。對這種理論的研究愈有進展，則社會民主主義就會增長得愈加迅速。」（4）他在1897年所寫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一文里也談到，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和民主主義的鬥爭，並且「始終堅持他們的社會主義任務與民主主義任務的不可分割的聯繫」；「俄國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應該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同時，「廣泛宣傳民主主義思想」。（5）
　　在《兩個策略》里，列寧指出：
　　1、「俄國的民主革命就其社會經濟實質而言，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我們的口號無條件地承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認為它決不能越出民主革命的範圍」。「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 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要比資產階級更加有利。」「無產階級應當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我們和革命共和派資產階級並肩行進，但不和它打成一片。」（6）
　　2、 民主革命的目標是「用民主共和制來代替沙皇專制制度」，「我們將為這個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鬥爭」。而民主共和制則是「可以加速社會主義到來的手段」，「沿著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會主義革命邁出第一步」。列寧批判反對派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指斥那些立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是「荒唐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想法「。（7）
　　3、「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必然要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它「不僅要最積極地參加這個革命，而且要力求領導這個革命」，「站在為共和制而鬥爭的最前列」，「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領導農民來為完全的自由，為徹底的民主革命，為共和制度奮鬥！」（8）
　　4、列寧非常強調「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這篇文章里，據我也許是不完全的點計，談到這個概念達16次之多。他認為這是唯一能「保證革命徹底勝利的口號」，「這個專政的任務就是消滅舊制度的殘餘」。但他也指出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專政的區別，批判一些人「把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專政混為一談」，他說：「當革命成為事實，而且連革命的完全勝利也成為事實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9）
　　類似的觀點，還散見於列寧在這一時期的其它著作里。
列寧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都是革命階段論的產物。在他們前半生的視野里，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都應該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1903年7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黨綱，明確規定：黨的最高綱領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10） 中國共產黨在1922年7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里，也提出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是「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11）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在階段底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綱領。（12）列寧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就是分別實現各自的最低綱領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帶有明顯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最低綱領的痕迹，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則帶有明顯的列寧社會民主主義的痕迹。列寧在《兩個策略》里提出的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民主革命必將引向社會主義、民主革命要有無產階級領導、實行革命民主專政等觀點，成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之所以為「新」的主要來源。
中共六大雖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最低綱領，但隨之而來的高度緊張的戰鬥環境和萬里長征，沒有條件可以比較從容地探討、確定實現最低綱領的理論和政策。長徵結束后，中共中央有了比較穩定的落腳點，才有可能對黨的理論、方針、政策進行必要的反思和調整。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做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1939年5月，他在《五四運動》一文里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制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共產主義者要「走歷史必由之路」，「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13）
新民主主義的提法，首次見於1939年12月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在那裡說：「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14）
　　（二）試析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依據
　　毛澤東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和1945年4月的《論聯合政府》，是比較系統地論述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著作。
　　《新民主主義論》對於中國革命為什麼屬於「新」民主主義的性質，從世界範圍和中國自身的歷史特點，作了充分的論述。它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這個特點是「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因為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15）
　　這個判斷顯然是主觀臆斷的產物。毛澤東是這樣解釋的：「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以及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布它願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而解放出來並宣布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16）
毛澤東還說：「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斯大林在《再論民族問題》里說：「戰爭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一部分了。」（17）
但是，無論是斯大林的斷語，還是毛澤東根據斯大林的理論所作出的論述，都缺乏對那個時代的歷史特點的全面而確切的分析，相反卻顯露出他們為了特定的政治需要而構築這個理論框架的用心。就拿毛澤東關於那個時代特點的四條分析來說，基本上都是牽強附會的推測和臆想，缺乏建構一個理論所必需的嚴肅性和科學性。他說的第一個時代特徵是資本主義在佔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上，即除蘇聯以外的所有國家，都「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實際上，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戰後的國際形勢，都不是「腐朽性」可以概括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使參戰的同盟國和協約國兩敗俱傷，但這些國家很快就恢復元氣。美國一躍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即使是戰敗的德國，經濟也在幾年後復甦。毛澤東這裏說的「腐朽性」，大概是沿用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說法，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毛澤東說的第二個時代特徵是資本主義「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這也是主觀主義的推測。進入20世紀前後，一方面是各個殖民國家爭奪殖民地的競爭加劇，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鬥爭風起雲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殖民主義的政治運動高漲，殖民主義則以委任統治地的形式出現，……隨著經濟的現代化，世界市場的調整，都市化以及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殖民主義的統治大大削弱。」（18）可見，資本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和依賴，在戰後都大為削弱，而不是「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
毛澤東說的第三個時代特徵倒有一定的事實根據，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確實曾多次「宣布它願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但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實際上是一個時代性的誤解，十月政變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起來的民主主義政府，隨之建立起來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同沙皇統治雖然形式有別、卻是本質無異的專制主義。至於「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實際上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納入蘇聯的軌道，所謂「扶助」，不過是擴大蘇聯勢力範圍的手段。
毛澤東說的第四個時代特徵，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不斷從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指的應該是大戰期間的德、法、奧等國的社會民主黨支持本國政府的戰爭決策，導致許多黨員退出，另組共產黨，似乎無產階級都離開了社會民主黨而跟著共產黨了。當然，這些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削弱了它們在無產階級中的影響，但它們在各國民眾（當然包括無產階級）中還是有相當威望的，並且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歐洲兩個最大的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為例，德國社會民主黨1923年聯合共產黨在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的議會選舉中取得多數；同年11月，他們又聯合民族人民黨和共產黨把總理施特雷澤曼趕下了台。（19）法國社會黨自1920年11月分裂出共產黨后，兩黨「根據不同的政治綱領，採取不同的策略，時而聯合，時而對抗。它們為爭取社會進步、維護世界和平和實現法國式社會主義，各自進行著種種探索和鬥爭。」1934年初，兩黨還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簽訂了「統一行動公約」，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陣線，在1936年的國民議會大選中獲得絕對多數，社會黨領袖勃魯姆出任總理（20）所以，斷言無產階級離開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至少是不確切的。而毛澤東把社會民主黨形容為「社會帝國主義」，並且說無產階級從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解放出來」，顯然是對社會民主黨懷有偏見的表現。
前面說的是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依據的國際內容，現在再看國內的歷史依據。
毛澤東認為，五四運動以前，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及他們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只是當作追隨者參加。「在五四運動以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四運動和北伐戰爭。」（21）
在這裏，毛澤東把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的五四運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因為在五四運動后，中國無產階級「已經迅速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則是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不言而喻，話里包含著這樣的潛台詞：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才是「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才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
誠然，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都是中國民主革命歷史上的重要結點。但是，這並不足以構成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依據，也不意味著革命的性質從此就由舊民主主義轉變為新民主主義。與其說是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新民主主義成為必要，不如說是為了構建新民主主義理論而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應該承認，把中國革命劃分為兩個階段是必要的，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走完了第一步，才有可能邁開第二步。但是，把民主革命再劃分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提出一整套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就完全沒有必要了；而且，由於這套理論摻雜了許多非民主主義、甚至是反民主主義的內容，反而迷失了民主主義的正確方向，最終使中國的民主革命脫離了民主主義的軌道。所以，毛澤東把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說成是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成為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依據，不僅在理論上缺乏歷史邏輯的合理性，而且在實踐上也是弊大於利。它給中國民主革命帶來短暫的勝利，卻為專制主義的捲土重來提供了理論思想武器，使中國人民重新陷於專制主義的苦難達五十余年。在此期間，雖然有過多次的民主主義運動高潮，但最終仍然難以避免專制主義壓倒民主主義的厄運。
　　（三）新民主主義「新」在哪裡？
新民主主義理論有些什麼「新」的內容？我在前面說過，這套理論摻雜了許多非民主主義、甚至是反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新」之所在。
民主主義是世界近代文明的產物。來源於歐洲三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等等價值理念，被新興資產階級用來作為反對神權和王權的銳利武器，並且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任何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力圖擺脫奴役狀態的國家和民族，都可以運用這些武器來對抗以至戰勝封建專制主義強敵。民主及作為其理論表現的民主主義，雖然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但它的基本內涵，如它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的保障等等，都已經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共識。這是一個不可移易的普世價值，它沒有新舊之分，也沒有姓社姓資之別；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可以根據各自的特點，有所側重，有所創新，但絕不能同上述民主主義的基本內涵相悖。而新民主主義理論之「新」，恰恰就違背了民主主義的基本內涵。
新民主主義論是一個混雜了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理論雜拌。它既包括具有普世意義的民主內涵，也有打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專制主義。它的民主內涵，吸引了無數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國民黨的貪黷腐敗深懷不滿的知識分子，促使他們紛紛投到共產黨的麾下，幫助共產黨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它那些實為專制主義的內涵，則從民主革命勝利的第一天起就破壞著民主主義的貫徹，並且在僅僅幾年之後就導致以專制主義取代民主主義的悲劇性後果。毛澤東在1952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正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新」內容的意義和作用的表現。
為什麼說新民主主義的「新」內容導致專制主義在中國復辟呢？根據《新民主主義論》的論述，新民主主義就「新」在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民主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據我在前面引述的毛澤東源於斯大林的看法，他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任何「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當然也不例外。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這個論斷，無疑是違背歷史事實和理論邏輯的。民主革命就是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按照馬克思的論述，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結果，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當時的生產力都非常落後，資本主義的成分很少。他們的歷史任務是爭取民族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把他們納入「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既反映了斯大林企圖指揮和控制世界革命的野心，也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誤入歧途。20世紀的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和實現獨立之後，都打出社會主義的旗號，結果離開了民主主義的正道，建立起來的基本上是一些獨裁專制的制度。由此可見這個誤導世界的理論為害之烈。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后就急急忙忙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同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這個「新」內容恐不無關係。
第二，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說：中國革命「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2）當然，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初步勝利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誌），這是歷史事實。但要完成民主革命，徹底肅清封建專制主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斷言「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從理論上說，至少是不符合於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革命運動也好，一個國家也好，由哪個政黨來領導，根據的是人民的選擇，人心的向背。解放戰爭的勝利，就是民心向共背國的結果。在繼續革命的道路上，哪個政黨能夠推行符合於人民利益、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方針政策，就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取得領導的合法性；相反，如果腐化變質，不以人民利益和社會發展為重，就會喪失領導的合法性，人民就會選擇其他政治力量。把自己確定為國家或運動的領導者，就意味著漠視人民的民主權利，必然走向專制與腐敗，這是和民主主義背道而馳的。
第三，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23）這也就是後來的人民民主專政，它脫胎于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的始作俑者是馬克思。1848年，他有感於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的國民議會和臨時政府沒有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以致國王得以復辟，從中得出結論：為了「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餘」，「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接著，在總結法國革命的教訓時，提出了「工人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的口號。（24）1852年，馬克思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宣告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25）這個判斷意味著無產階級必將取得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就進入無階級時代，因而也就沒有階級鬥爭了。馬克思後來還指出：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應當「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26）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也應當採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對照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例證（巴黎公社是按照民主原則經由普選產生的政權），並且認為「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27）我們不難發現，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中，無產階級專政既包含著暴力鎮壓的內容，也包含著民主主義的成分。這是和他們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響分不開的，同是深受西方近代文明熏染的考茨基認為：「我們除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以外，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了解。」（28）
