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殤：中國河南HIV/AIDS田野報告》
《血殤：中國河南HIV/AIDS田野報告》
由 大話西遊 » 2015年4月20日
高耀潔：《血殤》讀後感一部跨越兩個世紀的中國血禍與艾滋病的慘痛歷史
我看到了《血殤》一書以後，幾次為農民的生活流淚。一星期看完了第一遍，接著看第二遍，第二遍我要畫重點了。它太沉，我無力拿，放在床架上，只翻頁……。
這本書越看越好。很真實，很全面，很有說服力。它不僅是真實記錄了這場殃及千百萬人生活生命的艾滋病事件，還追根究底地深入探討這場災難之所以發生蔓延的前因後果；在體悟艾滋農民對苦難生命的承擔之際，追問這一巨大的社會不義何以得不著合理變化的理脈；最終庖丁解牛般層層揭示出事件的內在邏輯，剖析艾滋病在中國究竟是什麼「問題」；為在艾滋災難中已經消逝和正在消逝的農民留下了定格存影的歷史記憶，為後人留下一部信史。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本書跳出了一向以國家政府為本考慮問題的思維定勢，而是尊重生命以人為本，以平等同理之心為底層弱勢民眾立文正名，在對艾滋農民悲慘遭遇的書寫中，讓人們看到生命的掙扎、堅忍與寶貴，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與莊嚴。這本書不僅記錄了這場災難中艾滋病的肆虐猖獗，還書寫了人們對苦難命運的頑強抗爭，這是一部立足現實的真實誠懇之作，也是一部心靈心血之作，讀之感人至深撼人心魄。
《血殤》是作者置身現場親歷事件，與事件中人一起，對事件進行共同的見證與解讀，具有一般書寫所無法具有的「在地真實」。作者又是一位老年女性，以花甲之年完成本書的寫作。為啥深入艾滋病疫區與病人同吃同住, 促膝長談心腹話, 全面調查了解他們的生存情況……，揭露出這些農村棘手問題，多是老年女士？真像習近平總書記說的那樣：「沒有一個男兒出來抗爭」。男士們為何不勇於長期站出來揭發農村民眾生活的苦難呢？也可能是男士們勇於做大事。不! 不是! 武漢市中南醫院桂希恩教授，年逾花甲，他是不為名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已斷續深入農村艾滋病疫區，揭開了不為人知的艾滋病的蓋子，是很了不起的善舉，名垂青史，留芳萬世。
本書作者河南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倩，深入艾滋病疫區做田野調查六年，以一個艾滋病村莊為重點，同時走訪調查了很多村莊的「血禍」引發的艾滋病災難死亡的實際狀況，揭出農村青壯年勞力因賣血感染艾滋病而死去，留下老人和幼兒相依為命，少吃缺衣，度日如年的悲慘景象，讀來令人落淚。一個2000多人的村莊，因為賣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村民達400多人，90年代後期即開始發病死亡，至2003年已經死亡95人（鎮政府報告p34），至2007年死亡達200人（作者現場逐戶調查P38），而全書「尾聲」部分列出的長長的245人的艾滋病死亡名單（P663-665），更是令人觸目驚心。2002年8月13日《文匯報》報導，河南商邱雙廟集這個3000多人口的村莊，現有艾滋病感染者301人，已死123人，其中還有些人們有賣血史，他們害怕歧視不敢去檢查……多數病人生活極其困難，不少人哭著說：「一分錢也沒有，無法看病，也吃不了葯，只有等著死……」河南採訪和報導艾滋病的疫情，至今仍然是一件諱莫如深的事情。
「這禍，咋真就躲不過哩？」書中人物衛華媽不斷重複的這句話彷彿箴言。在這場災難性事件中，艾滋病還不是農民悲劇命運的最後終結，非法生產煙花爆竹，使這裏的人們遭遇又一場災難。手工製作鞭炮，是一種危險的行當，很容易發生爆炸事故，國家明令禁止私自生產。而這裏的艾滋病人把它當成了救命的稻草——由於村裡沒有其他生產門路，村裡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非法製作鞭炮，就像當年賣血，是全村人的「生意」。屢屢發生的爆炸事故，使不少人被炸傷炸殘，甚至被炸死亡，書中這些照片慘不忍睹。2008年5月17日晚上9點鐘鞭炮製造點爆炸，十幾間房屋倒塌，人員燒傷、死亡，全村所有房屋都被損壞，斷電籠罩了村莊。但是身陷困境的人們沒有其他生路，明知危險卻「收不了手」。而當地公安胡亂作為執法犯法，以「查處」為名抓人罰錢斂財，許多人家因此傾家蕩產，人們的生存處境愈加艱難。——這是作者親眼目睹的艾滋村莊的又一個真實情況。人們「寧可炸死，不願餓死」，悲劇以另一種面目在延續，而且更加猙獰慘烈。這不僅是農民現實生活的寫真，還說明了發生艾滋病悲劇並非偶然。我們的人民陷入一種在劫難逃的悲劇「輪迴」。
