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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萧光琰：（1920年－1968年），中国石油之父。研究了多种用于加氢裂化、临氢异构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剂。1928年至1937年间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现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1937年2月到美国留学。萧光琰入读帕萨迪纳市立学院，1938年完成高中课程，1940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大一、大二课程；他在1940年進入波莫纳学院化学系继续本科学业，1942年大四毕业。同年秋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攻读博士，师从詹姆斯•弗兰克，期间曾经担任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等物理化学课程的助教，1946年3月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萧光琰在1946年1月至8月获聘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9月至1947年8月期间任职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研究员，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间供职于美孚石油催化基础研究组。萧光琰在美国参加了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等学生社团活动，社团聚会常在他家里举行，他从中接触到马列主义等哲学思想，也对新建立的中共国日益向往；加上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热烈讨论是否归国参与中国建设，萧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学陆续回国，让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有美国移民局官员试图挽留萧光琰，承诺在两三个月之内为他完成移民美国手续，但遭他拒绝。萧光琰后来以芝加哥大学文学系学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挠）前往中国，1950年11月出发，在美国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径美国檀香山和菲律宾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达香港，1951年3月抵达北京。来到中国后，萧光琰被安排在中共国石油工业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萧光琰移居大连，任职于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即“大连化物所”）。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开始不信任从美国归来的知识分子；随着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人们起初排斥萧光琰，后来更质疑他回国的动机，又因为谈论以前在美国的生活而被人批判为“崇洋媚外”。面对人们批判，当时血气方刚的萧光琰大感愤怒，更曾经生气得摔眼镜，人们对他也就更质疑了。萧光琰受到打击，既气愤又焦虑，情绪波动，曾经几天不上班来抗议，又做出把头撞向暖气片的自虐行为，有时还会大量服用安眠药来寻求宁静。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萧光琰的生活平静下来，而研究所的领导也就先前毫无根据的猜测向他道歉，他不计前嫌地努力恢复工作。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成立，并邀请萧光琰到此供职；他来北京体验了一会工作环境，最终认为大连那里有更多基础研究、环境更适合他，决定拒绝邀请。选择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国很寻常，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奉行坚决服从上级分配的思想，令萧光琰再次被人质疑。1957年，毛泽东发起大鸣大放运动（号召中国知识分子给中共党提意见），萧光琰于是向党支部书记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评人们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对自己的质疑态度；及后大鸣大放突然转为反右运动，不过萧光琰没有被划为右派。1958年，萧光琰供职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计划迁到甘肃兰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条件较好的大连，得到研究所同意，不过这个想法又违背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大跃進期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萧光琰再次面临批判，人们质疑他的回国动机、工作态度、生活习惯，攻击他“苛刻”、“养尊处优”、“挂羊头卖狗肉”、“贪婪”、“学阀”、“奸商”，四处涌现这些内容的大字报；到了新春的时候，人们在新年晚会上演出侮辱萧光琰的活报剧，把他描绘成小丑，又嘲笑他的言行。对此，萧光琰极为愤怒，又变得沉默苦恼；他经历长期的政治批判后逐渐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见。后来，人们停止对科研人员的批判，而研究所领导也在1961年向萧光琰亲自道歉，他又不计前嫌地重新积极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萧光琰被批判为“反革命特务”，遭受批斗和大字报攻击，家里被强制迁入了几户人家。1968年10月5日，萧光琰被工宣队（文革时期派驻各单位的组织）抄家，并被抓進牛棚（文革时期拘禁知识分子的地方）里面监禁，他深感绝望；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国特务”的功劳，工宣队把萧光琰指称为特务机构成员，而人们也顺应潮流来攻击萧光琰。工宣队锲而不舍地不断对他進行审讯，用上拳打脚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来逼供，要他不断写揭发自己罪行的“检查”和“揭发材料”来达到轰动大众的效果，又给他起了“白屎”的外号（源于“博士”方言谐音）。1968年12月11日早上，萧光琰被发现死亡，验尸结果证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杀身亡。时年48岁。萧光琰的妻子名为甄素辉，两人在1945年结婚，婚后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对丈夫既热爱又崇拜。甄素辉在美国土生土长，不会说中文。她的父亲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后来被国民政府派驻美国从事侨民工作，曾获孙中山送赠一只戒指；这只戒指本来是传家之宝，但后来萧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负责抄家的人卖到市场，此后不知所终。甄素辉起初提出语言障碍、政治形势两点原因，反对丈夫回国，但萧光琰主意已决，甚至提出独自一人到中国、让甄素辉留在美国；她最终让步，陪同丈夫来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前身）担任英语教师。在萧光琰历次遭到政治斗争困扰的时候，甄素辉虽然因丈夫情绪波动而深感压力，但她总是在旁理解和安慰。两人在1952年生下女儿萧洛莲（小名“洛洛”），她品学兼优，很受父亲疼爱。文化大革命时，甄素辉在大连营城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萧洛莲则无人照顾、独留家中。萧光琰自杀身故后，工宣队把甄素辉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讯；她反应异常冷静，要求工宣队让她请假两天照料女儿，获得批准。1968年12月13日，甄素辉与萧洛莲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杀，在家中床上相拥身亡。

