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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清漣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幾十年了，毛澤東似乎已成為過去；然而，隨著今天中國社會矛盾的發展，其身影又開始再度浮現。與以往不同的是，當年的毛居於中國的統治核心，今天的毛則立足在中國的社會底層。當今中國社會底層的「毛澤東情結」與相應的社會潛動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社會積重難返的矛盾可能會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從社會的底層爆發，那種爆發並不能解決社會矛盾，但卻會是壹個導致社會動亂、甚至社會各階層同歸於盡的過程。

　　本文先從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之影響的角度，理清「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之間的關係，再看鄧小平以實用主義手法將毛澤東思想體系「空殼化」，這最終怎樣成為壹個陷阱，使今天中共和中國社會面臨上述危機。

　　毛澤東思想的精神感召力和現實無效性

　　意識形態在社會整合方面的效果遠遠超過權力、法律、金錢、強力等等有形的力量，因為，無論怎樣加大那些有形力量的「力度」，也不可能形成把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壹體化地整合起來的功效，總會有壹些角落是這些有形力量無暇或無力顧及的。而意識形態的作用卻不同，它可以讓全社會自覺服從和「奉獻」。所以對壹個社會（尤其是極權社會）來說，意識形態是實現社會穩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對統治集團而言，意識形態除了能為其統治提供合法性，還有凝聚隊伍、駕御精英、教化民眾和裁判異端的功能，所以更是不可或缺。

　　至於在壹個國家裡意識形態是否有效，其作用能發揮到什麼程度，首先取決於意識形態自身體系的完整性。在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八億中國人變得只有壹個思想。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恐怕不能完全歸結為中國人缺乏獨立人格，在相當大的程度還因為「毛澤東思想」具有其獨特的完整性以及由那完整性而生出的魔力。毛澤東並不是個能提出深奧理論的人，他把自己形容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倒恰如其分地準確說明了他的思想體系的特點。簡單地說，「馬克思」指的是經濟公有制，「秦始皇」就是政治極權。這二者壹中壹西，相差了兩千多年，但卻在「毛澤東思想」中被結合得天衣無縫。但凡經過那時代的人都深有體會，公有制經濟與極權政治結合在壹起的力量有多大。在那種環境里，人人壹無所有，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靠權力恩賜；當權力達到這種頂峰時，歷史上的壹切其他權力皆望塵莫及。

　　馬克思依其理性和邏輯把人類的歷史解釋為剝削階級剝奪勞苦大眾的階級鬥爭史，視私有製為維護那種剝奪的制度，他相信，唯有變私有製為成公有制才能改變不公正的社會。而毛卻在馬克思的西方式理性的背後找到了中國政治所需要的「天道」。「天道」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合法性來源，統治者壹旦得到了「天道」，就變成不可質疑和不容競爭的。在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紀，自然不能再從古代迷信中去挖掘神靈或宿命壹類的「天道」象徵物，於是，具有濃厚的學術色彩並得到世界性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正好可被當作「天道」的新來源。

　　馬克思主義所展示的人類的未來前景，是壹個消滅了壹切剝削階級、人民徹底解放的美好社會，那是個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會，被馬克思雄辯地論證為不可抗拒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同時，馬克思又以嚴密的邏輯論證了工人階級是帶領勞苦大眾實現那天堂社會的領導階級，而「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是共產黨。按照這樣的邏輯往下推，共產黨理所當然地就變成了「歷史發展規律」的化身，成了「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唯壹政治勢力。不難發現，領袖們可以很容易地利用這個所謂的「歷史發展規律」來建立二十世紀的中國式的「天道」。這種新的「天道」與古代的「天道」同樣都表現為不可抗拒的必然，區別只在於，前者出自壹種理論推導，後者則出自冥冥之中。「先鋒隊」與「真龍天子」的意象也很接近，前者只不過是換了個名詞、加上壹層現代化包裝，其內在邏輯與後者是壹樣的。既然「先鋒隊」代表了「先進階級」和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就應該不容挑戰和不可置疑地成為中國之主人，而「先鋒隊」的締造者和領導者當然也就有理由被全體中國人頂禮膜拜為「大救星」。為符合這種「天道」，出身農民的毛將他領導的農民起義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將他的農民黨稱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並且終生都以不屑「農民習氣」和「小農思想」自居。革命后的中國長期以階級血統劃分人群，這也是把源於西方理性的階級鬥爭學說演變成中國式宿命論的壹個典型例證。毛澤東善於用中國聖賢的大同理想描畫共產主義，把馬克思的艱深理論簡化為殺富濟貧的造反故事，正是因為他能把西方的學術理論與中國的民間思想通俗靈活地相結合，再加上運用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使得他領導的中國革命贏得了大多數國人的擁戴，最終奪取了江山。