艾滋病疫情這段歷史，令人感嘆唏噓。有國內公共衛生界權威專家將河南艾滋病事件定位為「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罕見的重大災難性事件」。《血殤》令人信服地一步步揭示出，如何由於體制性因素，使這場原本可控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一場失控的人道災難。疫情發生后，地方政府隱瞞於前，復又塞責於後。地方衛生部門至少在1993年已經發現艾滋病在河南獻血員中蔓延流行，1995年國家衛生部了解到事件的嚴重性緊急部署，河南省採取關閉血漿站的緊急措施。但是，這一切，民眾包括農民獻血員毫不知情，社會信息真空，以至從1993年(甚至更早)到1998年，大批農民流動賣血屢禁不止，大面積經血液傳播艾滋病毒長達5年時間（甚至更長），大批農民獻血員被污血感染。即使政府出台救治救助政策后，許多有關規定百姓並不了解甚至無權過問，根本享受不到。政策在落實中大打折扣，救助款項被貪污挪用，救助資源大量流失。由於信息封鎖的同樣的原因，至今社會上大多數民眾對中國農村發生艾滋病事件依然所知寥寥，對艾滋病依然因無知而恐懼，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歧視不能消除。河南艾滋病事件揭示出的另一個嚴峻問題是，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約束，「擾亂社會秩序罪」為各級官僚提供了一種恰當的手段：既可以理直氣壯地恐嚇鎮壓艾滋病人「鬧事」，還一筆抹煞了導致事件的初始本因和體制官僚應擔負的責任。迄今政府沒有仼何一位官員為此事件負責，更不會得到應有的查處。作者尖銳指出：「在造成嚴重後果的一場又一場災難性事件中，找不到責任人；在找不到責任人的體制中，誰也不必負責；沒有人負責的體制，是一個不負責的體制；一個不負責的體制，其實是一個「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就不可避免地還會發生災難和悲劇。」
當年賣血是政府官員倡導的、操縱的，血站也是他們建立的，由此造成艾滋病大規模傳播、流行，導致大量青壯年人死亡。「上級任命」的官僚體制下的各級政府官員，都只對上負責保自己的官位，不必對事件負責對百姓負責。疫情發生后，地方當局隱瞞疫情，因為他們首先所關注的不是事件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而是如何才能使事件不要危及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大規模的發病死亡和人們的恐慌迫使事件浮出水面，而越到後來後果越嚴重，也就越無人敢承擔責任越需要隱瞞。最早使中國艾滋病疫情公開於世界的並不是官方任何一級政府，而是瀕臨死亡絕境的河南農民感染者「向上向外」的呼救。在上面和外面的壓力之下，河南省當局「突然」轉變態度，在疫區建「艾滋病防治示範村」實施「六個一」形象工程且限期完成。香港鳳凰衛視被請來河南，由河南省委副書記親自陪同前往實施「六個一」工程的艾滋病村莊參觀考察，當晚鳳凰衛視的報導一舉改變了河南當局在艾滋病問題上的不良形象，國際輿論發生逆轉，稱讚河南省艾滋救助工作做得好，中國抗擊艾滋力度大，中國政府完成了在國際舞台上的「華麗轉身」。一場災難性事件不但沒有危及當權者的權力和地位，相反強化了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黨和政府以救世者形象施恩於民救民於水火，地方官員利用艾滋病再創業績。《血殤》詳細記述剖析了這一過程。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假相不可能永遠掩蓋真相，最近一份官方內部的AIDS信息年報中報告，2012年新發現的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里，新發現病人數排在各省市區前五位的，首位是河南（河南2012年發現的HIV/AIDS中，48.0%是AIDS）。有業內人士估計這些AIDS病人，主要是晚期因賣血而感染的HIV的農民。