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作家、记者和翻译家。13岁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资助下，萧乾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他在地毯房当过学徒，在羊奶厂做过杂活，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念到中学毕业。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一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作过他的老师。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在萧乾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再三考虑，萧乾去了英国，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進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仅有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進莱茵，進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1949年初，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学、《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则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而且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萧乾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1956年，萧乾担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1957年，萧乾先被划成“右派”后，又被划为“洋奴”。1958年起，萧乾与夫人先后被赶下乡参加劳动。1966年6月，文革期间与爱人文洁若备受迫害，最后萧乾進入西郊文化部集训班。1979年，萧乾得到平反。
　　
萧军：（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中国作家。其母亲在他出生七个月后，不堪丈夫毒打而服毒自杀，这使他的幼年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度过。他的祖父是佃农，父亲是木工，8岁那年家业破败，为了逃债，举家迁移。萧军10岁那年随父亲来到长春，在那里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但他性格刚毅、反抗性强，后被开除学籍。1925年萧军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他学习了古文和旧诗的写作，并颇有造诣。1928年萧军考入张作霖在沈阳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后因斗殴被开除。这时期他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29年萧军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与组织抗日义勇军，1932年因消息败露逃往哈尔滨。在哈尔滨继续進行抗日反满斗争，并认识萧红。1933年与萧红同居，后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有他6个短篇。1934年夏天和萧红离开东北来到青岛，在此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同年11月到上海，得到鲁迅亲自指导，参加了《海燕》和《作家》等杂志的编辑工作。1935年7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萧军自费出版，鲁迅、周扬、胡乔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鲁迅不光为该书作序，还著文攻击批评该书的青年左翼作家张春桥。但后来他的作品由于赞成周扬等左翼作家主张的国防文学而遭到鲁迅等另外一些左翼作家的批评。1937年抗战爆发后，萧军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中。1938年1月27日他同萧红、艾青、田间、聂绀弩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但由于和“民大”校长阎锡山的矛盾而离职，随后前往西安，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党的领导接见。在西安，他与萧红分手，后与王德芬相识并相恋，结为夫妻。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并在鲁迅研究会工作，一直工作到1945年冬末。1942年10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为王实味说话，遭到其他中共党作家的批判。1946年萧军重返哈尔滨，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后因为《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萧军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被排斥出文艺界。1949年以后先在抚顺总工会从事戏剧创作和研究。1951年他调至北京市“文物组”当文物研究员，不专门从事写作但他没有停止写作，先后写出了《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等大量作品。1958年，中国文联机关的《文艺报》把萧军同丁玲、冯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并列一起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几乎将萧军置于死亡边缘。日常的批斗、抄家、关押尚可忍受。8月23日， 萧军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北京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遭到红卫兵轮番的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就是在这天被打之后，次日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昏死过去，幸亏在火葬场被工人发现尚有口气，给拉了回来。期间，萧军的小女儿萧黛被毒打致精神失常而死。1978年，萧军整理完成《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及《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并重反作协。

