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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卧雲

「如果有希望的話，」溫斯頓在日記本上寫道，「它就壹定在群眾身上。」

溫斯頓是大洋國真理部的職員，他的工作就是篡改（官方稱為修改）報紙上的報道，使過去的「事實」符合現在的需要。在這個國家，最高領袖老大哥的話就是真理。老大哥的形象出現在無處不在的電子屏幕上——後者除了發布經官方審核、由官方發布的信息，也用來監視國民的壹言壹行。溫斯頓生活在這個社會裡感到窒息。他需要自由，需要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而官方已經規定，二加二等於五。

秘密地、有組織地反抗在嚴密監控下的社會是毫無可能的，溫斯頓於是把反抗的希望寄托在群眾身上，不僅因為群眾佔了大洋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而且他們不需要經過長時間和秘密組織就能行動起來，溫斯頓想，他們只要起來掙扎壹下，就像壹匹馬顫動壹下身子就足以把蒼蠅趕跑。

然而，群眾讓他失望了。壹次，他正走在街上聽到憤怒的人群的咆哮聲。他的心開始碰碰直跳！群眾革命終於爆發了！偉大的歷史性時刻來臨了！他迅速趕往出事地點，發現原來是壹群家庭婦女在圍著賣鐵鍋的攤販在爭搶鐵鍋。他認識到這就是群眾，他們就像阿根廷平原上牛群壹樣自由生活，管理他們只需要簡單的幾條規定和壹種初級的愛國主義就夠了。甚至不需要向他們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

彩票是群眾唯壹真正關心的事和他們的人生樂趣。彩票每星期開壹次獎。群眾雖然只能中壹些末獎，因為所謂獎金基本上都是虛構的，中大獎的人是不存在的，但仍然讓他們興趣盎然，有許多人專門靠賣中獎秘笈、預測中獎號碼、兜售吉利信物為生。在充斥著思想警察的大洋國，他們，群眾，被允許享有思想自由。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思想。群眾有什麼意見和沒有什麼意見，對大洋國都是無關緊要的。

二

英國小說家奧威爾1948年發表的《壹九八四》所創造的大洋國是蘇聯的翻版。蘇聯創造了壹種新人類，這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無產階級」被包括在「人民群眾」之中。無產階級的概念雖然是馬克思創造出來的，但作為實體則是列寧和俄國的革命者創造出來的，當工人階級被灌輸了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思想后他們就成了壹個嶄新的、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工人群眾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天然地具有在大工業生產中的組織性，最重要的是他們很容易接受革命者的無產階級思想，成為摧毀舊的國家機器現成的工具。顯然，思想灌輸只能對以文盲居多的工人階級才會產生效力，而對知識分子——他們有自己的世界觀——則沒有大多作用，對他們需要進行思想改造。

1922年，在俄國新政權取得了內戰勝利、穩定了國內局勢后，壹個由作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構成的群體被驅逐出境，他們被認為是不可能被改造和沒有希望轉向共產主義信仰的人。這些人中就有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他出身貴族，青年時期就放棄了貴族社會的偏見和利益，並被共產主義學說所吸引，參加過「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後來他轉向了唯心主義。他把自己與共產主義的對立歸結為兩個原則上的對立，精神自由原則和個性原則，俄國革命中所暴露出來的消滅自由、否定個性與他對精神價值的追求格格不入，他永遠不能成為某種「正統思想」的擁護者，在他看來，人的精神不依賴於社會和國家，不依賴於外在環境。他在1918年組織了「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學院」，試圖繼承俄羅斯文化中的自由因素。他隨後在1920年、1922年兩次被捕，他沒有像大部分被捕者那樣自我毀謗，而是堅持原來的立場。在被逐出蘇聯之前他受到警告，如果再在蘇聯境內出現將被槍決。

