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封锁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一并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x年x月x日 充公 －－百度
中共接管政权前夕，城市民众原以为可以仿照中共的农村土改，“认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一切房租都可以不缴了，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了”。不过，中共在接管政权前没有支持这种主张，而是承诺要保护私人房产，且要“长期实行”。
1955年“射秽主义改造”启动，1956年中央开始向私房动刀。1956之前的私房改造主要以公私合营的形式，但是遇到很大的阻力，加上政府无力承担私房相关人员工作和修缮破旧房屋的费用，因此私房改造极为缓慢。至1955年底，各城市中的私房比重平均达依然接近60%。从1958年起，政府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政府先把私房统一征收上来后，然后以低廉的租金租给干部职工，而私房业主只获得租金的百分之20到40分的补偿和部分自住房屋。这种方式被称为“国家经租”，即国家充当房产中介，把私房统一征收起来后，分租给干部职工。以这种方式征收的私房日后被称作“经租房”。
中央称“经租”是“一定时期”内的措施，目的是为了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这个“一定时期”到底是多久，如何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当时相关文件没有提及。
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大鸣大放”期间，有诸多批评私房改造的声音，称政府靠“国家经租”的形式来解决住房紧张乃药不对症，住宅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房屋缺乏，而不是房屋私有所致。1955年5月天津市高级法院在工作总结中曾明确指出：“天津市的房屋问题，从现象上看是租赁关系不够正常，但基本问题还是房屋缺乏。”
针对类似批评，1957年城市服务部张永励副部长回应。他强调：“对于占有这样多房屋的房主如不实行改造，仍任其继续过着剥削生活，这是我们的射秽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
原本国家只是作为中介代房主放租，房主要回房子本理所当然，但国家一纸文件就直接掐灭这种念头。改革开放后，房主要追回被没收的房产，大多无果而终。因为经租房俨然成了一块肥肉，政府把这些“国有”房产转卖私人并从中捞油水，利益成为归还经租房的最大障碍。
此前政府动员房主把房产交给国家统一房租，然后逐步改变所有制。但怎样改变所有制，只字未提。1964年谜底揭开了。1964年政府一纸公文直接就把私房充公：
“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房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房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但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是否需要办理领取固定租金的证明书公证，国家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慎重处理房主要求退房的问题，凡已经纳入改造的房屋，应当坚持继续進行改造，一律不能退回”，“对于那些严重失修、房主无力继续经营、愿意出卖的房屋，房管部门可以作价收购。”
文革爆发后，政府连原本微薄的租金都停发了。各地红卫兵抄家时还把私房业主轰出去，抢占私房没收房产证，如1966年12月31日，上海造反派在一夜之间就抢占了19500多户私房，抢占房屋面积达36万平方米。
文革结束后，82年《宪法》出台，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不过政府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时候，似乎还是没有考虑《宪法》的存在，继续沿用文革逻辑。1985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城市私有房屋射秽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已纳入射秽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此后，建设部多次出台文件确认经租房属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
国家实行经租房本意是对私房進行射秽主义改造，把它从“私有”变成“公有”，但是政府把以实行“公有”的名义把私房充公后，却转手给卖给私人了，政府一倒手就捞了不少油水： “在北京，已经硕果仅存的四合院，市场价值动辄上千万，可是通过房管局的内部关系，可以不经过拍卖，以比市场价格低廉得多的价格买到经租房代管房性质的四合院，当然你可以想象出其中的猫腻。
利益成归还经租房最大障碍，私房业主维权难于上青天 经租房变成一块肥肉，政府从中捞的油水太多了，私房业主要维权自然难于上青天。
－－https://baike.baidu.com/item/充公

2018年5月12日 共产暴政录：公私合营（工商改造）
苏共夺权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中共吸取教训，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给中共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不出一分钱全部外企被中共接管了，令西方各国有苦说不出。对本国的民族企业也是用此方法。
五反——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進行体罚的现象。
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
公私合营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企业由企业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其次，企业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最后，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后来国家对资本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不过，这一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也不考虑私股股东的意愿。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远低于一般工厂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
几乎就在实行定息赎买政策的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上说：“马克屎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自1966年9月之后不再支付定息，中共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一夜之间这些财产收归国有。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第一等无赖，且不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在层层压缩、级级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么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5%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
当时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这一斫伤经济元气的举措，使得中国经济竞争处于劣势，最后经济到了“崩溃边沿”，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首先，这一运动彻底消灭了中国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产生的那批民族企业家。随着私营经济烟消云散，商人这个群体也在中国大陆土崩瓦解了。
其次，对于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如精打细算，生产品质优良的名牌货，注意产供销资讯，迅速适应市场需要等，不仅没有看作“民族遗产“加以保留，反而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否定了，以至中国至今没有驰名世界的品牌。
再次，这种做法还造成了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很不平衡，严重影响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小商小贩经营不下去而失业，农民要卖的东西卖不出，要买的东西买不到，严重阻塞了城乡物资交流，加深了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
最后，传承中断，公私合营令很多传统企业、品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当局持有，失去家族传承。
公私合营实质就是强买强卖。举例说：茅台酒厂的前身是“荣和烧房”，“成义烧房”和“恒兴烧房”。1952年，“荣和烧房”第四代经营者王秉干因所谓私藏枪械被枪毙，“荣和烧房”被没收，只补偿500元，说他的固定资产值500。而早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这荣和产的酒一瓶就卖两块银元。以它的产量和那种规模，怎么可能只有值500元。中共还以1.5万元拿走“成义烧房”；2.5万元拿走“恒兴烧房”，三家民企被合并成了贵州省国营茅台酒厂。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5/11/n10382929.htm

2018年8月27日  中共到底掠夺了民族资本家多少财富？
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1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1952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陈祖沛命大活下来了，卢作孚却死了
