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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路新

讀中國歷史，你會發現，中國有很多的讀書人，卻很少有思想家。作為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的總和的意識形態在中國語境中屬於負面詞彙，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忽略意識形態的反智傾向，為什麼？

可能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壹，中國歷史上，多數時候，思考的範圍是由當權者劃定的，思想往往也是他們壟斷的；其次，中國的讀書人，向來具有政治化的傳統，他們對異端思想的容忍度較低；其三，中國哲學側重於求「道」，西方哲學側重於求「真」，二者有很多不同，對後世的影響也迥異；最後，是制度性因素，比如科舉。科舉制度為社會流動提供了階梯，同時，也成為思想的桎梏。

沒有思想家又怎樣？

沒有思想家，就只要技術，沒有科學。沒有思想家，中國文明就停留在物質的階段，沒有上升到精神的層次。沒有思想家，就沒有理性的思考和哲學的超越，歷史就無法擺脫改朝換代的軌道。

沒有思想家的原因

壹， 當權者對思想的壟斷

周公制禮，是中國歷史上第壹次思想規範運動，也奠定了後世文明發展的路徑和框架。

周公之「禮」，經過孔子的「述而不作」，成為儒學。又經過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成為治國之工具。從周禮，到儒學，再到儒術，思想也就成了政治的奴僕。不過，這樣壹來二去，這壹特定的思想便得以正統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時至今日，儒學對讀書人的影響，還是十分明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有意或無意地限制了很多人的思考。

秦始皇「焚書」，是不讓人讀某些書。漢武帝「獨尊儒術」，是讓人只讀壹種書。這兩種做法，從不同的側面，劃定了人們思考的範圍。

歷代的統治者莫不費盡心思地去規範人們的思想。隋唐用的是科舉，元明用的是鎮壓。朱元璋出身寒微，對讀書人，便十分敏感。有時因壹兩個字，便懷疑別人是在訕笑他的過去，要殺人滅口。對拒不出仕的讀書人，如江西的夏伯啟和蘇州的姚潤，更是不會放過。

大清朝採取多種辦法，規範人們的思想。嚴酷的文字獄，只是其壹。柳詒徵說，「文人受禍之烈」，沒有超過清代的。有清壹朝，文字獄禍延數百年，殃及數萬人。

除了文字獄，大清還用其他手段規範人們的思想，比如，編輯《四庫全書》。這部歷時九年才完成的書，在編纂過程中，「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剔除統治者認為不妥的作品。在魯迅看來，這是統治者發動的壹個龐大的文字清查工程，是以「最陰險的手段」，改變歷史，疏導讀書人。後世不少的歷史學家也感嘆，「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

中國歷史上，任由人們自由思考的朝代，不是很多。

壹般來說，越是「治世」、「盛世」，思想就越壹致，如康乾盛世。而在「亂世」，或是改朝換代的間隙，則可能出現思想繁榮的局面，因為這個時候，思想的束縛較少。

在朝代建立的過程中，因為需要讀書人的幫助，當權者對於不同意見，往往採取寬容態度。壹旦建立政權，為了鞏固統治，態度就會轉變。朱元璋就是壹個明顯的例子。

不過，即使在奪權的過程中，對異己思想的容忍也有壹定限度，因為，統壹的思想是統壹行動的前提。延安時期，形勢剛剛穩定，毛澤東就開始統壹思想，為此，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提出，為了革命的勝利，就要有革命的文藝，要有群眾的文藝。1949年建政后，這種做法得以持續加強。

思想的統壹，是中國文明得以延續，而且，很多的時候，得以維持大壹統局面的重要原因。

二、 讀書人的政治化

中國的讀書人，向來具有政治化的傳統。這壹點，從他們的起源也可以看出。

西周時，讀書人稱為「士」，居於貴族的底層，介於卿大夫和庶民之間。他們有自己的「食田」，受過禮樂訓練，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宰邑，也可服務於諸侯的宮廷；可充任武士，參与戰爭，也可參与基層的社會治理。

進入戰國時期，隨著禮樂崩壞，「士」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但是，他們擁有六藝知識，或是開設私學，成為知識文化流向民間的橋樑，或是遊走于諸侯之間，成為各國的謀士。

亂世的讀書人，既有希望恢復周禮的孔子，也有合縱連橫的蘇秦和張儀。既有坐而論道的莊子，也有赤膊上陣的商鞅。

不過，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在人格上，他們從未真正獨立，總像是依附在某張皮上的「毛」。這壹點，從諸子百家的起源，也可以看出。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壹壹列出他們與政治的關係：道家出於史官，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小說家出於稗官，等等。

