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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松然

「七千人大會」后，毛澤東用「層層剝筍」的謀略，一步接一步地完成了向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右派集團全面奪權的戰略部署。

1965年12月８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做出了撤銷有投靠劉、鄧嫌疑的羅瑞卿的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強化了林彪元帥的權力。1966年1月初，毛澤東又任命忠於自己的葉劍英元帥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命楊成武上將為代總參謀長，與林彪形成掎角之勢。2月22日，又撤銷中國人民公安部隊番號，統一整編為人民解放軍建制，防止羅瑞卿舊部滋事。之後，又增調兩個師加強北京衛戍，任命心腹傅崇碧為北京衛戍區司令。隨著批鬥羅瑞卿的深入，賀龍元帥在軍中的影響力減弱，其權力也逐漸被毛邊緣化。在這之前，毛懷疑彭德懷在軍中勢力沒有肅清，便用調虎離山之計以「加強三線工作」為名，任命彭德懷為三線副總指揮，把他送到西南的大山溝里監管起來，以防止劉少奇、彭德懷二人文武合璧。彭德懷的副將黃克誠，也被逐出北京，出任山西省有名無實的副省長。

1965年11月10日，因「秘密錄音事件」受到毛澤東懷疑的楊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下放到廣東省委書記處任書記。為考驗楊的忠誠，在罷黜后，毛澤東命他去「看望」王稼祥和陳雲兩位資深大員，觀察他們的動靜。在楊「看望」后，陳雲心領神會，立即以書面向毛澤東報告了自己近況，意讓毛澤東放心。在11月19日，楊還就這兩次「看望」向周恩來作了口頭彙報，意在證明自己不辱使命，對毛不貳。1966年5月，楊的忠誠並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諒解，反被一貶再貶，下放到肇慶任地委副書記，后又放逐到山西臨汾，不久被隔離審查。

楊尚昆被罷黜后，毛任命心腹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汪東興為辦公廳主任兼任中央警備局局長，負責指揮毛的嫡系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

當採取了政治、軍事等一系列反政變措施后，毛澤東認為萬事俱備，時機已到，便開始借批「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之名，向劉、鄧的左右手——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興師問罪。

1966年3月8日到29日，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多次6～7級的強烈地震。以22日發生於寧晉縣東南的7.2級地震強度最高。其中6.8級地震波及142個縣市，7.2級地震破壞範圍包括136個縣市；有感範圍北到內蒙多倫，東到煙台，南到南京，西到銅川等廣大地區。地震造成巨大破壞，共造成8,182人死亡，51,395人受傷，破壞房屋400餘萬間，損壞橋樑86座。有人說，這是大難當頭的先兆。由於筆者對「天人感應」說持保留態度，因而對地震與社會動蕩的因果關係持懷疑立場。但日漸繃緊的階級鬥爭的鋼弦，卻預示著烈度更高、傷亡空前的「人震」即將來臨。

當邢台人民在強烈地震摧殘下作痛苦掙扎的時候，面對巨大破壞和重大傷亡，毫無憐憫之心的毛澤東，依計開始了他超越地震烈度百倍以上的「人震」——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不顧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壞，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猛烈抨擊黨內右派的社會基礎：「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現在要搞革命。要保幾個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發動年輕人向他們挑戰，要指名道姓。他們先挑起鬥爭。我們在報上鬥爭。」又說：「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如吳晗、翦伯贊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為了奪權，全國學校都成了劉、鄧幫凶，被他描成一團黑；知識分子中除郭沫若、範文瀾外，其餘都成了革命對象。可悲啊，上層權斗，學者遭殃。「他們先挑起鬥爭。」這種倒打一耙，無異於狼吃羊的邏輯（1）。

3月28～30日，毛澤東無視地震帶來的重大傷亡，把抨擊的矛頭直指劉、鄧的左右手，數次對心腹康生說：「吳晗發表這麼多文章，從不要打招呼，從不要經過批准。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偏偏要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定不算數嗎？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又說：「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中國共產黨早已成了毛澤東的共產黨：不經政治局討論，毛本人就可以宣布打倒這個，解散那個，完全推翻了他自己多年高唱的所謂「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然而他又賊喊捉賊地反問：「難道中央的決定不算數嗎？」

毛澤東不去體察災情，卻玩起了知識定義遊戲。4月14日，他在《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中寫道：「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完（全）錯誤。共產黨人曾經進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大學和革命大學（即二十幾年的戰爭與革命），而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