　　　在東方專制主義文化影響下的列寧，則把專政看做「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29）他在十月革命後用武力解散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憲議會，打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鎮壓克琅施塔得水兵，迫害大量知識分子等，被孟什維克斥之為「少數人的恐怖專政」，（30）正是他的專政觀的表現。另外，列寧還把專政和民主割裂開來：「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國家就必須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31）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所繼承的，正是列寧的專政觀。除了藐視一切規章制度外，毛澤東也把民眾劃分為必須分別對待的兩類，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一年之後他又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32）這個論斷的要害，在於違背民主和法治的基本精神，因為人民和敵人的劃分沒有明確的標準，專制統治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他所懷疑的人作為敵人來進行打擊甚至加以殺害。建國以後的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最好詮釋。
　　　第四，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毛澤東說：「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在蘇聯已經進了博物館，其餘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33）這個強烈的對比，孰是孰非，在今天已是洞若觀火，但當時確實還有一定的說服力。問題是對於這個如此誇張的共產主義，毛澤東自己了解多少？大概除了暴力奪取政權、消滅私有制、解放全人類、各取所需之類的抽象概念之外，就是列寧斯大林的說教了。在這樣一些理論思想的指導下，就必然要離開民主主義，回到專制主義。
　　　第五，《新民主主義論》還談到：「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34）在這個推論里，前提是完全錯誤的。國營經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經濟。什麼是社會主義經濟？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即公有制經濟，首先，是與生產力高度發展、勞動者高度文明相適應的經濟制度；其次，它的佔有形式，是聯合佔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勞動者在他們共同勞動、聯合佔有的企業里，有一份屬於他們個人所有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實現勞動者和所有者的統一，使勞動者由無產者轉變為有產者。這是勞動者成為企業主人和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反觀我國的國營經濟，政企不分，黨企不分，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因而也沒有對企業的管理權、監督權和利潤分配權，這樣的企業，只能成為權貴資產階級的囊中之物，成為專制主義的經濟基礎。把它視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市場經濟的主體」，顯然是不妥當的。
　　　民主主義的這些「新」內容，不可避免地帶來專制主義的發展前景，儘管它打的是社會主義的旗號。
　　　（四）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湮滅和復甦
　　　新民主主義自從1939年底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和1940年初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提出來后，經歷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和1949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它的內容和側重點都有一些變化。《新民主主義論》強調的是共產黨所從事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並且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但全書關於民主主義的正面論述很少，而社會主義、專政、無產階級領導等列寧式的痕迹卻十分明顯。
　　　《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后，在共產黨的報刊上不斷出現一些宣揚民主自由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矛頭雖然都指向國民黨，但同時也反映了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的取向。
　　　同《新民主主義論》相比，《論聯合政府》增加了不少民主主義的內容。燕凌認為《新民主主義論》「是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要求參加全國政權，並且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的宣言」，《論聯合政府》「則為參加以至奪取全國政權而戰鬥的檄文」（35）可謂一語中的。《論聯合政府》里的許多民主主義內容，就是為「參加以至奪取全國政權」服務的。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中再三強調「將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36）他批評「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明確表示：「我們主張……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在「我們的具體綱領」一節里，毛澤東提出了四十多條要求，包括「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37）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里沒有提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而是主張在抗戰勝利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38）這大概有策略考慮的因素，因為知識分子普遍對專政沒有好感。
　　　《論聯合政府》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發展的高峰。同《新民主主義論》相比，它豐富了民主主義的內涵，淡化了那些將把新民主主義引向專制主義的「新」內容。按照這個發展趨勢，繼續擴大民主主義的理論內容，逐漸消除其中的專制主義成分，新民主主義就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把中國引上「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軌道。可是，歷史是無情的。由於深厚而強烈的專制主義影響，新民主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沒有向民主主義前進。毛澤東在1949年6月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可以說是共產黨對建國理念的宣示，也是新民主主義發展的階段性的標誌。它充滿了勝利者志得意滿、睥睨天下的氣概，卻缺少了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理論自覺。毛澤東在文章里明確宣告：「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按照這個綱領，他劃清人民和反動派的界限：「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39）
　　　這個宣示從理論的表面上看，可以說是冠冕堂皇、義正詞嚴，所以當時曾獲得廣泛的認同和讚賞，幾乎沒有人能夠察覺到這裏潛伏著專制主義復辟的前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發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序言」里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第五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40）
　　　《共同綱領》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發展的又一高峰。它為新民主主義所誕育的共和國高唱讚歌，自身卻成為新民主主義的絕唱。1953年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批判劉少奇、周恩來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說法，意味著新民主主義實際上已經走到盡頭。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里宣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全面的決定性的勝利」。並且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志著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開始。」（41）這就否定了新民主主義作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存在，同時也就宣告了新民主主義的歷史終結。
　　　新民主主義雖然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但是，它的理論內涵中的專制主義成分，即新民主主義之所以為「新」的那些內容，卻都已經成為現實，略有變化的只是指導思想由共產主義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42）粉碎四人幫后，又演變成為「四項基本原則」，成為抑制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障礙，扼殺民主主義的銳利武器。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志士仁人提出「補課論」，要「補新民主主義之課」、「補資本主義之課」，結果在四項基本原則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從此，新民主主義就在中華大地上悄然湮滅，偃旗息鼓達三十年。
　　　近幾年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政治權力得不到應有的制約和監督，以致社會矛盾愈積愈多，亂象叢生，危機深重，官民對抗，貧富對立，都已經達到空前嚴重的程度。人們普遍意識到社會主義的名不副實，即使加上「中國特色」、「初級階段」一類的修飾詞，也難以掩蓋社會的非社會主義本質。許多有識之士希圖在社會主義之外尋找中國的出路。於是，新民主主義就在人們焦慮急切地渴望變革的心情中漸次復甦。
　　　在倡議重新啟動新民主主義的人中，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既已聲名掃地，民主主義的西方色彩太濃，不易為朝野接受，新民主主義則是中國土產，在歷史上產生過十分重大的影響，用以取代社會主義，人們容易接受；有些人珍惜這個理論體系中的民主主義內容，懷有眷戀不舍的情結，希望建國初期的民主繁榮的景象，能夠重現於當代；他們還都認為，共產黨為貪污腐敗所累，已經喪失了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和執政的合法性，只有回到新民主主義，改革政治體制，才能恢復人民的信任，重獲執政的合法性。也還有一些人則是由於對毛澤東懷著特殊的感情，雖然他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已被證明此路不通，但新民主主義也是他的理論創造，推行新民主主義，既可引導中國社會走出困境，也可維護毛澤東的光輝形象，為回到毛澤東時代準備社會條件。各種不同的論調，發表于報刊和網路，呈現出爭鳴齊放的可喜現象，但同時也使人產生撲朔迷離、無所適從的感覺。
　　　（五）結語：回歸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產生和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存在，都有著自己的歷史條件，它們作為理論問題和歷史現象，可以分析研究，可以回顧探討，卻不能複製還原，因為它們產生和存在的歷史條件都已經喪失了，不可再生。由於新民主主義內部存在著專制和民主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中國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現實又是專制強於民主，所以，民主主義即使取得暫時的勝利，最終必然會被專制主義所壓倒，所取代，這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內在的邏輯趨勢，不是人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
　　　所以，現階段要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完全沒有必要也不應該重新啟動新民主主義。需要做的是認識它的兩重性，割除它那必然引向專制主義的「新」內容。具體說來，就是要批判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新」內容的轉化形態。如果要在保留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推行新民主主義，就必然會走上專制主義的老路；只有徹底批判並肅清四項基本原則的影響，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一旦批判並肅清四項基本原則，就等於切除新民主主義之所以為「新」的內容，新民主主義也就不成其為「新」民主主義了。這就意味著民主主義的回歸。
　　　中國的崛起是中華兒女一百多年來的夢想和期待。但我們要的是健康的崛起，而不是跛足的崛起，新民主主義只能維持國家的跛足狀態，不可能引領中華民族走上健康崛起的道路。只有回歸民主主義，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憲政民主，才是健康發展的光明大道。
2012年10月30日
註釋：
　　　1、見於《毛澤東讀書與寫文》，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頁。
　　　2、楊奎松：《毛澤東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見於《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70頁。
　　　3、《列寧全集》第一版，第9卷第2頁。
　　　4、同上，第1卷第274頁。
　　　5、同上，第2卷第280頁、第285頁。
　　　6、同上，第9卷第96頁、第72頁、第34頁、第36頁、第27頁。
　　　7、同上，第9頁、第21頁、第98頁、第12頁、第15頁、第11頁。
　　　8、同上，第45頁、第106頁、第86頁、第99頁。
　　　9、同上，第121頁、第117頁、109頁、116頁。
　　　10、《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頁。
　　　11、《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頁。
　　　12、同上，第67頁。
　　　13、《毛澤東選集》直排本，第1卷第157頁、第2卷第522頁。
　　　14、同上，第2卷第618頁、第622頁。
　　　15、同上，第636頁、第637頁、第638頁。
　　　16、同上，第638—639頁。
　　　17、同上，第640頁、第641頁。
　　　18、《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9卷第442頁。
　　　19、《德意志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第253頁、第254—255頁。
　　　20、《法國》，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頁、第48—49頁。
　　　21、《毛澤東選集》直排本，第2卷第644頁、第671—672頁。
　　　22、同上，第2卷第622頁。
　　　23、同上，第622頁。第639頁、第648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頁，第7卷第104頁。
　　　25、同上，第28卷第509頁。
　　　26、同上，第17卷第593頁。
　　　27、同上，第22卷第229頁、第274頁。
　　　28、見於1959年出版的非正式出版物《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義著作選集》第121頁。
　　　29、《列寧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216頁。
　　　30、《俄國革命中的孟什維克》，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出版的「黨校教研參考叢書」1985年版，第146頁。
　　　31、《列寧全集》第一版，第25卷第399頁。
　　　32、《毛澤東選集》直排本，第四卷第1480頁。
　　　33、同上，第2卷第657頁。
　　　34、同上，第649頁。
　　　35、《炎黃春秋》2012年第7期第2頁右欄。
　　　36、《毛澤東選集》直排本，第3卷第1052頁、第1076頁、第1083頁、第1104頁。
　　　37、同上，第1081頁、第1084頁、第1087頁、第1088頁。
　　　38、同上，第1081頁、第1085頁。
　　　39、同上，第4卷第1485頁、第1480頁、第1481頁。
　　　40、《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重要文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教務處編印，第35—36頁。
　　　41、《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11頁、第14頁。
　　　42、毛澤東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見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頁。
　　　
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答一位朋友的詢問
　　　
　　　我認為：1、近來體制內外都有一些呼求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反映了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期待，海外媒體往往猜測有什麼高層背景，多屬主觀臆想，不足為據。
　　　2、目前社會危機重重，確實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由於危機的總根源在於政治權力的不受制約與監督，因而改革的著重點應該放在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上。
　　　3、但現在要開展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有準備不足的問題，特別是理論思想和社會環境的準備。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經過一年多的深入研討，朝野上下，思想一致，反對者極少；而現在社會嚴重分裂，對改革缺乏共識，任何改革措施，都會遭到一部分人的頑強抗拒。
　　　4、因此，開展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應該是用一兩年的時間，圍繞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方針、政策、內容、重點、步驟等等問題，一方面組織專家學者進行專題研討，另一方面在社會上開展廣泛的討論。在專門性研究和群眾性討論的基礎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整體方案；再經過全民大討論大修改，形成改革的全面設計，經全國人大討論通過，再付之實踐。
　　　5、為此，必須放寬輿論管制，允許報刊發表來自民間的各種見解，禁止中宣部對報刊的干預。
　　　6、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有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而目前社會嚴重分裂，不同利益群體尖銳對立，對改革十分不利。為了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可以考慮從平反冤假錯案入手，擴大社會共同利益的公約數。但由於任何冤假錯案，都有著錯綜複雜的背景，平反不宜於簡單化。可考慮在全國和各省市的人大常委會設立「真相委員會」（或「積案調查委員會」等），首先對全國或本省市影響較大的案件（如六四、法輪功），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根據事件真相，依法處理，該平反就平反，該賠償就賠償，該問責就問責。
　　　7、委員會下可能還有必要設立專案組，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人力除從人大和政法機關抽調外，主要可選擇身體健康、信譽較好的離退休的幹部和教師，本著自願和選派相結合的原則，參与這項工作。經費則由財政撥付，輔之以向企業勸募。
　　　8、與上述準備工作同時，有些政治體制外圍的改革措施，已經開始的應該繼續進行，嚴格實施，如官員財產申報、三公經費公開、勞教制度的修改以至廢除等；有些過去控制過嚴的，應該逐步放寬，如對異見人士的監控、上訪人員的截訪、普通聚會的干涉、家庭教會的歧視等等，都可以為開展政治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9、總之，目前形勢十分嚴峻，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但要著手進行，則必須十分慎重，做好充分的準備。
　　　以上看法，僅供參考。
　　　 2012年10月31日
　　　
試論改革的性質、途徑和目標模式

　　中國社會進入以改革開放為標誌的新時代已經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來，國民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社會發展極不均衡，兩極分化，官民對立，民間積累著濃厚的無處發泄的怨氣、戾氣，危機日益深重。導致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改革失衡，經濟體制改革一馬當先，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體制改革卻嚴重滯后，以致缺乏制約與監督的政治權力橫行無阻，禍國殃民。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畸形的發展形態呢？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朝野上下對改革的性質缺乏明確的理解。人們對於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什麼要改革，改革什麼，似乎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但這種認識主要還是感性的認識，缺乏理性的認知，缺乏從理論上認識改革的真諦，理解改革的性質所在。
　　（一）改革的性質
