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惡證明》禍國殃民獨裁策：5、反右運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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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惡證明》禍國殃民獨裁策：5、反右運動（一）
由 候保林 » 2020年11月4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內容皆來自網路，搜索止於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國以來，刻意把許多人禍導致的災難、和其罪惡行徑封鎖掩蓋了幾十年乃至今日。隨著時間的碎片日積月累，許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網路中無奈地相繼沉沉睡去。現在，我將它們喚醒，一併與目前那些被摧殘毒化了的社會現狀公開在世人面前；每篇僅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整編者注
x年x月x日 反右運動 －－維基百科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一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台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射穢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台」，「一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注：英國倫敦的一個公園，人們可在此自由發表言論）等等。
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射穢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射穢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射穢主義革命和射穢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穢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射穢主義陣營，煽動射穢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組織和積极參加反對射穢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射穢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射穢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總計約140萬人被歸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右運動
2007年1月29日 中國文人恥辱的歷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如果我們說林彪事件象一把刀子，戳到中國共產黨的心口上，林彪事件后的共產黨從一個自命為人民救世主的呼風喚雨的黨， 漸漸變成一個保江山苟延殘喘的黨， 那麼反右就象一把刀子戳進中國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後的中國文人告別了禮義廉恥、 告別了自尊、 告別了道德、告別了信仰、 淪落為在共產黨的暴虐下求生的螻蟻。
中國文人的第一個震懾來自共產黨的公然背信棄義。
共產黨要求全國人民幫助整風， 共產黨保證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以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廣大中國文人應共產黨要求向共產黨提出了各種意見，
以下是當年部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舊文，
·錢偉長：黨內黨外有鴻溝
·葛佩琦：民無信不立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籲
·林希翎：根本問題在於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葉篤義：黨委退出學校
·章乃器：學習資本主義的長處
·黃心平：黨派輪流執政
·儲安平：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
等等；
很明顯，這些大右派的文章是在向共產黨提意見、獻策。這些意見後來大部分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在共產黨專政的制度下，如果共產黨不批准，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如果真是因為共產黨說的右派要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它不得不反擊，共產黨可以將這些人關起來， 甚至於殺掉，為什麼要將幾乎全部提意見，獻策的人，包括那些在基層向自己小單位提出具體意見的小學、中學教師、工程技術人員、行政辦事員等等統統打成右派，送到死亡的邊緣去折磨呢？
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使人們此後再也不敢再向共產黨提任何意見，共產黨、乃至一個基層的普通黨員,從此都成了國家和人民頭上為所欲為的太上皇。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使中國文人陷入自身生活在一個沒有信用，沒有道德，沒有保障的國家的深深恐懼之中。
中國文人的第二個震懾是共產黨的無法無天、殘忍和狠毒。
共產黨對於右派的懲罰超出了任何法律允許的尺度。當一個人目睹和經歷了這麼一個可怕的現實，身旁的同事、朋友、親戚、昨天還是教師、工程師、幹部、演員、作家、一宵之間，為了一篇文章、一個發言、甚至於一句話、一個個被解除職務，變成了人人談虎色變的反黨反射穢主義的右派分子，輕者被罰天天掃垃圾，掏大糞，重者被送到勞改農場，幸運者象畜生一樣苟且話了下來，不幸者拋屍荒原，屍骸被飢餓的同伴分食，他在心中激起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是不平和同情，而只能是恐懼和自危，因為這樣的殘忍和狠毒已經毀滅了不平和同情的基本條件。
一個人犯了罪，服刑也應有刑期，但是右派根本無出頭之日，即便摘了帽子，還被稱為摘帽右派，右派的子女、配偶、親戚都會因右派而受到歧視，這就是說，一不能擔任重要工作，二是運動來了首當其衝。
在這樣殘忍和狠毒的制度下，一旦成為右派，不但本人淪為共產黨的奴隸，而且全家收到連累，怎能不害怕？後代人能責難他們的怯懦嗎？
中國文人的第三個震懾是人們失去了不講話的自由。
他們必須對共產黨的背信棄義、殘忍和狠毒表示讚揚，必須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 和親戚右派，必須與他們劃清界線，否則就要殃及池魚。在這樣的壓力的恐怖下，中國文人無法再顧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只能說謊，在謊言中求生， 昧著良心去痛罵自己的同事， 朋友和親人。其中有一批人，徹底衝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線， 他們開始以反右精神的霸道， 理直氣壯的上綱上線， 編造罪行， 一邊將這些實際已與奴隸相差無幾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獄，另一邊到處抓潛在的所謂新階級敵人，在共產黨官僚體系的蜘蛛網中努力向上爬，飛黃騰達。
