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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內容皆來自網路，搜索止於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國以來，刻意把許多人禍導致的災難、和其罪惡行徑封鎖掩蓋了幾十年乃至今日。隨著時間的碎片日積月累，許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網路中無奈地相繼沉沉睡去。現在，我將它們喚醒，一併目前那些被摧殘毒化了的社會現狀公開在世人面前；每篇僅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整編者注

x年x月x日 充公 －－百度
中共接管政權前夕，城市民眾原以為可以仿照中共的農村土改，「認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一切房租都可以不繳了，甚至以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產了」。不過，中共在接管政權前沒有支持這種主張，而是承諾要保護私人房產，且要「長期實行」。
1955年「射穢主義改造」啟動，1956年中央開始向私房動刀。1956之前的私房改造主要以公私合營的形式，但是遇到很大的阻力，加上政府無力承擔私房相關人員工作和修繕破舊房屋的費用，因此私房改造極為緩慢。至1955年底，各城市中的私房比重平均達依然接近60%。從1958年起，政府採取另外一種形式，政府先把私房統一徵收上來后，然後以低廉的租金租給幹部職工，而私房業主只獲得租金的百分之20到40分的補償和部分自住房屋。這種方式被稱為「國家經租」，即國家充當房產中介，把私房統一徵收起來后，分租給幹部職工。以這種方式徵收的私房日後被稱作「經租房」。
中央稱「經租」是「一定時期」內的措施，目的是為了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但這個「一定時期」到底是多久，如何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當時相關文件沒有提及。
在1957年反右運動前的「大鳴大放」期間，有諸多批評私房改造的聲音，稱政府靠「國家經租」的形式來解決住房緊張乃葯不對症，住宅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房屋缺乏，而不是房屋私有所致。1955年5月天津市高級法院在工作總結中曾明確指出：「天津市的房屋問題，從現象上看是租賃關係不夠正常，但基本問題還是房屋缺乏。」
針對類似批評，1957年城市服務部張永勵副部長回應。他強調：「對於佔有這樣多房屋的房主如不實行改造，仍任其繼續過著剝削生活，這是我們的射穢主義制度所不能允許的」。
原本國家只是作為中介代房主放租，房主要回房子本理所當然，但國家一紙文件就直接掐滅這種念頭。改革開放后，房主要追回被沒收的房產，大多無果而終。因為經租房儼然成了一塊肥肉，政府把這些「國有」房產轉賣私人並從中撈油水，利益成為歸還經租房的最大障礙。
此前政府動員房主把房產交給國家統一房租，然後逐步改變所有制。但怎樣改變所有制，隻字未提。1964年謎底揭開了。1964年政府一紙公文直接就把私房充公：
「國家經租房屋的性質是『對城市房屋佔有者用類似贖買的辦法，即在一定時期內給以固定的租金，來逐步地改變他們的所有制』。這就是說國家經租房屋的房主實際上已經喪失了所有權，因此房主死後，經租房屋不能允許他的家屬繼承，但可以繼續領取國家給予的固定租金。是否需要辦理領取固定租金的證明書公證，國家還沒有統一的規定」，「慎重處理房主要求退房的問題，凡已經納入改造的房屋，應當堅持繼續進行改造，一律不能退回」，「對於那些嚴重失修、房主無力繼續經營、願意出賣的房屋，房管部門可以作價收購。」
文革爆發后，政府連原本微薄的租金都停發了。各地紅衛兵抄家時還把私房業主轟出去，搶佔私房沒收房產證，如1966年12月31日，上海造反派在一夜之間就搶佔了19500多戶私房，搶佔房屋面積達36萬平方米。
文革結束后，82年《憲法》出台，新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繼承權」；不過政府制定政策作出決定的時候，似乎還是沒有考慮《憲法》的存在，繼續沿用文革邏輯。1985年當時的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發出《城市私有房屋射穢主義改造遺留問題的處理意見》其中明確提到「已納入射穢主義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屬於國家所有」；此後，建設部多次出台文件確認經租房屬國家所有，由房管部門統一經營、管理。
國家實行經租房本意是對私房進行射穢主義改造，把它從「私有」變成「公有」，但是政府把以實行「公有」的名義把私房充公后，卻轉手給賣給私人了，政府一倒手就撈了不少油水： 「在北京，已經碩果僅存的四合院，市場價值動輒上千萬，可是通過房管局的內部關係，可以不經過拍賣，以比市場價格低廉得多的價格買到經租房代管房性質的四合院，當然你可以想象出其中的貓膩。
利益成歸還經租房最大障礙，私房業主維權難於上青天 經租房變成一塊肥肉，政府從中撈的油水太多了，私房業主要維權自然難於上青天。
－－https://baike.baidu.com/item/充公

2018年5月12日 共產暴政錄：公私合營（工商改造）
蘇共奪權后，對外資一概沒收，引起與外國長期的外交糾紛，中共吸取教訓，採取了另一種辦法。當時，西方在華投資，英國有二億英鎊，美國二億美元，法國五千萬美元，中共對這些外企，一不沒收，二不徵用，而且不許關門，不許解僱工人，還要徵稅，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結果外企經營困難，虧損嚴重，叫苦連天，不得不甘願無條件奉送給中共政府，如英美煙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不出一分錢全部外企被中共接管了，令西方各國有苦說不出。對本國的民族企業也是用此方法。
五反——從1951年12月開始，中共發動了一場席捲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各地紛紛採取了清算大會、批鬥大會等形式，普遍出現給資本家戴「高帽子」和進行體罰的現象。
在暴風驟雨般的群眾怒吼下，資本家成為被鄙視、被徹底妖魔化的族群。
公私合營大體上經過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兩個階段。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是在私營企業中增加公股，國家派駐幹部（公方代表）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首先，企業由企業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其次，企業家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最後，企業盈利按「四馬分肥「原則分配。
後來國家對資本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不過，這一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論企業盈利狀況如何，也不考慮私股股東的意願。實際上，根據當時的情況，這一定息不但遠低於一般工廠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