　　　改革的性質是什麼？在我這個狹仄的眼界里，似乎至今還沒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我認為，要了解改革的性質，首先要了解改革開放所處的歷史時代的性質。自從洋務運動介紹近代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政治制度以來，西學東漸，在中華大地上就出現了呼求民主自由的聲音，出現了民主和專政的矛盾與鬥爭，也就開始了反封建反專政的民主革命。維新運動、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解放戰爭，都是民主革命的具體形式，也是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的具體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民主革命的勝利，但這個勝利是十分短暫的，影響深厚的封建專制主義很快就捲土重來。五十年代中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質上是專制性質的剝奪；隨後的反右運動，則完成了專制統治者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壟斷，完成了中國社會從殘缺不全的民主主義向專制主義的倒退。
　　　那個時代是獨裁統治者毛澤東無法無天的時代，孱弱的民主力量無法和強大的專制勢力相抗衡，但社會上還是不斷出現一些微弱的民主主義呼聲，如公社化后許多地方都有包產到戶的活動，有些共產黨員（包括彭德懷）為此上書，為民請命，卻都毫無例外地遭到殘酷的鎮壓。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澤東的獨裁專制統治登峰造極的十年，物極必反，嚴酷的專制統治不但激起了民間的抗爭，而且使統治集團里的明智派也意識到不能再這樣統治下去了，於是就有了「四五運動」和粉碎四人幫的宮廷政變。這兩件大事雖然形式和內容都大不相同，卻有著共同的歷史意義，就是反映了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因為，在專制主義猖獗的形勢下，任何揭露、批判、削弱專制統治的言論和行動，都體現著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都帶有以反專製為主旨的民主革命的性質。
　　　粉碎四人幫創造了有利於民主主義的新形勢，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如各地農村自發的包產到戶，突破了人民公社的專制主義桎梏；隨之興起的攤販走卒和手工業、個體戶，打破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大討論，以「西單牆」為代表的民主論壇遍布全國各地，更為改革開放創造了紮實廣泛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
　　　前面這些簡單的介紹，意在說明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所建立起來的中國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專制主義社會；這一時期的鬥爭和紛擾，多數屬於民主主義對專制主義的抗爭，反映了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都可以納入民主革命的範圍。改革開放是粉碎四人幫后這一矛盾的繼續，是民主革命在新形勢下的新形式。所以，關於改革的性質，如果用一句話來表述的話，就是：改革開放是民主革命在現階段的具體形式。現階段民主革命有三大形式：改革、維權、啟蒙，改革是主體，維權和啟蒙是兩翼。
　　　什麼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務是革除專制主義的社會制度，建立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改革開放就是因為朝野上下都意識到，毛澤東式的獨裁專制制度使中國社會瀕臨崩潰，非改弦易轍不可。而要戰勝專制主義，就必須採用民主主義。發達國家民主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主義是反對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最有效的武器。只有把改革納入民主革命的軌道，我們才有可能徹底改變社會的專制主義性質，走上健康發展的康庄大道。
　　　長期以來，我們總把改革開放說成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謬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和社會高度文明之基礎上的。我們至少需要再有一二百年的高速發展，才有可能達到這樣的水平。把充滿著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特徵、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因素的社會和制度說成是社會主義，已經是貽笑大方了，而把一二百年之後、甚至也許是幾百年之後才可能出現的社會主義說成是解救中國的良藥，就更顯得荒唐了。切合實際的提法，應該是「只有民主主義能夠救中國」，或者換一個提法：「民主革命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
　　　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告訴我們，在這個歷史新時期里，充滿著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就其性質來說，也就是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強大的專制勢力的抵制與反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扼殺了正在全國範圍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批判人道主義、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自由化，逼迫胡耀邦辭職，直到「8964」大鎮壓，都反映出反改革的專制勢力對改革的抵制與破壞。
　　　進入九十年代后，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打退了反改革反民主的權勢集團的反撲，挽救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加快步伐，卻把政治體制改革束之高閣，結果社會畸形發展，誕育了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都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這就使朝野上下進一步意識到改革的迫切性，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刻不容緩。
　　　（二）改革的路線和步驟
　　　改革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它包含著社會各個領域的根本性變革，必須均衡有序地推進，才能保證社會的健康發展。因為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都滲透了專制主義的影響，任何一個領域的趨向民主主義的變化，都會受到其他領域的專制主義因素的阻撓和破壞。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雖然有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意識形態的干擾，但總的說來，還是平穩有序的。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外（只有1988年的價格闖關引起波動），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也相應比較寬鬆。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列出七項改革內容：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和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若干制度。有計劃、有步驟地落實這些改革項目，可以帶動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的改革有序開展。不幸的是，「8964」大鎮壓毀滅了這個宏偉的改革藍圖，結果，不但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日益專制化，而且經濟體制改革也走上邪路，孕育了權貴豪強兩大剝削階級，造成極端嚴重的社會危機。
　　　造成嚴重社會危機的主要根源，在於政治權力的不受制約與監督，在社會各領域橫行無阻，破壞了全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現階段改革的關鍵是改革政治體制，對政治權力進行必要的制約與監督，建立起相應的制度。
　　　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任務時相比，改革的形勢更加嚴峻，條件更加惡劣。那時朝野上下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比較一致，經過23年的發展變化，這種一致已不復存在。主要由權貴豪強構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希圖恢復毛澤東時代的遺老遺少，遍布體制內外上下，已經形成為阻撓改革的強大勢力。如何穩步有序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最迫切最嚴峻的難題。
　　　為了解除政治體制改革的障礙，創造順利改革的條件，我認為首要步驟是進行一場比真理標準討論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全民大討論，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探討進一步改革的方針、路線和目標。而為了使大討論順利展開並取得應有的成果，需要有步驟地開放輿論，一是取消中宣部對新聞出版的干預，加強報刊和出版的自主性；二是開放網禁，取消對所謂敏感詞、敏感文章的封殺；三是制定《新聞法》、《出版法》，依法逐步開放報禁書禁，准許民間辦報辦刊辦出版社，四是歡迎香港、澳門、台灣的報刊和出版部門在大陸設立分支機構。採取這些措施，可以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通過大討論，促使全社會在改革問題上取得共識，有利於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推行。更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措施本身就是文化體制的改革，而且有助於推進維權運動和啟蒙運動。
　　　在社會領域，要創造有利於改革的條件，最佳的選擇是平反冤假錯案。二十多年來，因濫用政治權力（如維穩、截訪、拆遷、征地等等）而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積累既久，導致社會嚴重分裂，對改革極其不利。考慮到這項工作的複雜性和平反的難度，可以先在全國和各省市縣的人大常委會成立調查委員會，有重點地選擇一些全國性的和本省市縣的大案要案（全國性的如「8964」、法輪功），查明真相，依法處理，該平反的平反，該問責的問責，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如此方能化戾氣為祥和。在此期間，對一些問題比較簡單、顯而易見的冤假錯案，應該優先處理。包括撤消對一些異議人士的監控，釋放因「煽動顛覆國家」罪而判刑入獄者，這些人其實是真正的愛國者，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對他們的監控、判罪，使當政者失去了許多民心。其他如嚴懲貪腐，徵收高額財產稅，取消勞教制度，解散擾民害民、浪費國帑的維穩辦和「610」辦公室等等，對於紓緩民憤、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都將產生積極的作用，應有計劃地次第推開。
　　　應該承認，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方面，近幾年官方絕不是無所作為的。經濟領域如兩個「36條」、對房地產業的調控、取消農業稅、金融體制和分配製度改革等等；但由於權貴豪強的抵制，進展頗不平衡，頗不理想。在政治領域，近年推出的政務公開、財政公開和「三公」經費公開，儘管落實起來比較粗糙，畢竟是個明顯的進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取消大量行政審批項目，也都受到普遍歡迎；基層民主、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則是雷聲大，雨點小，有文件，有宣傳，卻進步不大；官員財產申報，雖然1995年就已發表有關規定，後來又多次重申，然而只在個別地區試點，難以全面推開。所以，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主要是如何排除干擾，切實貫徹已經開始或已有規定的改革項目；開啟新的改革項目，需要通盤考慮，十分慎重。
　　　前面所列的改革步驟，實際上已是一個全面改革的模式。任何一項改革的成敗，都會影響其他項目的改革，或促進、帶動，或阻滯、妨礙。所以，這些改革的步驟，孰先孰后，孰急孰緩，都需要通盤設計。為此，應該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或國家發改委成立專門的改革理論研究班子，像十三大前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那樣，組織有關的專家學者，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相結合，用一兩年時間，畫出各領域改革的藍圖。同時，鼓勵有條件的學術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也開展平行研究，發動民間的研究性社團以至個人，參加關於改革的大討論。要把一切有益的意見，都吸收進改革的計劃草案里，經過全國人民討論，最後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再按部就班地全面推開各個領域的改革。
　　　（三）改革的目標模式
　　　改革的目標，實際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目標，我把它概括為四句話，四個化：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實現四個化的過程，也是突破政治權力對這四個領域的壟斷的過程。
　　　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首先起來的是不堪束縛和壓榨的農民，他們衝破了人民公社的牢籠，通過包產到戶實現了自我解放。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明令禁止包產到戶，但農民的實踐和思想解放的大潮，最終迫使領導層作出明智的抉擇，打開改革的大門。包產到戶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和有限的資金，成為突破壟斷的最初動力，也是市場經濟早期最活躍的因素。今天在國民經濟中已奄有半壁江山的民營經濟，就是在個體戶和鄉鎮企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是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我國目前的經濟格局是，仍然據有半壁江山的國有企業在政治權力的庇護下，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價格，擠壓民營經濟，嚴重地阻礙著市場化的進程。突破壟斷的改革途徑，一方面是讓民營企業進入壟斷領域，以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條件同國有企業展開競爭；另一方面，撤消所有非市場的特殊優惠，讓國有企業融進市場。而要做到這兩方面，關鍵在於政企分開，取消企業級別制和「黨管幹部」，嚴禁黨政機關或領導人對企業進行不符合市場原則的干預。此外，還要在理論思想上拋棄把國有經濟看作公有制經濟，因而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錯誤觀念。政企不分和謬誤的理論觀念，是經濟市場化必須克服的兩大障礙。
　　　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是以民主法治的現代體制，取代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毛澤東在五十年代通過三大改造和反右派所建立起來的社會，被稱為是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是比過去一切專制社會更加專制、而且是越來越專制的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有過幾次民主運動的高潮，從西單牆、競選人民代表，到1956年和1989年呼求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無不遭到無情的打擊甚至殘酷的鎮壓。「8964」后，雖然改革政治體制的要求似乎已經銷聲匿跡，但沉潛在人們心頭的期望卻從未消失，近幾年來，朝野都日益強烈地發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改革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建立民主法治的現代體制，已成為廣大民眾的迫切祈求。
　　　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是遏制政治權力的濫用，建立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體制內的制約與監督，主要是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監督功能，保證法院、檢察院獨立辦案，加強黨報黨刊和官網的監督作用；同時，完善政務公開化的具體措施，讓政治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體制外的制約與監督，應結合有步驟地開放報禁、社禁，鼓勵民眾利用報刊社團和網路，對運用權力的機構和官員，警示於事前，揭露（或表彰）於事后，使黨政官員知所惕厲。為此，有必要制定相應的法規制度，把體制內外的制約與監督納入法治的軌道。
　　　中共十三大把黨政分開列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很有遠見的。黨政分開是把黨和政府的職能區別開來，這是解決以黨代政、一黨專政積弊的良方，意味著政黨的權力只限於政黨自身。它可以選派黨員進入政府，也可以通過法定的程序把自己的意見轉化為政府的方針政策，監督政府的工作，但無權干預政府的決策和施政；它可以在報刊上宣傳自己的見解，對不同的觀點提出批評，但無權干預其他報刊和出版物的運作。這是改革原有政治體制的十分關鍵的一著，在當時的條件下，完全有可能實施。1987年提出來后，先有價格闖關的干擾，後有「8964」的鎮壓，使這個良好的設想付之東流。歷史是無情的，當年實施黨政分開的良好條件，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了，什麼時候才能重提黨政分開，如何實施，恐怕需要針對現下的實際情況，經過相當充分的研究，才能提出適當的改革方案。
　　　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現文化自由化。什麼是文化？文化是人類追求自身完美和社會完善的努力，按照已故北大教授賀麟先生的說法，是對真善美的追求，意味著真理化、意識化、道德化，它的成果積累，就是文明。
　　　為什麼要把文化自由化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呢？首先，追求真善美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每個人都有追求個人的、家庭的、團體的、社會的真善美的權利，所以，文化在本質上是自由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觀念、自由選擇的產物。改革文化體制，廢除文化專制主義，實現文化自由化，就意味著把自由還給文化，讓每個社會成員都有自由地追求真善美的權利。其次，文化只有在自由寬鬆的良好環境里，才能順利發展。六十多年來，中國文化一直處在文化專制主義的嚴管高壓之下，以致至今未能產生出色的文化成果、超常的文化大師。再次，文化的自由發展和繁榮，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本質上都是文化自由的呼喚，它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了反封建反專制的理論思想武器，保證了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們要在中華大地上肅清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影響，完成民主主義革命，文化自由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文化領域是專制主義嚴酷統治造成的重災區。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曾在知識界、文化界引起一片歡呼，這本來是一個符合於文化本質的正確方針，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麥克法誇爾就認為這是「自由化」的方針。但人們很快就發現，這不過是一個引人入彀的誘餌，輕信這個方針而自由發言著文的人，無不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導致文化的全面凋零。粉碎四人幫后，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曾經給社會帶來自由民主的「小陽春」，1986年，當時的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三寬」（寬容、寬鬆、寬厚）的文化方針，獲得知識分子的普遍擁護。但為時不久，胡耀邦被迫辭職，朱厚澤受株連下台，接著是「8964」，此後23年，文化發展呈現出百花齊放卻只有一種色彩、百家爭鳴卻只有一種聲音的狀態。在表面的、畸形的文化繁榮掩蓋下，文化專制主義日益猖狂地消滅著進步的健康的文化成果。為了還給文化一個自由馳騁的天地，必須取消形形色色的文化管制，如輿論導向和文化作品審查制度，切實貫徹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把自主辦報、辦刊、辦社（各種文化組織和文藝團隊）還給社會。這既是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所在，也是民主主義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
社會體制的改革目標是社會平等化。這裏的平等，指的是權利的平等。人們佔有財富有多有少，但佔有的權利應該是平等的；勞動條件有所不同，但勞動的機會應該是平等的。平等是人的自由權利在社會生活中的體現，也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難企及的權利。誠如盧梭所說：「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為什麼？ 就是因為不平等。因為社會不平等，所以其他領域的自由權利也難以實現。環視世界各國，我們似乎找不到一塊堪稱平等的樂土，但平等不平等的程度卻大不相同，細細探究就不難發現，社會的平等程度，往往同它們的發達程度成正比。比較發達的國家，生產力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都比較高，相對來說，社會也比較平等；生產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較差的國家，不平等的現象就比較多。但是，不論處在什麼發達程度的國家，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的範圍內，都有相當寬廣的爭取權利的餘地，人們爭取自由民主平等權利和既得利益集團反對自由民主平等的鬥爭，就是在這個範圍里展開的；而自由民主平等權利的實現，也不能超越這個範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似乎意味著自由平等新時代的到來，人們揚眉吐氣，互稱「同志」，普遍產生了一種為建設祖國而奮鬥的平等勞動者的自我意識。但就在這個相對平等的短暫歲月里，同時也製造著不平等的搖籃，土改和鎮反肅反的過火鬥爭，使許多無辜者陷入困境，加上接踵而來的反右運動，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所謂「地富反壞右」的賤民階級，他們或被剝奪公民權利，或被視為下等公民，不但自己備遭凌辱，而且子女也頻受歧視，在入學、當兵、交友、婚姻、就業等等人生的各個環節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公社化后的農村，則有名為公社社員、實為農奴的階級，他們被剝奪自由勞動權、財產權、遷徙權，連在房前屋后種點瓜菜、拿雞蛋去換取油鹽也遭到批判，甚至外出乞討的權利都沒有。與高踞于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相比，賤民和農奴是兩個被踩在社會底層的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使「五類分子」擺脫賤民地位，恢復公民權利；農奴們則以包產到戶和務工經商的實際行動，掙脫人民公社的鎖鏈，成為社會平等公民的成員。兩個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消失，相對平等的社會條件，帶來八十年代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但城鄉體制性差別的存在，卻給社會留下了不平等的陰影。「8964」結束了相對平等的胡趙新政時代，一些官僚及其子女利用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歧路的機會，或同奸商勾結，或空手套白狼，或玩弄騙術，或上下其手，掠取國家資財和改革成果，驟然暴富，於是就產生了兩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和同它深相勾結、依傍於它的豪強資產階級。十多年來，因佔地、拆遷、維穩及其他侵害群眾利益而激發的大量上訪和群發性事件，就是這兩大階級壓迫剝削民眾的惡果。廣大民眾同他們的鬥爭，是現階段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也是不平等的主要表現形式。