　　對毛澤東來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不只是壹種奪權工具，他對共產主義具有真心信仰的壹面。他認準「私」是萬惡之源，認為徹底改造人類社會的道路只能是化私為公；而且，他把經濟公有化視為社會改造的起點，既然只關心壹己私利的人不可能在公有經濟中努力勞動和「奉獻」，所以更重要的是要消滅人們頭腦中的「私」。毛澤東在烏托邦式社會實踐中痛切地感受到「私」的阻力，他的解決辦法就是要在人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其「抓革命，促生產」的著名綱領充份反映了此種思路的邏輯。他極其警惕並痛恨任何想使人民從通向無私之路後退的企圖；他熟知人性之「劣根」，知道為建立「公」意識的每壹步進展都需要付出巨大代價，而每壹點鬆動卻可能導致反方向的壹瀉千里、前功盡棄。在他看來，與他壹道奪取權力的那些戰友們在這方面多是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經濟發展，只關心如何利用人「私」的壹面產生較高的效率，然而這恰恰就是他認為應該被消滅的壹面。在毛澤東的眼裡，「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並不荒謬，壹時的物質所得不過是蠅頭小利，怎能為小利而失去建立新世界的偉大理想！古往今來的任何統治者都能治國，而從根本上改變人性則是開天闢地之大業，是天降於他這個歷史人物的偉任。為此，他不能容忍「坐天下」的庸人思路，這就是他與其戰友之間立場上的最大不同。

　　毛澤東自言壹生主要做了「兩件事」。第壹件是「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這不過是「王朝周期」的重複，為他改造社會的宏願創造了前提而已；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這才最能體現他的意識形態之獨特。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任務被概括為「鬥私批修」，「斗私」指的是改造每個人乃至全體人民的人性，即「用無產階級思想戰勝利己主義」，「批修」則是針對他以往的戰友和部下。在毛的眼中，這些昔日戰友和部下已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搞的那壹套政策（三自壹包、物質刺激……）總是圍繞著「私」字打轉，那正是修正主義背叛共產主義理想的要害所在；他們個人的「私」也在日益膨脹，正在蛻化為脫離群眾、享受特權的官僚老爺。毛澤東晚期的驚人之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表達的就是這樣壹個判斷。

　　在「毛澤東思想」中群眾的地位非常重要。毛壹向自命為代表底層人民和多數群眾，壹貫把「人民至上」掛在嘴上，這是其「天道」邏輯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既然「人民至上」，而他又永遠代表人民，他就是最神聖的。在這種代表身份的合法性中存在壹種交換，即他和他的黨必須時刻高舉「為人民服務」之旗，否則代表人民就無從談起，「先鋒隊」的「天道」就失去立足基礎。因此毛澤東讓「為人民服務」五個字成為共產黨人幾十年來的口頭禪，直到今日仍是中共合法性的公認標準。「群眾至上」和「群眾天然正確」幾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忽視「群眾利益」則被視為犯罪。

　　在忠於「人民的利益」這方面，毛澤東並不相信他的執政集團。他寧願認為，這世界上只是他壹個人在帶領億萬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會在獲得權力后陷入腐敗。然而，在現實中他又離不開壹個從事日常社會管理的行政集團，儘管他認為，那是個夾在他和人民之間的、熱衷特權並隨時可能變質腐敗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使他對這個集團有壹種無奈，他深知靠他壹個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們。因此，他必須找到壹種方式，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參与監督和制約，形成以多制少的局面，這才是打破官官相護、防止腐敗的保證。為了達到這壹目的，他做了許多努力和嘗試。若深入地分析毛澤東執政后的所作所為，這其實是壹條最深層次的貫穿諸多歷史事件的脈絡。

　　如果我們歸納和總結毛澤東的種種嘗試，也許可以說，他企圖最終建立這樣壹種結構，以解決他對執政集團的擔憂：高高在上的他只需要提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指導思想，將其通過現代意識形態手段普及給下層廣大群眾，轉變為群眾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眾作為他的思想運用者，按照他的理念監督和制約夾在他和人民之間的官僚集團，最終達到防止權力集團背叛和腐敗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嘗試的集大成。毛從天安門城樓上超越中共和權力集團直接向紅衛兵揮動軍帽，是他的理想結構之典型寫照。為實現這種結構並使之長期有效，他給了群眾「政治挂帥」的理論根據、「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護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鬥爭武器、直至「全面奪權」的可能性，號召他們都要變成「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反潮流勇士。在他的結構中，官僚集團雖不能不要，但要讓官僚們的頭頂上始終籠罩著「群眾運動」的威懾，並且通過「每七、八年再來壹次」的政治運動「吐故納新」，如此才能保證他們不蛻變為「修正主義」和「新生的資產階級」。

　　這種烏托邦試驗的失敗已是有目共睹的了。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毛的這種理想在底層群眾中確實曾經具有、並且現在仍然具有相當的道義感召力。他賦予人民的造反意識和鬥爭手段，被那個年代的群眾廣泛接受和普遍使用。從年齡層來看，對毛的那壹套最為熟悉和善用的壹代人，恰恰就是今日在社會演變中淪入困境的「絕望者階層」。他們對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保留著某種程度的懷念，不僅是由於他們曾身居虛幻的「領導階級」地位，還因為他們曾親眼看到，在那個年代里基層官僚們確實大都夾著尾巴做人，腐敗少之又少。而毛以壹人之力希圖超度幾億中國人成為賢哲（如他詩中所寫的「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想象力和勇氣，也使他在壹部份當代中國知識和政治精英眼中始終保持著超凡脫俗的魅力。

