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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蕭光琰：（1920年－1968年），中國石油之父。研究了多種用於加氫裂化、臨氫異構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劑。1928年至1937年間就讀於上海南洋模範中小學（現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1937年2月到美國留學。蕭光琰入讀帕薩迪納市立學院，1938年完成高中課程，1940年以優異成績完成大一、大二課程；他在1940年進入波莫納學院化學系繼續本科學業，1942年大四畢業。同年秋季，他成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研究生，攻讀博士，師從詹姆斯•弗蘭克，期間曾經擔任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和高等物理化學課程的助教，1946年3月獲得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蕭光琰在1946年1月至8月獲聘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9月至1947年8月期間任職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研究員，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間供職於美孚石油催化基礎研究組。蕭光琰在美國參加了北美中國學生基督教協會等學生社團活動，社團聚會常在他家裡舉行，他從中接觸到馬列主義等哲學思想，也對新建立的中共國日益嚮往；加上當時的中國留學生熱烈討論是否歸國參与中國建設，蕭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學陸續回國，讓他也下了同樣的決心。有美國移民局官員試圖挽留蕭光琰，承諾在兩三個月之內為他完成移民美國手續，但遭他拒絕。蕭光琰後來以芝加哥大學文學系學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撓）前往中國，1950年11月出發，在美國洛杉磯登上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途徑美國檀香山和菲律賓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達香港，1951年3月抵達北京。來到中國后，蕭光琰被安排在中共國石油工業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后，蕭光琰移居大連，任職于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為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即「大連化物所」）。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社會開始不信任從美國歸來的知識分子；隨著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開展，人們起初排斥蕭光琰，後來更質疑他回國的動機，又因為談論以前在美國的生活而被人批判為「崇洋媚外」。面對人們批判，當時血氣方剛的蕭光琰大感憤怒，更曾經生氣得摔眼鏡，人們對他也就更質疑了。蕭光琰受到打擊，既氣憤又焦慮，情緒波動，曾經幾天不上班來抗議，又做出把頭撞向暖氣片的自虐行為，有時還會大量服用安眠藥來尋求寧靜。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后，蕭光琰的生活平靜下來，而研究所的領導也就先前毫無根據的猜測向他道歉，他不計前嫌地努力恢復工作。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成立，並邀請蕭光琰到此供職；他來北京體驗了一會工作環境，最終認為大連那裡有更多基礎研究、環境更適合他，決定拒絕邀請。選擇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國很尋常，但當時的中國社會奉行堅決服從上級分配的思想，令蕭光琰再次被人質疑。1957年，毛澤東發起大鳴大放運動（號召中國知識分子給中共黨提意見），蕭光琰於是向黨支部書記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評人們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對自己的質疑態度；及后大鳴大放突然轉為反右運動，不過蕭光琰沒有被划為右派。1958年，蕭光琰供職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計劃遷到甘肅蘭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條件較好的大連，得到研究所同意，不過這個想法又違背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大躍進期間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蕭光琰再次面臨批判，人們質疑他的回國動機、工作態度、生活習慣，攻擊他「苛刻」、「養尊處優」、「掛羊頭賣狗肉」、「貪婪」、「學閥」、「奸商」，四處湧現這些內容的大字報；到了新春的時候，人們在新年晚會上演出侮辱蕭光琰的活報劇，把他描繪成小丑，又嘲笑他的言行。對此，蕭光琰極為憤怒，又變得沉默苦惱；他經歷長期的政治批判后逐漸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見。