　　社會平等化的首要目標是消滅剝削和壓迫。可採取的措施，一是平反冤假錯案；二是廢除城鄉二元體制；三要杜絕產生冤假錯案的條件，如撤消維穩辦、檢法兩院公平辦案、停止截訪等；四是消除兩極分化，劫富濟貧，開徵財產稅，如對財產在1000萬元以上者，每年徵收1%；5000萬元以上者，每年徵收2%；1億元以上者，每年徵收3%。五是國家財政進一步向民生傾斜，幫助貧困公民就業創業，同時加大在醫療、入學、買房等方面的扶貧力度； 六是增加對貧困地區的交通、水利等基本建設投資。這些措施都有利於消除社會不平等狀態，應該定出計劃，逐步實施。
　　（四）結語，兼議四項基本原則和科學發展觀
　　三十多年的改革，走著一條曲折崎嶇的道路。經濟體制改革拐了一個大彎，培育出兩個剝削階級，給社會造成巨大的損失；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的改革只觸及皮毛，沒有震動專制主義的本質。為什麼會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改革的性質所在，卻堅持同改革的性質完全相反的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把它看作改革的指導思想，結果極大地阻礙了改革的健康推進，造成社會畸形發展的局面。
　　改革是現階段民主革命的具體形式，而四項基本原則從它出現的第一天起，就是民主革命的對立物。在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中，它是維護專制統治的強大武器。要順利推進各個領域的全面改革，就必須批判並拋棄四項基本原則。
　　四項基本原則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是有害的。第一個堅持是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個虛構的命題，因為我國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把一個充滿著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社會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僅是名不副實，而且也是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侮辱。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公有製為主體」，就更荒謬了。公有制的基本特徵是勞動者在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企業里，享有一份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這是勞動者成為企業主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也是人人有產、人人富裕的基本保證，它同高度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我們卻移花接木，把高度壟斷的國有企業當成是公有制，把實際上是專制主義經濟基礎的壟斷經濟當成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豈不是太離譜了嗎？
　　　第二個堅持是黨的領導。社會和國家政權由什麼政治力量來領導，應該取決於人民的意旨，任何政黨都沒有權利自行宣布自己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者。
　　　第三個堅持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對人民民主專政所作的權威定義，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但劃分人民和敵人的標準卻是統治者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的，所以它實際上成了鞏固專制獨裁統治、剪除異己的手段。毛澤東發動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就是對人民民主專政的最好註釋；近幾年的「維穩」，也是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推行的。
　　　第四個堅持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指導。這個堅持的不當之處在於：首先，任何思想家、政治家畢生的思想和理論，都不可能是始終一貫的，學識的增長、經歷的豐富、環境的變化，都會使他們充實或修正自己的思想觀點，因此，以某個特定人物的思想作為政黨、團體或個人的指導思想，都是不適宜的。其次，馬列毛鄧三之間，雖有一定程度的繼承關係，但同時也有許多互不相容的矛盾，把這些內容和思想指向不同的東西揉在一起，而且作為政黨甚至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顯然是不恰當的。再次，固定某種思想體係為指導思想，就必然會產生排他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給我們留下了豐富思想遺產，都可以有選擇地被我們用來指導行動，沒有必要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思想體繫上。最後，由於這些思想體系本身的龐雜，有著話語霸權的統治者就可以選取最有利於鞏固專制統治的內容，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歸根到底，四項基本原則是為專制統治服務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專制主義，抵制民主主義。不徹底批判並拋棄四項基本原則，改革就不可能健康發展。
　　　與四項基本原則相比，科學發展觀更適宜於指導改革。科學發展觀是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內容是統籌兼顧，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統籌兼顧指的是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五個方面的統籌。此後的幾次中央全會和十七大，對此都有所闡述，但基本內容沒有什麼變化。科學發展觀的優越性在於，首先，它是在總結此前改革與發展中一些不科學做法的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所以有很大的針對性和指導性，富有實際意義；其次，它沒有什麼意識形態色彩，不像四項基本原則那樣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再次，它可以切切實實地運用於工作，指導工作，有很強的實踐性；複次，科學發展這個概念有寬泛的可容性，現在的內容偏重於經濟領域，隨著經驗教訓的積累，可以逐步增加更多內容，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的發展觀點；又次，它的內容包羅中外遺產，適用於不同條件的社會，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這是科學發展觀成為改革指導思想的意義所在。因為普世價值是符合於人類的共同利益和社會需要的價值，它當然也符合於中華兒女的共同利益和社會需要。改革只有在普世價值的引導下，才能走上健康推進的快車道。科學發展觀的內涵：統籌兼顧、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都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念。正在舉行的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把科學發展觀規定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中共十八大是中國現當代歷史上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也是改革歷史上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廣大民眾寄以很高的期望。十八大政治報告有所創新，有所前進，有許多令人振奮的豪言壯語、華章麗句，但也有不少未能擺脫傳統思想重軛的陳詞濫調。不過，誠如俗話所說，「理論是蒼白的，生活之樹常青。」形諸文字的東西只是不具約束力的承諾，關鍵在於今後的實際工作，在於改革是否能夠突破四項基本原則之類的傳統觀念的束縛，躍上新的台階。改革是全民族的事業，應當動員全民參与，朝野協力，這既需要清醒的共識，也需要明智的抉擇。2012年的十八大是否能成為開啟改革新局面的起點？ 但願人們的期望不會落空。
　　　（本文是為2012年11月16日在北京舉行的「改革共識論壇」提供的論文）
　　　 2012年11月7日完稿，11日補充改定。
　　附：在「改革·共識」論壇上的即席發言
　　　我講三點：第一，改革的性質，這個論壇主題叫改革共識，改革要取得共識，首先對改革的性質是什麼應該有認識。改革的性質是什麼？官方的說法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我認為這個說法很不恰當，因為中國根本就沒有進行社會主義的條件，既沒有物質條件，也沒有精神條件，社會主義只是一個空洞的旗幟，在旗幟掩蓋下是專制主義、封建主義。這樣的一個社會要自我完善，能完善到什麼地方？我認為改革的性質應該是現階段民主革命的具體形式。為什麼這樣說？不要說放眼觀察，就是閉著眼睛想一下，我們也可以想到社會上存在著多麼嚴重的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處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的任務應該是反封建、反專制。也就是說進行民主革命，繼續進行一百多年以來中華民族為了求生存而進行的民主主義革命。一百多年以來，從洋務派開始一直到現在，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民主和專制的矛盾，這個矛盾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我認為改革就是要解決這樣的矛盾，所以改革的性質應該是現階段民主革命的具體形式，目標是反專制、反封建，以民主主義取代專制主義、封建主義。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改革的指導思想。十八大政治報告里談到黨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社會發展觀為黨的長期指導思想。我認為這個提法不妥當，「馬列毛鄧三」的內容非常龐雜而且互相矛盾，拿它們的什麼來指導改革？鄧小平在1979年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應該說是中國特色的「馬列毛鄧三」。改革就是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個基本點是不平等的，實際上是用四項基本原則來指導改革開放。改革進行到現在，為什麼政治體制改革停步不前？為什麼經濟體制改革走向了邪路？特別是90年代後半期，國有企業的改革孕育了中國兩大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為什麼如此？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相對於四項基本原則來說，我認為科學發展觀可以對今後改革起一定的指導意義，但科學發展觀本身要賦予它以科學的解釋與理解。我認為科學發展觀首先一條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2003年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些不都是帶有普遍性、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嗎？所以我認為科學發展觀和四項基本原則是矛盾的，改革的指導思想應該是普世價值。科學發展觀，統籌兼顧，以人為本，全面可持續發展，就是帶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
第三，民主革命是反封建、反專制的革命，但我好幾年的文章里已經不提反封建了。十多年以前，有一位朋友提出，認為中國過去是半封建社會的說法是不科學的，因為封建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是西周東周的事，自秦始皇滅六國以後就不存在了。我很贊成這個觀點，所以後來寫的很多文章里都只提專制主義，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專制。但最近一兩年開始又有了新的想法，覺得專制主義還不能概括我們兩千多年的歷史全貌和社會性質，實際上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里，西周以來的封建傳統仍然發揮著很大的作用。例如等級制，人分九等，爵有五級，這個封建傳統到現在還有影響，所謂「狗眼看人低」，說明我們的社會實際上存在著對不同等級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又如土地國有，實際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遺存。甚至現在享受著前代遺澤的所謂「官二代」、「紅二代」，也有「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痕迹。封建主義在社會上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存在，說明我們今天仍然有反封建的必要。所以我在為論壇提供的文章和剛才的發言里，都把反封建和反專制並提，主張以民主主義取代封建主義、專制主義。這個問題還可以進一步討論研究，我在這裏只是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參考，謝謝！
　　　 2012年11月16日
　　　
政改班頭，民主先鋒
——祝賀鮑彤、姚監復二同志八十大壽

　　今天我們這個小小的餐聚，是為慶賀鮑彤同志和姚監復同志的八十大壽而舉行的。我代表中央黨校的幾位同志，向這兩位老同志、老朋友、老戰友，致以熱烈的誠摯的祝賀。
在座的同志，多數在26年前參加過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這項工作就是在鮑彤同志領導下進行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就是以鮑彤同志為首的研討隊伍的勞動成果。在那個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上，把黨政分開列為改革的首要目標，這是很有遠見的。黨政按職能分開，各司其職，就為轉變一黨專政的專制政體，邁出重要的步伐。遺憾的是，這個意義重大的改革措施，剛一起步就被破壞了。「8964」之後，政治體制改革被束之高閣，黨政分開就更不用說了。但是，那一段鮮明的歷史軌跡，卻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留下光輝的記錄，這是趙紫陽和鮑彤等同志用心血寫下的歷史。
政治體制改革是鮑彤同志後半生的生命歷程中最輝煌的篇章，也是他的人生奉獻的高潮。在經歷了七年的冤獄和十多年的准囚徒生活后，這幾年他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為社會作貢獻的高潮。如果用最簡練的詞語來概括鮑彤同志的後半生的話，那就是「政改班頭，民主先鋒」。第一個高潮是政改班頭，第二個高潮是民主先鋒。儘管他直到現在還處在非法的嚴密監控之下，但他仍然不放棄任何表達政見的機會，以睿智深刻的思想和樸素平實的語言，在改革、維權和啟蒙的民主運動中，發揮了指向和領先的作用，成為我們學習和效法的榜樣。
姚監復同志也是我們隊伍里的先鋒人物。近幾年來，他在幫助胡績偉同志整理大量文稿的同時，還發表許多獨立見解，積极參加海內外的各種會議，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避鏑銳，衝鋒陷陣，贏得了廣泛的尊敬。
老年是人生最成熟最寶貴的年齡段，說它成熟是因為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體驗和感悟，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經歷六七十年的曲折坎坷，這個事實是使人成熟智慧的源泉。說它寶貴是因為老年人的經曆本身就是一筆很豐富的精神寶藏，開採它，把它貢獻給社會，對後代的成長，對社會的發展，都可以發揮十分積極的作用。說它寶貴還有一個理由是，年歲既老，來日無多，如不抓緊，稍縱即逝。如果畢生積累的財富沒有開採並貢獻給社會就到了生命的終點，同肉體一起，化為一年縷青煙，那多麼可惜！
老鮑老姚的八十大壽最值得慶賀的，不僅僅是安全健康地進入晚年，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把一生的體驗和感悟，開發出來，貢獻給社會。這種類型的老年人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一支隊伍，他們不畏恐嚇，不避險阻，用自己的餘生譜寫我們祖國的光輝未來，老鮑老姚都是站在這個隊伍前列的先鋒人物。我們願意同你們緊緊地站在一起，同戰鬥，共患難，我相信這是最好的祝賀。
　　　 2012年11月22日
　　　
紀念李九蓮被害三十五周年
　　　明天是李九蓮被殺害三十五周年。在這個應該紀念的日子前夕，我謹向這位堅強剛烈、正氣凜然的女性致以衷心的敬仰和感佩，並以繼承遺志的誠意，告慰她的在天之靈。
自從民主主義理念東漸以來，無數英烈志士為了實現中華大地的民主變革，無畏地面對封建專制的強大暴力，前仆後繼，獻出自己的寶貴生命。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中華民族近現代歷史上的最輝煌的篇章。李九蓮就是這個英雄隊伍中值得稱頌的烈女。她把尋求「能保證全人類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作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標，對違背這一理想的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提出尖銳的批判，結果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在粉碎四人幫的一年多后被槍殺。槍殺前被警方殘忍地用竹籤插進她的下頜、刺穿舌頭，為的就是不讓她喊口號。
李九蓮是戴著真理的花環、披著民主的衣衫，倒在罪惡的槍口面前的。她的肉體被消滅了，但她堅持真理、祈求民主的理念和精神，卻永遠地留存在中華大地，成為後人學習的榜樣。
在李九蓮和遇羅克、林昭、張志新、王申酉等文革中的罹難者面前，我感到十分慚愧。在他們同專制暴君抗爭的時候，我卻還處在個人迷信的蒙昧中，心存懷疑而不敢聲張，身處屈辱卻無意反抗。今天回顧反思，深感愧怍。我只有接過他們堅持真理、爭取民主的旗幟，把餘生獻給他們為之犧牲的事業，為建設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中國而奮鬥終身，才對得起這些被奉獻在歷史祭壇上的先烈們。
李九蓮，你的精神不死！你在1974年說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已經成為現實，你是不會被人們忘卻的！
　　　 2012年12月13日
兩個博弈
——2012年歲末隨感之一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24日舉行第30次會議，審議幾個法規的草案或修正案，近日被炒得熱火朝天的關於網路管理的話題，以「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草案」的形式，也被列入議題。按照新華社關於這次會議的綜合報道，「為了保護網路信息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迫切需要制定相關法律。」保護、保障、維護，是這個法規的主旨。
在一個現代國家裡，任何法律，甚至包括憲法，都應該以保障公民權利為主旨，限制和防止權力對公民權利的干預和侵害，即使是加強管理，也是為了保障公民權利。即將出台的這個法規，是否符合於這個要求？我國的許多法律規章，從憲法到某些部門條例，往往都具有兩面性，既有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文，也有實行專制管制的內容，而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是專制壓倒了權利。人大常委會即將通過的決定，雖然有「保護網路信息安全」的內容，但「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一語，卻使人產生難以樂觀的聯想。
當然，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是完全應該的，正當的，誰能說不要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呢？問題在於，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它已經成為專制權力迫害公民、剝奪公民權利的借口。目前遍布全國各地（尤以首都北京為甚）的對異見愛國者的監控、跟蹤、「喝茶」、「旅遊」，以至幽禁、判刑，不都是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這個冠冕堂皇的口實下實施的嗎？更不要說萬民唾罵的「維穩」和臭名昭著的「610辦公室」了。
從這一時期媒體喧嚷的傾向，似乎也可以窺測這個決定的趨勢。《人民日報》本月18日發表《網路不是法外之地》后，接著又發表《網路需要依法運行》、《網路言行應遵循法律底線》等評論文章，許多大媒體紛紛跟進，或轉載《人民日報》的評論，或撰寫文章配合，聲色俱厲地提出要把網路納入法治的軌道。這個主張當然不錯，誰也不會反對。執政者早就提出「以法治國」，我們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都應該走上法治的軌道；尤其是政治權力的運行，更應首先依法循規，網路自然不能例外。但從主流媒體一周來的喧聲來看，所謂法治卻另有所指。這些輿論雖然也肯定網路的積極作用，可是重點卻是強調、誇大甚至捏造網路的黑暗面，特別是對微博，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微博的憎恨和敵視。有的說微博是散布謠言的溫床，詐騙作惡的工具；有的形容微博是虛擬空間的斷頭台，羅伯斯庇爾式的革命狂歡；有的指責微博充斥難辨真假的傳言流言，甚至淪為官場惡鬥的工具。更有甚者，有一個網站竟然把微博比作紅衛兵的大字報，呼喚著人們對文革的記憶，認為揭露醜事的微博猶如文革大字報，是文革思維的延續。這些話語表明，他們已經不是在評論了，而是在聲討，在譴責。他們這是在呼喚法治嗎？這些言論本身就超越了法治的範圍。他們把5億多網民和3億多微博用戶中出現的極少數消極現象，誇大為網路和微博的整體形象。據有的網站披露，這次如此集中的宣傳，是奉中宣部之命推出來的，這個背景更顯示出這個即將通過的決定的基本傾向。
當然，對網路上出現的不良的甚至是違法的現象，完全應該依法嚴肅對待，如欺詐、造謠、危害社會安全等等，《民法》、〈刑法〉都有相應的條款，更何況，早在2000年9月，國務院第31次常務會議就已經通過〈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並公布施行，其中規定網路運行應當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的要求，並且特別列出不得製作、複製、發布、傳播9條有害內容的信息。可見，網路本來就「不是法外之地」，〈人民日報〉對網路發難的首篇評論以〈網路不是法外之地〉為題，完全是危言聳聽。
有人認為，人大常委會之所以要急急忙忙地通過這個決定，是因為近一時期揭露了一些貪腐官員，使許多在位者膽戰心驚，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揭到自己頭上，所以趕緊採取措施，防患於未然。此話不無道理，但無憑無據，不能妄說。
其實，政治權力之手早就處心積慮要伸進互聯網。前幾年盛傳公安部要在電腦上安裝「綠壩軟體」，經網民同聲譴責，公安部表示撤消這一計劃，但實際上卻不聲不響地付之實施。我年初買的海爾「轟天雷T」台式電腦的〈使用說明書〉上，就明明白白地印著：「根據政府部門的相關要求，您所購的電腦預裝有綠壩花季護航網路過濾軟體，海爾不保證本軟體的內容服務於功能的安全性與兼容性。……」這種瞞天過海的伎倆，實在令人齒冷。
從〈人民日報〉造勢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前後不到10天，卻震動著數以億計的網民。我認為，這件事情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集中反映著兩個意義重大的博弈：一個是權力和科技的博弈，一個是專制和民主的博弈。網路這個現代科技成果為我們提供了抑制政治權力、伸張自由權利的強大工具，它的廣泛運用必然會侵犯既得利益者的權益，並遭到強烈的反彈。表現這個全過程的，同時也是民主和專制的博弈，這是一百多年來的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在這個時代和特殊節點上的反映，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則是這個矛盾與鬥爭的集中表現。它不可避免會兼有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特色，而在實施過程中，又必然會是專制主義的成分壓倒民主主義的成分。這是歷史的倒退，是現有體制下難以改變的趨勢，它取決於力量對比，無可奈何。但是，我相信科技和歷史的力量，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將有力地推動歷史的進步。科學技術終將戰勝權力，民主主義終將戰勝專制主義，我深信不疑！