　　毛澤東推動的社會實踐的過程和結果，其實與他的超凡理想的要義是抵觸的。他以犧牲了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為代價進行社會試驗；他為了證實他的「天道」而拋棄了人道，他不在乎人的犧牲，也毫不關心社會的公平，凡是對他的試驗再無用處的試驗品、或被他視為障礙的社會成員（如農民、民主人士、知識分子、黨內當權派、紅衛兵、造反派等等……），都被毫不猶豫地拋棄了。也許，我們可以這麼去理解：在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偉人」心中，「天道」比「人道」重要，歷史的結果高於眼前的情理。我們還可能如此去解釋：毛心目中的「人民」不是由具體的人組成的，那個「人民」其實不過是壹個給其偉業提供宏大基礎的抽象概念。如果要找最恰當的話來概括毛的社會試驗之特徵，我們大概可以把法國大革命中的那句名言變形成這樣──「為人民，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如果把對毛的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放在壹邊，僅僅從對統治穩定之利弊的「技術」層面綜觀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應該承認它是有相當說服力的，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亦與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並彼此加強，因而，當時整個中國才能被那種意識形態所征服。其對統治穩定所起的效果亦可從反面得到證明：在毛摧殘了壹百萬知識分子（反右）、餓死了三千萬農民（大躍進）、把整個國家搞到瀕於崩潰（文革）的情況下，其政權照樣保持著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穩定。

　　「毛澤東思想」做為壹種意識形態，其失敗並非源於這壹思想體系內部邏輯上的混亂或失衡，而是源於這壹體系背離客觀世界而必然產生的衝突。毛澤東要把人性改造為完全無私的，那註定只能是壹個沒有希望的幻想，強行推行他這種幻想的後果就是勞動效率極端低下。所有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在與市場經濟的競賽中都被甩在後面，而企圖通過思想革命和群眾運動擺脫這壹困境的中國，則更是落到了后而又后的地位。這表明，不管毛的意識形態曾壹時顯得多麼強大，它最終還是因其在現實中的壹再失敗而難以維繫。

　　鄧小平理論內在的分裂實質

　　鄧小平是個與理論幾乎不沾邊的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推出「鄧小平理論」，其目的與理論無關。不過，還是可以借用「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來分析鄧的政治路線，但只是談他的實踐而已。改革開放使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獲得了巨大的改善，在這方面，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是不能不承認的。然而，從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來看，所謂的「鄧小平理論」其實有壹個內在的根本性的分裂，即鄧在繼續供奉毛澤東的「天道」的同時，把毛的「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即「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經濟換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卻保留下那個極權政治部份。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加極權政治」的新組合，不但無法與毛的「天道」相合，並且正好是最為那「天道」所垢病的。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內在分裂，既是鄧小平時代諸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也將在後鄧時代繼續構成越來越危險的挑戰。

　　在中共黨內，鄧小平壹直是務實派的代表人物之壹。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務實派對毛追求人類社會化私為公、將所有社會成員改造為大公無私之人的理想也是不以為然的。他們在治國的具體實踐中體會到，每當給人的「私」開放出空間，經濟立刻就能活躍起來，效率也就立刻明顯提高，壹「私」就靈，千真萬確。所謂中共執政后黨內兩條路線（壹般被劃分為「左」和「右」）的分歧，說到底就是如何對待「私」。被歸為「右」的務實派寧願相信，經濟是社會的主體，經濟的發展即使不是永遠離不開「私」的動力，至少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也需要對其加以利用。他們不壹定在理論上爭辯，但卻利用其實際掌握的治國權力，或砍合作社、或反冒進、或搞「三自壹包」，壹有機會就按自己的意思暗中修正毛的虛無幻想。他們所追求的是實際而不是浪漫，他們看重眼前進展而非長遠神話。毛死後，鄧小平掌握了中國的大權，他必然會引導中國脫離毛澤東那種「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軌道。

　　雖然鄧的改革經歷過錯綜複雜的過程，也有其理論上的種種曖昧，但這場改革的主幹是清晰的，即大部份的改革都集中在對毛之化私為公式革命的逆變──即化公為私。改革思想的靈魂就是以「私」為槓桿，推動經濟發展。在打頭陣的農村改革中，所謂的「壹包就靈」其實就是「壹私就靈」；解散「人民公社」是從「壹大二公」向私有小農經濟的回歸；城市改革也是發端于鼓勵和開放個體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則先從獎金、計件工資等「物質刺激」手段開始，而後的自主權下放不過是個把「大公」不斷分解為「小公」的過程，最終通向股份制和私有化；「對外開放」則是逢迎海外資本家之「私」，以種種利益轉讓和政策優惠吸引他們到中國來投資掙錢；壹旦私有經濟發展到壹定程度，企業也已經自主，計劃經濟就再也不可能不轉為市場經濟了。

　　鄧小平把中共從毛時代的原教旨意識形態主導的政黨，變成了以發展經濟為主要追求的實用主義政黨，這本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否定，也開通了向現代國家和政府轉變的道路，然而，鄧卻要保留毛意識形態的外殼。當民間發出否定毛澤東的強烈呼聲時，他卻針鋒相對地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充當毛的捍衛者。他之所以要這樣做，是要保留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另壹半──極權政治。如果徹底否定了毛，極權政治就會隨之遭到否定，也會對中共及他本人的權力形成挑戰，這是他絕對不允許的。鄧小平人格中的專制彩色是很鮮明的，他曾親自領導「反右」運動，把幾十萬知識分子打入人間地獄，也曾不顧國內外的指責而用坦克對付天安門廣場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但他堅持極權政治並不是單純由個性決定的，這反映出共產黨的共性，和中共繼承的歷史遺產是分不開的。