舉例來說，儒學就是孔子站在官方立場上創造的民間思想，目的是為統治者尋求治道，恢復過去的輝煌。雖然思想是獨立的，立場卻是官方的，這也是後來儒學成為官學的依據。

很多的讀書人，不僅他們的思想服務於政治，很多本身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孔子便是。終其壹生，孔子壹直在尋找機會，涉入政治，服務政治，為此而周遊列國。

這就是「士志於道」的傳統。

「志於道」的讀書人，對異己思想的容忍程度，往往不高。歷史上，從諸子百家開始，很多思想家的著作，沒有流傳下來，不是因為統治者的焚毀，而是因為讀書人同行的排斥。

舉例來說，孟子生活的時代，最為流行的兩種思潮，是楊朱和墨子的思想。「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可見這兩種思想在當時的影響。對此，孟子很是不屑，曾憤憤地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曾經「盈天下」的這兩種學說，後來都消失了。我們只能從其他人批判他們的引文中，壹窺管豹。

除了政治化，中國讀書人的另壹個缺陷，是知識傳遞的方式。這壹點，把中西比較壹下，會看的更清楚。

西方哲學史上，大師層出不窮，蘇格拉底以後，有柏拉圖，然後有亞里斯多德。彼此之間，不僅有師道的傳承，探索的範圍也不斷擴大。這是因為蘇格拉底永無終止的追問，成為學生通向更高思維歷程的「助產士」。

中國的讀書人傳給弟子的，往往是知識，而不是思維；是結論，而不是得出這壹結論的推理過程。這樣，知識的積累便缺少了階梯，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不僅如此，對大師的崇拜，也使得我們壹直生活在「至聖先師」的陰影里。從聖人孔夫子、亞聖孟夫子，再到「聖人」康有為，對大師的崇拜，限制了我們的思考。

三、 中西不同的文明之路

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雖然沒有優劣之分，卻有著不同的發展路徑。壹路走來，所產生的影響，就很不壹樣。

中西文明的這種不同，從發軔之初，從啟蒙時期，就有所表現。幾乎是在希臘哲學繁榮的同時，中國處於春秋戰國時期，也出現了諸子百家，成為中國思想史上最為輝煌、群星燦爛的時代。余英時先生稱中西兩種文明同時出現的這種現象為「哲學的突破」。在這以後，兩種文明的差別就更明顯了。

舉例來說，中西哲學家思考的問題，就很不同。西方哲學求「真」，中國哲學求「道」。「求真」可以將自己置身事外，去探索周圍的世界。遇到未知事物，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歸類，如何描述，如何解釋。「求道」則看重外界和自己的關係，有什麼價值，有什麼用處，然後去嘗試和利用，以實現世界的平衡與和諧。

「求真」的傳統產生了基督教，創造了「上帝」。基督教認為，上帝是自有永有、全善全能的永恆真神，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和維護者。「求道」的傳統則創造了「天子」。「天子」是人中之王，受命于天，代表「天」治理人間世。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涵蓋了物理、生物、經濟、邏輯、詩歌、政治、倫理學等十幾個領域。其物理學思想不僅塑造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影響力還延伸到文藝復興時期，直到牛頓的物理學理論。

相比之下，中國哲學求「道」，則限制了人們思考和探索的範圍。「道」是天地萬物的運行演化機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神秘，又自在無為。我們所能把握的，就是和我們自身的關係了。

久之，中國哲學就形成了只關心世事，只關心和自己有關係的事務，非常世俗的學問。

所以，季路曾問孔子，人死了以後會怎樣，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莊子也有「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的說法。這種實用主義態度，與蘇格拉底的不斷詰問、凡事質疑，很不同。

從諸子百家開始，中國哲學就沿著「道」這個方向發展，從孟子、董仲舒、朱熹、顧炎武到康有為，都是圍著「道」考慮問題，沒有擺脫它的的束縛。

四、 科舉制度進壹步束縛了思想的傳遞

另外壹個限制人們思考的因素，就是科舉了。

在長達1300多年的時間里，科舉是人們社會流動的主要階梯。可是，它對人們思想的束縛，也越來越緊，越來越明顯。

隋唐時，科舉分為「明經」和「進士」兩科。宋代王安石執政時，取消了貼經、墨義和詩賦等考試內容，代之以經義、論和策。元朝改革經義的考試內容，開始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主要依據。

明朝不僅以《四書》命題，而且要求考生用八股文作答，「代聖人立言」。到了明清時期，四書的內容，和八股的形式，把考生變成了考試機器，以至於周作人將之和鴉片、纏足、宦官同列為中國的「四大害」。