當然，在列寧「用非常手段消滅壹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別爾嘉耶夫還是十分幸運的，他得以免於殺人機器契卡的絞殺已經是黨對他極為仁慈的關懷了。這位俄國哲學家無疑屬於反革命分子之列，任何對共產革命的懷疑、異議都是革命無法容忍的罪惡。他所捍衛的自由不是指人民的自由，而僅僅是他純粹的個體精神的自由，他對不自由的反抗是純粹的個人的精神反抗，是對思想改造的抗拒。自由是壹個含義複雜的詞語，經常在不同意義上被人們使用。自由可分為不同層次的自由。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自由是相對於監獄而言的自由，壹個被關進監獄的人叫做失去了自由，這壹自由被稱之為人身自由，也是最基本的自由，也是群眾所擁抱的自由。在另外壹個通常的意義上，自由與奴役相對立，把自由作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美國革命者亨利在議會演講時發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吶喊就是向暴政的宣戰，暴政對人們的奴役就是把國家變成壹所巨大的監獄，在這裏，不但人們的行為受到監控，人們的思想也受到監控。在第三個意義上，自由是探索真知和真理的自由，我認為這也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即別爾嘉耶夫所秉承的蘇格拉底、經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以來的西方自由傳統，稱之為靈魂的自由或心靈的自由更為恰當。它是只有少數人才會去擁抱的自由。蘇格拉底坦然面對死亡，是因為他把死亡當作靈魂最終逃脫肉體的枷鎖、獲得完全獨立和自由的絕佳機會，他認為，只有徹底獲得了自由的靈魂才能更好地發現真理。

相對於西方世界，地處邊緣的俄國形成了獨特的邊緣文化，在俄羅斯的精神中既有西方的自由主義因素，更有強大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壹方面它努力躋身於西方世界，從彼得大帝開始，它就把西方當作自己的精神歸宿，在推翻沙皇、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革命中，俄羅斯人向西方尋求指導，在共產主義政權的瓦解后，他們同樣以西方政治模式構建新的制度體系，對俄國人而言，這隻是壹次政治文明的回歸，而不是全新的開端；另壹方面它又總是與西方世界格格不入。它喜歡強調自己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性，也就是俄羅斯特性。對西方來說，它是落後的、野蠻的，不但在蘇共時代它被視為「邪惡帝國」，即使是它今天的民主依然無法褪去鮮明的專制主義胎記。

俄羅斯的地理、歷史和人民共同形成了它獨壹無二的特性，正是這種特性，也就是這種特殊的土壤，產生了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產生了世界第壹個共產主義政權，對世界的影響之大史無前例。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不是遇到列寧這樣的信徒，或者有列寧這樣的信徒但沒有俄羅斯這樣的社會，都不可能在二十世紀產生壹場可怕的、改變世界的共產主義實驗。列寧是這樣壹個人，壹個非常執著的行動家，壹個毫不妥協、極具鬥爭精神的組織者，壹個總是真理在握、使他人堅決服從自己的領袖，壹個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策略家，壹個具有強大的證明自己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天才，壹個毫不猶豫的砍掉幾百萬人腦袋的革命家，他的馬克思主義引路人普列漢諾夫對他有過精彩的描述：「他是多面的。像變色龍壹樣改變自己的顏色。他同知識分子在壹起時是知識分子，同工人在壹起時是工人，同農民在壹起時是農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邏輯的又是不合邏輯的，是簡單的又是複雜的，是始終如壹的又是前後不壹的。」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化顯然比他導師普列漢諾夫更正統的、少些極端的馬克思主義更能吸引俄國革命者——他們多數人渴望很快成功，很快掌權，列寧成了多數派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而普列漢諾夫則退入到少數派孟什維克的陣營。列寧的極端主義再壹次在1917年大獲全勝，使他贏得了民眾，並最終贏得了政權。對幾乎沒有什麼文化的大多數，列寧簡潔大胆的口號非常符合他們的胃口，他向群眾許諾給他們土地，許諾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很快在群眾的支持下把政權從主張自由的臨時政府那裡奪了過來。俄羅斯群眾非常能理解權力、麵包、土地這些實用、具體可感的東西，但理解不了自由。自由對他們太抽象了。獲勝的布爾什維克成了國家的主人，黨的全面專政降臨到俄羅斯人民的頭上，自由從此成為了俄羅斯人最遙遠的奢侈品。