——為了權力，毛把知識定義為打仗、革命、做工和耕田。這是什麼主義？當狼想要吃羊的時候，無論羊怎麼做，狼總有吃的借口，甚至會振振有辭地、「至情至理」地胡說八道。

毛澤東對救災無動於衷，卻對權力情有獨鍾。4月29日，他在同黨內談關於彭真問題時說：「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的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在權力鬥爭上，毛是鐵面無情的：面對一個多年追隨他、吹捧他的人，只要認定他當前威脅到他的權力，他會毫不猶豫地「捅倒他」。

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下，經過造神運動的毛澤東，已經成為說一不二、句句是真理的獨裁者——絕代君王。

5月4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一個由17名政治局委員和6名後補委員組成的政治局，擴大到76人。其中，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黨內左派，當時連中央後補委員都不是，不但列席了會議，還成了會議耀眼的明星。

為了徹底打倒「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林彪向陸定一投出了一顆「重榜炸彈」。他把一紙「證明」，擺放在政治局委員面前。重重心事的高官們看到：

我證明：

一、葉群在與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

二、葉群與王實味（2）陸定一根本沒有戀愛過；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葉群的親生子女；

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一切全系造謠。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這張「證明」是林彪的一箭雙鵰：即為自己老婆葉群正名，也「痛斥」陸定一和他的老婆嚴慰冰造謠惑眾。面對這張大員之間勾心鬥角的「證明」，高官們在瞠目結舌面面相覷之後，很快還過神來，便狠批起陸定一來！

到此，人們終於看到了中共最高層領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看到了他們高喊的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不可調和性，看到了他們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迫切性；同時，也使人們看到了，中國老百姓為中共最高層領袖們的原則性、迫切性和不可調和性付出200～300萬個生命的必要性！！

天才的毛澤東，利用這次會議玩起了貓耍老鼠遊戲，他要借劉少奇、鄧小平的雙手，導演一出自相殘毀的絕代悲喜劇。

此時的黨內右派首領劉少奇，極力掩蓋自己的空虛和失落，不得不在三倍于政治局委員的左派面前，違心地按照毛澤東的旨意來主持會議。此時的黨內左派首領毛澤東，則遠在杭州遙控會議，觀察著劉、鄧的一舉一動，業已露出勝利者的喜悅。這是「民主集中制」賦於他的特權：黨的主席可以不參加政治局會議，而通過遙控以觀察政治局委員們的動靜。

絕代悲喜劇之一是，在劉、鄧主持下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批鬥，把早已打倒了的羅和「發配」到外地的楊硬拼合在一起，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撤消了他們黨內外一切職務，實行隔離審查。5月23日，決定改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任命李雪峰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併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併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這等於劉、鄧舉刀砍掉了自己的左右手。

這是自殘，也許是不得已的自殘。在中共權貴們的道德觀念里，出賣好朋密友並對其落井下石，是「立場堅定」「對黨忠誠」的表現，因而是一種保全自己最有價值的選擇。更可笑的是，彭真在表決時，不僅舉手贊成罷黜自己，在表態時還用「是誰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反詰，來證明自己是全黨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人。

對於自殘，劉少奇和鄧小平不以為恥地自欺欺人。6月27日，他們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分別對他們的左膀右臂，痛加鞭撻。

劉少奇說：

「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 ——理直氣壯地落井下石！

「羅瑞卿是反對主席、林彪軍事路線的。……他是折衷主義，實際上就是反對突出政治。……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受了點傷，沒有死，現在住在醫院里，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插話：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是諷嘲？抑或幸災樂禍？

「陸定一當中宣部長的時期相當長，我們黨的宣傳部不宣傳毛澤東思想，卻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別人宣傳毛澤東思想，陸定一也反對……是只許右派放，不許左派放。」——這位堅決不給知識分子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中宣部陸部長，可憐得很！

「楊尚昆歷來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坐的火車上他都裝了竊聽器……」——據信，安竊聽器是經他批准的，楊尚昆是替罪羊而已。

「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係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麼關係，達到何種程度，我們組織了審查委員會，正在進行審查。」——先治罪，后偵訊，這是毛式獨裁的慣例，是現代文明無罪推定的倒行逆施。

「彭、羅、陸、楊事件就是這樣，要麼是他們推翻毛主席，推翻我們，要麼是我們把他們推翻，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他沒有想到，僅過了一個多月，毛澤東便斷然把炮口對準了他，結束了他們之間的「和平共處」。