三五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杀死，至今没有公布；当时任上海市长、主持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的陈毅同志后来说，“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一代船王。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干部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决，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而且朱树屏交代的民生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竟有五六十个之多。(李肇基：《卢作孚之死》)这些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为巩固权力、为掠夺财富而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的寃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对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难以接受的；卢作孚当晚便自尽了。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遗书的同时，更为“新中国”在海外保存了两千余万美元的资产，加上在大陆的资产，折成时价，当是天字数字了。但是，可爱的党把他的资产“公营”了。
1956年1月，北京市连续几天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不断，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是庆祝公私合营的游行队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业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射秽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戴着眼镜的、胖胖的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递上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由毛泽东身边的彭真双手接过，毛泽东脸上全是笑容，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刘少奇也是满面春风。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乐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他不但带头把身家、产业、秘方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很积极。6月15日，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乐松生第一个发言，批判章乃器的反射秽主义言论。
九年后，乐松生终于被清算，大栅栏同仁堂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毁于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游街以后自杀了。还有人看到像他老母亲的一位老太太被关在笼子里受尽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惨地死去了。
上海市的荣毅仁，1954年和乐松生一样，也向政府提出将企业公私合营的要求，所以也有“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荣毅仁就把自己的产业无偿地交出去了。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洪流之中，私营工商业改造出现了从个别合营進入到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一些不甘被掠夺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祭厂文》，有人写“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以发泄怨恨。
1957年，荣毅仁被揭发和盛康年等人搞反党小集团，大肆反攻倒算。据民建上海市常委、临阵起义的严谔声向中共上海市统战部检举：以荣毅仁、盛康年为首的“荣盛反党小集团”成员有：经叔平、严谔声、刘念义、胡子婴、吴中一、唐志尧、吴志超、蒋伯笙、蒋和盛、吴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荣鸿仁、王嘉元、简日林、韩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车懋章、孙善章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广，涉及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联、上海市民建会、上海市政协等单位，遍布税务、财政、劳资、射秽主义改造办等部门，用钻進去、拉出来等手段向共产党、无产阶级发起猖狂的進攻。而汉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正是这个小集团的黑后台。(新华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电)
正当他们即将陷于灭顶之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向他们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说了，你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检查。”三人即为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向德最终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划为右派分子，对比向德，荣毅仁则较幸运。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中共党员)、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中共党员、民建抓整风反右的领导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汉也派民建中央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晓村到上海救火。所以，荣毅仁对毛泽东真是感激涕零呀！
1966年8月，章伯钧、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它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脑震荡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1966年8月20日，荣毅仁的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涌到北太平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抢、批、斗、抄；荣毅仁当时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落此下场。真是一失足“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而成千古之辱。
荣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账新账被一起算；右手食指被打断；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不予及时治疗致左眼失明后，军代表责成其与经叔平一起打扫卫生，洗刷厕所；太太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重庆的康心如是中国西南部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他除经营银行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蜀华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国民印刷公司、重庆利济财团、中国毛纺厂、中国兴业公司、四川绢纺厂、宝丰公司、兴华保险公司、天府公司、德丰公司、同春字号、嘉阳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业公司。(重庆市档案局)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他给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不少资助，康家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中共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欧亚十一国途经重庆时，专门去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及其妻子王棣华；周恩来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几个月后，中共却将这个“老朋友”变成敌人——反党反射秽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在民国时代康家是工商大户；到了人民共和国时代，康家却成了右派大户。康家三代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国干、康国隽、康国杰、康宏道，再加康心如的女婿甘培根；从此康家像新中国的牛鬼蛇神一起，受到歧视，受到摧残，受到迫害。
四川美丰银行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1926年变为全华资银行；1935年，仅兴建七层高的美丰大楼便耗资49万余元。1937年，经五年的三次连续增资：资产便由1932年的25万元增至300万元。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康心如、康心之和康心远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1938年，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60多万之外，还有个人名义在其它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100万元。至1948年资本总额为金元券200万元，在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西安、昆明、贵阳、成都设置分支机构43处；投资达上百家企业公司。(张寿宁：《敢为天下先》、重庆市档案局)
1949年11月重庆易手，1950年4月美丰银行宣告停业，清理工作直至1964年才结束(《天涯小区》)。康家到底被共产党共了多少财产，现在连康家后人也不清楚了。
经历过当年公私合营评估资产的老人说，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评为24.1864亿元，是实际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资方资产按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進行所谓清理：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的行业合营委员会最后“核定”。且不说之前之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之类的折腾、敲榨、勒索，只看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的工人群众“监督”下，便知十之不去其八九者几希！
－－https://www.ntdtv.com/b5/2018/08/27/a13891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