後來，人們停止對科研人員的批判，而研究所領導也在1961年向蕭光琰親自道歉，他又不計前嫌地重新積極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蕭光琰被批判為「反革命特務」，遭受批鬥和大字報攻擊，家裡被強制遷入了幾戶人家。1968年10月5日，蕭光琰被工宣隊（文革時期派駐各單位的組織）抄家，並被抓進牛棚（文革時期拘禁知識分子的地方）裏面監禁，他深感絕望；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國特務」的功勞，工宣隊把蕭光琰指稱為特務機構成員，而人們也順應潮流來攻擊蕭光琰。工宣隊鍥而不捨地不斷對他進行審訊，用上拳打腳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來逼供，要他不斷寫揭發自己罪行的「檢查」和「揭發材料」來達到轟動大眾的效果，又給他起了「白屎」的外號（源於「博士」方言諧音）。1968年12月11日早上，蕭光琰被發現死亡，驗屍結果證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殺身亡。時年48歲。蕭光琰的妻子名為甄素輝，兩人在1945年結婚，婚後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對丈夫既熱愛又崇拜。甄素輝在美國土生土長，不會說中文。她的父親曾經是孫中山的秘書，後來被國民政府派駐美國從事僑民工作，曾獲孫中山送贈一隻戒指；這隻戒指本來是傳家之寶，但後來蕭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負責抄家的人賣到市場，此後不知所終。甄素輝起初提出語言障礙、政治形勢兩點原因，反對丈夫回國，但蕭光琰主意已決，甚至提出獨自一人到中國、讓甄素輝留在美國；她最終讓步，陪同丈夫來到中國，在大連海運學院（大連海事大學前身）擔任英語教師。在蕭光琰歷次遭到政治鬥爭困擾的時候，甄素輝雖然因丈夫情緒波動而深感壓力，但她總是在旁理解和安慰。兩人在1952年生下女兒蕭洛蓮（小名「洛洛」），她品學兼優，很受父親疼愛。文化大革命時，甄素輝在大連營城子農場接受勞動改造，蕭洛蓮則無人照顧、獨留家中。蕭光琰自殺身故后，工宣隊把甄素輝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訊；她反應異常冷靜，要求工宣隊讓她請假兩天照料女兒，獲得批准。1968年12月13日，甄素輝與蕭洛蓮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殺，在家中床上相擁身亡。

蕭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作家、記者和翻譯家。13歲他成了孤兒。在親友的資助下，蕭乾一邊讀書，一邊在學校開設的工廠里勞動。他在地毯房當過學徒，在羊奶廠做過雜活，這樣斷斷續續地一直念到中學畢業。1928年，18歲的蕭乾到中國南方的一所中學里擔任教師，一年後，他以教書所得的積蓄為學費，回到北京，考入當時最有名的大學燕京大學，不久又轉入輔仁大學。他先學英國文學，后改學新聞專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經作過他的老師。1935年蕭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后，開始了自己的報人生涯。他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報》主編《文藝》副刊。1939年在蕭乾的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經過再三考慮，蕭乾去了英國，直到戰爭結束。在英國，他先是做教師，後來進入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3年，他放棄讀書，領取了隨軍記者證，正式成為了《大公報》的駐外記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戰場上僅有的中國記者。在戰火迷漫的歐洲，他隨英軍幾次橫渡過德國潛艇出沒的英吉利海峽，到達過美、法兩個佔領區的戰場，也曾隨美軍第七軍挺進萊茵，進入剛剛解放了的柏林。從蘇、美、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再到聯合國成立大會，這些重大的歷史性場面他都報道過。1949年初，蕭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報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國劍橋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學、《人民日報》副總編楊剛則勸他回國服務。劍橋何倫（GustarHaloun）教授專程赴港接駕，不但負擔全家旅費，而且應允終身職位。但蕭乾回到了中國，蕭乾說：「我像只戀家的鴿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1956年，蕭乾擔任《人民日報》特約記者。1957年，蕭乾先被劃成「右派」后，又被划為「洋奴」。1958年起，蕭乾與夫人先後被趕下鄉參加勞動。1966年6月，文革期間與愛人文潔若備受迫害，最後蕭乾進入西郊文化部集訓班。1979年，蕭乾得到平反。
　　