《血殤》是一本農村調查的優秀作品，也是一本難得的農村調查資料好書。此書寫出了農村環境及農民生活的實際情況和「血禍」艾滋病造成的悲慘處境! 災難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員貪得無邊，他們以發展經濟為由動員農民賣血導致「血禍」，目的是為了製造政績仕途升遷；農民因負擔過重，面對著農業稅，提留稅，計劃生育罰款等，很多經濟壓力，種田不能維持全家溫飽，才走上賣血的道路，他們從沒想過這是一條通往死亡的道路。他們被騙賣血，感染了艾滋病，至二十世紀90年代末已造成中青年人口大量死亡，當時還不知道他們害的是啥病，其實艾滋病幽靈早己在村裡流蕩，只是村民們一無所知，主要是政府官員壓制隱瞞，把艾滋病說成「無名熱」。直至2004年，政府官員還對外隱瞞艾滋病疫情，只對內承認艾滋病感染與賣血有關，對大多數感染者並沒有採取積極有效的救助，而是搞個典型村莊，應付上級視查和外來人士參觀。
書中還真實描述了農村社會的混亂現象。遇事比拳頭，誰家兄弟多，家族大，誰是贏家，當地俗稱「光棍」，通稱「村頭」、「村霸」、「無賴」、「混子」等, 他們為所欲為，無法無天，誰也不敢惹他們，少兄無弟老實巴交的農民們，門戶單薄，只有受氣受欺侮，俗稱「眼子」,看來大有強食弱肉之勢。我記得農村有句順口溜，「我們『支書』真是忙, 村村都有丈母娘」，這是形容村霸們的名言。如果這類傢伙能與外界勢力勾結，更是身價上升百倍，搖身一變成了「世界偉人」，加冕種種桂冠，這是中國農村大地鮮為人知的怪象，給艾滋病病人們雪上加霜。
上述農民的生活現實情況，躍然在我們眼前。假如政府有關人員不為錢權；假如有關部門的官員不這麼麻木不仁；假如有一點民生意識；假如不去儘力捂蓋子，中國艾滋病不會泛濫到這個地步。這場艾滋病災難死去多少人？只有天曉得！說白了，官員造成了血禍，血禍造成了艾滋病泛濫。
當今社會貧富差異巨大，富豪群體歌舞昇平，一扔千金，他們是否知道農村還有些人沒飯吃？真可謂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這是社會環境的寫真！富人社會你們相信中國農村大地農民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境域嗎? 會有人同情他們嗎?
《血殤》不僅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實記錄，也是對中國中原貧困地區農村民眾今日的實際生活情況的真實描繪，這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一部中華民族的慘痛歷史。在這本書中，中國中原大地上墳墓包圍了村莊，是對千百萬民眾苦難生活的見證，書中記錄了一場跨越兩個世紀尾首的人類災難，是中華民族歷史中很重要的一頁，也是關係我們國家民族命運興衰的很重要的一課。（參与首發）
我看到了《血殤》一書以後，幾次為農民的生活流淚。一星期看完了第一遍，接著看第二遍，第二遍我要畫重點了。它太沉，我無力拿，放在床架上，只翻頁……。
這本書越看越好。很真實，很全面，很有說服力。它不僅是真實記錄了這場殃及千百萬人生活生命的艾滋病事件，還追根究底地深入探討這場災難之所以發生蔓延的前因後果；在體悟艾滋農民對苦難生命的承擔之際，追問這一巨大的社會不義何以得不著合理變化的理脈；最終庖丁解牛般層層揭示出事件的內在邏輯，剖析艾滋病在中國究竟是什麼「問題」；為在艾滋災難中已經消逝和正在消逝的農民留下了定格存影的歷史記憶，為後人留下一部信史。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本書跳出了一向以國家政府為本考慮問題的思維定勢，而是尊重生命以人為本，以平等同理之心為底層弱勢民眾立文正名，在對艾滋農民悲慘遭遇的書寫中，讓人們看到生命的掙扎、堅忍與寶貴，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與莊嚴。這本書不僅記錄了這場災難中艾滋病的肆虐猖獗，還書寫了人們對苦難命運的頑強抗爭，這是一部立足現實的真實誠懇之作，也是一部心靈心血之作，讀之感人至深撼人心魄。
《血殤》是作者置身現場親歷事件，與事件中人一起，對事件進行共同的見證與解讀，具有一般書寫所無法具有的「在地真實」。作者又是一位老年女性，以花甲之年完成本書的寫作。為啥深入艾滋病疫區與病人同吃同住, 促膝長談心腹話, 全面調查了解他們的生存情況……，揭露出這些農村棘手問題，多是老年女士？真像習近平總書記說的那樣：「沒有一個男兒出來抗爭」。男士們為何不勇於長期站出來揭發農村民眾生活的苦難呢？也可能是男士們勇於做大事。不! 不是! 武漢市中南醫院桂希恩教授，年逾花甲，他是不為名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已斷續深入農村艾滋病疫區，揭開了不為人知的艾滋病的蓋子，是很了不起的善舉，名垂青史，留芳萬世。