三

自由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也是最後理想。即便在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社會最高級、也是最後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社會中，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也是它的目標之壹，反映了西方文明中最基本的壹面。不管馬克思如何叛逆和激進，西方自由主義基因在他的思想中並未泯滅。但是，他的思想不可能在富裕的西方社會獲得足夠的信徒，他的反民主思想同西方文明相衝突，只能朝向東方那塊貧瘠而專制的土壤傳播和發展，他的關於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目標在列寧版本的共產主義中徹底消失了，只有不可抗拒的國家力量和強大的領袖意志。

把馬克思和列寧相提並論，無異於把柏拉圖和希特相提並論。馬克思是壹個專職的學術工作者，他的工作始終沒有脫離壹個學者獨立的探索，而列寧是壹個以掌權為目標、並成功地掌控了國家權力的職業革命者和統治者，他們的動機截然不同，對於列寧，馬克思主義僅僅只是為我所用的工具。以生產知識為業的馬克思可以自由發表觀點，理論可以極端，並且需要以某種極端來體現它的價值，但權力需要謹慎，需要平衡各種衝突的利益，壹旦以掌權為目的的列寧自由實施統治，災難之門就打開了。

生產知識為業者最容易成為自由的熱愛者，他們的工作性質本質上就是精神探索，就是探索科學真理。他們探索出來的結論是未必都是真理，謬誤在所難免。在思想界、科學界和理論界，即使是謬誤也不是沒有價值，謬誤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沒有謬誤和錯誤就沒有真理的產生。真理是從謬誤中引申出來的，謬誤和真理不是對立關係，而是相互依存，馬克思的學說錯誤和真理並存，他所發現的真理就存在於他的謬誤中。作為理論和假設，它不乏真理的洞見，但它有矛盾，有不切實際的空想，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在事實與邏輯之間不免顧此失彼，它的實現共產主義路徑無產階級專政與共產主義社會的自由就是相互矛盾的，專政無法達到自由，因為專制無法達到自由，壹個階級的專制最後都必然是個別人的專制。

思想家和理論工作者通常是理想主義者，為現實發現壹個新的可能性，因此他們對現實採取批判的態度。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無情的，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共產主義社會。作為學人，馬克思當然知道自由的重要性，他在英國長期從事學術寫作，享受著英國的自由。自由是學術的生命，也是理論的生命。理論創造不但來自於自由的學術環境，理論成果也只有交予自由的討論和批判才能獲得生命。柏拉圖哲學的巨大生命力是它壹直在思想和學術市場上經歷討論和批判，柏拉圖《理想國》的空想成分無疑比馬克思學說的空想成分更多，極權主義思想比馬克思更嚴厲。每壹種理想，每壹種學說，每壹個觀點，都是人類思想發展鏈條上的壹個環節，作為共同的思想資源的壹部分，其價值僅僅是討論性的和啟迪性的，在討論中才能不斷顯現其啟迪的意義。

人們說世界萬物都有自己的對立面，但有三樣是沒有的，那就是上帝、愛和真理。上帝是獨壹無二，是唯壹，不可能有對立面。愛也沒有對立面，仇恨不是愛的對立面，真正的愛是對恨的完全超越。同樣，謬誤也不是真理的對立面，真理與謬誤是壹體的，消除了謬誤也就消除了真理。只有當有人自恃掌握了真理而撻伐謬誤時，這才是絕對的謬誤。

列寧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變為權力真理不可避免地深陷謬誤之中。馬克思是壹個暢想未來的理想主義者，列寧卻是壹個為權力而戰的冷酷的現實主義者。權力真理是不容懷疑的，更不容討論，它理所當然地把壹切不同聲音都當作必須剷除的謬誤。真理為權力服務，符合權力需要的才是真理，列寧按照權力的需要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權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由，馬克思的自由思想自然要被列寧所捨棄，而發展其專政的「內核」。