　　儘管世界上不乏資本主義經濟加專制政治的社會結構，但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存在著集壹切政經權力于壹身的永遠的執政黨和統治結構。在中國，各級黨組織以「先鋒隊」和「歷史規律」所代表的「天道」為合法性的依據，「理所當然」地把持著社會各方面的權力，多年來中國人已經習慣於不假思索地默認這種絕對地位的不可挑戰和不可競爭性。壹旦中共失去這種「天道」的佑護，其壟斷所有權力的合法性就失去了依據，而由國家財政供養、無償佔用大量公共資產的黨機器以及被黨控制的「黨軍」等壹系列特權，也會受到質疑。不難想象，中共當然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面。因此，無論是鄧小平還是「鄧後」時代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都不能不按照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繼續把中共標榜為代表「歷史規律」的「先鋒隊」，宣稱其天然地代表人民利益。只有這樣才能保住其神話以及通過神話來承載的壹切特權和打擊別人的權力。哪怕在誰也不相信那種神話的時候也不能改口，因為靠著成千上萬遍地重複和積累，那神話已經具有了話語上的霸權和名正言順的特性，只要不改口，就有維持下去的慣性。

　　然而，共產主義的「天道」不改，以資本主義手段改革中國的經濟，就必然產生與那「天道」無法彌合的分裂，導致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脫節。雖然以「私」為槓桿，可以極大地促進經濟發展，但這樣做同時也失去了「大鍋飯」式的經濟平等，於是社會上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這是毛后中國之所以能產生經濟活力的政策前提。然而，這種政策的邏輯結果必然使「先富起來的人」及企業主和高級管理人員們超越「天道」中的「領導階級」──工人及其它勞動者，讓「先富者」成為社會的新寵和主導力量。不管中共口頭上宣稱它怎樣代表著大多數的「人民」，為了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它實際只能與「先富者」站在壹邊，維護工商社會的秩序，削減已成為經濟發展包袱的福利政策，沒收毛澤東時代賦予「群眾」的特權，打消「群眾」們自以為至高無上的幻覺。在這種新經濟社會秩序中，普通勞動者只能重新回歸底層──而那正是當年共產主義「天道」要「解放」他們的原因。因此，鄧小平的改革與其繼續供奉的「天道」之分裂是壹目瞭然的。

　　不過，在改革初期，這種分裂並未充份顯現出來。那時，由於毛時代壹概排斥「私」，從而使許多有效的生產手段白白閑置。如何運用這些手段，其實是人類自古以來就熟悉的，本用不著「設計師」來「設計」；只要把意識形態上的限制放開，這些生產手段立刻就會轉化成巨大的生產力。所以，改革初期是壹個經濟迅速發展的階段，那時改革的成本極低而效益極高，貧富分化只體現為相對差距，全社會普遍得利，因此上述之分裂還不至於導致尖銳的問題，勞動者也有容忍的餘地。不過那種容忍並不意味著民眾看不出其中的分裂，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在每個中國人的心目中都打下了深刻烙印，只是人們更願意要實惠、而沒興趣追究意識形態問題而已。然而維持這種不追究狀態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必須給民眾實惠做為交換。壹旦到了改革的收益耗盡、實惠減少甚至需要倒過來付出改革成本的時候，絕對貧困就逐漸成為大眾面對的生活現實，就業、醫療、養老等原有的保障化為烏有。於是，在社會中下層，人心惶惶，前景渺茫；而與此同時，社會上層富有者們的驕奢淫逸、權錢結合和對公有財產的巧取豪奪日益公開化。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就可能悄悄地重新回到社會底層群眾的意識當中，他們將用中共供奉的「天道」去挑戰中共自身了。

　　毛澤東思想的復活

　　如果比較其統治下人民生命損失的規模，毛澤東超過希特勒，但為什麼毛沒有像希特勒那樣遭到普遍唾棄，反而今天又在相當廣泛的範圍內被中國民眾重新視為精神偶像呢？鄧小平應該算是此現象的始作俑者。從文革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社會各階層對過去三十年曆經的苦難記憶猶新，社會思潮和人們心理的主流幾乎壹直是否定毛澤東。那時，如果能打開黑箱，對毛澤東時代進行壹次總清算，解構其思想體系，是有可能從此消滅毛澤東神話的。但是，鄧小平並沒有那樣做。為了保持共產黨及他本人的專制權力，他對毛的否定只能是部份的，用他的話說叫「三七開」──否定三、肯定七。這使他得以便宜行事，既能保持住毛的極權政治主體，又能否定毛的「文革」以及對「黨內走資派」（包括鄧自己）的批判。

　　在這樣的背景下的「思想解放」不觸及極權專制制度的根源，把壹切曾經發生的罪惡都推給「左」去承擔，於是「左」便成了極權制度的替罪羊和擋箭牌，成了共產黨清洗自身的污水桶。這個「左」字所傳遞的信息的內涵，不是失誤的必然性，而只是黨內某些人所選擇的壹條路線，批「左」的誤導就在其中了。既然有「左」的路線，也就有不「左」的「正確」路線，所以問題不在制度，而在於某些人選擇了錯誤路線；只要執行了「正確」路線，共產黨就仍然可以「