本書作者河南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倩，深入艾滋病疫區做田野調查六年，以一個艾滋病村莊為重點，同時走訪調查了很多村莊的「血禍」引發的艾滋病災難死亡的實際狀況，揭出農村青壯年勞力因賣血感染艾滋病而死去，留下老人和幼兒相依為命，少吃缺衣，度日如年的悲慘景象，讀來令人落淚。一個2000多人的村莊，因為賣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村民達400多人，90年代後期即開始發病死亡，至2003年已經死亡95人（鎮政府報告p34），至2007年死亡達200人（作者現場逐戶調查P38），而全書「尾聲」部分列出的長長的245人的艾滋病死亡名單（P663-665），更是令人觸目驚心。2002年8月13日《文匯報》報導，河南商邱雙廟集這個3000多人口的村莊，現有艾滋病感染者301人，已死123人，其中還有些人們有賣血史，他們害怕歧視不敢去檢查……多數病人生活極其困難，不少人哭著說：「一分錢也沒有，無法看病，也吃不了葯，只有等著死……」河南採訪和報導艾滋病的疫情，至今仍然是一件諱莫如深的事情。
「這禍，咋真就躲不過哩？」書中人物衛華媽不斷重複的這句話彷彿箴言。在這場災難性事件中，艾滋病還不是農民悲劇命運的最後終結，非法生產煙花爆竹，使這裏的人們遭遇又一場災難。手工製作鞭炮，是一種危險的行當，很容易發生爆炸事故，國家明令禁止私自生產。而這裏的艾滋病人把它當成了救命的稻草——由於村裡沒有其他生產門路，村裡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非法製作鞭炮，就像當年賣血，是全村人的「生意」。屢屢發生的爆炸事故，使不少人被炸傷炸殘，甚至被炸死亡，書中這些照片慘不忍睹。2008年5月17日晚上9點鐘鞭炮製造點爆炸，十幾間房屋倒塌，人員燒傷、死亡，全村所有房屋都被損壞，斷電籠罩了村莊。但是身陷困境的人們沒有其他生路，明知危險卻「收不了手」。而當地公安胡亂作為執法犯法，以「查處」為名抓人罰錢斂財，許多人家因此傾家蕩產，人們的生存處境愈加艱難。——這是作者親眼目睹的艾滋村莊的又一個真實情況。人們「寧可炸死，不願餓死」，悲劇以另一種面目在延續，而且更加猙獰慘烈。這不僅是農民現實生活的寫真，還說明了發生艾滋病悲劇並非偶然。我們的人民陷入一種在劫難逃的悲劇「輪迴」。
艾滋病疫情這段歷史，令人感嘆唏噓。有國內公共衛生界權威專家將河南艾滋病事件定位為「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罕見的重大災難性事件」。《血殤》令人信服地一步步揭示出，如何由於體制性因素，使這場原本可控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一場失控的人道災難。疫情發生后，地方政府隱瞞於前，復又塞責於後。地方衛生部門至少在1993年已經發現艾滋病在河南獻血員中蔓延流行，1995年國家衛生部了解到事件的嚴重性緊急部署，河南省採取關閉血漿站的緊急措施。但是，這一切，民眾包括農民獻血員毫不知情，社會信息真空，以至從1993年(甚至更早)到1998年，大批農民流動賣血屢禁不止，大面積經血液傳播艾滋病毒長達5年時間（甚至更長），大批農民獻血員被污血感染。即使政府出台救治救助政策后，許多有關規定百姓並不了解甚至無權過問，根本享受不到。政策在落實中大打折扣，救助款項被貪污挪用，救助資源大量流失。由於信息封鎖的同樣的原因，至今社會上大多數民眾對中國農村發生艾滋病事件依然所知寥寥，對艾滋病依然因無知而恐懼，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歧視不能消除。河南艾滋病事件揭示出的另一個嚴峻問題是，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約束，「擾亂社會秩序罪」為各級官僚提供了一種恰當的手段：既可以理直氣壯地恐嚇鎮壓艾滋病人「鬧事」，還一筆抹煞了導致事件的初始本因和體制官僚應擔負的責任。迄今政府沒有仼何一位官員為此事件負責，更不會得到應有的查處。作者尖銳指出：「在造成嚴重後果的一場又一場災難性事件中，找不到責任人；在找不到責任人的體制中，誰也不必負責；沒有人負責的體制，是一個不負責的體制；一個不負責的體制，其實是一個「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就不可避免地還會發生災難和悲劇。」