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
幾乎就在實行定息贖買政策的同時，毛澤東明確提出要讓資本主義馬上「絕種」。他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上說：「馬克屎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
自1966年9月之後不再支付定息，中共原定的向資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滿，一夜之間這些財產收歸國有。
中國共產黨是古今中外第一等無賴，且不說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在層層壓縮、級級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麼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給5%年息十年之後，就永遠霸佔了人家全副身家財產，還美其名曰「贖買」，這與強盜何異？
當時有高級幹部欣喜地說：「國家發了一筆洋財」。這一斫傷經濟元氣的舉措，使得中國經濟競爭處於劣勢，最後經濟到了「崩潰邊沿」，這主要表現在下面幾方面。
首先，這一運動徹底消滅了中國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產生的那批民族企業家。隨著私營經濟煙消雲散，商人這個群體也在中國大陸土崩瓦解了。
其次，對於企業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面的一切有用東西，如精打細算，生產品質優良的名牌貨，注意產供銷資訊，迅速適應市場需要等，不僅沒有看作「民族遺產「加以保留，反而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否定了，以至中國至今沒有馳名世界的品牌。
再次，這種做法還造成了我國地區間社會經濟很不平衡，嚴重影響了一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小商小販經營不下去而失業，農民要賣的東西賣不出，要買的東西買不到，嚴重阻塞了城鄉物資交流，加深了半自然經濟的落後狀態。
最後，傳承中斷，公私合營令很多傳統企業、品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當局持有，失去家族傳承。
公私合營實質就是強買強賣。舉例說：茅台酒廠的前身是「榮和燒房」，「成義燒房」和「恆興燒房」。1952年，「榮和燒房」第四代經營者王秉干因所謂私藏槍械被槍斃，「榮和燒房」被沒收，只補償500元，說他的固定資產值500。而早在三十年代的時候，這榮和產的酒一瓶就賣兩塊銀元。以它的產量和那種規模，怎麼可能只有值500元。中共還以1.5萬元拿走「成義燒房」；2.5萬元拿走「恆興燒房」，三家民企被合併成了貴州省國營茅台酒廠。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5/11/n10382929.htm

2018年8月27日  中共到底掠奪了民族資本家多少財富？
從陳祖沛看民族資本家是怎樣發財？
1935年世界經濟復甦，陳祖沛為在廣州的四家商號：威海日盛德、青海豐泰仁、大連泰和興、天津德和永當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飛騰汽車公司營業主任；再兼光成行業務主任。陳祖沛把幾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聲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時間竟賺了兩萬多元，相當於開張時投入資金9,000元的兩倍多。
1938年，廣州淪陷，陳祖沛隻身逃回香港。在港失業期間，到實用會計學校學習了兩個月會計課程后，再回廣州。陳祖沛看準廣州市場特別需要糧食，便以小洋600元作為股本在廣州創辦大成行。一炮打響，開業半年，本利賺四五倍。接著，把生意擴展到海外東南業一帶。
陳祖沛因愛讀《世界知識》雜誌，而與其作者之一劉思慕相識，而劉思慕恰巧又是陳祖沛的遠房親戚；劉思慕早年留學過蘇聯、德國和奧地利，受共產國際派遣潛入國民政府軍事要害部門做地下工作。《華商報》的復刊經費，原是由周恩來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張執一負責，但有很大困難；在劉思慕動員下，陳祖沛立刻認捐港幣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還動員有關係的商戶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訂報的辦法支持《華商報》。
為配合共軍攻勢，沈鈞儒準備復辦《新生周刊》；陳祖沛捐助開辦費1萬港元，另外每年再撥給經費5,000元。陳祖沛還先後捐款給《文匯報》、《周末報》、鳳凰電影廠、千家駒主辦的《經濟通訊》、新中中學、六一幼兒園以及慰勞南下共軍等等。1946至1951年，陳祖沛捐獻給中共的款項達10萬多港元。
1948年10月，平津戰役面臨決戰階段，陳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陳祖瀛赴天津，動員職工做好迎接共軍接管天津和華北地區的準備工作。陳祖沛為開闢對天津和華北地區的貿易，組織了一大批緊缺物資如汽油、柴油、卡車、輪胎、橡膠和西藥等，包租了三千噸級的英國輪船運往天津港並親自押運。為中共解了物資非常缺乏，土特產銷售不出之經濟困境。
香港《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世界知識》雜誌創辦人、《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音樂家馬思聰，戲劇藝術家歐陽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陳祖沛滿載貨物貨輪上，秘密地回到中國去參加中共政治協商會議的；毛澤東在接見他們時說：「你們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了。」千家駒後來在《自撰年譜》中寫道，他經常聽毛澤東這樣說：「看起來，這不是一句笑話，而是認真的了。」
把這一班人送上賊船的陳祖沛，最後也自投羅網。1950年，陳祖沛隨香港華僑工商俱樂部組織的香港澳門工商界參觀團回東北觀光，走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產黨把工商界當成真朋友，我們只要好好地跟著共產黨干，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之後，把資金搬回內地參与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
1952年五反運動一展開，在未經查賬核實的情況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補稅款」舊人民幣200億元；即使傾其國內各分行的現金，也不足此數。陳祖沛被廣州市公安局扣押一個多月，最後由香港分行匯100萬港元回來湊足200億元，才得脫身。