　　偉大、光榮、正確」。同時，在這樣的批「左」過程當中，又把本來應該算在毛澤東身上的那「三」成錯誤，也歸結為毛受林彪、「四人幫」的欺騙利用。這樣，本來毛體系的錯誤是不可分割的壹個整體，現在卻被人為地分離成兩部份，其在實踐中不可避免的惡果被推給壹個抽象的「左」去擔當罪責，而其思想中動聽的口號和不可實現的烏托邦仍然歸於毛。

　　由於「三七開」割斷了動聽口號和實踐惡果之間的聯繫，民眾也就不明白，在極權專制結構中毛的理想與其惡果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當時間使他們逐漸淡忘了往昔痛苦的經歷，而目前新的社會現實又使他們產生不滿時，他們就會緬懷毛時代和毛思想中那些能夠打動他們的話語，而把發生在毛時代的災難視為偶然，似乎只要不再有「左」的路線搗亂，壹切就都會很好。甚至當年那些經歷過的罪惡也已被長年塵封的黑箱所消隱，留存在記憶中的只剩下壹些個別人的小故事。

　　鄧小平在毛的意識形態外殼下繼承了專制權力，但卻無法掩蓋他在經濟方面與毛背道而馳的分裂。他採取了兩個方法，壹是提出壹個似是而非、毫無哲學根基的命題──「實踐是檢驗壹切真理的唯壹標準」；二是發出壹個被他自詡為「發明」的思想領域的專制命令──「不爭論」。前者是他的「貓論」（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之體現，後者是他的「摸論」（摸石頭過河）之延伸。這「貓」、「摸」二論即為「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構成。鄧精於解決眼前問題，缺乏長遠戰略。這或許是因為他不屑瞻前顧後，也可能是他缺乏構建體系所需要的哲學意識。他是個不事設計的「總設計師」，有壹個無理論的「鄧小平理論」。他生前成於此，身後也將敗與此。

　　長達二十年的鄧小平時代幾乎沒有思想建設。不立不破，新的意識形態不產生，舊的意識形態就不會讓位。僅僅靠淘空過去的意識形態（空殼化）是不能最終解決問題的。當年的意識形態曾經那樣廣泛和頻繁地自上而下地運動過群眾，如果不能成功地將那種意識形態解構，壹旦出現與毛意識形態相呼應的社會氣候，就很難防止民眾用毛意識形態自下而上地進行自發運動。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雖不能全然被視為此種性質，但在當時響亮的民主口號的背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其實是那洶湧海面下的最大潛流。「六四」以後，隨著改革的進壹步「深化」，「鄧小平理論」的分裂就更加清晰地展現在中國民眾面前。

　　「六四」后的中共壹度確實有回歸意識形態原教旨的跡象，那時，經濟改革停滯，「左」派得勢，民眾也的確因為流血而與專制政權更加對立。歷史表現出的幽默感在於，它往往製造壹些南轅北轍的邏輯和結果。「六四」之所以成為壹個歷史轉折點，既不是中共「左」派趁機掌握主導權、使中共回歸毛意識形態的原教旨理念，也不是民主派期望的藉此喚醒人民推翻專制政權；恰恰相反，它的轉折卻表現為「左」派從此更加被排擠出中共權力核心，中共在行為上更徹底地與意識形態分離；而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民眾不但沒有從此心向民主，反而開始懷念起遠比鄧小平更為專制的毛澤東。

　　「六四」后鄧小平曾沈默地思考過，不管他對外說的是什麼，其內心深處壹定撞擊著巨大的痛苦。對壹個現代政治家來說，屠殺自己的人民是犯了天條，何況他還是個壹生把「為人民」掛在嘴上的老共產黨人。面對全世界的指罵，他無法不產生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恐懼。對他來說，人生已別無所求，圖的不就是名垂青史嗎？若落得個遺臭萬年的結果，那是視榮譽為生命的他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必須為改變即將蓋棺的定論最後壹博！既然已發生的不能再改寫，他就只能向世人和歷史證明，「六四」鎮壓是對的──因為中國社會此後得到了巨大進步！不管這多麼不合邏輯，他必須做到這壹點。他也明白，不能回到毛的老路上去，雖然這肯定可在意識形態上獲得支持，但那屬於極左派的專利，退回去就是向極左派投降，等於承認以前的改革開放錯了。鄧推動的改革開放之所以為世界矚目，是因為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進展。因此，只有讓中國的經濟在「六四」后發展得更快，他才能在以經濟論成敗的世界面前挺起胸來，理直氣壯地說：如果不是當時果斷地採取了「保持穩定的措施」，中國就會亂，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就是鄧得出的結論。

　　由於鄧想親眼看到證明「六四」正確的證據能擺到世人面前，而他的高齡又沒有再兜圈子的時間，所以，1992年春天他以近九十歲的高齡到象徵中國新生資本主義的深圳去「南巡」，打破了「六四」后意識形態上的「冰凍期」，重新把中國推上資本主義化的進程，比以前更徹底、廣泛和迅速。如果說，八十年代鄧的經濟改革還顧忌意識形態，是半遮半掩地搞資本主義，那麼，九十年代則徹底放開了，再也不顧及其他約束，怎樣能讓經濟發展得最快就怎麼辦。他仍然讓毛意識形態的牌坊立在那裡，但除了「貞潔」二字留在上面外，其他的不貞全都可以在其之下赤裸裸地大操大辦。他壹方面進壹步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兩手硬」地「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另壹方面，又同時抵擋極左派對進壹步經濟自由化的反擊，並成功地將黨內極左派清除出權力核心。從今天極左派只能以「地下萬言書」