自由只有在失去之後才顯得寶貴。的確，自由不向人們許諾麵包和權力，自由不向任何特定的人許諾成功，但它向所有人敞開機會之門，讓他們在競爭中證明自己的優秀，這正是自由的根本價值所在。自由意味著不接受壹切固定的結果，意味著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它始終為各種理論和制度保留競爭的舞台，它的開放性使它具有發現和發展最好的理論和制度的能力。

四

奴役人民的統治者從來不是把人數上占多數的群眾作為重點奴役對象，而是把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少數理想主義者作為主要奴役對象，正如柏拉圖所言，在僭主統治下的獨裁國家，最優秀的部分處於屈辱和不幸的奴隸地位。同蘇維埃俄國是為了鞏固政權驅逐作家和學者壹樣，秦始皇以焚書坑儒向天下知識分子發出了警告，以剎住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蓬勃發展的自由討論和辯論風氣。自比秦始皇的毛澤東在奪取天下后把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和羞辱性改造當成穩固權力基礎的根本性措施。

中國王朝的文武百官跪拜制度可謂是獨具匠心的儀式。太陽升起時，皇帝高高在上地接受被認為是全國最優秀的人的跪拜。對於皇帝，它既是為了經常提醒臣子忠心事主的義務，更是為了從心智上使他們時時處於屈從地位。對於跪拜者和其他人，它則使人感到沐浴皇恩、令人稱羨的無上榮耀。奴役即幸福，皇帝即神明，權力即真理。皇朝專制精心地把中國人引導到對權力的醉心追求上，引導到對權力的極度崇敬上。當滿朝官員葡匐在地上覲見皇帝時，他們的靈魂也是葡匐在地上的。千百年來，直到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引進以前，國人只知道有權力，不知道有自由，只知道有皇帝，不知道有真理，只知道感官的享樂，不知道有精神的快樂。追求真理的自由對他們來說太空洞了，太沒有意義了，太不可思議了。人們皓首窮經不是為了探求，而僅僅只是為了有朝壹日能夠服務朝廷，加入到百官早朝跪拜的行列。控制社會最關鍵的措施就是要控制社會中最優秀的部分，而控制人最關鍵的措施的就是要控制人的心靈。

控制社會中最優秀的部分，最好的辦法就是俘獲和矮化他們的心靈，可以給他們巨大的權力，但不能讓他們擁有高級和自由的心靈，控制權力的殭屍沒有什麼困難，但要控制壹個高級和自由的心靈將面臨極大挑戰。沒有什麼力量可以使壹顆自由的心靈臣服。清王朝的喪鐘不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敲響的，而是在1905年取消科舉制時敲響的，它意味著朝廷失去了控制讀書人最成熟和最好的辦法，但短期內又找不到新的和有效的控制方法，結果必定導致大批優秀的人才脫離了體制，進入自由選擇的天地。從此，中國多了壹個叫知識分子的階層，他們以生產知識為業。黃興、宋教仁、蔡鍔、章太炎這些知識分子本來應該正在為科舉考試而廢寢忘食地奮鬥，卻干起了革命。在20世紀初的革命風潮影響下，原本是體制內成員、擔任翰林院編修的蔡元培也組織起了光復會，成為革命元勛。狀元張謇主動脫離仕途，到家鄉南通去創辦實業，最後做了立憲派的領袖，走到了反對朝廷的最前列。

五

壹個理想主義者也應該是壹個自由主義者。在各種自由中，最寶貴的自由是探索的自由和心靈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僅不能當飯吃，甚至與人類的衣食住行毫無關係。每個社會都有理想主義者，他們不是依據現實的利益原則而生存，而是服從於內心的自由和真理的引導，所以看上去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在理想主義者那裡，生活主要是個精神的概念，探索的概念，生命是追求真理的生物過程。對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說，生活是非常實際的，是個物質的概念。官場的人們孜孜以求的是個人仕途晉陞，商界的人們把積累財富當作生活目標，大多數更普通的人們只求官府不要找自己的麻煩就是平平安安的幸福。壹個社會越是平庸，理想主義者的生存空間的越窄小，而壹個腐敗社會的標誌是理想主義的喪失，是物質主義泛濫成災，崇高的口號和個人利益至上主宰了整個社會。對於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不會為周圍環境所動，不會為成功或失敗所動，即使是挫折或失敗也不會放棄獨立探索。是做壹個獨立自主的人，還是趨炎附勢、把自己的靈魂交付他人和魔鬼，是理想主義者與生活現實主義者的根本區別。

