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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黃苗子：（1913年－2012年1月）。當代知名漫畫家、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書法家、作家。父親黃冷觀從師範學校畢業，卻從業于報界，熱衷於社會活動，鼓吹革命，是孫中山創辦的同盟會會員。1926年，黃冷觀創辦香港中華中學，黃苗子5歲來香港接受教育。1928年，黃苗子接觸到由葉淺予主編，張光宇、張正宇、魯少飛等當時漫畫界幾位中堅人物參与的《上海漫畫》周刊，上海這座遙遠而陌生的城市也因為漫畫而使黃苗子覺得熟悉而親切起來。受到嶺南畫家黃般若等人的鼓勵，他開始為香港的《骨子》報、廣州的《半形漫畫》畫漫畫。向報刊投畫稿需要個筆名，黃般若勸他說：你的小名「貓仔」，把兩個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現成的筆名嗎？從此，「黃苗子」的聲名越來越響亮。1929年，16歲的黃苗子創作的漫畫《魔》入選香港學生畫展。他把作品寄給了《上海漫畫》，沒想到不久就發表了，而且接到漫畫家葉淺予的回信。黃苗子喜出望外，這使他更加喜愛漫畫，父親卻極力反對黃苗子畫漫畫。1931年1月，黃苗子從中華中學畢業，被父親送進香港華仁書院學習英文，讓他苦不堪言。第二年，黃苗子拿著自己親自到編輯部討要到的稿費請朋友買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遠行。得知黃苗子離家出走，父親黃冷觀當即給時任上海市長的同鄉兼好友吳鐵城拍電報，拜託他關照兒子。吳鐵城是國民黨要員，他把黃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職。黃苗子沒有正式加入國民黨，卻因為父親的關係，在國民黨政府里做了高級公務員。黃苗子的才華、學識和活動能力給美術界特別是漫畫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陸續在《生活》雜誌、《良友畫報》、《時代漫畫》、《上海漫畫》等刊物上發表漫畫作品，還與葉淺予、張光宇等人一起組織漫畫界活動。《小說》半月刊創刊於1934年5月，從第3期改版為大開本。也正是從第3期開始，版權頁「編輯」一欄出現了黃苗子的名字，也正是從這一期始至終刊（第19期）封面畫大都出自黃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韋度各畫一期）。由於是彩色封面，加之開本寬闊，視覺誘惑力強，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風情。1936年夏天，黃苗子和魯少飛、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王敦慶一起發起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漫畫展覽會，這次展覽是中國漫畫史上第一次全國漫畫展覽，彙集了來自全國以及海外華僑漫畫界的600多幅作品。1937年4月，黃苗子來到廣州，與後到的郁風經常在一起談論文藝、國事，感覺意趣相投。后娶郁風為妻。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準備封閉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依然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的黃苗子看到文件后即通知周恩來。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談話公開予以揭露，國民黨只好中止這項陰謀的實施。1945年9月下旬，黃苗子被安排接受了來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毛澤東的接見。在這次會晤之後，黃苗子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交給重慶《新民報》副刊發表，還加上了編者按語，稱讚這首詞「氣魄之大，乃不可及」。1949年9月，黃苗子與郁風來到北京，應邀參加10月1日中共國的開國大典。1950年後定居北京。著作有散文集《貨郎集》、《敬惜字紙》、《無夢庵流水賬》、《青燈瑣記》、《風雨落花》、《雪泥爪印》、《世說新篇》、《茶酒閑聊》、《人文瑣屑》等；詩集有《牛油集》、《三家詩》等；美術論著有《吳道子事輯》、《八大山人傳》、《畫壇師友錄》、《藝林一枝》等；書畫集有《黃苗子書法選》、《中國書法精品選——黃苗子》、《草書木蘭辭》、《苗子雜書》等。1957年黃苗子被定為右派，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1966年文革爆發后被捕入獄。出獄以後轉向書法創作。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萬家寶，字小石，小名添甲，是中國現代劇作家以及戲劇教育家，他被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沒有上過小學，自幼在家塾中學習古典文學（如《紅樓夢》、《鏡花緣》）和傳統經典（如四書五經及《史記》）；他又從林琴南所譯的西洋小說中接觸西方文學。他很早便接觸戲劇，少年時代跟隨繼母觀看京戲、崑曲、河北梆子、蹦蹦調、唐山落子等許多地方戲，以及當時流行的文明新戲；另外，他亦因從小熟讀《戲考》而加深對傳統戲劇的認識。1922年插班進入南開中學讀二年級。1925年（15歲）加入南開新劇團，先後參加了《壓迫》、《玩偶之家》（扮演主角娜拉）、《國民公敵》、《織工》等劇的演出，改編並參加演出了《財狂》、《爭強》，這些演出經歷使他對戲劇藝術規律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曹禺自言「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1928年，曹禺入讀南開大學政治系、次年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29年，曹禺的父親去世。1933年大學畢業后，曹禺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學任教。數月後，又進入清華研究院研究戲劇。他21歲時開始了背景取于天津的劇本《雷雨》的創作，1934年7月發表于《文學季刊》。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外文系任教。1935年發表《日出》，同年8月應邀赴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任教。