　　發表意見的現象來看，「左」派落到與權力絕緣的如此地步，在中共歷史上還是絕無僅有的。

　　儘管鄧小平的後任者們「六四」后曾壹度以「反和平演變」為己任，但他們終於領會到鄧的這種苦心，並且明白了，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不僅是為鄧小平正名，也是他們自身合法性之所在。既然他們的權力來自鄧，鄧的歷史地位就是他們的權力基礎；他們上台得益於「六四」，證明「六四」鎮壓正確，也就證明了他們上台的合理。在這個利益鏈上，他們與鄧小平是綁在壹起的。那些認為鄧壹死中共就會發生變化的預測忽略了這層關係。「六四」后的中共已經從過去的信仰集團徹底轉變為利益集團，中共領導人必然會壹如既往地堅持鄧的路線，經濟上繼續推行資本主義，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只有這樣，才有利於保住他們的權力，而其他任何變化都潛藏著風險。

　　「六四」以前，中共幾十年的歷史中從來都有「左」的路線，「左」派也始終有代表人物居於權力中心，這使得「左」派可以通過黨內鬥爭來表現自己的力量。中共以往歷史上的「搖擺律」──往複循環地壹「左」壹「右」──除了是壹種內耗，也起到平衡作用（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即是靠此種搖擺獲得平衡的）。極左派被徹底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固然避免了中共的路線發生時「左」時「右」的搖擺，顯示出政治上的某種穩定；但這也同時產生了另外壹種危險──當「左」派不能再以黨內鬥爭的方式表達自己時，其潛在的能量就會下移到黨外，通過在社會上充當人民代言人的方式表達出來。

　　民間的社會不滿是1992年以後日益擴大的。在鄧的推動下迅猛加速的資本主義化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壹方面，以「致富」為唯壹目的的行為毫無約束地放縱泛濫；另壹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約卻遲遲不能推上日程。這種失衡必然迅速導致權錢交易、官場腐敗及社會不公。於是，「六四」前全體國人從改革中受益的狀況不再，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不得不承擔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其利益受到侵害，尤其是當年的「領導階級」──工人──逐步淪為最失落的階級。因此，恰恰是在1992年後的「改革」高潮中，懷念毛澤東的思潮開始流行，「不死」的毛重新回到人們的心中，成為底層社會成員表達不滿的理論根據和捍衛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們不再去回憶毛時代的政治壓力和普遍貧窮，而是為今天的所失而懷念那個時代的對應物──社會平等、生存保障、意識形態賦予群眾的地位、對官僚主義造反有理的權利、以及社會的相對廉潔等……。時間距離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了，人們寧願相信這些幻象。在這種情況下，下移的「左」派正好可以給這種思潮提供思想指導，「左」派的能量因而得以通過民間的自發支持而放大。這其中蘊含的威脅不僅僅在於「左」派可以不斷地從理論上向中共當局挑戰，更大的危險還在於，他們所具有的領袖條件和政治經驗，壹旦與廣泛的社會不滿結合在壹起，就很容易掀起動亂式的社會運動。

　　腐敗支撐著空殼意識形態下的專制權力

　　今天的中國社會看似穩定，然而鄧小平把毛澤東意識形態空殼化的結果本身就是壹種危機。確實，只要當局還能給社會各階層不斷提供利益，似乎有沒有意識形態支持就無關緊要。但是，如果當局無法再繼續提供利益了，又沒有意識形態去支撐社會的穩定和整合執政集團成員，那就只能靠使用強力來維持社會穩定了，即依靠鎮壓機器的有效組織和對武器的壟斷、強行控制社會的各個方面。

　　鎮壓機器的有效性取決於權力集團內部的穩定和「內部人」的忠誠及向心力，而意識形態本是達此目標的最有效手段。意識形態具有信仰性質，可造就高度的意志統壹，形成堅強的信心並維持強大的團結，產生敢於犧牲和樂於奉獻的精神。這些品質是壹個政治集團立於不敗之地乃至無往而不勝的基礎。中共當年曾在這方面達到過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今非昔比，它現在已完全喪失了這種資源。鄧時代的意識形態空殼化正是造成這種意識形態動員能力消失的主因。鄧把「實踐」奉為唯壹標準所導致的掛羊頭賣狗肉，固然壹時聰明地避免了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公開分裂，卻由此而腐蝕了意識形態立身的基礎──真誠。他的「不爭論」說又進壹步導致了說壹套做壹套的言行不壹，形成了當今中國官場的壹大特色──心照不宣地集體「打左燈向右轉」。於是，犬儒主義成了主流價值觀；「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把戲被當作公開的遊戲規則，官員們毫無障礙地輕鬆轉換著兩副面孔；嘲笑對信仰的真誠和對理論的認真，成了普遍風氣。