當年賣血是政府官員倡導的、操縱的，血站也是他們建立的，由此造成艾滋病大規模傳播、流行，導致大量青壯年人死亡。「上級任命」的官僚體制下的各級政府官員，都只對上負責保自己的官位，不必對事件負責對百姓負責。疫情發生后，地方當局隱瞞疫情，因為他們首先所關注的不是事件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而是如何才能使事件不要危及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大規模的發病死亡和人們的恐慌迫使事件浮出水面，而越到後來後果越嚴重，也就越無人敢承擔責任越需要隱瞞。最早使中國艾滋病疫情公開於世界的並不是官方任何一級政府，而是瀕臨死亡絕境的河南農民感染者「向上向外」的呼救。在上面和外面的壓力之下，河南省當局「突然」轉變態度，在疫區建「艾滋病防治示範村」實施「六個一」形象工程且限期完成。香港鳳凰衛視被請來河南，由河南省委副書記親自陪同前往實施「六個一」工程的艾滋病村莊參觀考察，當晚鳳凰衛視的報導一舉改變了河南當局在艾滋病問題上的不良形象，國際輿論發生逆轉，稱讚河南省艾滋救助工作做得好，中國抗擊艾滋力度大，中國政府完成了在國際舞台上的「華麗轉身」。一場災難性事件不但沒有危及當權者的權力和地位，相反強化了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黨和政府以救世者形象施恩於民救民於水火，地方官員利用艾滋病再創業績。《血殤》詳細記述剖析了這一過程。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假相不可能永遠掩蓋真相，最近一份官方內部的AIDS信息年報中報告，2012年新發現的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里，新發現病人數排在各省市區前五位的，首位是河南（河南2012年發現的HIV/AIDS中，48.0%是AIDS）。有業內人士估計這些AIDS病人，主要是晚期因賣血而感染的HIV的農民。
《血殤》是一本農村調查的優秀作品，也是一本難得的農村調查資料好書。此書寫出了農村環境及農民生活的實際情況和「血禍」艾滋病造成的悲慘處境! 災難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員貪得無邊，他們以發展經濟為由動員農民賣血導致「血禍」，目的是為了製造政績仕途升遷；農民因負擔過重，面對著農業稅，提留稅，計劃生育罰款等，很多經濟壓力，種田不能維持全家溫飽，才走上賣血的道路，他們從沒想過這是一條通往死亡的道路。他們被騙賣血，感染了艾滋病，至二十世紀90年代末已造成中青年人口大量死亡，當時還不知道他們害的是啥病，其實艾滋病幽靈早己在村裡流蕩，只是村民們一無所知，主要是政府官員壓制隱瞞，把艾滋病說成「無名熱」。直至2004年，政府官員還對外隱瞞艾滋病疫情，只對內承認艾滋病感染與賣血有關，對大多數感染者並沒有採取積極有效的救助，而是搞個典型村莊，應付上級視查和外來人士參觀。
書中還真實描述了農村社會的混亂現象。遇事比拳頭，誰家兄弟多，家族大，誰是贏家，當地俗稱「光棍」，通稱「村頭」、「村霸」、「無賴」、「混子」等, 他們為所欲為，無法無天，誰也不敢惹他們，少兄無弟老實巴交的農民們，門戶單薄，只有受氣受欺侮，俗稱「眼子」,看來大有強食弱肉之勢。我記得農村有句順口溜，「我們『支書』真是忙, 村村都有丈母娘」，這是形容村霸們的名言。如果這類傢伙能與外界勢力勾結，更是身價上升百倍，搖身一變成了「世界偉人」，加冕種種桂冠，這是中國農村大地鮮為人知的怪象，給艾滋病病人們雪上加霜。
上述農民的生活現實情況，躍然在我們眼前。假如政府有關人員不為錢權；假如有關部門的官員不這麼麻木不仁；假如有一點民生意識；假如不去儘力捂蓋子，中國艾滋病不會泛濫到這個地步。這場艾滋病災難死去多少人？只有天曉得！說白了，官員造成了血禍，血禍造成了艾滋病泛濫。
當今社會貧富差異巨大，富豪群體歌舞昇平，一扔千金，他們是否知道農村還有些人沒飯吃？真可謂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這是社會環境的寫真！富人社會你們相信中國農村大地農民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境域嗎? 會有人同情他們嗎?
《血殤》不僅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實記錄，也是對中國中原貧困地區農村民眾今日的實際生活情況的真實描繪，這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一部中華民族的慘痛歷史。在這本書中，中國中原大地上墳墓包圍了村莊，是對千百萬民眾苦難生活的見證，書中記錄了一場跨越兩個世紀尾首的人類災難，是中華民族歷史中很重要的一頁，也是關係我們國家民族命運興衰的很重要的一課。（參与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