　　　 2012年12月26日晚
　　　
土地制度的遐思與悲歌
——2012年歲末隨感之二
　　
　　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規里，另一個引動億萬民眾關切的是土地管理法的修正案草案，修正的主要是第47條。這是一個關於征地補償的條款，它原來規定：土地補償費為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產值的4—6倍，安置補助費最高不超過前三年平均產值的15—20 倍；補償后仍不能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者，可適當提高，但兩費合計不能超過前三年平均產值的30倍。經11月18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修正案草案則在這一條的第一款規定：「徵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照合法、公正、公開的原則制定嚴格的程序，給予公平補償。」怎樣「公平補償」？據國務院法制辦主任宋大涵在向常委會說明時表示，修正案通過後，國務院將會制定有關條例。
補償能夠作到公平嗎？在國務院討論修正案草案時，有的學者認為原定補償費和補助費的數額太少，應提高10倍。但提高10倍就能「公平」嗎？恐怕未必。
補償是土地制度被扭曲的結果。《土地管理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裏所謂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統統是主觀虛構的概念遊戲。它既違背了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共佔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勞動者在他們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生產場所里，享有一份屬於他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這份所有權是他們能夠成為企業主人以至國家主人、社會主人的經濟基礎。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里，那些全民和集體中的個人，卻沒有絲毫生產資料所有權，因而也就沒有對這個經濟組織的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利潤分配權。這樣的經濟組織怎麼能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呢？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高度文明的產物，按照我國當前的發展水平，不論是生產力還是社會文明，都沒有達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程度。只有經過一個民主主義的發展階段，努力發展生產力，培育公民社會，持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的文明，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土地制度也不例外。
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打的雖然是社會主義的旗號，實際上卻是封建專制制度的遺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現代版。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是從毛澤東時代的合作化開始的。合作化從土地分紅的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是從具有民主性的「耕者有其田」，蛻化為封建莊園制的過程。粉碎四人幫后農村自發的包產到戶，突破了人民公社的枷鎖，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使農業生產得以快速提高，並且帶動了個體工商業和鄉鎮企業的繁榮，開啟了改革開發的大好局面。但包產到戶只奪回土地的經營權，它對農業生產力的推動作用，五六年工夫就發揮殆盡。這個時候，應該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但囿於土地集體所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成見，全國上下都沒有意識到改變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個有其田」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錯過了深化改革的最好時機。二十多年來，「三農問題」的許多弊病和禍害，追究它的根源，無不同土地的名為集體所有制、實為封建莊園制有關。所謂征地補償，就是莊園制的一個不大不小的怪胎。
我十多年來一直呼籲土地應歸農民個人所有，因為這是最適合於小農經濟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土地佔有形式。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土地可以自由流動，可以買賣、出租、典押，不論是建立大農業合作社或農場，還是舉辦工農商聯合體，農民都可以把土地所有權轉化為產權，融入市場經濟。政府或房地產主要用土地，就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你買我賣。除了交給政府的交易稅外，地價全部歸農民所有。這裏存在的是市場行為，不容政治權力插手，所以也沒有什麼補償問題。
但是，現狀是殘酷的。農民雖然通過包產到戶，擺脫了農奴地位，但由於沒有獲得土地所有權，至今仍然處於半農奴狀態。多年來的土地被占，房屋被拆，卻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就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三農」問題和土地制度的悲劇在於，當政者死死抱住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這個牌位不放，本應由市場規則判定的土地交易問題，卻成了政府作主的征地補償問題，以致我們只能在「公平補償」這個框架里爭取農民的權益。
我認為「公平補償」可以從兩條線索來考慮：一是繼續由政府決定補償額度，像原來的土地管理法第47條那樣，只是提高補償數額；一是引入市場因素，有關法規只定一個大體的比例。假如征地價格為每平方米1500元，那麼每畝價格就是100萬元，按照原來的土地管理法第47條，農民可以得到征地補償費4—6千元（假定前三年每畝平均產值為1000元），安置補助費1.5萬—2萬元，一共還不到3萬元，政府可以得到97萬元（包括被貪官裝進自己口袋的那一部分）。即使征地補償費提高10倍，安置補助費提高5倍，農民每畝可以收入到11.5萬—16萬元，也不盡合理，因為土地的市場價格是不斷變動的，相應的補償費和補助費卻定死了。但如果農民的土地經營權被賦予產權的性質，他們就有權獲得更多的份額，情況就大不一樣。一是使征地帶有市場交易的性質，二是政府對土地價款的分割不能固定數額，但可以確定一個比較合理的比例。譬如說，不妨承認虛構的集體所有製為實體，則土地帶有雙產權的性質，農民和集體都享有土地的產權，那麼土地價款在交納交易稅後，就應該在個人和集體之間平分，或確定一個相距不大的比例，如分別獲得45%—55%，按照前面的例子，如交易稅是20萬，農民和集體可分別獲得36萬元—44萬元。
這樣分配土地價款當然不很合理，因為它仍然給貪官留下謀私的空間。但是，既然這個從理論到實踐都有著極大欺騙性的集體所有制短期內不可能退出歷史舞台，那麼，我們就只能在承認它的前提下尋求「公平補償」，讓土地和農民都不得不承受這個被扭曲的恥辱。
嗚呼！何時吾土歸吾民，億萬農友成主人？
　　　 2012年12月28日
　　　
與其侈談文風，不如開放輿論
——2012歲末隨感之三
　　　
自從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月4日作出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以來，各省市、各部門紛紛跟進，結合本省市、本部門的情況，制定出落實八項規定的具體要求。這些具體規定，既是當政者的自我約束，也是對廣大民眾的承諾，為群眾性的監督提供條件，當然是值得歡迎的。
據新華社26日電，中共中央宣傳部近日也發出《關於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切實改進文風的意見》，要求思想文化戰線把改進文風作為宣傳貫徹十八大精神、落實中央政治局八項規定的重要任務，作為改進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的重要機遇，下大決心大力氣抓緊抓好。《意見》要求黨報黨刊、通訊社、電台等輿論工具進行全面改進，說真話、寫實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絕脫離實際、內容空洞的文章和應景文章，不發一般化的工作報道，等等
當然，文風是應該改進、也是必須改進的。官方報刊上的許多報道和文章，不僅脫離實際、內容空洞，而且語言無味，官腔十足，言之無物，言之無理，言之無情。文風隨世風之日下而日下，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應該改進、必須改進。
但是，文風日下的根源不在文風自身，而在於思想文化的管理體制、領導體制。文化自由、思想自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思想文化的發展，有賴於社會的自由寬鬆。因為只有在自由寬鬆的環境里，人們才有可能充分行使他們的自由權利，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繁榮的文化產品和豐碩的思想成果，推進社會的發展。文風是思想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它可以隨著思想文化的自由開放而生動活潑、豐富多彩，也可以隨著思想文化的嚴管封閉而生澀空泛，虛偽造作。目前流佈於媒體的文風不正，正是文化專制主義的嚴酷管制的結果。
近幾年來，中宣部不斷強化對思想文化的無理干預和非法管制。一方面，廢止新聞自由，嚴格控制輿論工具，對各地發生的重大事故，往往下禁令，打電話，不許媒體自行報道，只能採取新華社的通稿；另一方面，取締出版自由，凡是被認為是敏感作家、敏感話題、敏感內容的作品，一概禁止出版，也禁止在報刊上發表。如有觸犯，嚴懲不貸，或停業整頓，或處分甚至開除有關人員。在中宣部的淫威壓迫之下，新聞出版的從業者不得不小心謹慎，臨深履薄，把一些最有思想理論價值、最有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文章或書稿，拒之門外。這樣取捨的結果，充斥于社會的思想文化產品，往往是一些陳詞濫調、諛語頌歌，或是了無創見的平庸之作。許多具有獨立見解或揭露歷史真相的作品，只能送到境外發表、出版，或是自費印刷。對於這些著作，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一概貶之為「非法出版物」，成為「掃黃打非」的首要目標，收繳銷毀，不遺餘力，郵局不得寄送，有些傳播者還被罰款判刑。在如此嚴酷的專制主義管制之下，要求輿論媒體改進文風，「說真話、寫實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絕脫離實際、內容空洞的文章和應景文章，不發一般化的工作報道」，不亦難乎！？
所以，改進文風，最根本的途徑，還是要取消對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特別是要剝奪中宣部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太上皇地位。中宣部是中共中央的一個部門，它的責任是宣傳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見解，不應該成為真理是非的裁判者，更沒有充當扼殺先進思想文化劊子手的權力。中宣部退出對思想文化的統制，把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還給社會，還給民眾，就等於實現思想文化領域的大解放，為思想文化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也為改進文風提供優越的條件。這應該是現階段的中宣部可以作出的最得人心的貢獻。
當然，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統治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的根源，理論上是有害無益的四項基本原則，政治上是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所以，要開創思想文化領域的良好環境，實現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貫徹雙百方針，使文風根本好轉，還必須改革政治體制，理論上取得新的共識。而要在政治上理論上取得共識，又有賴於充分的自由的討論，有賴於一場廣泛深入的啟蒙運動。可見，思想文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同政治體制改革和取得理論共識，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如何穩妥有序地推進這兩大方面的改革，既需要領導者的智慧和勇氣，也需要朝野的共同努力。
文風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是同整個思想文化狀態和其他領域緊密聯繫著的。只有文化自由和政治改革的穩步進展，才會為良好的文風提供寬廣的園地，帶動文風不斷改進，孤立地侈談改進文風是無濟於事的。
　　　2012年12月29日
　　　
警惕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現象
——2012年歲末隨感之四
　　　
2012年是中國政治風雲激蕩的一年，在這些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中，最受到人們關注的，當數由王立軍出逃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發軔的倒薄大案。案起至今已十月有餘，雖然還沒有經過法律程序，但由於網路上持續不斷的熱播，事件的來龍去脈已經非常清楚，需要的只是一個公正的、公平的、公開的審理。
但審理判罪絕不是這個案件的結束。薄熙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而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的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的集中反映。它發生在此時此地此人的身上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出現在社會分裂不斷加深、各領域的危機日益深重的中國，卻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不僅是一個事件、案件，而且是一種社會現象、歷史現象，我們不妨把它稱做「薄熙來現象」。
所謂薄熙來現象，是指野心家利用毛澤東的思想理論資源，憑藉逐步取得的政治權力和掠奪所得的財力，籠絡民眾，構築政績，樹立個人形象，積聚政治能量，為奪取最高權力準備條件。薄熙來是第一個出現的這樣的人物。
薄熙來現象的產生有著源遠流長的思想理論淵源，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
毛澤東在五十年代發動的「社會主義改造」，剷除了稚弱的民主主義幼芽，實現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把中國帶進先是飢餓后是恐怖的社會。粉碎四人幫后，朝野的民主力量通過平反冤假錯案、土地包產到戶、真理標準討論等形式，解放思想，討伐毛澤東的封建專制主義。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是這次民主主義進軍的繼續和深化。許多與會者在會上揭露、聲討毛澤東的罪惡。民主主義的勝利進軍引起了專制主義維護者的恐慌，他們由鄧小平出面，宣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遏止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化，同時動用政治權力，鎮壓在野的民主力量。至於在朝的民主力量，由於他們雖然傾向於民主主義，但政治上思想上都沒有擺脫毛式專制主義的陰影，因而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專制主義的控制。
四項基本原則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共產黨執政的法統所在，即使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傑出的黨內民主派改革派，也無法抗拒它的強大壓力，甚至不得不付出慘痛的代價。其他領導人就更不可能放棄它或對它提出挑戰，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堅持、遵循，把它當做立黨治國之本，維護不遺餘力。但四項基本原則本質上是專制主義的共生物，專政體制的保護神，它可以成為執政的指導思想，也可以成為反改革的利器。因為嚴格地說來，改革開放確實是同四項基本原則格格不入的。薄熙來的唱紅塑像，高舉毛澤東思想，重樹毛澤東的權威和神話，確實比當政的領導者更符合於四項基本原則，從而輕而易舉地佔領了思想理論的制高點，這是孕育和產生薄熙來現象的思想理論淵源。
另一方面，1989年對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和隨後的清查運動，將朝野主張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一網打盡，反改革反民主的勢力乘機崛起。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雖然挽救了經濟體制改革，但政治體制改革卻被束之高閣；在民營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國有經濟的體制改革走上邪路，成為權貴資產階級的孵化器，並且培育了依附權貴而暴富的豪強資產階級。進入新世紀后，這兩個剝削階級勾結更緊，對老百姓的掠奪更深，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官民對立，貧富之間和朝野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日益尖銳，全國每年十幾萬起群發性事件和京城每天成千上萬上訪者的事實，充分揭示了社會危機的嚴重程度。這給反改革反民主的復辟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使薄熙來得以積累起通過政變攫取最高權力的社會基礎。
現在，薄熙來垮台了，但產生薄熙來現象的思想理論根源和社會基礎並沒有消除，薄熙來現象再度出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何避免這個可能出現的前景，是擺在現領導人面前的一個嚴重任務。
如何避免薄熙來現象再度出現的前景？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談：近期任務是清除薄熙來東山再起的機會。薄熙來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能量雖然已經大為削弱，但那些曾經支持他唱紅黑打、陰謀奪權的政治勢力仍然強勢存在，不排除他們干預薄案，甚至挑起事端、製造混亂、乘亂變局的可能。為了防止出現這種前景，首先，依法進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審理，把薄熙來的全部罪行暴露在陽光之下，杜絕一切遮遮掩掩的借口。其次，與薄案有關的人員，特別是參与政變密謀的政客和收受大量賄賂、為虎作倀的文痞，凡是觸犯法律的，都應依法判處，嚴肅依法，不留後患，徹底消除薄熙來東山再起的機會。
避免薄熙來現象再現的長期工作是逐步剷除它的產生條件。一方面，開放輿論，就治黨治國的思想理論和基本方針，進行全黨全民的大討論，以便在最根本的理論方針問題上深化認識，取得共識。這將是一場為時幾年甚至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新啟蒙運動。另一方面，平反冤假錯案，嚴懲貪官污吏，厲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懲治權貴富豪的不法行為，化怨氣為和諧，化戾氣為祥和，實現社會的平等公正，以消除薄熙來現象再現的社會基礎。
當然，實現這兩方面的目標，都是極為艱巨的難題，但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著想，卻是我們不得不走的光明大道。
　　　 2012年12月31日晚
　　　
附錄：普世價值與中國道路
——在普世價值與中國道路專題講壇上的發言和答問
　　　
　　　杜光：非常感謝張千帆教授和新浪網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能夠談談對普世價值的看法，我覺得這個機會非常難得，非常感謝。但我只能從實證和體驗的角度來看，學理方面叢教授可能會講得更好一些。
　　　我談四個問題：第一，什麼叫普世價值；第二，中國道路；第三，近幾年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和批判，它的背景和性質是怎麼回事，對此我有我的看法；第四，普世價值和中國道路。前面兩個問題我會談得比較簡單一點，主要是第三、第四個問題。
　　　一、什麼叫普世價值
　　　我查了一下1979年的《辭源》和1986年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都沒有收進「普世價值」這個詞條，可見這個詞作為概念出現是近一、二十年的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我認為既然出現了新概念，就應該引起大家的注意，探討它所包含的內涵是什麼、影響是什麼、作用是什麼，對此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但不幸的是，我們前幾年在社會上所開展的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和批判，卻呈現出一面倒的趨勢：只許批判普世價值，不許正面肯定或者宣傳普世價值。比如2009年初《人民日報》子刊「人民論壇」有一位編輯要我寫一篇普世價值的文章，我感到很高興，為什麼？因為她說準備開一個專欄，將贊成普世價值和反對普世價值的文章同時登出來。我覺得這很好，表現出百家爭鳴，因此我按照她的要求很快寫出一篇文章（三、四千字），叫《普世價值的理論和實踐》。發給他們以後好長時間沒有消息，沒了下文。後來我碰到王占陽，他也是一位編輯要他寫一篇文章，結果也沒了下文。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大概是上面不讓發表正面的東西。原來設想非常好，對普世價值的不同看法同時登出來讓大家去評價，讓大家去衡量，可結果不讓登。後來出現在官方報刊上的大量文章只有批判普世價值，沒有肯定普世價值的。所以我的文章只能放在網上，可見這個問題非常敏感。對此我感到非常不公平。
　　　我的看法是，所謂普世價值是指符合於人類的共同利益和社會共同需要的一些價值概念和觀念，或者說是價值理念。這個普世價值為什麼出現那麼晚？我認為主要是全球化深化結果需要出現這樣的觀念。本來普世價值所包含的內涵，應該是在久遠以前（幾千年以前）就有了，就是說人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社會裡，需要有一些共同規範和共同觀念，以保證社會能夠平穩的、和諧的發展。因此，各個民族、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規範和觀念，比如中國古代儒家的「仁愛」、「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而不同」等，這些體現出為了保持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所必需的一些理念。但由於地區的隔絕，各個不同國家有各自的理念。不過隨著工業、生產力的發展，打破了國家的界限，所以人們逐漸出現觀念的融合與觀念的交流，特別是近代社會發展后，資產階級革命從歐洲三大革命中吸取了很多積極的東西，如人道主義、人文主義，從這裏邊又吸取了自由、博愛、平等等觀念，用這些廣泛發動民眾批判神權和王權，這樣民主自由就成為普遍性的理念。但這些在中國最多只有一百多年歷史，從洋務派開始引進西方一些觀念，特別是西方的議會制、民主、自由等。而在全世界普及是在真正的全球化以後。有人說全球化出現在工業革命之後，出現在新大陸發現之後，對此我不贊成。我認為真正的全球化是冷戰結束、蘇東劇變后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化，才有了「普世價值」這個概念。因為普世價值是一個新概念，所以需要廣泛的討論與研究，在這裏我談了自己的看法：它體現了人類共同利益和社會共同需求的一種理念。
　　　二、中國道路
　　　中國道路無非是三條：一是前進，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二是保持現狀，保持所謂的「中國模式」，把中國模式繼續保持下去；三是倒退，倒退到毛澤東時代。
　　　我認為這三個前途都是具有可能性的，為什麼這樣說？因為現在這三個可能性的任何一個可能性的政治條件和社會基礎都是存在的。在這裏我不多解釋，談到下面問題時大家可以理解我的看法。
