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恶证明》祸国殃民独裁策：5、反右运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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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恶证明》祸国殃民独裁策：5、反右运动（一）
由 候保林 » 2020年11月4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封锁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一并与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x年x月x日 反右运动 －－维基百科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期间由于有人提议：“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進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并且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射秽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一党执政有害处”，要开放“海德公园”（注：英国伦敦的一个公园，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言论）等等。
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射秽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射秽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射秽主义革命和射秽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秽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射秽主义阵营，煽动射秽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射秽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射秽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進行反党反射秽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進攻中又积极進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被归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右运动
2007年1月29日 中国文人耻辱的历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如果我们说林彪事件象一把刀子，戳到中国共产党的心口上，林彪事件后的共产党从一个自命为人民救世主的呼风唤雨的党， 渐渐变成一个保江山苟延残喘的党， 那么反右就象一把刀子戳進中国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后的中国文人告别了礼义廉耻、 告别了自尊、 告别了道德、告别了信仰、 沦落为在共产党的暴虐下求生的蝼蚁。
中国文人的第一个震慑来自共产党的公然背信弃义。
共产党要求全国人民帮助整风， 共产党保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广大中国文人应共产党要求向共产党提出了各种意见，
以下是当年部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旧文，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等等；
很明显，这些大右派的文章是在向共产党提意见、献策。这些意见后来大部分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共产党专政的制度下，如果共产党不批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真是因为共产党说的右派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它不得不反击，共产党可以将这些人关起来， 甚至于杀掉，为什么要将几乎全部提意见，献策的人，包括那些在基层向自己小单位提出具体意见的小学、中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办事员等等统统打成右派，送到死亡的边缘去折磨呢？
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使人们此后再也不敢再向共产党提任何意见，共产党、乃至一个基层的普通党员,从此都成了国家和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太上皇。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使中国文人陷入自身生活在一个没有信用，没有道德，没有保障的国家的深深恐惧之中。
中国文人的第二个震慑是共产党的无法无天、残忍和狠毒。
共产党对于右派的惩罚超出了任何法律允许的尺度。当一个人目睹和经历了这么一个可怕的现实，身旁的同事、朋友、亲戚、昨天还是教师、工程师、干部、演员、作家、一宵之间，为了一篇文章、一个发言、甚至于一句话、一个个被解除职务，变成了人人谈虎色变的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右派分子，轻者被罚天天扫垃圾，掏大粪，重者被送到劳改农场，幸运者象畜生一样苟且话了下来，不幸者抛尸荒原，尸骸被饥饿的同伴分食，他在心中激起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是不平和同情，而只能是恐惧和自危，因为这样的残忍和狠毒已经毁灭了不平和同情的基本条件。
一个人犯了罪，服刑也应有刑期，但是右派根本无出头之日，即便摘了帽子，还被称为摘帽右派，右派的子女、配偶、亲戚都会因右派而受到歧视，这就是说，一不能担任重要工作，二是运动来了首当其冲。
在这样残忍和狠毒的制度下，一旦成为右派，不但本人沦为共产党的奴隶，而且全家收到连累，怎能不害怕？后代人能责难他们的怯懦吗？
中国文人的第三个震慑是人们失去了不讲话的自由。
他们必须对共产党的背信弃义、残忍和狠毒表示赞扬，必须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 和亲戚右派，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否则就要殃及池鱼。在这样的压力的恐怖下，中国文人无法再顾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只能说谎，在谎言中求生， 昧着良心去痛骂自己的同事， 朋友和亲人。其中有一批人，彻底冲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线， 他们开始以反右精神的霸道， 理直气壮的上纲上线， 编造罪行， 一边将这些实际已与奴隶相差无几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狱，另一边到处抓潜在的所谓新阶级敌人，在共产党官僚体系的蜘蛛网中努力向上爬，飞黄腾达。
反右开始了一个可怕的冬天，从此整个大地都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白雪盖住了，再也看不到个人情感的绿色。从此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理想和信仰随著文人的求饶、 求生和求荣，变成了除了歌功颂德和谎言以外的不毛之地。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202860.html
2008年 10月6 日 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五十周年
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五十年了。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接着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1951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射秽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年又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一二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从此中国人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進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记录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10年时间调查、采访，于1994年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出版，香港田园书屋发行），蹉跎十多年后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人类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一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证。