1942年初辭去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教職離開江安赴重慶從事戲劇寫作和編導活動。1946年3月，與老舍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1947年1月回國，應熊佛西校長之聘，到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任教，同時開始構思創作電影劇本《艷陽天》。1948年，由文華影業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導演。1949年2月，在中共黨的安排下，秘密轉道香港抵達北平，2月28日離港北上，3月18日抵京，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中共國成立后，受中共建政后的階級鬥爭時期影響，讓曹禺一直無法再自由的創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曹禺被打入牛棚，成為反動文人掃街、清廁所、接受批鬥受盡折磨，雖然文革后平反並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卻再無法自由創作。1996年曹禺離世，他留下了最後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擔心隨時被抓進去……」，他在《人民戲劇》(1979年第3期)中說「我出身在一個官僚家庭里，看到過許多高級惡棍、高級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現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說和他們朝夕相處」。沒想到他到了晚年，竟還又碰上了。

曹任遠：（1893年－1991年），字四勿，曾用名曹利用、曹炯，中國近現代化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曹任遠從小就接受新式教育，幼年就讀過自貢第一所新式學校——三畏堂創立的私立樹人學堂，后考入成都商礦實驗學堂。16歲時獲得日本東京私立農業大學公費留學機會，先後赴日本、美國、德國留學，學會三門外語，先後讀過六所大學、取得四個學位。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學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化學碩士、德國埃爾朗根大學化學和物理博士。1910年在東京經章太炎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黨證為蓉字第0233號)。1911年，國內革命風起雲湧，先後爆發了廣州起義、武昌起義和四川等地的保路運動，在此形勢下，全體留日學生決定罷學歸國。曹積極響應動身回國。這期間，他還加入了孫中山在東京組建的中華革命黨，積极參加討袁鬥爭。1916年，曹任遠在日本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回到上海。同年冬回自流井結婚。1917年張勳復辟,曹任遠在岳父謝持安排下到美國讀書(避禍)，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在該校攻讀化學專業,主攻染料化學。次年轉入芝加哥大學，不久又轉入威斯康星大學，並在該校作研究生，兩年後獲碩士學位。1919年曹任遠完成在美的學業，轉赴歐洲到德國留學。在柏林小住後轉巴伐利亞求學，成為著名化學教授Busahen的學生。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在協約國一方，德國學校對中國學生尚存歧視，只許他們聽講，不許作研究實驗。后經Busahen教授的得意學生、曹的德國同學多方說服，並有感於德國人在中國普遍受到禮遇之事實，教授才同意曹參与各項研究實驗，併到化工廠實習。曹抓緊讀書、實習機會，刻苦鑽研，終於學有所成。1924年，曹任遠因為發現一種新型化學染劑(可染陰丹士林布)的配方,並獲得專利,其畢業論文通過鑒定,于德國埃爾朗根大學（Erlangen）取得博士學位，隨即取道法國巴黎，經馬賽、印度懷抱著「化工救國」回到祖國。回國后，1924年參加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籌建工作。自是年起，先後在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任教。任化學教授。其叔父曹篤、岳丈謝持，均系早年參加革命的國民黨元老，受他們的影響，故青年時期就具有民主、進步思想。1932年春，胡漢民在廣州再揭倒蔣旗幟，重新組織中國國民黨，即世所稱新國民黨，胡任主席，曹被當選為新黨華北書記長（後任中央黨部副書記長）。1951年曹任遠任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著有《現代有機化學》、《定性分析化學》、《染料化學》等專著。歷經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57年反右鬥爭中，因與大右派、民革發起人之一陳銘樞時有過從，被划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從此遠離北京，在西北等地漂流浪跡達20餘年。1980年，曹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

曹亨聞：（1910年－1968年10月19日），又名協。新聞史學家，教授。1925年9月在上海浦東中學讀初中，后因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被學校當局開除。1926年9月轉入上海大夏中學讀書，翌年1月回臨海家鄉，在當地參加進步組織「乙丑讀書社」。同年9月起先後在上海藝術大學、上海光華大學讀書。1934年5月至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大學新聞系讀書，獲新聞學碩士學位。回國后曾在上海英文《大英晚報》擔任過兩個星期的編輯採訪工作。1938年赴渝，從1939年起，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先後開設《新聞學概論》、《中英文新聞寫作》、《外國報刊史》、《中國新聞事業史》等課程，編有教材《新聞事業史》和《外國資產階級報刊史》兩種。1947年7月至1948年1月，曾在上海創辦與主編《現實》雜誌，出版15期。他在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新聞學術論文，有《論18世紀英國政論新聞學》、《報紙之起源》、《人格報紙與報格報紙》、《現代報紙的「專欄」與專欄記者》、《新聞自由》、《關於美國新聞的兩件事》、《我對梁啟超後期思想的看法》等。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新聞史教研室主任等職。文革中被誣為「英國間諜」，遭殘酷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殺身亡。時年58歲。