鄧小平說：

「兩件大事，劉主席講了。彭、羅、陸、楊問題的揭發是黨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種意義上講，比高、饒事件，彭、黃、張、周事件更大。」——善於看風使舵；與文革后他為「彭羅陸楊」平反的鮮明對比，成了中共赤文化的一大特色。

《五一六通知》

絕代悲喜劇之二是，5月16日，在劉、鄧主持下毫無阻擋地通過了打倒自己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右圖）。江青說，從「七千人大會」憋到現在，總算出了一口惡氣！

這個《五一六通知》是在3月底，毛澤東背著政治局常委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成立的一個起草小組秘密起草的。毛澤東點名陳伯達為起草小組組長，組員由康生、江青、王力、吳冷西、張春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等。秘密起草的《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通知》還撤銷了《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4月24日，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先一步通過了這個《通知》。

這種非組織活動非但沒受到譴責，反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人們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手段之高超，也不能不承認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造就了絕代獨裁。

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他對那些過去曾效忠過他但現在效忠不夠的知識界文化人和官員們大加鞭撻：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狼要吃羊本不需要什麼理由；但為了證明狼的「偉大、光榮、正確」即「偉光正」，找個「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理由」，展示一下「無產階級」的「高尚情操」，吃羊時就能「理直氣壯」，被吃者也能「逆來順受」，旁觀者就會「心悅誠服」，全國上下都會振臂高呼「萬壽無疆」！

《五一六通知》惡狠狠的批判《二月提綱》中提出的「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觀點，是「根本否認真理的階級性」，是把「反對的鋒芒指向無產階級左派」，是虛偽「資產階級的博愛觀」，其目的是「開闢一條……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等等。

此時的劉、鄧已知自己在毛的心目中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處於非常不利的弱勢地位。但他們不願淪入「羊」群，還要千方百計地向毛表忠諂媚，力求毛的寬恕，力爭保住自己「狼」的尊嚴。於是，他們都毫無保留地表態支持了這個《通知》。

5月18日，林彪按照預先與毛達成的默契，在會議上作一個和當年「七千人大會」時一樣有份量的發言。他從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開始，大講特講「防止政變」問題，有意製造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的緊張氣氛。然後他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緊握槍杆子的林彪聲色俱厲的講話，使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充滿了恐怖氣氛，形成了人人過關的局面。與會者人人自危，為了自保，紛紛在發言中對照林彪的講話，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劃清界限。總理周恩來也亦步亦趨地大講「防止政變」，並不遺餘力地領導落實防政變的各種政治、軍事和組織措施。領導七億中國人的最高集團的權貴們，竟是這樣一批奴顏婢膝、搖尾乞憐又落井下石的無恥之徒！

絕代悲喜劇之三是，在劉、鄧主持下批判開國元勛朱德元帥（略）。

附1、狼與小羊（伊索寓言）

一隻小羊在河邊喝水，狼見到后，便想找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吃掉他。於是他跑到上游，惡狠狠地說小羊把河水攪渾濁了，使他喝不到清水。小羊回答說，他僅僅站在河邊喝水，並且又在下游，根本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攪渾。狼見此計不成，又說道：「我父親去年被你罵過。」小羊說，那時他還沒有出生。狼對他說：「不管你怎樣辯解，反正我不會放過你。」

這說明，對惡人做任何正當的辯解也是無效的。

附2、王實味

王實味（1906～1947）河南省潢川人。1923年考取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院預科。在北大參加了黨組織活動。1930年在上海跟劉瑩結婚。因不滿國民黨當局，憂慮時事，1937年10月，隻身奔赴當時青年人嚮往的「燈塔與明燈」延安。

王實味在延安專門從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原著的工作。四年內譯出兩百萬字的著作，如《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價格、價值和利潤》、兩卷半《列寧選集》。由於在文藝和翻譯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

但王實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斷地向權威挑戰，才是他人生的樂趣。他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先後發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雜文，對延安的社會生活和革命隊伍中的人際關係，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毛澤東對王實味極為反感。他說：「這是王實味挂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挂帥。」又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於是，1942年6月，延安掀起了對王實味的批判。周揚發文指責他文藝思想是托洛茨基文藝思想。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逮捕王實味，審查結論不斷升級，最後於1947年7月1日夜，以「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和「反黨五人集團成員」等罪名，將王實味砍殺於一眼枯井中，時年四十一歲。

三十多年後，年邁的劉瑩從廣播中得知王實味於1947年已被處決，斷然認定這是政治誣陷，便開始申訴。到了1990年12月，中共中央終於宣布了對王實味的平反決定。其時，其子已經五十五歲，面對平反決定，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