反右開始了一個可怕的冬天，從此整個大地都被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白雪蓋住了，再也看不到個人情感的綠色。從此這個國家的文化、道德、理想和信仰隨著文人的求饒、 求生和求榮，變成了除了歌功頌德和謊言以外的不毛之地。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202860.html
2008年 10月6 日 紀念「應當消滅知識分子」發表五十周年
中共的「應當消滅知識分子」
中國共產黨在1958年提出過一個響亮的口號：「應當消滅知識分子！」這個口號發表在北京的《光明日報》上。「消滅知識分子」公開發表五十年了。
這史料是北京師範大學李岫教授發掘出來的：雲南大學黨委書記李書成把黨委文件改頭換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報》發表說，雲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識分子反對共產黨，提出「應當消滅知識分子」。
毛澤東視知識分子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1928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首開「洗黨」之風，這是中共黨史上的第一次整黨運動。洗黨的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需上級批准）。」（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接著1930—1932年的「殺AB團」運動，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中共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數萬人被肉體消滅；其中紅20軍從軍長、政委到副排長，通通殺光。
1942年，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一些知識分子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不過是延安版的「陽謀」，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濫觴。
連綿不絕的消滅知識分子運動
從竊取全國政權後到壽終正寢，毛澤東所發動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犖犖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鎮反」）、1951年的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清反革命（「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及「拔白旗」運動，1964年，毛澤東又提出「射穢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即發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1966年又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都是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消滅知識分子的壯舉；因此也是毀滅知識和文化的民族大災難。
把中華民族導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則是毛澤東這個喪盡天良的政治流氓對知識分子的徹底圍剿。經過連續幾年的批判、鎮壓之後，知識分子本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毛澤東偏偏要反覆動員，各單位領導偏偏要熱請相邀，結果一二百萬的大小知識分子都跌入了他處心積慮地設下的圈套，被「聚而殲之」了。從此中國人便沒有了人性、個性、公信、誠信；中國也從此進入史所未見的恐懼與謊言交織的時代。
《夾邊溝慘案訪談錄》是毛澤東反人類罪行的記錄
甘肅省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趙旭副教授花了10年時間調查、採訪，於1994年寫成《夾邊溝慘案訪談錄》（勞改基金會出版，香港田園書屋發行），蹉跎十多年後終於出版了。這是一部人類最黑暗、最殘暴、最下流的一段歷史的記錄，是毛澤東反人類的罪證。
夾邊溝僅僅是中共屠殺反右分子的一個屠場，全中國也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柬埔寨殺戮場。
當然，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柬埔寨殺戮場，不管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無法和中國共產黨的夾邊溝農場、415勞教築路支隊、峨邊沙坪農場、白茅嶺農場、萬勝山林茶場、新密農場、錦西煤礦勞改隊、凌源新生焦化廠、思茅農場、東風農場、馬豆溝農場、興凱湖農場、白城子農場、北京清河農場、茶淀農場等相比。在具有中國特色的這些殺人魔窟中，國家的棟樑、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槍殺之外，許多人是在受盡打罵、凌辱、捆綁、吊打、關禁閉之中，在飢餓、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斷地死去。
「消滅知識分子」，也消滅農民、消滅一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評論楊繼繩先生《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的《墓碑：為埋葬獨裁暴政而立》一文寫道，一個正常思維的人看過《墓碑》之後都會毫不遲疑地得出結論：3,600萬人的死去是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有計劃屠殺。
「消滅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會思想；屠殺農民，因為農民已經開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縣從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主要是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鬧事後，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台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至19％。被打幹部107人，社幹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戶。農民普遍反映：「初級社有優越性，高級社沒有優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來發生的鬧社事件147起，參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鬧分社的81起，反對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的48起，鬧糧荒的18起。江蘇省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後在江都、泰縣境內發生農民毆打社幹部、要求退社等哄鬧事件，範圍遍及12個區、47個鄉、436個農業社，參加鬧事的群眾近五萬人。在最嚴重的三個區，鬧事的農業社竟佔到62%。廣東陸豐縣農村突然爆發了散夥退社的暴亂事件，全縣幾乎有半數的農民退社，大批的社散夥。據統計，這次事件共有458個社解散，共有四萬多戶離開了農業社。全縣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個鄉、366個村的社全部散夥，全縣只剩下26個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華：《整風是如何轉為反右派運動的》）