曹鶴蓀：（1912年9月15日－1998年10月29日），空氣動力學專家，原國防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主要從事理論空氣動力學、氣動彈性力學等領域的研究。曹鶴蓀早年曾就讀於江陰澄翰初級小學、禮延高級小學、南菁中學、上海南洋中學等校。1929年，考入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院。1934年自交大畢業后不久，他考取了教育部留歐公費生，前往義大利都靈大學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學習，1936年獲工學博士學位。此後他曾在義大利航空城（Guidonia）空氣動力學實驗室實習，后又赴德國哥廷根大學進修空氣動力學。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在接到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命令后回國，任教於成都空軍機械學校。1940年調入交通大學重慶分校。1942年重慶分校改為交通大學后，曹鶴蓀負責創辦航空工程系，並出任代理系主任，使其成為交大歷史上最為年輕的系主任。1944年，他受陳慶雲主持的中國航空建設協會之託，與丁履德等一同前往美國與加拿大考察航空建設。1945年回國后，他隨交大師生遷回上海，並參与組建了臨時校務委員會。1949年，出任交通大學教務長、校教授會主席。中共國成立后，曹鶴蓀於1952年被調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教，並出任科學教育部教務處處長。1960年起任院教務部副部長，1964年出任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執行資產階級辦學路線的反動學術權威總代表」，受到批鬥。文革結束后，他於1978年起出任國防科技大學副校長。

曹日昌：（1911年1月11日－1969年3月14日），中國心理學家。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級小學，后入寧晉縣北圈村高級小學，學習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縣中學，在中學的后兩年受到兩位教師的影響。一位是國文教師，經常向學生介紹新文藝，如葉紹鈞、謝冰心的作品等，因受其影響曹日昌曾立志要作文學家，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另一位是歷史教師，常向學生講些中國要革命的道理，這也深深地影響了曹日昌。1929年中學畢業考入北平師範大學，在預科2年，愛好文學和心理學。這時，他和同學一起合辦了《芳草》小刊物。1931年升入本科教育系，正逢「九一八」事變，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參加學生運動。1932―1935年曹日昌由北平師範大學轉學至清華大學心理系學習，他發奮讀書，除上課外即在實驗室，主要進行關於心算問題和白鼠顏色感覺的兩項實驗研究。1934年他總結了中國有關珠算教學的文獻資料，寫出「二十年來國人對於珠算的研究述要」，還撰寫了一本《珠算教學的研究》（1937年出版）。這個時期，他效法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以自己既做主試者又做受試者，持續3年進行了有關心算（乘和除）的工作效率方面的實驗研究，1935年用英文寫成實驗報告作為他的畢業論文，這篇報告後來節譯為「十二小時繼續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實驗研究」一文，於1937年發表。1935年曹日昌清華大學畢業后，經該校心理學教授周先庚（當時任平民教育促進會教育心理部主任）介紹，在平民教育促進會作研究生，並在周先庚指導下，從事成人學習的心理學研究。1936年發表「桑代克學習心理的分析研究」一文，他在批評了桑氏的理論后，提出了研究工作要結合實際生活應用的觀點。1936―1937年，曹日昌在定縣做了許多心理測驗，寫了「定縣平校畢業生再測驗統計報告」中英文各一本。他在定縣的小學中試用了斯坦利•戴維•鮑德斯的迷津測驗，並發表一篇「試用鮑德斯迷津測驗初步報告」。1941―1945年，他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學系工作，主要是讀書和教課，並在一些進步學生和教授的影響下，參加了進步的社會活動。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達英國進了劍橋大學心理系作研究生，一心讀書和研究，3年後順利地通過博士論文考試。他的博士論文是「學習與記憶中的時間間隔」（1948年）。1945年冬，曹日昌參加英國共產黨的劍橋地方組織；1947年由陳天聲和劉寧一介紹加入中共黨，1948年轉為中共黨正式黨員。這一年他在劍橋大學畢業。1947年曹日昌在英國時認識了吳秀明，不久結婚。1950年曹日昌夫婦從香港回北京。曹日昌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先後任計劃局副局長、辦公廳副主任、聯絡局副局長。當選為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常委、組織部長。1956年他任心理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才徹底脫離科學院院部的行政崗位，全力從事心理學研究和科研組織工作。在1960年召開的中國心理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曹日昌在會上作了「心理學學術討論的收穫」的總結性發言。主要論著有：《新心理學方法的建立》、《間隔學習與集中學習的研究》、《心理學研究什麼？》、《關於心理學的基本觀點》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被扣上「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大帽子，受到審查、批判和鬥爭。1969年初，當曹日昌感到身體不適時，醫院確診已是肝癌晚期，於1969年3月14日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