萧也牧：（1918年－1970年10月15日），原名吴承淦，后改名吴小武，笔名萧也牧，中国作家、编辑。小学五年级时，他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自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一家机电制造厂当工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辗转多地，经徐特立介绍，先考入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1938年1月，到中共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斗争。他还改名“吴小武”。先在晋察冀边区行署办的《救国报社》工作，后来在中共五台地委编辑《前卫报》，并任“铁血剧社”演员、宣传队干事。1945年8月加入中共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在张家口编《工人报》。中共国成立后，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青年教材，任《中国青年》杂志副主编。1939年起，他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山村纪事》（1949年初版）、《海河边上》（1950年初版）、《地道里的一夜》、《难忘的岁月》、《连绵的秋雨》、《秋葵》、《大爹》等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斗争及中共国成立初期北京、天津地区的工农生活。1950年，萧也牧创作了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1951年6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化界形势紧张。1951年6月起，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到《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冯雪峰与周扬)的批判。同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该报主编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当时丁玲是全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在该文中将萧也牧作为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在丁玲的积极推动下，对萧也牧的批判运动展开。就连好友康濯也在丁玲的支持下发表了《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批判萧也牧。1951年12月25日，《文艺报》在“读者中来”栏目中发表了署名“姜素明”的文章，直接批判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而《人民文学》杂志从头到尾一直对这场对萧也牧的批判保持沉默。这场批判以萧也牧写出《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而告结束。1952年，萧也牧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并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分管传记文学组。当时他使用本名“吴小武”。1954年，根据中央领导人“宣传党的优秀传统，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萧也牧、张羽、黄伊共同创办了《红旗飘飘》丛刊，小说《红岩》的雏形《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最初便发表在《红旗飘飘》第6集。1958年7月22日，萧也牧写了封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约稿信，后来萧也牧也一直关心《红岩》的出版工作，尽管他未能参与编辑出版《红岩》。小说《烈火金刚》因在《红旗飘飘》上发表获得好评后出版。《红旗飘飘》第2集刊登了葛振林讲述的《狼牙山跳崖记》一文，发表后被《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经多次修改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为《狼牙山五壮士》。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一文，送给正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文中萧也牧对当年《文艺报》对自己的批判進行了反击。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秦兆阳被打成“右派”，其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这成了将萧也牧划为右派的证据。1958年被下放劳动。1961年，萧也牧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当编辑。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被打成“叛徒、特务”，于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整死。造反派还声称《红岩》是一个右派分子写的，不是罗广斌写的。刘德彬、杨益言赶到北京，将罗广斌惨死的消息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张羽、周振甫、严绍瑞、陈斯庸、施竹筠等编辑赶到萧也牧家，萧也牧听后与这些老编辑当场商定，编辑出版《红岩战报》，为罗广斌伸冤。萧也牧担任《红岩战报》编辑工作。《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妻子胡蜀兴的申诉、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萧也牧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红岩战报》发行了数十万份。1968年，毛泽东N任夫人江青在“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红岩》由此成了江青钦定的“大毒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部分人员随即在驻该社的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并审讯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仅有160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时“牛鬼蛇神”人员增至40人。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也成了“牛鬼蛇神”，被军代表指定为“牛鬼蛇神”的领队，在北京接受淘厕所、挖菜窖、扫烟囱、运煤渣等劳动改造及各种批斗会的批斗。1969年4月初，在中共九大期间，北京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将全部“牛鬼蛇神”清理出北京。共青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及家属全部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黄湖农场是共青团中央的五七干校。1970年，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武斗不断升级，萧也牧不断受到批判和殴打。1970年9月17日，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年前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重新提出，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遭到残酷批斗。1970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共国国庆21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進”的讲话，此后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武斗加剧。1970年10月6日，重病的萧也牧被群专小组人员集体殴打成重伤。1970年10月15日，重病且重伤的萧也牧在黄湖农场死亡，年仅52岁，埋葬在当地一个乱坟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