　　　三、近幾年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和批判的背景、性質
　　　背景有兩個：一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逐漸高漲。中共十三大趙紫陽做的政治報告主要內涵是政治體制改革，以黨政分開為首要任務。但「六四」以後就束之高閣，誰也不去談了，黨政分開沒有人敢說。雖然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每次黨代會的政治報告都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但都有一些限制條件，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不搞西方那一套」等。這樣的話就否定了政治體制改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於是不改革，「堅決不搞西方那一套」就是否定政治體制改革。所以「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就沒有了。進入新世紀后，這個呼聲逐漸出來，特別是在體制內，以溫家寶為代表，多次呼籲政治改革，而民間在網上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也越來越多。中國面對的許多難題也迫切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很多社會問題出現的根源，就在於政治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這是目前社會存在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改變這種局面，政治權力不加以必要的制約和監督，目前的社會危機永遠解決不了，所以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是第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反改革的勢力正在逐漸形成反改革聯盟，而批判普世價值就是反改革聯盟形成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前面我講了三種道路，第二種、第三種都屬於反改革勢力，保持現狀、倒退，都反對政治體制改革。而中國若要前進，只有改革政治體制。可他們恰恰是反對中國前進，當然這和他們的既得利益有關，反對政治體制改革是他們的共同利益所在。比如工人（共產）黨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2009年7月23日—8月1日召開的，那麼大的會開了7天，50多個代表居然平安無事，這說明什麼問題？說明這些反對政治改革的兩股勢力逐漸趨於結合，工人（共產）黨開了7天、50多個人的代表大會，會後浩浩蕩蕩地去參拜天安門前的紀念堂。我們一些老人要開一次座談會都不讓開，而他們50多個人居然平安無事地開了7天會，沒有當權者的包庇行嗎？尤其是國慶六十周年的「毛澤東思想方陣」，工人（共產）黨吹牛，說這是中共接受他們建議的結果，是否接受了他們的建議我不知道，但其中的蛛絲馬跡說明，在朝和在野的反改革勢力正在逐漸接近，共享資源。這裏面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確確實實出於他們的共同利益有必要這樣做，有一股勢力有權但沒有群眾，比如在思想領域或者政法領域的領導人，老百姓對思想統治、輿論導向十分反感，對於維穩更是恨得要命，所以這股反改革勢力沒有群眾基礎。另外一個反改革勢力有群眾基礎卻沒有權，即毛派，他們要回到毛澤東時代，利用當前改革當中所出現的種種不良現象，種種非常不應該出現的社會現象，比如兩極分化、道德淪喪、社會震蕩等，把這些都歸之於改革所造成的，歸之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他們大肆宣傳毛澤東時代如何平等，如何美好，這樣吸引了很多對現實不滿而對歷史又不了解的群眾。這兩股勢力一個有權沒群眾，一個有群眾但沒權，他們的聯合實現了非常美好的互補。從批判普世價值的過程，也很明顯地看出了這兩股勢力的結合，或者說是反改革聯盟逐漸結合。批判普世價值的既有第二種反改革的勢力，又有第三種，他們在批判普世價值的問題上做到了很好的結合。這是第二個背景。
　　　性質：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徐景安在一次會上講了一句話很好，「普世價值之爭本質上是改革和反改革之爭。」這個話我很贊成，如果講得更具體一些，就是「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和反對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從洋務派引進西方一些價值理念以來，一百多年的中國社會佔據主要地位的基本矛盾是民主和專制的矛盾，一百多年以來的社會動蕩、政治變革歸根到底都是這個矛盾的反映，一直到現在。也可以說是中國從洋務派開始的一個歷史進程：民主革命的進程。現在的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需要繼續完成，民主革命的關鍵在於改革專制的政治體制，把專制的政治體制改革成為民主的政治體制，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這個任務也是中國民主革命在現階段的基本任務。
　　　民主和專制的矛盾和鬥爭，特別是從改革、反改革表現出來的矛盾和鬥爭，有過多次起伏。我認為批判普世價值是反改革的第三次高潮。
　　　第一次反改革高潮是胡耀邦下台之後，胡耀邦下台前曾經有一度掀起了民主運動的高漲和反自由化的高潮，包括召開「反右」30周年座談會被禁止，那些發起人被開除黨籍。這個高潮是那些在胡趙當政時代失意的官僚掀起的，他們趁著胡耀邦下台掀起反自由化的高潮，口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實際上是反對改革。他們在北京、外地召開了很多會議，一個是慶祝他們扳倒胡耀邦，一個是把反自由化推到全國。有一個部長級的幹部曾在會上說：「胡耀邦每次出去，我都派記者盯著，他的一言一行我瞭若指掌。」他在表功，胡耀邦下台有他的功勞。不過從這個事也可看出這些人反對改革、反對進步，要回到毛澤東的思想確實非常強烈。趙紫陽發現以後，很快徵求鄧小平的同意，在5月召開了一個大會，當然他不能說反對自由化，他說反自由化要正面教育。這下把原來在會議上成立的批判小組，擬定的反自由化的論文題目，一下子都給吹了。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就被打下去了。
　　　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是「六四」以後，特別是蘇東事變以後，在北京（外地也有）以「反和平演變」為口號反對改革。那期間有一個高層次的研討會，認為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一是佔據領導崗位的實用主義者，二是歷次政治運動當中受到批判的，三是知識分子。第一是針對誰？明批趙紫陽，暗批鄧小平，因為「貓論」「摸論」是最典型的實用主義。有個研究會在外地開會，有些人說走資派還在走，毛主席說七、八年再來一次（指文化大革命），現在兩個七八年了，還不來啊。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1992年南下上海、深圳，一路走一路講，挽救了改革，甚至提出「誰不改革誰下台」，嚇得一些領導人趕緊表態。
　　　第三次反改革高潮是2008年開始的反普世價值的一些叫囂。本來南都報報道救災事情是政府實現了普世價值的承諾，意思是指以民為本，跟自由民主毫無關係，但他們抓住了普世價值，就把它轉移到民主、自由問題上，而且把民主自由轉化成為西方民主、西方自由，因此得出的結論是：搞普世價值就是要幫助帝國主義和平演變中國。這個邏輯就是這樣一步步推下來的。我認為這次高潮沒有完。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08憲章」，所以對普世價值的批判又更進一步，但他們又不敢在報刊上提到「08憲章」這四個字，可實際上批判的仍是「08憲章」，因為「08憲章」的基本內容就是普世價值。所以我非常感謝張千帆教授和新浪網，我認為能夠開這樣的會非常不容易，因為在官方的視野里，宣傳普世價值就是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這三次反改革的高潮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是反對經濟體制改革，宣稱經濟體制改革是資本主義復辟。第二次是同時反對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第三次主要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另外的不同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都很快被打了下去，但第三次不同，因為第三次有佔據高位人士的支持，吳邦國委員長甚至在人大常委會講台上宣傳「八個確立」「五個不搞」。這「五個不搞」有好幾個被認為是普世價值的東西。
　　　我認為關於要不要政治體制改革，對普世價值是肯定還是批判這個問題的矛盾和鬥爭，雖然時間已經持續好幾年，但形勢方興未艾。對於普世價值究竟是肯定還是否定，究竟應該批判還是應該提倡，這個矛盾鬥爭反映了支持主張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矛盾和鬥爭。這個鬥爭現在剛剛開始，而且將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哨戰，也是反改革者的保衛戰。所以我覺得關於普世價值的分析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也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爭論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國要不要開展政治體制改革，要不要前進的根本問題。
　　　四、普世價值和中國道路
　　　要前進就是改革，所謂改革就是以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現代的政治體制取代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當前它對所有其它領域的改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其它領域的改革停滯不前也好，經濟改革走上彎路、邪路也好，都是由於政治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造成的，所以最根本的問題是要改革政治體制，使政治權力得到應有的制約和監督，這是擺在在朝、在野、體制內、體制外全國人民的共同歷史任務。
　　　改革政治體制需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輿論準備、理論準備：使普世價值深入人心，在充分的、平等的討論、探討、爭論的基礎上達到共識，為政治體制改革做好認識的思想準備。這裏面有一個我認為要正確認識普世價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即破除四項基本原則在理論上的謬論（現場笑）。在新民民主主義論里就已經埋伏了四項基本原則。新民民主主義確實有民主主義的內容，正是民主主義的內容吸引了當時中國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投到共產黨麾下取得革命勝利，但新民民主主義論里埋伏了專制主義的東西卻為人們所不知曉。什麼叫新民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就是民主主義，沒有新舊之分，沒有社會主義民主、資本主義民主之分，也沒有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之分。那個「新」，新在什麼地方？「新」在五點：
　　　一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怎麼會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呢？這個新嗎？是新，但卻是符合專制主義的需要。
　　　二是它必須在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之下。但民主主義始終排除任何一個固定政黨的領導。
　　　三是各個民主階級的聯合專政，後來改成人民民主專政。民主主義和專政怎麼能夠並立而且形成一個概念呢？這不是拿民主掩蓋專政實質嗎？
　　　四是新民民主主義的文化要在共產主義的指導之下。任何一種學說、一種理論體系都不能夠獨佔思想領域，我認為這是民主主義的起碼要求，要用一種思想領導社會文化，本身就是專制的。
　　　五是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成為新民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所謂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經濟，完全是謊話。國有經濟就是壟斷經濟，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經濟。所謂公有制，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是在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屬於每個勞動者。也就是說企業既是集體共同佔有，也是個人所有。馬克思所說的公有制是共同佔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工人只有掌握了本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才能夠由無產者轉變為有產者，才能對企業的興衰負有責任，才能夠具有成為國家主人、社會主人的經濟基礎，這是公有制的原義。但新民民主主義論里把國有制列為新民民主主義經濟的領導成分，而且這個觀念一直貫徹到現在，歷次黨代會都說是「以公有製為主體」，實際上是以比資本主義還要落後的壟斷經濟為主體，但市場經濟怎麼能以比資本主義經濟還要落後的壟斷經濟來佔主體地位呢？非常荒唐。
　　　前四條實際上是後來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內容完全一樣。如果這四項基本原則不從理論上徹底批透，不在老百姓腦子裡解除，那政治體制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我認為在正面宣傳普世價值的同時，還要對四項基本原則進行徹底的批判，也就是說,在正面樹立普世價值的理念，反面徹底批判四項基本原則，只有在這兩個前提之下，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
　　　關於改革目標，我講「四化」：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這四個化都屬於普世價值的範圍。我認為這是整個改革目標的模式，也是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模式。因時間關係我就不一一解釋了，講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指教，謝謝！
　　　(杜按：下面是聽眾的提問和我的答問，由於我的聽力不好，聽不清提問的全部內容，以致出現回答不中肯甚至答非所問的情況，請朋友們不要見笑。)
　　　提問1：首先感謝各位老師奉獻的精神盛宴，我想請教杜老師兩個問題：假如光從法律視角探討，怎麼看待普世價值的與時俱進問題？假如一個好的普世價值更有生命力，您覺得必須具備哪些要素？第二個問題，杜老師講到中國改革目標的願景，如果要實現有哪些途徑？
　　　 杜光：我認為要改變中國目前狀態的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和迫切性都遠遠超過十三大時。因為那時候上下一致擁護改革，擁護十三大政治報告。但現在由於二十多年的工作失誤造成社會危機四伏，使得整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處於分裂狀態，這種狀態非常不利於政治體制改革。所以我認為在開展政治體制改革之前，恐怕要先讓大家一起來探討改革的目標和路徑，怎麼樣進行改革。沒有這個過程，用「貓論」「摸論」來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是非常危險的。如果貿然走了一步，這一步失敗，那下一步更難開展。
　　　提問4：在中國普世價值若要成為主流的價值，得到每個人的尊重，那中國首先要成為民主國家。而中國要成為民主國家，道路應該怎麼走？從現在來看有兩條路：一種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簡單說是多黨制；第二種是可借鑒台灣經驗，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在30多年的地方選舉和地方自治基礎上，最後獲得了民主，我想問杜老，您認為中國的民主道路應該是怎樣的一個走向？謝謝！
　　　杜光：從前景來看，多黨制是民主化的必然趨勢，至於中國怎麼樣走向多黨制，現在很難說。我覺得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現需要群眾性的啟蒙運動，中國啟蒙運動的特點不同於西方，西方有很多啟蒙大師，可中國現在不可能有什麼大師，正如錢學森「臨終一問」：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大師。我認為在專制情況下，中國要產生大師、啟蒙大師是不可能的，只有大家互相啟蒙，有些人先認識到一些問題，就把自己認識所得到的體驗告訴大家，大家互相把自己的體驗和認識拿出來公諸於世，互相交流，互相吸收，這樣逐漸提高，取得在普世價值問題上的共識，取得民主問題上的共識。這個過程我想也是相當漫長的，但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新啟蒙運動必將在中國興起。（掌聲）
　　　提問7：老師好，我有一個問題，中國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然要走多黨制道路，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拋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杜光：中國不是拋棄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現在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現場笑、掌聲），社會主義意味著生產高度發展，民眾高度文明，現在人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如果說社會主義，那目前的美國、英國、瑞典比我們更接近於社會主義。而將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念、一種理想，不妨可以探討，但我們現在沒有條件去具體理解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那是我們下兩代、下三代、下四代子孫的事，我們沒有必要為我們子孫去操心。我認為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和接著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社會的大倒退，是從開始有了一點民主主義的因素退向全面專制、全面壟斷，所以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民主革命遠沒有完成的社會，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實現民主主義，將來是否實現社會主義可以探討，但主要是作為理論問題的探討，而不是作為現實問題。
　　　杜光：我再回答一下上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我覺得古今中外幾千年來出現了很多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包括馬克思，他們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我們既不能把他們神聖化，也不能把他們妖魔化。我不贊成馬克思主義這個提法，因為馬克思從他的少年時代到死有四個時期：在少年時代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受到宗教深刻影響；青年時代他是人道主義者；中年時代他是共產主義者、暴力革命者；晚年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以說馬克思主義，究竟哪一個算馬克思主義？我們探討他的思想，要吸收他思想中有用的成分，但不能把它神聖化，也不能把它妖魔化。我不贊成有些人說中國一切災難的根源來源於馬克思。
　　　提問9：我想問杜老一個問題，您一開始提到要弘揚普世價值，一定要很快拋棄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很好理解，在觀念上也不是很複雜的問題，不說知識精英，就是普通百姓，普通民眾從自己的人生閱歷上也不難做到這一點，我想問的問題是，我們可能面臨著更加迫切地用觀念戰勝刺刀和坦克的問題，而不是用觀念戰勝觀念，杜老您長期在幫會集團生活，都有經驗，能否說一下？謝謝！
　　　杜光：我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的，這四條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誤的，是中國特色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而這個專制主義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的。你說的用觀念戰勝暴力，實際上就是用普世價值戰勝四項基本原則，是否可以這樣理解？至於我個人的感受，我只能說明這一點：借用《國歌》里的半句話，中國共產黨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唯一出路是開展政治體制改革來帶動各個領域的改革。我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有責任、有義務、也有權利站出來大聲疾呼，必須放棄一黨專政，接受普世價值，儘快兌現改革政治體制的承諾，才能恢復作為一個政黨的生命力，否則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2012年9月15日
　　　
有關十八大的兩封建議信
　　　
　　（按：這裏收錄的是我在十八大前寫給習近平校長的兩封建議信，原信已由中央黨校上送，但像過去的幾份上書一樣，沒有任何迴音。這是可以理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大國，有多少人向最高領導上書，或申訴冤屈，或提出建議，每天總有成百上千吧。領導人不可能都親閱親批，正常的順序大概是由辦公廳的秘書們有選擇地摘要上報幾封，或刊登在內部參閱的文件上，供領導人閱批。這樣一來，我那些在官方的視野里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建議和訴求，在秘書們的眼中，自然就歸入被淘汰一類，得不到任何反響。但它畢竟記錄下了我的思想和心情的軌跡，敝帚自珍，不願自棄，所以還是決定把它編進《杜光文存》，在我晚年的人生里留下完全屬於我個人的印痕。這是無奈的自我解嘲，也是感性的自我安慰，希朋友們不要見笑。杜光寫於2013年的第三天。）
　　（一）關於穩步開展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
　　　李景田常務副校長並請轉
　　　習校長：
　　　即將召開的十八大，受到全黨全國的高度關注，人們普遍寄以殷切的希望。我在網上讀到一些民間和黨內向十八大提出的建議與期待，幾乎都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他們認為，我國目前危機重重，關鍵在於現行體制下的權力受不到應有的制約與監督，現階段的官民對立、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社會動亂等等，都同政治體制的這個缺陷有著直接間接的關聯。改革現行的政治體制，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曾指出：「黨中央認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25年後的今天，我們又一次面臨著這樣的歷史機緣，但主客觀的條件卻大不相同了。二十多年來積累下的許多難題，一方面使政治體制改革更為必要，更為迫切，同時也更為複雜，更為困難。十三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決議，曾經得到全黨全國的擁護，而現階段則由於政治生態的持續變化，在各個領域、在權力運行的各個環節上，都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們上下勾連，盤根錯節，結成一定的利益共同體。改革政治體制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觸動某些群體的共同利益，因而會引起他們的強烈反抗，造成新的社會矛盾。
　　　總之，同25年前的十三大相比，今天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更加迫切，也更加艱難。這就要求高層領導在決策上更加慎重，更加穩妥，力求少走彎路，少出紕漏。我認為，為了穩妥、順利地開展政治體制改革，有必要從以下兩方面著力：