　　既然無法靠意識形態來維繫「內部人」的忠誠和效力，就只剩下用利益來動員他們了。在不能讓社會普遍得利的情況下，若要倚重強力來穩定社會，就必須給「內部人」足夠的利益，才能換取他們對強力機器的效忠。然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共又陷入了與其「天道」矛盾的困境。雖然它的意識形態已被化作空殼，但仍然是它壹直掛在嘴上的政治原則──「共產黨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共產黨的官員是人民公僕」。可是，它若給其「內部人」太多太明顯的利益，又如何能與「人民公僕」或「奉獻」壹類的宣稱保持壹致呢？何況，隨著統治機器的規模越來越大，它的財政也不堪重負，所以，中共表面上並沒有直接給其「內部人」太多超乎尋常的利益，官員們的工資並不比普通勞動者高多少。

　　「內部人」之所以能保持效忠，吸引他們的並不是那點工資，而是附加在其權力之上的利益，這些利益往往是工資的百倍甚至千倍。這樣的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規定的各種待遇）、有非法的（貪污受賄、權錢交易），也有介於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部份，但總之都是權力帶給他們的。官員們都是普通的人，當整個社會都通行求「私」的機制時，唯獨要求官員們「壹心為公」，道理上和事實上都行不通。然而，當官員們不再受到意識形態的內省型約束，社會中也未建立壹套對官員隊伍的制度約束時，被利益驅使的各層官員們就不可能不腐敗了。儘管中共高層不斷加大所謂反腐敗的「力度」，處理的案件在規模和數量上都是中共有史以來空前的，但這種在極權體制下自上而下地推動的反腐敗收效是有限的。既然必須用利益去「羈縻」失去了意識形態凝聚的「內部人」，如果不讓他們得到利益，他們是否能繼續效忠就成了令為政者焦慮憂心的問題。如果真的徹底杜絕了官場腐敗，讓為官者完全無利可圖、只能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結果必然是稍有壹點頭腦的人都會離開統治者而揚長而去，這就是失去了信仰凝聚力的統治集團不能真正消滅腐敗的根本原因。當年朱元璋對貪官「剝皮煊草」的暴烈遠超過今天懲治腐敗的「力度」，明朝不是照樣成為最腐敗的王朝之壹了嗎？

　　當前中共高層之所以還在打擊腐敗，並不是真要徹底消滅腐敗，而是擔心不遏制腐敗會失去民心，還擔心腐敗會導致政權的「內卷化」。在這裏借用「內卷」這個數學上的術語所形容的是這樣壹種情況：政權面對不斷增強的社會壓力需要增強控制力，欲增強控制力就必須擴大政權機器，然而，由於組成政權機器的「內部人」的腐敗謀私，政權機器的擴大並不能成正比地相應增加控制力，大部份用於擴大政權機器的支出被新增加的腐敗所吞食，增加官員相當於在政權內增添蛀蟲，因此，通過擴大政權機器而新增的控制力的大部份都消耗在新增加的腐敗中，目前所謂的「費大於稅」的問題即是「內卷化」之典型現象。如果說，失民心的說法只是壹種從邏輯和道義上對腐敗瓦解政權這壹趨勢的粗略估計，「內卷化」現象則可以準確地說明，腐敗為什麼必然會瓦解政權以及將怎樣壹步步地瓦解政權。「內卷化」是壹個惡性循環的邊際效益遞減過程，它會使擴大政權機器所帶來的新增控制力越來越小，最終使這個政權維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負擔不起的地步，引起財政破產甚至整個社會的經濟危機。若那時社會不穩定因素還在繼續增加，則政權的瓦解就可想而知地成為必然。

　　在執政集團內部喪失基於意識形態的忠誠和信仰、以利益維繫其成員忠誠的背景下，還會產生另壹種現象，即「內部人」普遍的唯利是圖式的政治投機行為。在為官尚有利可圖之時，政權看上去是鐵板壹塊，人人高喊「穩定高於壹切」；有朝壹日為官之利消失或轉移了，頃刻之間就會眾叛親離、各奔東西、土崩瓦解。前蘇聯和東歐的那些壹夜之間搖身壹變成為共產黨掘墓人的前共產黨高官，早已給世人做了生動的表演。

　　可能會出現壹次經濟文革

　　今天，中國的改革已進入繞不過去的「深水區」，「貓」、「摸」方式埋設的隱患開始浮現，改革從過去的走捷徑、繞障礙、占「便宜」變成了硬闖關、付代價。其中最突出的壹個問題就是國有企事業職工的下崗和喪失社會保障，對中國社會來說，這不僅是個難以解決的經濟問題，還是壹個深刻的社會難題。在毛時代，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地位相當特殊。有的社會學家認為，從社會功能的角度看，當時的中國社會裡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地位相當於「中產階級」。因為，他們具有與西方社會裡中產階級相似的特點──地位穩定、收入可靠、認同社會的主流價值、是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毛澤東時代之所以歷經動亂而不失穩定，就是因為，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城市中，人口的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然而，今天在中國，這個昔日的「中產階級」已經淪落。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失去了以往的優越地位，很多人收入水平低下，飯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對目前社會的主流價值也不再認同。與此同時，變動中的社會裡卻未形成壹個具有足夠規模的新中產階級來取而代之；僅占人口少數的市場經濟中的成功者和比例極小的白領貴族，遠不能承擔起穩定社會的功能。因此，現在的中國社會失去了維持其穩定的基礎。