蕭軍：（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原名劉鴻霖，筆名三郎、田軍等。中國作家。其母親在他出生七個月後，不堪丈夫毒打而服毒自殺，這使他的幼年在缺乏母愛的環境中度過。他的祖父是佃農，父親是木工，8歲那年家業破敗，為了逃債，舉家遷移。蕭軍10歲那年隨父親來到長春，在那裡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但他性格剛毅、反抗性強，后被開除學籍。1925年蕭軍參軍入伍，在部隊里，他學習了古文和舊詩的寫作，並頗有造詣。1928年蕭軍考入張作霖在瀋陽主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七期，后因鬥毆被開除。這時期他開始用白話文寫作。1929年蕭軍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懦……》。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他參与組織抗日義勇軍，1932年因消息敗露逃往哈爾濱。在哈爾濱繼續進行抗日反滿鬥爭，並認識蕭紅。1933年與蕭紅同居，后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有他6個短篇。1934年夏天和蕭紅離開東北來到青島，在此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鄉村》。同年11月到上海，得到魯迅親自指導，參加了《海燕》和《作家》等雜誌的編輯工作。1935年7月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由蕭軍自費出版，魯迅、周揚、胡喬木都給予了高度評價，魯迅不光為該書作序，還著文攻擊批評該書的青年左翼作家張春橋。但後來他的作品由於贊成周揚等左翼作家主張的國防文學而遭到魯迅等另外一些左翼作家的批評。1937年抗戰爆發后，蕭軍積極投入抗戰洪流中。1938年1月27日他同蕭紅、艾青、田間、聶紺弩去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但由於和「民大」校長閻錫山的矛盾而離職，隨後前往西安，途經延安時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黨的領導接見。在西安，他與蕭紅分手，后與王德芬相識並相戀，結為夫妻。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來到延安，並在魯迅研究會工作，一直工作到1945年冬末。1942年10月，延安召開了有兩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蕭軍在大會上宣讀了他的《備忘錄》，為王實味說話，遭到其他中共黨作家的批判。1946年蕭軍重返哈爾濱，先後擔任了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魯迅文化出版社社長、《文化報》主編等職務。后因為《文化報》與《生活報》論爭事件，蕭軍成為「階級鬥爭」的犧牲品，被排斥出文藝界。1949年以後先在撫順總工會從事戲劇創作和研究。1951年他調至北京市「文物組」當文物研究員，不專門從事寫作但他沒有停止寫作，先後寫出了《五月的礦山》《吳越春秋史話》等大量作品。1958年，中國文聯機關的《文藝報》把蕭軍同丁玲、馮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並列一起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幾乎將蕭軍置於死亡邊緣。日常的批鬥、抄家、關押尚可忍受。8月23日， 蕭軍和老舍、駱賓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北京東城區國子監「文廟」，遭到紅衛兵輪番的毒打，後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就是在這天被打之後，次日投湖自殺。蕭軍的大兒子蕭鳴被多次毒打昏死過去，幸虧在火葬場被工人發現尚有口氣，給拉了回來。期間，蕭軍的小女兒蕭黛被毒打致精神失常而死。1978年，蕭軍整理完成《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註釋錄》及《蕭紅書簡輯存註釋錄》。並重反作協。

蕭也牧：（1918年－1970年10月15日），原名吳承淦，后改名吳小武，筆名蕭也牧，中國作家、編輯。小學五年級時，他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雜誌上發表了描寫轎夫生活的《駝子》。自中學畢業后，到上海一家機電製造廠當工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輾轉多地，經徐特立介紹，先考入臨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學。1938年1月，到中共黨領導下的晉察冀邊區參加抗日鬥爭。他還改名「吳小武」。先在晉察冀邊區行署辦的《救國報社》工作，後來在中共五台地委編輯《前衛報》，並任「鐵血劇社」演員、宣傳隊幹事。1945年8月加入中共黨。抗日戰爭勝利后，擔任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在張家口編《工人報》。中共國成立后，在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編青年教材，任《中國青年》雜誌副主編。1939年起，他以「蕭也牧」為筆名，在《邊區文化》等報刊發表小說和散文。《山村紀事》（1949年初版）、《海河邊上》（1950年初版）、《地道里的一夜》、《難忘的歲月》、《連綿的秋雨》、《秋葵》、《大爹》等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軍民的鬥爭及中共國成立初期北京、天津地區的工農生活。1950年，蕭也牧創作了其短篇小說代表作《我們夫婦之間》，發表在《人民文學》第1卷第3期。1951年6月毛澤東親自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文化界形勢緊張。1951年6月起，小說《我們夫婦之間》遭到《人民日報》、《文藝報》等報刊(馮雪峰與周揚)的批判。同年8月25日，《文藝報》第四卷第八期發表了該報主編丁玲的《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當時丁玲是全國文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丁玲在該文中將蕭也牧作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在丁玲的積極推動下，對蕭也牧的批判運動展開。