毛澤東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氣，而是用飢餓法、冷凍法。《墓碑》中有大量論述，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中也有許多例子。如張掖地區實際上民勤縣餓死了13萬人；張掖縣餓死了7.8萬人，全家死絕98戶，人吃人的58戶；高台縣餓死了5萬多人；全河西14個農業縣餓死超過40萬人。1959年10月修迎豐渠時，一場大雪就凍死3,000多人。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363
x年x月x日 反右運動 －－維基百科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一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台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射穢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台」，「一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注：英國倫敦的一個公園，人們可在此自由發表言論）等等。
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射穢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射穢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射穢主義革命和射穢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穢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以反對射穢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射穢主義陣營，煽動射穢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組織和積极參加反對射穢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射穢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射穢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總計約140萬人被歸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右運動
2007年1月29日 中國文人恥辱的歷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如果我們說林彪事件象一把刀子，戳到中國共產黨的心口上，林彪事件后的共產黨從一個自命為人民救世主的呼風喚雨的黨， 漸漸變成一個保江山苟延殘喘的黨， 那麼反右就象一把刀子戳進中國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後的中國文人告別了禮義廉恥、 告別了自尊、 告別了道德、告別了信仰、 淪落為在共產黨的暴虐下求生的螻蟻。
中國文人的第一個震懾來自共產黨的公然背信棄義。
共產黨要求全國人民幫助整風， 共產黨保證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以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廣大中國文人應共產黨要求向共產黨提出了各種意見，
以下是當年部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舊文，
·錢偉長：黨內黨外有鴻溝
·葛佩琦：民無信不立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籲
·林希翎：根本問題在於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葉篤義：黨委退出學校
·章乃器：學習資本主義的長處
·黃心平：黨派輪流執政
·儲安平：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
等等；
很明顯，這些大右派的文章是在向共產黨提意見、獻策。這些意見後來大部分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在共產黨專政的制度下，如果共產黨不批准，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如果真是因為共產黨說的右派要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它不得不反擊，共產黨可以將這些人關起來， 甚至於殺掉，為什麼要將幾乎全部提意見，獻策的人，包括那些在基層向自己小單位提出具體意見的小學、中學教師、工程技術人員、行政辦事員等等統統打成右派，送到死亡的邊緣去折磨呢？
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使人們此後再也不敢再向共產黨提任何意見，共產黨、乃至一個基層的普通黨員,從此都成了國家和人民頭上為所欲為的太上皇。共產黨的背信棄義使中國文人陷入自身生活在一個沒有信用，沒有道德，沒有保障的國家的深深恐懼之中。
中國文人的第二個震懾是共產黨的無法無天、殘忍和狠毒。
共產黨對於右派的懲罰超出了任何法律允許的尺度。當一個人目睹和經歷了這麼一個可怕的現實，身旁的同事、朋友、親戚、昨天還是教師、工程師、幹部、演員、作家、一宵之間，為了一篇文章、一個發言、甚至於一句話、一個個被解除職務，變成了人人談虎色變的反黨反射穢主義的右派分子，輕者被罰天天掃垃圾，掏大糞，重者被送到勞改農場，幸運者象畜生一樣苟且話了下來，不幸者拋屍荒原，屍骸被飢餓的同伴分食，他在心中激起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是不平和同情，而只能是恐懼和自危，因為這樣的殘忍和狠毒已經毀滅了不平和同情的基本條件。
一個人犯了罪，服刑也應有刑期，但是右派根本無出頭之日，即便摘了帽子，還被稱為摘帽右派，右派的子女、配偶、親戚都會因右派而受到歧視，這就是說，一不能擔任重要工作，二是運動來了首當其衝。
在這樣殘忍和狠毒的制度下，一旦成為右派，不但本人淪為共產黨的奴隸，而且全家收到連累，怎能不害怕？後代人能責難他們的怯懦嗎？
中國文人的第三個震懾是人們失去了不講話的自由。
他們必須對共產黨的背信棄義、殘忍和狠毒表示讚揚，必須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 和親戚右派，必須與他們劃清界線，否則就要殃及池魚。在這樣的壓力的恐怖下，中國文人無法再顧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只能說謊，在謊言中求生， 昧著良心去痛罵自己的同事， 朋友和親人。其中有一批人，徹底衝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線， 他們開始以反右精神的霸道， 理直氣壯的上綱上線， 編造罪行， 一邊將這些實際已與奴隸相差無幾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獄，另一邊到處抓潛在的所謂新階級敵人，在共產黨官僚體系的蜘蛛網中努力向上爬，飛黃騰達。
反右開始了一個可怕的冬天，從此整個大地都被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白雪蓋住了，再也看不到個人情感的綠色。從此這個國家的文化、道德、理想和信仰隨著文人的求饒、 求生和求榮，變成了除了歌功頌德和謊言以外的不毛之地。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202860.html
2008年 10月6 日 紀念「應當消滅知識分子」發表五十周年
中共的「應當消滅知識分子」
中國共產黨在1958年提出過一個響亮的口號：「應當消滅知識分子！」這個口號發表在北京的《光明日報》上。「消滅知識分子」公開發表五十年了。