1957年，當時任廣東省工商聯專職副主任的陳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團總頭目」的帽子，划為右派分子；隨即革去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職務，在七斗八斗之後跳樓自殺，雖未死卻跌跛了一條腿；由於當局仍著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資本家，未再窮追狠打，保留「政協委員」資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復全部職務。
陳祖沛命大活下來了，盧作孚卻死了
三五反運動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殺死，至今沒有公布；當時任上海市長、主持上海市三五反鬥爭運動的陳毅同志後來說，「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何濟翔：《滬上法治夢》)。
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創始人，一代船王。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鎮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幹部楊亞仙、冉慶之、陶建中、蕭懷柱等被槍決，郭經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陳國光、劉子國、周雁翔被清洗，錢喬被捕出獄后自殺。而且朱樹屏交代的民生內部特務組織和反動團體竟有五六十個之多。(李肇基：《盧作孚之死》)這些都是共產黨、毛澤東為鞏固權力、為掠奪財富而製造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的寃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有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公股代表張祥麟首先在會上做檢查：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盧作孚的通信員關懷則跳上台去，揭發張祥麟在北京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對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難以接受的；盧作孚當晚便自盡了。
盧作孚給妻子留下「把傢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遺書的同時，更為「新中國」在海外保存了兩千余萬美元的資產，加上在大陸的資產，折成時價，當是天字數字了。但是，可愛的黨把他的資產「公營」了。
1956年1月，北京市連續幾天日夜鑼鼓喧天，爆竹聲不斷，到處張燈結綵，到處是慶祝公私合營的遊行隊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營工商業戶，被「批准」實行公私合營。1月15日，各界群眾2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慶祝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射穢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紅旗飄揚，鑼鼓喧天；戴著眼鏡的、胖胖的樂松生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遞上公私合營的喜報，喜報由毛澤東身邊的彭真雙手接過，毛澤東臉上全是笑容，毛澤東身旁的周恩來、劉少奇也是滿面春風。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國第一個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的城市。
樂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闆、北京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他不但帶頭把身家、產業、秘方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共產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很積極。6月15日，在全國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兩個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樂松生第一個發言，批判章乃器的反射穢主義言論。
九年後，樂松生終於被清算，大柵欄同仁堂前庭懸挂的1669年樂顯揚立的老匾，毀於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遊街以後自殺了。還有人看到像他老母親的一位老太太被關在籠子里受盡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慘地死去了。
上海市的榮毅仁，1954年和樂松生一樣，也向政府提出將企業公私合營的要求，所以也有「紅色資本家」的稱號。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到榮毅仁的申新九廠視察，榮毅仁就把自己的產業無償地交出去了。在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洪流之中，私營工商業改造出現了從個別合營進入到全行業合營的高潮；包括榮毅仁在內的一些不甘被掠奪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寫《祭廠文》，有人寫「多年心血，一旦付諸東流；幾聲鑼鼓，斷送萬貫家財」以發泄怨恨。
1957年，榮毅仁被揭發和盛康年等人搞反黨小集團，大肆反攻倒算。據民建上海市常委、臨陣起義的嚴諤聲向中共上海市統戰部檢舉：以榮毅仁、盛康年為首的「榮盛反黨小集團」成員有：經叔平、嚴諤聲、劉念義、鬍子嬰、吳中一、唐志堯、吳志超、蔣伯笙、蔣和盛、吳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榮鴻仁、王嘉元、簡日林、韓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車懋章、孫善章等；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分佈廣，涉及全國工商聯、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聯、上海市民建會、上海市政協等單位，遍布稅務、財政、勞資、射穢主義改造辦等部門，用鑽進去、拉出來等手段向共產黨、無產階級發起猖狂的進攻。而漢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正是這個小集團的黑後台。(新華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電)
正當他們即將陷於滅頂之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利瓦伊漢向他們拋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說了，你們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檢查。」三人即為榮毅仁、盛丕華、向德（湖南省工商聯主任委員）。