探索的精神不接受任何權力約束，對任何權力和權威都持反抗的姿態。以知識為業，就是以探索為業。探索的精神不承認權威，它時刻處於對權威的起義和造反狀態。自由不只是精神探索的條件，自由本身就具有最重要的精神價值。精神與權力相對立，權力要服從上司，要聽從命令，但精神不承認任何上司的存在，不服從任何外來的命令。精神從來就是與自由結盟。沒有自由精神、熱衷於奔走于權貴門下的知識分子，不能算是真實意義上的以知識為業的探索者，而只是權力的掮客，打著知識的幌子替權勢賣命。

精神天然地反對任何權力的約束。探索真理是它的天職。離開了探索，精神就不成其為精神，人也就沒有精神可言。精神構成了對權力的極大威脅，是壹種將權力瓦解于無形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權力構成了對精神的極大威脅，發軔于蘇聯的極權主義千方百計、不擇手段、軟硬兼施馴服人們的精神，實際上它把馴服國民的思想當作最重大的政治工程。這時，壹個人的精神自由或叫心靈的自由不僅僅會被外部力量所摧毀，也隨時會被自己內在的力量所摧毀，被自己的慾望所摧毀，也被自己的奴性所摧毀。

在「二加二等五」的權力真理面前，堅持精神探索的人承擔著巨大的風險，只能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而不會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對自由具有最強烈要求的人也不會是大多數。但力量並不取決於人數。想想哥白尼和布魯諾吧，在茫茫人潮中他們不過是滄海壹粟。當哥白尼宣布不是地球而是太陽是宇宙中心的時候，他並沒有掌握真理，但他開啟了改變世界的現代科學的新時代。宗教裁判所可以消滅布魯諾，但它不能消滅哥白尼的科學真理和阻止其科學真理的傳播。哥白尼、牛頓、愛迪生改造世界的力量，超過了所有帝王將相的力量的總和。

理想主義者的力量不是其人的力量，而是他們所揭示的真理的力量。科學家的力量說到底的科學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少數最終瓦解了專橫的權力體系也不是由於少數人有力量，而是自由和真理有力量。

人數不是決定性力量。人數的多寡在某個特定時段和特定環境中可能具有決定意義，但在歷史中從來不具有決定意義。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事實遠遠不能衡量其在現代世界中的地位，無論在政治上，在科技上，在軍事上，它都無法與壹些比它在人口上少得多的國家相提並論。它與它們的最大不同是，它的人民沒有自由，它們的人民有自由。自由製造繁榮，沒有自由的繁榮不是真實的繁榮，不真實的繁榮只是曇花壹現。

推動社會前進的精英不是掌權者，也不是壹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是具有高級心靈、矢志不移地堅持自由探索的理想主義者。自由的力量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壹，自由探索所獲得的科學真理能最大程度地改變世界，它能穿透重重製度藩籬和思想迷霧，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使再不可壹世的權力都不值壹提。其二，自由作為價值觀念能最大程度地契合普通大眾的心理需求，壹個自由的心靈能照亮和點燃千百萬人的心靈，幫助它們掙脫奴役的枷鎖。壹些人讚歎新加坡的家長式領導人李光耀的智慧和功績，但他很少能影響人的心靈，與之相比，曼德拉對世界的影響是許多個李光耀都不能望其項背的。其三，自由價值觀與平等價值觀能夠在更高的程度上合二為壹。對於知識精英和高級的心靈，看重自由的價值，對於大眾和普通的心靈，偏重平等的價值。自由的價值越來越被普通大眾所接受並加以珍視，因為沒有自由的平等不會有真正的平等。即使在最沒有自由的艱難時代，只要有人，哪怕是壹個人還在堅持探索真理，它就會是壹個有希望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