沒有思想家的後果

壹、 沒有思想家，中國就只有技術，沒有科學。

公元1500年，科學革命之前，科學與技術基本上是分開的。農業社會，掌握技術的是工匠。他們製作鞋子、傢具、馬車。所有的技術活，都是工匠行為，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代代相傳。

在中國，這種工匠作品也多見。從南方的水車，到北方的牛車，從都江堰，趙州橋、到長城，從張衡的地動儀，到蔡倫造紙，所體現的，基本上都是工匠精神。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就是這種工匠精神的具體體現。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也是繼承了這種工匠傳統，其基本程序是：嘗試 – 失敗 — 再嘗試 – 直至成功。

之所以說他們是技術行為，是工匠作品，因為沒有系統的科學研究作理論基礎，也沒有嚴密的邏輯推理過程。

因為沒有理論支撐，就無法推而廣之。因為沒有系統化，就難以複製。工匠死了，他的技術就亡了。張衡死了，就再沒人能製造地動儀了。修造趙州橋的石匠不在了，就無法再造壹個趙州橋。

就整個人類來說，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是近代的事，特別是在工業革命后。隨著工業化，技術行為 越來越複雜，就需要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系統的科學研究，為技術進步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壹點，在歐洲更加明顯。雖然歐洲從古希臘時期就有活躍的科學研究，中世紀基本處於停滯狀態，要到文藝復興以後，特別是公元1500年的科學革命后，科學研究才開始突飛猛進。

技術進步需要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科學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嚴謹的哲學思想之上。換句話說，沒有哲學，就沒有科學；沒有科學，就沒有技術的進步，也就不會有工業化和工業革命。

所以，培根在1620年說，「知識就是力量」。

這從另外壹個方面解答了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何中國在科技方面曾經領先世界，宋以後卻落後了。

漢唐時期，中國領先於世界的，是技術，不是科學。這些技術，有兩個特點：第壹，是壹種工匠行為；第二，很難複製。

宋以後，因為沒有系統的科學研究，沒有科學的發展，技術進步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之所以沒有科學的發展，是因為中國哲學走了彎路，沒有出現偉大的哲學家。

二、 沒有思想家，中國文明就停留在物質的階段

因為沒有思想家，中國文明就壹直停留在物質的階段，沒有精神的升華。

中國人見面打招呼的問候語是：「吃了嗎」？不是因為吃飯很重要，這壹點，大家都知道。而是因為，吃飯是我們最看重，卻又壹直沒有解決的問題。

再比如，飲茶最早出現在中國。茶道也起源於中國，南宋時傳入日本，卻在中國消亡了。現在，茶道文化在日本得以發揚光大。

從諸子百家開始，中國哲學家思考的問題，多是現實的，現世的，很少形而上的。這種傳統的後果之壹就是，中國沒有宗教產生。

從本質上說，中國文明只是物質的文明。這種文明，很多的時候，又是以物慾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中國人可能是最沈溺於物慾享受的人了，從食物，到金錢，女色，到各種生活享受。

最近幾年查出的貪官，就說明了這壹點。像和珅、魏鵬遠這樣的人，只有中國會有。像河南開封的李森林，海南的李慶普，江西的吳志明這樣變態的貪官，讓人想起國人對「三寸金蓮」的痴迷。我們的很多行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所無法理解的。

物慾很容易滿足，又不易滿足。容易滿足，比如，「有奶便是娘」。不易滿足，是說人的貪慾是沒有邊界的，也是沒有底線的，像個無底的洞。

沈湎於物欲的中華文化，也就難以有精神的升華，也就不可能有宗教信仰。

三、中國的歷史無法擺脫朝代更替的循環

讀歷史，我們會發現，西方社會是線性發展的，由低到高，從壹個階段到另壹個階段。中國社會則是原地打轉的，像驢拉磨壹樣，壹圈又壹圈，卻總也無法掙脫歷史的磨道。

西方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領土國家(country state)到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從追求物質的滿足到追求精神的升華。壹路走來，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明發展和進步的脈絡。

中國的歷史，看上去很繁華，讓人眼花繚亂。實際上，很簡單。像《紅樓夢》里說的，「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每壹個朝代都差不多，分分合合，治亂相間，循環往複。

歷史在中國這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不斷重複。在這壹過程中，歷史就像過濾器。善的、好的東西，都被歷史留住了。而惡的、不好的東西，卻可以透過歷史的過濾器，流傳下來，影響至今。

中國文明的轉型，也就積重難返。同時，因為很少思想家，因為缺少哲學的思考，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的升華，就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