　　　首先是從理論思想和政策上為政治體制改革做好準備。1986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后，黨中央成立了以趙紫陽為首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組織近百位專家學者，圍繞7個專題進行研究。同時還在中央黨校組織7個平行小組，分別研究提出改革方案。這就為十三大的政治體制改革構想，做了很好的準備。從十四大到十七大，雖然每次政治報告都談到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於缺乏紮實的理論和政策的研究基礎，論述未免流於空泛，缺乏切實妥帖的可行性。由於時間緊迫，十八大政治報告恐怕也很難避免這個弊病。我的建議是十八大之後立即在體制內外，就如何開展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組織廣泛的研討活動：一是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政改研討小組，邀集有關專家參加研討；二是請學者比較集中的單位，如中央黨校、社會科學院及某些高等學校，也組織一些研討活動，提出改革方案；三是鼓勵民間的研究機構發表意見和建議。用一兩年時間完成這項準備工作后，由中央集中大家意見，擬出改革藍圖，再經過全民大討論，最後交中央全會通過後實施。這個計劃應該寫進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以便讓全黨全國都了解黨中央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既積極又慎重的態度。
　　　與此同時，為了克服官民對立、消弭社會分裂，使政治體制改革的開展能有一個和諧團結的社會環境和廣泛的社會基礎，可以考慮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對於某些廣大群眾極為關心的歷史積案，如「六四」事件、法輪功、某些地方性的大案要案，可以在全國和各省市的人大常委會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首先查清事實，再實事求是地依法處理，該平反的平反，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該問責的問責。
　　　二是對知識界呼求最為強烈的新聞自由問題，應該有步驟地加以解決，它不僅可以撫平知識界的不滿和創傷，而且可以成為監督權力和反腐敗的強大武器。所謂有步驟，就是說不必急於全面開放報禁，而是逐步創造有利於新聞出版自由的條件，如：1、取消中宣部管制輿論的特權，對現有報刊實行主編或總編負責制，讓他們有選用稿件的充分自由。最近緬甸取消實行了48年的新聞檢查制度，世界輿論反應很好。2、廢止網路管理上的敏感詞。目前許多網站都有大量敏感詞庫，文章或微博里有某個敏感詞就拒絕發布，這是對網路自由的極大諷刺。3、有條件地開放報禁，首先是允許二十多年來遭禁或因故停辦的報刊恢復出版發行；在嚴格審查的基礎上，允許某些大城市出版民辦報刊。4、出台《新聞法》、《出版法》，使新聞出版有法可依。八十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組織專家起草《新聞法》，已改出第四稿，「8964」后被棄置，可以在這個基礎上修訂定稿后經人大常委會通過施行。
　　　三是逐步解除社會上人為製造的緊張不安的暴戾之氣。我指的是公安部門對許多愛國者的監控、盯梢，他們或是為弱勢群體爭權利的維權人士，或是如實報道某些事件真相的記者編輯，或是提出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都是一些很有社會責任感的愛國者，卻因為得罪了某些當權者而被剝奪人身自由，一人遭難，四鄰不安，破壞了社會的和諧穩定。我這裏要特別提出的是鮑彤，當初判他7年徒刑的罪名「泄露國家機密」就查無實據，刑滿出獄后，依然被嚴密監控達16年。如此枉法而不糾正，實在是我們黨的恥辱。希望在十八大前後能夠解除對他的監控，這將會在全國以至全世界都產生良好的影響。
　　　其他如廢除勞教制度，停止對勞教人員的迫害；禁止截訪，還受害群眾以上訪自由；不再干預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動，允許他們有選擇禮拜場所的自由；等等，也是影響面很大的社會問題，也應該列入黨的議程，次第解決。
　　　以上這些問題都是多年積累下來的，妥善解決，不僅可以化戾氣為祥和，緩解黨群之間、官民之間的矛盾，而且將有效地提高黨的威信，為政治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考慮到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不妨採取典型試驗、逐步推開的方法，不同的問題在不同城市或地區試點，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亂。
　　　面對政治體制改革這樣重大的歷史任務，我想在以下兩個問題上有所作為：
　　　一、在理論討論問題上，我正在把我這幾年所寫的有關文章，編輯為一本小冊子：《論普世價值和〈08憲章〉》。我思考的出發點是這樣的：目前普遍存在於社會的專制主義、奴隸主義，說明反專制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沒有完成，改革就是現階段民主革命的一種具體形式，目標是要用民主法治的體制，取代專制壟斷的體制。我在2009年2月為紀念胡耀邦逝世20 周年而寫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真正要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鬥，首先就要為民主主義而奮鬥。從這個意義上說來，真誠的共產主義者，首先應該是真誠的民主主義者！」而要完成民主主義革命，用民主法治取代專制壟斷，就必須承認普世價值。至於《08憲章》，按照毛澤東說的「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的論述，它所描述的，實際上只是「經過民主主義」的一種模式，是一些關注國家命運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發展前景的探測，是一份改革政治體制的草圖，至少可以為社會提供研究、討論、選擇的基本資料。所以我把有關的文章選編在一起，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向黨的十八大獻上的薄禮，供大會代表參考。現在文章和註釋已經編妥，正在撰寫前言和序言，預計9月中旬可以完成付印，印后即可送上。
　　　二、十三大后，為了宣傳、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支持下，於1988年6月成立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掛靠在中央黨校。我參与了研究會的籌備工作，並出任幹事長兼會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主編。研究會成立后，日常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活動開展十分順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也出了4期。但「8964」事件卻打破了我們的全部計劃，研究會和雙月刊都不得不宣告暫停活動。這一「暫停」就是23年。現在政治體制改革又一次提上黨的日程，研究會和會刊可以在這項巨大的工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建議，十八大后恢復研究會的活動和會刊的出版，繼續掛靠在中央黨校。
　　　這兩點關於個人活動的設想，不知道是否能得到習校長和景田常務副校長的同意和支持？
　　　 順致
　　　敬禮！
　　　 中央黨校離休人員 杜 光
　　　 2012年8月23日
　　（二）緊急建議
　　李景田常務副校長並請轉
　　習近平校長：
　　　從北京日報網和新華網獲悉，北京市在10月30 日召開安保動員誓師大會，表示要「努力營造人人參與、人人共保安全的氛圍」，已有140萬志願者參加，吉林向各個安保志願者隊伍授旗。此前北京市已於15日召開全市動員大會，公安局和武警總隊分別於10月16日、29日召開十八大安保誓師大會。在一系列大會動員之下，北京氣氛有些緊張，商店、街頭，多了一些帶紅袖章的志願者，計程車司機也受到一些異常的約束，有些異見人士被押送到外地。我認為，十八大的安保工作應該外松內緊，孟建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誓師大會上提出「不要影響民眾的正常生活秩序」，是十分正確的，但實際上卻在人為地製造緊張氣氛。甚至北京以外，也有許多省市地區召開誓師大會、動員大會，提出「保衛十八大」、「打贏十八大安保攻堅戰」。這些情況引起了普通民眾的不滿，有人說：「有八千萬黨員的共產黨，開大會還要我們老百姓去保衛，這不太丟人了嗎？」
　　　這種緊張氣氛進一步疏離了黨和群眾的關係，進一步敗壞了黨的威望。我懷疑黨內高層是否有人故意製造緊張狀態，為十八大產生的新領導留下難題；我甚至想，他們會不會真的在會議期間挑動事端，製造混亂，給十八大出難題，同時證明製造緊張氣氛的必要性。
　　　基於這一考慮，我建議本著外松內緊的原則，迅速調整安保工作。一方面加強內衛，特別要防止「禍起蕭牆之內」，以至下毒、放火、停電、斷水，甚至爆炸、暗殺，都不能排斥在防範之外。另一方面，放鬆對社會的控制和驚嚇，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擾民、限民的「十八大安保」措施。人們對十八大期望很高，這本應是個喜慶的歡快的時刻，不應給民眾帶來不便和不滿，更不應使党進一步脫離群眾。
　　　我的思考也許有些片面，但自覺不無根據，懷著憂慮和急切的心情，向你提出上述建議，供參考。
　　　
　　　順祝十八大安全順利！
　　　
　　　中央黨校老共產黨員 杜 光
　　　 2012年11月2日下午
　　　
　　　
10月至12月的微博選錄
文化動態
　　最近一期《文匯讀書周報》報道，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在上海召開「深化兩個專項行動」座談會。怎樣深化呢？上海出動5.7萬人次，檢查了2.2萬家有關的店檔攤點查繳違禁非法出版物3091件，非法圖書34萬冊。化了那麼大精力，擾亂了整個圖書市場，查抄了那麼多可能是很有價值的讀物。還要深化，全國推廣？（2012/10/1—20：29：23）
　　　《新世紀》周刊最近兩期先後刊登兩篇為「非法出版物」打抱不平的文章，一篇寫海南「生態鬥士」劉福堂先後寫了5本書，自費出版後分贈親友和有關部門。今年7月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從醫院裡帶走，9月被起訴。另一篇寫的是著名刑法學者邱興隆1989年、1993年兩次因「涉嫌非法出版」而被關押近六年。（2012/10/25—21：16：34）
　　　今天上午參加杜導正、續志先伉儷的九十雙壽辰茶話會。杜老從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崗位上退下后，創辦《炎黃春秋》，沒有向國家要一個人、一分錢，慘淡經營21年，堅持求真求實，揭示歷史真相，現有訂戶15萬，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李銳老贈詩賀壽：「追求真善美，樹立德言功，髦歲仍憂國，期頤見大同。」（2012/11/01—21：23：27）
　　　《炎黃春秋》最新一期刊登「鄭重聲明」：有些地區的有關部門在文化市場檢查時，居然說《炎黃春秋》是「禁書」，是「非法出版物」。為此，雜誌社在聲明裡宣布他們的期刊出版許可證號、國內統一刊號、國際標準出版物編號，讀者如發現查抄或禁售等行為，可向他們反映並提供證據，他們將依法維護讀者權益。（2010/11/3—20：58：44）
　　　有朋友在微博跟帖上把「萬歲」同「紅歌」放在一起，認為萬歲是帝王和毛澤東的專用詞。王春瑜先生1979年文章斷言，漢武帝后萬歲就成了帝王專稱，學術界均從此說，其實不然。《資治通鑒》記漢武帝后史事，提及萬歲不下百次，有不少是將軍凱旋歸來，士兵歡呼萬歲，意在希望將軍繼續帶領他們打勝仗。2012/11/13—21：13：32）
　　　今天《參考消息》發表北大教授葉志成的文章，提出「華夏主義」，我很贊成。他認為，華夏主義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精華，是道、儒、法三家政治哲學的精華。我國由於沒有經過西方文藝復興那樣一個對歷史文化的精華進行梳理、分析、批判、吸收、繼承和改造的過程，所以至今不能把華夏文化同政治現實結合起來。（2012/12/20—20：45：38）
經濟點評
　　　吳敬璉在9月17日《中華工商時報》上發表文章透露，到目前為止，各地上報的投資規劃，已經達到17萬億元。這個規劃如果實行，很有可能造成比大躍進、洋躍進還要嚴重的後果。一是錢從何來？只能向老百姓和企業搜刮；二是為權貴豪強提供了中飽私囊的機會；三是政績工程，量多質差 。如不剎車，貽害無窮。（2012/10/1—10：44：35）
　　　「2012中國經濟特區（喀什）論壇」前天在新疆喀什開幕。參加論壇的專家和官員將在論壇上探討如何推動經濟從沿海開放到沿邊開放等問題。喀什被確定為國家級經濟特區后，發展不很理想。何家棟和劉亞洲都很重視「西進戰略」，認為我國今後發展應以西部為重點，面向中亞，喀什可以成為實現這個戰略的橋頭堡。（2012/11/4—21：12）
　　　蘇文洋昨天在《北京晚報》的「北京論語」專欄的文章里談到，寧波市民楊某在5年前用過的工資卡上，莫名其妙地欠了5元錢，今年要償還694.96元。還錢以外，又被銀行列入不良信用顧客名單，取消他今後辦信用卡和貸款的資格。記得幾年前有一位官員說，國家銀行不是壟斷企業。楊某的遭遇是對壟斷的典型解讀。（2012/11/8—20：29：08）
　　　土地制度 周口市的平墳風波，曲折地反映了土地國有化（集體所有實際上也是國有）的弊病。土地國有是一種封建殘餘，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沒有幾年就被沒收了，恢復了「莫非王土」的土地制度，這才使地方官員有可能掠奪農民土地甚至墳地，來充實地方財政和個人腰包。（2012/11/23—20：52：31）
　　　土地所有權歸農民所有，實現耕者有其田，是解決三農問題、杜絕貪官佔地的根本出路。農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才能夠以資本所有者的身份融進市場經濟，推進農業現代化。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摧毀了小農經濟的基礎，也就堵塞了通向大農經濟的通道。（2012/11/28—19：58）
　　　金融改革 新華社21日報道，近年來微型金融機構發展迅速，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劉克崮說，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已有小額貸款公司5267家；截至今年9月底，各地組建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村鎮貸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機構858家。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如不取消「只貸不存」的戒條，這些小金融機構很難發展壯大。（2012/11/24—21：02）
　　　23日公布的《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提出12條實施細則，首條是「規範發展民間融資」。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血液，長期以來，金融壟斷扼住了民營經濟的咽喉。因此，發展市場經濟就非打破金融壟斷不可，國務院的兩個「36條」，都為此作出規定，但效果不佳。希望溫州試驗能有新的突破。（2012/11/27—20：45）
　　　今天《北京參考》報道，由中國民生銀行等發起，有33家中小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共同組成亞洲金融合作聯盟，最近在海南三亞舉行啟動儀式。聯盟以「抱團發展、創造多贏、共同超越」為宗旨，以「由小到大、由鬆散到緊密」為方針，永久落戶三亞。這是金融業突破大銀行壟斷的又一新形式、新嘗試，值得歡迎。（2012/11/28—20：53）
　　　民營經濟 9月24日《新世紀》周刊有一篇文章談到，深圳華為駐美國首席代表丁少華說，華為同33家銀行建立了合作關係，其中23家是外國銀行；2001年貸款46億美元，有74%來自外國銀行。華為融資主要來源於外國銀行，這個問題很值得深加探究，它既說明這個民營企業排頭兵融入全球化的深度，也反映我國銀行的壟斷惡疾。（2012/10/6—20：38：03）
　　　（下面是我對一條微博的跟帖）企業家，特別是善於創新的企業家，是真正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2012/10/15—20：36：10）
　　　報載深圳今年1—9月新增赴境外投資企業362家，其中80%為民營企業，包括許多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公司；在英國設立分支機構的有近70家，其負責人和技術骨幹多數是「80后」。讀著這些消息，實在令人高興。一則為民營企業融入全球化，進入跨國公司的行列；再則為「80后」成長為社會事業的骨幹。（2012/10/23—20：50：18）
　　　深圳華為技術公司去年銷售額324億美元，其中海外市場佔2/3，這反映了這個民營企業國際化全球化的程度。我欣賞這個公司，因它全部由員工持股，是中國很少有的真正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掛著社會主義的羊頭，賣的卻是權貴資本主義的狗肉。但我很擔心這隻社會主義大船會不會被資本主義大海吞沒？（2012/12/12—20：41：22）
　　　據《南方都市報》20日一文章介紹，一億以上規模的私營企業主中，有53.2%是共產黨員，其比例超過任何一個社會階層。又據2000年調查2595位非共產黨員私營企業主，979位表示願意參加共產黨，佔38%；192位願意參加民主黨派，佔7%。這兩組數字，可以說明許多問題。（2012/12/23—20：47）
　　　21日一期《民營經濟內參》上有一篇文章介紹，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今年前11個月全國固定投資29萬余億元，其中民間投資20.1萬億元，佔61.8%；前10個月，國企利潤同比降9.2%，民企利潤同比增長17%；銀行信貸，前三個季度國企增幅10.8%，民企增幅20.7%，民企小額信貸增幅近30%。據此，明年民企前景有望。（2012/12/24—21：00）
　　　
薄王大案
　　　
　　　中國工人（共產）黨9月25日剛發表致中共中央的「中工獻字第45號」建言獻策函，提出「恢復薄熙來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增補為中共十八大代表」。三天後薄熙來被「雙開」。9月30日，這個黨的主席齊志平發表聲明，「挺薄實際上是挺共產黨」，「應切實保護挺薄群眾的愛國熱情」。兩相對照挺滑稽。（2012/10/2/—19：02：59）
　　　（有一朋友的微博說：「烏有之鄉之類新文革組織」搞了一些「手段堪比恐怖主義」的活動，下面是我的跟帖）是的，王薄事件發生后，這股社會勢力隨時在尋找製造混亂的機會，以挽救他們的領袖毛澤東二世薄熙來。現在薄被雙開，他們會不會尋找新的突破口？我們不妨拭目以待。（2012/10/3—21：14：28）
　　　王希哲在海外發表文章，說「黨中央非法倒薄」，並且自命為「挺薄左派」、「毛澤東旗幟左派」。同國內毛左派的工人共產黨呼籲「保護挺薄群眾的愛國熱情」互相呼應，從中可以看出這些人在薄熙來雙開后的掙扎和無奈。（2012/10/4—20：39：39）
　　　(一微博介紹《開放時代》上一篇肯定「重慶模式」的文章，於是我有下面的跟帖）烏有之鄉去年有一千多篇吹捧「重慶模式」的文章，我瀏覽過幾篇，可謂集毛左派理論之大成，看不出其中有多少學術氣味。（2012/10/5——21：16：57）
　　　《人民日報》昨天發表傅庚辰介紹《于永波演唱歌曲選》的文章，稱讚于永波每天「唱紅歌」40分鐘。文章最後說：「紅歌為什麼紅？因為紅歌在傳統里，紅歌在時代中，紅歌在人心上，這樣的歌是不會消滅的。」這不是變相地歌頌薄熙來的唱紅，曲折地為薄熙來抱屈嗎？(2012/10/1221:12:26)
　　　薄案至今未見動靜，看來倒薄保薄的兩股力量還在較勁博弈。薄案最後會不會像十八大常委班子那樣出人意料，給薄留下東山再起的機會？這個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沒有。但願我的擔心只不過是杞人憂天、自尋煩惱！（此條微博有79人轉播評論，在評論的44人中，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批駁我的。如：「薄案是政治迫害」、「支持重慶模式」、「屁話」、「強詞奪理」等等，可見薄熙來有著相當雄厚的社會基礎。）（2012/12/4—20：52：01）
　　　陳有西最近在一個座談會上說：重慶現象具有國家樣本的意義。黑打對民企的摧殘，不止重慶，全國都在發生著，因為產生重慶悲劇的社會基礎非常濃厚。有些地方為了完成打黑任務而拼湊「黑社會」。現有的《刑法》有450多個罪名，關於市場經濟方面的罪名就有110多個，折騰一個企業家非常容易。（2012/12/8—20：48：13）陳有西還說，在「唱紅打黑」的高潮里，上海舉行以「日出重慶東方紅」為主題的會議，否定改革開放。連《薄熙來之歌》都出來了。這兩件事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些陰謀家野心家把薄熙來比作毛澤東，渴望復辟毛澤東時代的用心昭然可見。如果王立軍事件不出，說不定有一天《薄熙來之歌》就會唱遍全國了。（21：03：58）
　　　據《南都周刊》報道，王立軍在對警界的講話中，多次談到他的三個思想資源：毛澤東，余秋雨，郎咸平。他特別推崇司馬南和孔慶東，說他每天都要看司馬南的文章；2010年11 月26日，他批示有人近日誹謗孔教授，速組織人支援；一天後又批示要力挺孔教授。可見，這些人同王立軍都是一丘之貉。（2012/12/19—20：56：53）
　　　
思想軌跡
　　　
　　　（一位網友就韓德強打老人一事評論說，這些人容不得不同意見。下面是我對這微博的跟帖）這是毛左派的通病，彷彿真理就裝在他們的口袋裡，隨時掏出來的都是真理；誰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提出獨立的政治見解，批判他們的偶像毛澤東，就是漢奸賣國賊。在他們的另一個口袋裡，裝滿了漢奸賣國賊的帽子。（2012/10/2——19：18：24）
　　　「925 」一些暴徒的打砸搶燒，不僅使許多日本企業受到損害，而且必然影響我國的部分企業，以豐田汽車為例，其零件有80%由我國企業提供，暴力抗議促使豐田減產，必然連累供應零件的企業。「925」在全國各地同時發生的打砸搶燒，使人不能不懷疑是否有某種政治力量蓄意製造事端，應該徹底查清。(2012/10/1020:50:49)
　　　（這是我對一條微博的跟帖）開放輿論是保證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首要條件，第一步是取消中宣部的管制輿論特權，讓報刊獨立自主，選稿自由。我相信大多數編輯記者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只要能夠自由辦報辦刊，就可以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2012/10/20—21：15：19））
　　　<人民日報>近來發表大量歌頌十六大以來成就的文章。今天有一篇綜述信訪工作成就，標題是《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維護》。對照現實，何等荒唐。每年數以十萬起的群發性事件，成千上萬的信訪人員被截訪、被拘留、被毆打、被送進精神病院，他們的權益何曾「有效維護」？難道他們的權益都不合法嗎？（2012/10/30—19：38：53）
　　　法治和民主，都是自由權利在政治領域的體現，兩者互為保證，互為基礎。但就社會實踐來看，又各有側重。可以說，法治是民主的保證，因為公民民主權利的運行必須由法律規範；民主是法治的基礎，因為法治所依據的法律必須體現公民的意志，符合公民的利益，由公民來制定。（2012/11/19—21：13：07）（這是對一條微博的跟帖）
　　　新華社5日發布通稿《中共十八大的意義》，三個小標題是「中國道路啟示世界」，「宏偉藍圖鼓舞世界」，「外交取向利於世界」。這種口氣太狂妄了，雖然內容主要是引述國外政界和輿論界的評論，但這三個標題卻洋溢著教師爺的驕氣。不要總是接受對我們的歌功頌德，還是謙虛一些吧，多聽批評有好處。（2012/12/8—20：08：03）
　　　這就是一黨專政的體制特點。因為一黨專政必然走向領袖專政，第一把手專政。而地方和單位的第一把手專政則是封建割據的當代形態；「政令不出中南海」，無異於周天子不能號令天下。（這是對一條微博的回應）（2012/12/19—16：59：52）
　　　媒體報道江澤民在22日出席愛樂之友新年音樂會的公益晚會，接著又報道他為《綠竹神氣》作序，發表他的手跡，24日還報道他為畫冊《黃菊》題寫書名，為南京長江四橋題字。為什麼如此密集地吹噓他？是有組織的策劃，還是媒體的獵奇？看來，這股迴光返照的力量還有相當的能量，不可小看，值得警惕。（2012/12/26—21：04）
　　　
生活隨感
　　　
　　　（一條微博介紹雲南一位拾荒者衚衕開收養了27個被丟棄的孩子，下面是我的跟帖））類似衚衕開這樣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而又充滿愛心的勞動者，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我們時代的精英。他們比所有億萬富豪都高尚，比所有官僚都值得尊敬。祝願他們一生安康！(2012/10/15—20:30:39)
　　　深圳一對80后王振熙、張錦敏14日晚舉行婚禮，當晚收到80853元禮金，他們全部都捐給貴州貧困失學的兒童。王振熙11年前從甘肅到深圳打工，7年前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看起來還不是很富裕的人。這對新夫婦在大喜日子里不忘貧困兒童，八萬多禮金全部用來資助他們上學，確實很難得。80后里好人多，真令人高興。（2012/10/16—20：55：37）
　　　在一個視頻上看到溫嶺一些人瘋搶「神水」，認為它能治百病。經有關部門檢驗，水的細菌超標，不符合飲用水的標準。我為家鄉的這些人感到難過，到什麼時代了，居然還迷信神水。普及最基本的科學常識，應該是地方政府的基本任務，難道他們忘了公共教育的責任嗎？（2012/10/23—20：12：59）
　　　午睡醒來，見台曆標明今天是重陽節，想起去年重陽是在編訂《評八確立五不搞》中度過的，今年則忙於撰寫《新民主主義的歷史命運》，忙忙碌碌地過老年節，也算是幸福吧。不知老天爺能給我多少這樣的日子，隨手在台曆上寫了一首打油詩：歲歲重陽歲歲忙，幾時忙完見閻王？只要童心依舊在，沉沉暗夜閃閃光。（2012/10/23—20：32：43）