就連好友康濯也在丁玲的支持下發表了《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批判蕭也牧。1951年12月25日，《文藝報》在「讀者中來」欄目中發表了署名「姜素明」的文章，直接批判茅盾主編的《人民文學》雜誌。而《人民文學》雜誌從頭到尾一直對這場對蕭也牧的批判保持沉默。這場批判以蕭也牧寫出《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並在《人民日報》和《文藝報》上全文發表而告結束。1952年，蕭也牧調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從事文藝編輯工作，並任文藝編輯室副主任，分管傳記文學組。當時他使用本名「吳小武」。1954年，根據中央領導人「宣傳黨的優秀傳統，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蕭也牧、張羽、黃伊共同創辦了《紅旗飄飄》叢刊，小說《紅岩》的雛形《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最初便發表在《紅旗飄飄》第6集。1958年7月22日，蕭也牧寫了封給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約稿信，後來蕭也牧也一直關心《紅岩》的出版工作，儘管他未能參与編輯出版《紅岩》。小說《烈火金剛》因在《紅旗飄飄》上發表獲得好評后出版。《紅旗飄飄》第2集刊登了葛振林講述的《狼牙山跳崖記》一文，發表后被《中國青年》等刊物轉載，經多次修改後被編入小學語文課本成為《狼牙山五壯士》。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蕭也牧看后寫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一文，送給正主持《人民文學》工作的常務副主編秦兆陽，文中蕭也牧對當年《文藝報》對自己的批判進行了反擊。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秦兆陽被打成「右派」，其為蕭也牧修改並簽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的事被揭發，這成了將蕭也牧划為右派的證據。1958年被下放勞動。1961年，蕭也牧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回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當編輯。1966年文革爆發，不久《紅岩》的主要作者羅廣斌被打成「叛徒、特務」，於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整死。造反派還聲稱《紅岩》是一個右派分子寫的，不是羅廣斌寫的。劉德彬、楊益言趕到北京，將羅廣斌慘死的消息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時，張羽、周振甫、嚴紹瑞、陳斯庸、施竹筠等編輯趕到蕭也牧家，蕭也牧聽后與這些老編輯當場商定，編輯出版《紅岩戰報》，為羅廣斌伸冤。蕭也牧擔任《紅岩戰報》編輯工作。《紅岩戰報》第一期發表了楊益言的發言、羅廣斌妻子胡蜀興的申訴、張羽的《不許污衊〈紅岩〉》，第二期發表了蕭也牧定稿的《羅廣斌歷史問題調查報告》。《紅岩戰報》發行了數十萬份。1968年，毛澤東N任夫人江青在「三•一五」四川問題會議上說：「現在有人在給羅廣斌翻案」，「我們已經查實了，從華鎣山出來的人都是叛徒、特務，沒有一個好人。」《紅岩》由此成了江青欽定的「大毒草」。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部分人員隨即在駐該社的軍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紅岩》事件及清查羅廣斌叛徒集團專案組，並審訊蕭也牧、張羽、陳斯庸、嚴紹端。僅有160人的中國青年出版社，這時「牛鬼蛇神」人員增至40人。蕭也牧以「沒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也成了「牛鬼蛇神」，被軍代表指定為「牛鬼蛇神」的領隊，在北京接受淘廁所、挖菜窖、掃煙囪、運煤渣等勞動改造及各種批鬥會的批鬥。1969年4月初，在中共九大期間，北京根據「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將全部「牛鬼蛇神」清理出北京。共青團中央系統的幹部及家屬全部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黃湖農場是共青團中央的五七幹校。1970年，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階級鬥爭」更加激烈，武鬥不斷升級，蕭也牧不斷受到批判和毆打。1970年9月17日，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校部召開廣播大會，動員開展「一打三反」運動。一年前的《紅岩》事件、《紅岩戰報》事件又被作為現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重新提出，張羽、蕭也牧、黃伊等人遭到殘酷批鬥。1970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共國國慶21周年大會上發表「抓住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綱，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進」的講話，此後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武鬥加劇。1970年10月6日，重病的蕭也牧被群專小組人員集體毆打成重傷。1970年10月15日，重病且重傷的蕭也牧在黃湖農場死亡，年僅52歲，埋葬在當地一個亂墳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