這史料是北京師範大學李岫教授發掘出來的：雲南大學黨委書記李書成把黨委文件改頭換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報》發表說，雲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識分子反對共產黨，提出「應當消滅知識分子」。
毛澤東視知識分子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1928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首開「洗黨」之風，這是中共黨史上的第一次整黨運動。洗黨的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需上級批准）。」（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接著1930—1932年的「殺AB團」運動，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中共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數萬人被肉體消滅；其中紅20軍從軍長、政委到副排長，通通殺光。
1942年，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一些知識分子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不過是延安版的「陽謀」，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濫觴。
連綿不絕的消滅知識分子運動
從竊取全國政權後到壽終正寢，毛澤東所發動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犖犖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鎮反」）、1951年的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清反革命（「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及「拔白旗」運動，1964年，毛澤東又提出「射穢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即發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1966年又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都是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消滅知識分子的壯舉；因此也是毀滅知識和文化的民族大災難。
把中華民族導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則是毛澤東這個喪盡天良的政治流氓對知識分子的徹底圍剿。經過連續幾年的批判、鎮壓之後，知識分子本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毛澤東偏偏要反覆動員，各單位領導偏偏要熱請相邀，結果一二百萬的大小知識分子都跌入了他處心積慮地設下的圈套，被「聚而殲之」了。從此中國人便沒有了人性、個性、公信、誠信；中國也從此進入史所未見的恐懼與謊言交織的時代。
《夾邊溝慘案訪談錄》是毛澤東反人類罪行的記錄
甘肅省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趙旭副教授花了10年時間調查、採訪，於1994年寫成《夾邊溝慘案訪談錄》（勞改基金會出版，香港田園書屋發行），蹉跎十多年後終於出版了。這是一部人類最黑暗、最殘暴、最下流的一段歷史的記錄，是毛澤東反人類的罪證。
夾邊溝僅僅是中共屠殺反右分子的一個屠場，全中國也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柬埔寨殺戮場。
當然，古拉格群島、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柬埔寨殺戮場，不管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無法和中國共產黨的夾邊溝農場、415勞教築路支隊、峨邊沙坪農場、白茅嶺農場、萬勝山林茶場、新密農場、錦西煤礦勞改隊、凌源新生焦化廠、思茅農場、東風農場、馬豆溝農場、興凱湖農場、白城子農場、北京清河農場、茶淀農場等相比。在具有中國特色的這些殺人魔窟中，國家的棟樑、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槍殺之外，許多人是在受盡打罵、凌辱、捆綁、吊打、關禁閉之中，在飢餓、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斷地死去。
「消滅知識分子」，也消滅農民、消滅一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評論楊繼繩先生《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的《墓碑：為埋葬獨裁暴政而立》一文寫道，一個正常思維的人看過《墓碑》之後都會毫不遲疑地得出結論：3,600萬人的死去是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有計劃屠殺。
「消滅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會思想；屠殺農民，因為農民已經開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縣從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主要是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鬧事後，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台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至19％。被打幹部107人，社幹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戶。農民普遍反映：「初級社有優越性，高級社沒有優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來發生的鬧社事件147起，參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鬧分社的81起，反對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的48起，鬧糧荒的18起。江蘇省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後在江都、泰縣境內發生農民毆打社幹部、要求退社等哄鬧事件，範圍遍及12個區、47個鄉、436個農業社，參加鬧事的群眾近五萬人。在最嚴重的三個區，鬧事的農業社竟佔到62%。廣東陸豐縣農村突然爆發了散夥退社的暴亂事件，全縣幾乎有半數的農民退社，大批的社散夥。據統計，這次事件共有458個社解散，共有四萬多戶離開了農業社。全縣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個鄉、366個村的社全部散夥，全縣只剩下26個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華：《整風是如何轉為反右派運動的》）
毛澤東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氣，而是用飢餓法、冷凍法。《墓碑》中有大量論述，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中也有許多例子。如張掖地區實際上民勤縣餓死了13萬人；張掖縣餓死了7.8萬人，全家死絕98戶，人吃人的58戶；高台縣餓死了5萬多人；全河西14個農業縣餓死超過40萬人。1959年10月修迎豐渠時，一場大雪就凍死3,000多人。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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