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一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一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评论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一文写道，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看过《墓碑》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五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伙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墓碑》中有大量论述，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1959年10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雪就冻死3,000多人。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363
x年x月x日 反右运动 －－维基百科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期间由于有人提议：“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進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并且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射秽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一党执政有害处”，要开放“海德公园”（注：英国伦敦的一个公园，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言论）等等。
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射秽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射秽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射秽主义革命和射秽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秽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射秽主义阵营，煽动射秽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射秽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射秽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進行反党反射秽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進攻中又积极進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被归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右运动
2007年1月29日 中国文人耻辱的历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如果我们说林彪事件象一把刀子，戳到中国共产党的心口上，林彪事件后的共产党从一个自命为人民救世主的呼风唤雨的党， 渐渐变成一个保江山苟延残喘的党， 那么反右就象一把刀子戳進中国古老文明的心口上，反右后的中国文人告别了礼义廉耻、 告别了自尊、 告别了道德、告别了信仰、 沦落为在共产党的暴虐下求生的蝼蚁。
中国文人的第一个震慑来自共产党的公然背信弃义。
共产党要求全国人民帮助整风， 共产党保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广大中国文人应共产党要求向共产党提出了各种意见，
以下是当年部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旧文，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等等；
很明显，这些大右派的文章是在向共产党提意见、献策。这些意见后来大部分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共产党专政的制度下，如果共产党不批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真是因为共产党说的右派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它不得不反击，共产党可以将这些人关起来， 甚至于杀掉，为什么要将几乎全部提意见，献策的人，包括那些在基层向自己小单位提出具体意见的小学、中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办事员等等统统打成右派，送到死亡的边缘去折磨呢？
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使人们此后再也不敢再向共产党提任何意见，共产党、乃至一个基层的普通党员,从此都成了国家和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太上皇。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使中国文人陷入自身生活在一个没有信用，没有道德，没有保障的国家的深深恐惧之中。
中国文人的第二个震慑是共产党的无法无天、残忍和狠毒。
共产党对于右派的惩罚超出了任何法律允许的尺度。当一个人目睹和经历了这么一个可怕的现实，身旁的同事、朋友、亲戚、昨天还是教师、工程师、干部、演员、作家、一宵之间，为了一篇文章、一个发言、甚至于一句话、一个个被解除职务，变成了人人谈虎色变的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右派分子，轻者被罚天天扫垃圾，掏大粪，重者被送到劳改农场，幸运者象畜生一样苟且话了下来，不幸者抛尸荒原，尸骸被饥饿的同伴分食，他在心中激起的感情已不可能再是不平和同情，而只能是恐惧和自危，因为这样的残忍和狠毒已经毁灭了不平和同情的基本条件。
一个人犯了罪，服刑也应有刑期，但是右派根本无出头之日，即便摘了帽子，还被称为摘帽右派，右派的子女、配偶、亲戚都会因右派而受到歧视，这就是说，一不能担任重要工作，二是运动来了首当其冲。
在这样残忍和狠毒的制度下，一旦成为右派，不但本人沦为共产党的奴隶，而且全家收到连累，怎能不害怕？后代人能责难他们的怯懦吗？
中国文人的第三个震慑是人们失去了不讲话的自由。
他们必须对共产党的背信弃义、残忍和狠毒表示赞扬，必须去批判同事右派、朋友右派、 和亲戚右派，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否则就要殃及池鱼。在这样的压力的恐怖下，中国文人无法再顾及道德和信仰的斯文，只能说谎，在谎言中求生， 昧着良心去痛骂自己的同事， 朋友和亲人。其中有一批人，彻底冲破了良心和道德的防线， 他们开始以反右精神的霸道， 理直气壮的上纲上线， 编造罪行， 一边将这些实际已与奴隶相差无几的右派打入更深的地狱，另一边到处抓潜在的所谓新阶级敌人，在共产党官僚体系的蜘蛛网中努力向上爬，飞黄腾达。
反右开始了一个可怕的冬天，从此整个大地都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白雪盖住了，再也看不到个人情感的绿色。从此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理想和信仰随著文人的求饶、 求生和求荣，变成了除了歌功颂德和谎言以外的不毛之地。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202860.html
2008年 10月6 日 纪念“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发表五十周年
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五十年了。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接着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1951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射秽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年又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一二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从此中国人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進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记录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10年时间调查、采访，于1994年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出版，香港田园书屋发行），蹉跎十多年后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人类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一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证。
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一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一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评论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一文写道，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看过《墓碑》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五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伙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墓碑》中有大量论述，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1959年10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雪就冻死3,000多人。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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