　　　（呂加平兒子發微博譴責邵陽國保騷擾他母親，這是我的回應）呂加平幾年來收集材料，揭露江某人的醜惡歷史，何罪之有，以至被判刑入獄？如果他的揭露不是事實，為什麼不大大方方地闢謠駁斥？如果揭露屬實，他應該是有功之人。現在被關進監牢，分明是政治迫害，應該平反釋放。（2012/10/31—20：42：43）
　　　在今天的報紙和晚間新聞里，看到寧波四個女青年在街頭救助一個被撞傷的老人的事迹，頗有感觸。我們所處的時代，儘管物慾橫流，道德淪喪，但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並沒有湮滅，它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社會是多元多彩的，我們既要看到黑暗面，也要看到光明面，既不能盲目樂觀，也不能悲觀失望。（2012/11/2—21：00：50）
　　　目前正當橘子上市旺季，每次吃桔子扔皮，心頭都會興起波瀾。我上高小時，每逢橘子上市，上學都要帶一根兩尺多長的粗麻線，兩頭繫上竹籤，路上揀到橘子皮就串在麻線上，回家后捋出來攤在窗外屋檐上，晒乾后收在麻袋裡。一兩個月下來，可有兩三麻袋的干橘子皮，能夠賣十幾個銅板。現在吃橘子扔皮真可惜。（2012/11/6—20：15）
　　　昨天參加北大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和《炎黃春秋》聯合舉辦的「改革·共識」論壇。上午不到八點出門，晚上回家已八點多，加上計程車多次遇堵，停停開開，引發頭暈噁心，勉強到家，昏昏欲吐。本來還打算回家后寫兩條微博，無奈力不從心，靠在沙發上閉目靜休近一個鐘頭，噁心感消退了，才洗刷睡覺。（2012/11/17—20：12）
　　　上午給兩位朋友發《論普世價值和〈08憲章〉》電子版，被告知「郵件中可能包含不合適的用語或內容」。我幾次修改題目，最後改成《論PSJZ和08XZ》，還是發不出去。這小冊子是我近兩三年關於普世價值和《08憲章》的文章結集，前幾個月為它寫了兩萬多字的前言、序言和內容簡介，旨在宣傳普世價值和08憲章。（2012/11/18—20：18）
　　　今天是胡耀邦97歲冥壽。他雖然去世已經23年了，但他的開明形象，卻永遠活在人民心中。現在中國進入「習李當政」的新時代，衷心希望習李多向胡趙兩位先輩學習。（2012/11/20—21：01：39）剛才那條紀念胡耀邦冥壽的微博，本已寫有130餘字，但一再被告知「廣播失敗」或「含有騷擾或敏感信息」，折騰了半個多鐘頭，刪掉一半才通過。（21：09：58）
　　　今天上午，中央黨校幾位退休人員為祝賀鮑彤、姚監復八十大壽舉行餐敘，其中多數在26年前曾參加鮑彤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工作。鮑彤意氣風發地暢談共產黨必須四個不搞等重大現實問題，我致祝壽詞，指出鮑彤後半生有兩個高潮，前一高潮是政改，中共十三大的政改藍圖，就是他領導的研討團隊的成果。（2012/11/22—20：50：37）鮑彤後半生的第二個生命活動的高潮，是他不斷發出民主自由的最強音。儘管經歷7年冤獄和十多年幽禁，至今仍被非法監控，但鮑彤以他睿智的思想和樸實的語言，提出許多不能見容於當局的高見，成為我們學習和效法的榜樣。相信他在進入「80后」之後，將會在改革、維權和啟蒙的規模運動中，作出更大的貢獻。（21：12：15）
　　　上午讀姜維平文章，他認為習近平開展政治體制改革大有希望，預測中國將「回到胡耀邦時代」。我很希望他的預測成真。也許是因為年邁，來日無多，我對未來總有一種焦慮感，對任何樂觀的預測都懷有同感；任何社會變動都會給我帶來過於樂觀的期盼，而事情過後卻往往只能留下失望。這是一種老人病態心理嗎？（2012/11/26—20：50）
　　　郭大軍在博士學業即將完成、工作有了著落時，獲悉母親趙福梅因在北京上訪被皋蘭縣公安局抓走，勞教一年。他決心為救母親而奔走，放棄工作也在所不惜。他說：「工作丟了可以再找，但母親只有一個。」真是擲地有聲啊！請母親或父親尚在的朋友珍惜現有機會，盡孝盡心，以免未來有「子欲養而親不在」之憾。（2012/11/28—20：36）
　　　《深圳特區報》今天報道，大芬村畫師吳瑞周十年來培養了20多名聾啞人學習油畫，使他們成為能夠接單作畫、自食其力的油畫作者，現在還有8位聾啞人隨他學油畫。他目前正在龍崗區創辦愛心藝術學校，有望明春開學。在這個利慾橫流的社會裡，他是照亮黑暗的火把，祝願他辦學成功，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2012/11/29—20：47）
　　　為了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全國人大機關建立了一堵長23米、高2.2米的大理石牆，上面鐫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文，3日已揭幕。我想著有點奇怪，牆上刻的是1982年的憲法，還是30年來幾經修改的現在的憲法？以後憲法還能不能改？有可能修改的東西為什麼要刻在永久性的大理石上？為誰記功立碑？（2012/12/7—20：51：33）
　　　昨天上午拔了一個大牙，原來以為痛一下就沒事了。誰知一回家就癱在沙發上了，渾身無力，下午昏睡了三個多小時，今天休息了一天，連看報都覺得累。這才領悟，人體是一個完整的互有聯繫的整體，任何一個部位的病痛都會給整體帶來傷害，特別是年老體衰后。大夫說我還有3個牙要拔，我可不敢再嘗試了。（2012：12：11—20：06：45）
　　　網上傳說許多官員因將要實行財產申報制度，紛紛拋售房產，北京在售二手房達381萬套，上海拋向市場的空置房由41萬套增加到200萬套，廣州由26萬套增至70萬套，深圳由8萬套增至30萬套。各地降幅均在50%左右。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是無房漢的福音了。我不大相信這是真的，但十分希望它是真的。（2012/12/17—210；090；08）
　　　今天平安無事，明明白白的事實宣告了「世界末日說」的破產。我贊成取締「全能神」邪教，但不能把正常的宗教信仰等同於邪教。最近四川閬中紅山鎮的家庭教會被驅散，山東東營市河口區仙河鎮家庭教會的聚會場所被查封，都是違反憲法的。聖誕節快到了，希望有關當局能為基督教的信徒們營造一個平安的節日。（2012/12/21—20：10）
　　　河南范縣農民子弟郭可江2008年在中央財經大學畢業后，本在興業銀行工作，但他卻放棄鐵飯碗，回家辦農場，建起蔬菜大棚，養豬，栽種果樹，開闢了餐飲娛樂中心、垂釣園，全場吸收150位村民工作，還在北京設了4個有機蔬菜銷售點，每賣一箱抽一元資助在校貧困生。作為新型農民，郭可江的事業具有示範意義。（2012/12/21—20：43）
　　　（這是對一條微博的跟帖）教父心態也就是教師爺心態。因為評論時政得失，總是以自己認為是正確的見解來作出判斷，但由於眼界、學識的限制，字裡行間難免不夠全面，不夠準確，所以警惕教父心態非常有必要。我有時也有這個毛病，願與朋友們共勉。（2012/12/21—21：00）
　　　今天《人民日報》有一篇報道印度女大學生在公共汽車上被輪姦的文章，大字標題是《印度「民主」難成婦女保護傘》，我細讀全篇文章，沒有一處談到民主，同民主毫無關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標題？我估計不會是幾位作者的原題，而是編輯的傑作，他大概是要發泄一下。看來，在新聞戰線上敵視民主的還大有人在。（2012/12/31—20：18）
　　　陳光誠、李九蓮
　　　早晨坐在床上時，突然想起了陳光誠。光誠在朝陽醫院時，有一官員來聽取他的意見，並且承諾，對他所反映的問題，將會查實並嚴肅處理。近五個月過去了，事情查了沒有？查得怎麼樣？對陳光誠殘酷迫害的打手們有沒有受到應有的懲處？有關單位應該給以明確的回答，老百姓有權利知道這一切。（2012/10/3—20：29：04）
　　　陳光誠逃到北京后，臨沂東師古村仍被嚴密封鎖，當地的惡勢力繼續對光誠的親戚進行迫害，他的堂兄陳克貴甚至被追捕，不知道現在怎樣了。光誠出國后，大家為他終獲自由而高興，卻忽略了他那些仍在國內的親友的命運。東古師村現在怎樣了？幫助光誠脫險的珍珠姑娘還好嗎？有哪位知情的朋友能告訴我？（2012/10/3—21：02：45）
　　　同意斯偉江關於陳克貴案的聲明。（陳光誠逃離臨沂后，4月26日深夜，一夥暴徒翻牆進入陳光誠侄子陳克貴的家裡，毆打陳克貴。陳克貴到廚房拿菜刀自衛，划傷帶頭的鎮政府官員張健的臉。沂南縣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陳克貴三年三月徒刑。陳克貴的律師斯偉江發表聲明：1、陳克貴是正當防衛，完全無罪；2、該程序完全違法。）（2012/12/1—21：32：28）
　　　 明天是李九蓮被槍殺35周年，有幾位朋友準備明天到世紀壇花壇灑放李九蓮殉難處的紅土，不料主其事者今天上午就被國安請去旅遊。看來，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的專制利器，真是無孔不入、無微不至啊！（2012/12/13—20：28：56）李九蓮是江西一女工，她1969年3月給她初戀情人寫信，申述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兩個月後被此人揭發被捕。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幫已經一年多了，她卻仍然以「現行反革命」罪且拒不認罪被公審后槍殺。公審大會前監獄警方殘忍地用竹籤插進她的下頜，刺透舌頭，就是為了不讓她呼口號。（20：46：51）（有人在上述微博跟帖：「走了張志新，又來李九蓮，某些人筆下創造出的冤魂真多。」於是我回應）對不起，我還沒有條件「創造」張志新、李九蓮這樣的「冤魂」。她們是毛澤東創造的，是文化大革命創造的。我創造不出冤魂，但矢志要為冤魂申冤，對那些否認冤案的毛澤東的崇拜者們，給予應有的鄙視。（2012/12/14—20：38：19）
　　　也許認為李九蓮是我「創造的冤魂」者不止一人。我這裏再提供一個歷史事實：文革中贛州數以萬計的市民教師幹部為李九蓮鳴不平，開會貼大字報，展開宣傳。李九蓮定案后近千人受株連，被開除黨籍、團籍、公職或受各種處分者600多人，60人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朱毅被判20年，鍾海源被判死刑遭殺害。（2012/12/20—20：23：32）
　　　
廉政反腐
　　　
　　　廣東番禺區中共紀委和區政府11日中午先後在他們的微博上宣布，對廣州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實行停職檢查。8日有微博揭露他有21套房產，而蔡彬本人申報，他和妻子及子女各只一套房產。從微博揭露到停職檢查只有3天，應該承認效率很高。從這裏可以看出微博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它預示著微博的未來。(2012/10/1321:05:14)
　　　廣東紀委書記黃先耀說，廣東將在珠海橫琴新區成立廉政辦公室，以整合紀檢、監察、反貪、審計等部門的職能。這似乎有點像香港的廉政公署。為了加強反貪工作，成立強有力的權力機構是必要的，但紀檢是黨委部門，其他三項是政府職能，合在一起豈不成了黨政合一了？（2012/12/5—20：15：55）
　　　十八大以來已有七名副廳級以上的高官落網，海外和網上輿論都對深化反腐抱有期待，但願這個希望不會落空。特別值得高興的是，微博在揭露腐敗貪官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網路文化這個新園地里，綻放出一朵絢麗的鮮花——反腐文化。祝願網路反腐文化發達繁榮，為反腐鬥爭作出更大貢獻！（2012/12/8—20：21：27）
　　　文匯網8日報道，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落馬與房地產開發有關。其實，豈止是李春城，與房地產商勾結而暴富的貪官，不知道有多少。凡是同房地產有瓜葛的官員，都應該好好查一查，准能查出一大把。（2012/12/9—20：02：01） 香港《文匯報》20日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19日發布《中國反腐倡廉建設報告No.2》，其中談到2011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分縣處級以上官員4843人，多數有長期擔任一把手的經歷，他們的腐敗，主要發生在擔任一把手的時期。但報紙上公布的腐敗案件，主犯卻多數是副局長、副廳長、副主任，這個事實很值得玩味。（2012/12/23—21：00）
十八大和新班子
　　　
　　　榮劍在一篇文章里談到：即將出場的新的一代領導人，是「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批政治精英，他們經歷了文革災難，有過長期的底層體驗，沐浴了思想解放的春風，具有豐富的基層和地方工作經驗，了解人民疾苦，擁有國際視野，掌握新的知識、資源和人脈，個人稟賦和風格完全不同於以前的那幾代領導人。（2012/11/01—21：00：04）
　　　我十八大以前對政治體制改革寄以很大希望，懷著謹慎的樂觀，曾預測會後改革將會有明顯進展，但新常委構成卻令我大失所望。十八大政治報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很有可能像前幾次代表大會那樣，成了空頭支票。當然，失望還不是絕望，我仍然希望這些常委能發揚八十年代所受到的良好影響。這算是我無奈的樂觀罷！（2012/11/15—19：26）更令人擔心的是，按照現在的常委結構，會不會出現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現象，實現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計劃？薄熙來甚至捲土重來？當然這個可能性不大，但絕非沒有可能。民間很難在這個問題上發揮作用，但也不是完全無所作為的，如果出現這種朕兆時，就利用網路等大聲疾呼，也許能挽救這可能產生的民族危機。（19：37）不過我認為十八大把科學發展觀寫進黨章，還是有它的積極意義的。科學發展觀自2003年提出以來，論證的文章很多，但它的帶有本質意義的特徵，似乎還沒有人指出過，這就是：它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試看它的內涵：統籌兼顧，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不都屬於普世價值嗎？（20：01）科學發展觀之所以值得肯定，還在於它沒有什麼意識形態色彩，而且有著非常寬泛的可容性，它排斥過去所有不科學的發展觀念，同時可以吸收一切符合於發展規律、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發展觀念，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問題在於今後它是否能夠真正為全面改革服務，是否會把它意識形態化，為專制統治服務。（20：11）
　　　聽了看了習近平15日會見記者的講話，頗有感觸。他談到對民族對人民對黨的責任，懇切自然，如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每個人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但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等等，這是他作為總書記的開場白，海內外反映很好，希望他能切實履行這些承諾。（2012/11/17—21：07）習近平的講話，實際上也是對全黨提出的要求。對於像我們這樣至今依然堅守奉獻品格的老黨員來說，這些要求並不過分。但是，在貪賄盛行、黨風敗壞的情況下，有多少共產黨員能夠履行習近平提出的行為模式呢？我絲毫也不樂觀。在全黨學習十八大文件的高潮里，希望每個共產黨員都能用習近平講話來對照一下。（21：21）
　　　繼李克強26日召開的防艾會議上強調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之後，習近平又在今天訪問一個民間防艾組織，肯定民間的社會組織對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習李二人對民間社會組織的開放態度，是否意味著在落實憲法的結社自由的條款上會有所鬆動？結社自由是建設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條件，它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2012/11/30—21：06）
　　　萬潤南分析中央常委結構，對政治體制改革仍抱樂觀態度。我則認為尚需觀察。今天散步時和一朋友交談，覺得未來走向是否樂觀，取決於：1、習的改革決心和勇氣；2、王的反腐力度和深度；3、習李王的團結與合作。實現以上三點，則可形成3>4的局面，是為「習李王體制」。（2012/12/3—21：16：54）
　　　中共中央提出關於改進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贏得海內外輿論的一致讚揚。昨天有朋友問我有什麼看法。我說，但願提出八條后能繼之以「實幹興邦」，而不要流為「空談誤國」。我們過去親歷過太多未能兌現的承諾，以致對於豪言壯語缺乏信任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是看實踐吧！（2012/12/6—21：11：18）
　　　溫家寶12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通過《「十二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規定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目標、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這是落實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生態文明是十八大政治報告的一大亮點，也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大內涵。多少年來，單純的GDP挂帥破壞了環境，這是「不科學」發展觀的惡果。（2012/12/16—20：13：43）世界自然基金會12日發布《中國生態足跡報告2012》，認為由於三十多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生態嚴重惡化，自然資源的消耗速度超過恢復速度2.5倍；2009年除6省區外，有25個省市出現生態承載能力赤字。李克強12日在國合會年會上說：生態文明源於對發展的反思，也是對發展的提升。有反思才有生態文明的觀念。（2012/12/16—20：51：32）
　　　《深圳特區報》今天發表新華社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和《「萬事民為先」》，分別以三個版17張照片和兩個版11張照片的篇幅，介紹習近平和李克強，使我想起文革時的「大樹特樹」。我不反對對新領導人做些必要的介紹，但「大樹特樹」則大可不必。有些人是不是太熱衷於個人崇拜了？（2012/12/24—20：45）
　　　《北京晚報》今天報道，習近平昨天在河北慰問困難村民時說：「我非常不滿意，甚至憤怒的是扶貧款項被截流和挪作他用，和救災款被挪用一樣，那是犯罪行為。必須堅決杜絕，堅決反對，堅決查處。」近幾年常見到用扶貧款蓋辦公大樓的消息，但都沒有查處。希望此後能出現一個查處挪用扶貧款救災款的高潮。（2012/12/31—20：36）
　　　
支持維權
　　　
　　　網傳吳英案的子案即將開庭，希望至少能還她部分公道。吳英是受權貴官僚迫害的民營企業家的典型，既是因金融壟斷而被迫「非法」集資的典型，也是被官府黑手侵吞財產而蒙冤下獄的典型。其被掠奪的方式和手法同重慶黑打可謂異曲同工。現在重慶黑打的黑幕已逐漸浮處出水面，不知吳英的冤案何時能真相大白？（2012/11/29—20：07）
　　　鄭州常坤長期義務從事艾滋病救治工作，創辦和而不同艾博公益組織，以法律和人道的手段幫助艾滋病感染者，卻屢遭干擾。不久前又被誣為10月25日在紫金公園撕毀毛像的四青年的幕後主使者，公益地點被查抄，他編的宣傳品《青年與艾滋病》被沒收。他於26日到國保大隊要求澄清事實，並發表聲明呼籲社會支持。（2012/11/29—20：26）
　　　（對一條微博的跟帖）截訪是人民民主專政旗幟下的又一罪惡。它同「維穩」一樣，是破壞穩定、破壞和諧、挑戰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罪魁禍首，是對「以民為本」、「關注民生」的極大諷刺。（2012/12/2—20：58：12）
　　　轉發。控訴地方權貴和惡勢力勾結殘民的罪惡！支持被害者的維權行動！（中國地質大學學生馬曉曼在臨沂老家的房子被強拆，幫他看房子的老人被綁架，他發微博要求網友轉發支持。）（2012/12/3—21：28：29）
　　　支持白群和李玄對大慶監獄的質問，還李洪奎以公道。為弱者申冤、維權，是我們作為社會公民的責任。我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無數水滴可以匯成大江。讓我們共同發聲，一起努力來改變這個世界。（李洪奎在大慶監獄里致傷致死被火化，其妻白群、子李玄向大慶監獄提出14點質問。）（2012/12/4—20：08：04）
　　　（一條微博呼籲上海警方釋放因爭取教育的平等權利而被捕的學生家長，下面是我的回應）害怕憲法人權的貪官惡吏，總有一天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也許我等不到那一天，但我深信這一天會到來。我餘生的所作所為，就是為了這一天早日到來。（2012/12/12—19：56：23）
　　　
網路法規
　　　
　　　政務微博從去年11月的兩萬余個，增加到今年10月的六萬余個，真令人高興。從這個趨勢看，明年可能還會有更大的增長。這是現代科技賜給中國公民的一個反專制的利器，是侵蝕專制體制的良藥。當然，這個數字里有許多是名不副實的，但它畢竟是溝通體制內外的一個橋樑，有利於改革的推進。（2012/12/12—20：12：10）
　　　近日關於網路法治化的輿論甚囂塵上，「網路不是法外之地」啦，「網路需要依法運行」啦，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我們耳聞目睹的不依法運行的法外之地難道還少嗎？就拿殘酷鎮壓民眾的「維穩」來說，每年數以萬計的暴力維穩，依的是什麼法？為什麼不唱一下「維穩不是法外之地」、「維穩需要依法運行」呢？（2012/12/22—21：10）我不反對「網路不是法外之地」、「網路需要依法運行」，問題是什麼樣的法？是保障公民的憲法權利的法，還是加強專制主義管理的法？現行的關於出版和社會團體的法規，已有例在先，那是為了便於管理而限制甚至剝奪公民權利的辦法。管理網路的法規還沒有出台，希望不要以關於出版和社團的管理條例為範本。（21：23）
　　　多維網22日發表文章，稱微博是「網路紅衛兵大字報」，微博上揭露醜聞猶如文革大字報，扮演著紅衛兵的角色，是文革思維的延續。文章還引述別人的說法，說微博使得「牛鬼蛇神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招搖過市」。多維網如此明目張胆地誣衊網路和微博，為加強對網路的管制和鎮壓製造輿論，不僅無恥，更是卑鄙。（2012/12/24—21：12）
　　　今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審議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等法規草案。據法工委副主任李飛會上說明，草案針對存在問題建立相關制度，「為加強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維護網路信息安全提供法律依據」。一個加強，一個維護，似乎有點法治的味道，不知通過後的條文是否能貫徹這個精神。（2012/12/25—20：15）我們有些法規往往具有兩面性，既有保護公民權利的內容，也有加強專制管理的內容，而實行起來，總是管制壓倒保護，因為這樣才符合於官僚特權階層的利益。展江說得好：「中國媒體向來就是人治特區、法治盲區，加強監管很容易變成非法行政，與法治背道而馳。」希望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不會如此。（20：31）
　　　看了一個星期以來那些甚囂塵上的關於網路的文章，我以為這幾年還沒有關於網路的法規，所以才有「需要依法運行」、「不是法外之地」一類的叫囂。一查不然，早在2000年9月20日，國務院就通過《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5日公布施行。辦法共27條，規定不得製作、複製、發布、傳播九種有害內容的信息。（2012/12/25—21：02）12 年前的這個《辦法》還要求互聯網的運行「應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的規定」，這就是說，至少有兩個法規可以管住網路。今年5月8日工信部的《互聯網行業「十二*五」發展規劃》，11月1日百度等12家網站簽署《互聯網搜索引擎服務自律公約》，都應該可以為加強管理服務，還有什麼好叫喚呢！（21：20）
　　　昨晚寫了幾條關於網路立法的微博后，上床后覺得應該全面地談談這個問題。一有這個念頭就睡不著了，腦子裡構思著寫些什麼內容，久久未能入睡。今天寫到晚上才完成一篇約兩千字的小文章，題目是《兩個博弈》，最後一段點題：從《人民日報》對網路發難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要通過《規定》，體現著兩個博弈。（2012/12/26—20：31）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作出了一些保護信息安全的規定，但關鍵是第五條，「發現法律、法規禁止發布或者傳輸的信息的，應當立即停止傳輸該信息，採取消除等處置措施，保存有關記錄，並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隨著所謂敏感詞的不斷擴大，被「處置」的網文和微博將會越來越多。（2012/12/29—20：51）
　　　
重要更正
　　　
　　　《杜光文存》第33輯第10頁倒數第2行、第20頁第5行、第22頁倒數第5行的「1977年」，均應改為「1987年」。
　　　《論普世價值和〈08憲章〉》第4頁第3行、第6頁倒數第7行、第23頁第12行的「1977年」，均應改為「1987年」。
　　　特此更正。
　　　
　　　

看看是不是回復才能查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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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先輩的火炬，爭取祖國的自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