向德最終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划為右派分子，對比向德，榮毅仁則較幸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會副主任孫更舵(中共黨員)、市工商聯副主任杜大公（中共黨員、民建抓整風反右的領導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漢也派民建中央秘書長、全國工商聯整風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孫曉村到上海救火。所以，榮毅仁對毛澤東真是感激涕零呀！
1966年8月，章伯鈞、章乃器在康同璧家裡見面。章伯鈞問章乃器現在民建和工商聯的情況，章乃器說：「我是被他們開除的，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國的資本家裡，毛澤東只保了一個榮毅仁，其它人都受了衝擊。」
羅儀鳳在一旁糾正道：「榮毅仁其實也沒能躲過。他在上海的公館是有名的，極漂亮。北京高幹出身的紅衛兵說整座樓都屬於四舊，於是放了火，火苗從一樓竄到頂層。他們又把榮太太用皮帶套著脖子，從頂樓倒拖至一樓，腦震蕩的後遺症長期不愈呢。不過，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讓榮毅仁上了天安門，還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變。」1966年8月20日，榮毅仁的女兒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涌到北太平庄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搶、批、斗、抄；榮毅仁當時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落此下場。真是一失足「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而成千古之辱。
榮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賬新賬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斷；被指派去鍋爐房運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並眼底出血，不予及時治療致左眼失明后，軍代表責成其與經叔平一起打掃衛生，洗刷廁所；太太楊鑒清被打得死去活來，卧床不起。連因患大腦炎而精神有障礙的四女兒智遠也未能倖免。
重慶的康心如是中國西南部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他除經營銀行外，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蜀華公司、中國國貨公司、國民印刷公司、重慶利濟財團、中國毛紡廠、中國興業公司、四川絹紡廠、寶豐公司、興華保險公司、天府公司、德豐公司、同春字型大小、嘉陽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業公司。(重慶市檔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遠也擁有若干企業。
他給過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不少資助，康家被中共稱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共產黨員，跟周恩來一起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特意安排她留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中共接管重慶后，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重慶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聯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
1957年2月，周恩來出訪歐亞十一國途經重慶時，專門去冉家巷看望康心遠及其妻子王棣華；周恩來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幹部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幾個月後，中共卻將這個「老朋友」變成敵人——反黨反射穢主義的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在民國時代康家是工商大戶；到了人民共和國時代，康家卻成了右派大戶。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國干、康國雋、康國傑、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從此康家像新中國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視，受到摧殘，受到迫害。
四川美豐銀行是我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1926年變為全華資銀行；1935年，僅興建七層高的美豐大樓便耗資49萬余元。1937年，經五年的三次連續增資：資產便由1932年的25萬元增至300萬元。做為美豐銀行主要操辦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遠個人資本，也隨之不斷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豐銀行個人資本已擁有了60多萬之外，還有個人名義在其它企業的投資及不動產，這樣累積下來，總計不下100萬元。至1948年資本總額為金元券200萬元，在上海、南京、長沙、漢口、西安、昆明、貴陽、成都設置分支機構43處；投資達上百家企業公司。(張壽寧：《敢為天下先》、重慶市檔案局)
1949年11月重慶易手，1950年4月美豐銀行宣告停業，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結束(《天涯小區》)。康家到底被共產黨共了多少財產，現在連康家後人也不清楚了。
經歷過當年公私合營評估資產的老人說，全國私營企業資產評為24.1864億元，是實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資方資產按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價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進行所謂清理：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的行業合營委員會最後「核定」。且不說之前之軍事接管、土改、鎮反、三五反、扼殺私人資本的新稅制、強迫捐獻飛機大炮、強迫買公債之類的折騰、敲榨、勒索，只看在毫無專業知識、而有強烈仇恨的工人群眾「監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幾希！
－－https://www.ntdtv.com/b5/2018/08/27/a13891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