　　雖然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舉世矚目，但原來的「中產階級」卻迅速淪落，新的中產階級遠未形成，這從側面說明，改革以來的社會分配嚴重不公──經濟發展成果的大部份都被少數暴富者攫取，凡是了解中國現實的人十分清楚這壹點。起初，這種財富分配機制與經濟發展的矛盾還未顯示出來，到了壹定階段就會明顯地成為限制經濟發展的障礙。當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低下時，必然出現社會消費力萎縮、市場蕭條、企業開工不足、虧損加大、更多職工失業下崗，結果使「絕望者階層」不斷擴大，絕對貧困的人口也隨之增長。不幸的是，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了這樣的循環。隨著其自身地位的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證，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心理失衡也與日俱增。他們眼看著自己的境遇每況愈下，而權錢交易、貪污腐敗、國有資產流失卻愈演愈烈，很自然地會回想起毛澤東的論斷和那些當年他們十分熟悉的政治術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新生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法權」、「走資派還在走」……，這壹切似乎今天都已是活生生的現實了。

　　毛時代的極權專製程度遠高於鄧後時代，但當時毛出於其改造社會的理想，還是設置了群眾表達不滿和監督官員的日常渠道。在意識形態上，「反潮流」或「造反有理」的說法使得群眾的監督批評「合法化」；「過七、八年再搞壹次運動」的政治承諾，令各級官員總是如履薄冰；群眾運用「大字報」這種受當時的政治和憲法保障的權利，雖然至多隻代表了小範圍的言論自由，但還是對各級官員（尤其是基層官員）構成了相當的威懾。所以，即使那時總體上社會處在絕對的極權甚至高度恐怖之中，群眾仍然可以在局部範圍內對官員的行為實行頗為有效的監督和約束。中共官僚集團在文革中的痛苦經歷，使他們在毛死後立刻採取了壹系列措施，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壹方面，他們推行了程序化、制度化等「黨內民主」，防止再出現黨的領袖超越黨的機構、直接發動群眾整肅黨自身的現象；另壹方面，又廢除了毛澤東給群眾設置的那些渠道，鄧小平上台不久就修改憲法、取消了「四大」等群眾權利，群眾被重新歸位於權力金字塔的底層。

　　今日中國人所獲得的自由當然不可與文革的當年同日而語，這種進步主要是因為當政者放棄了階級鬥爭這種政治運動手法。文革時期中共官僚集團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受到廣泛的衝擊，這使他們從過去專門用階級鬥爭整人變得從此厭惡階級鬥爭。而壹旦原本要「天天講」的階級鬥爭不再籠罩于社會之上，政治高壓就失去了施威的基礎，政治恐怖也無法繼續發揮充份作用，人民的日常生活因而比毛時代自由寬鬆壹些了。但是，當政者仍然絕不允許民眾「犯上」，如果民眾中的壹些人違反了這壹點，政治高壓和政治恐怖立刻就降臨到他們的頭上，寬鬆也從此不存在了。雖然當政者放棄階級鬥爭后，群眾獲得了壹些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但同時他們的「領導階級」地位和對「當權派」監督制約的權利也被取消了。壹些群眾今天可能會認為，階級鬥爭是當年他們曾經擁有的政治權利，也可能是今天他們想得到的、也是唯壹可以用來為自身利益而鬥爭的武器，他們甚至會因此而產生再次進行階級鬥爭的衝動。

　　只要社會中存在著嚴重的社會不滿，它就會尋找某種方式表達出來。如果壹味地堵塞群眾表達不滿的渠道，並不能消除社會不滿；相反，這就如同把加熱中的鍋爐的所有出口都焊死，最終只能引起爆炸。當群眾的不滿無法通過正常化、制度化的方式表達出來時，就可能有人把目光轉移到造反上；而中國的毛式官方意識形態又恰恰充滿了鼓勵和指導造反的理念（目前被尊為「四個堅持」之首的毛澤東思想就是最適合造反者需要的意識形態，它不僅強調了「造反有理」，而且包含了具體的造反動員方法及指導綱領），目前社會不滿最多的這壹代人也正好是在這個意識形態的反覆教導和熏陶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普遍熟知這些教條。今天，在新意識形態闕如的情況下，當社會不滿尋找凝聚共識的旗幟時，它能找到什麼樣的具有社會基礎的理念呢？很不幸，恐怕只有毛澤東思想最可能成為當今群眾政治共識的基礎。近年來文革歌曲和影劇重登藝壇，懷念毛澤東的種種自發性活動，能在這壹代人中獲得反覆的迴響，已反映出壹些初兆。

　　從目前看，中國社會如果發生危機，十有八九將在經濟領域發端，並且很可能以金融危機為先導。那時，壹旦金融危機使多數社會成員的財富變成廢紙，生活陷入無著，人們的反應將不僅限於擠提存款或搶購用品，很可能還會祭起毛澤東思想要求社會性的清算！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尤其是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從來都被告之，國有資產屬於全體人民。在這種堂而皇之的前提下，他們多年只能領到微薄的工資，其勞動成果的主要部份都被轉化為國有資產。他們不僅在意識形態上相信、而且也多年來親身體驗過，國有資產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的穩定生活、住房、醫療、養老以及其他福利，都由這個國有資產來支付和保障。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後半期，在改革的旗號下，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突然被告之，國有資產從此與他們無關了，過去他們被用「大鍋飯」慣壞了，現在改革了，他們只能自己養自己，國家過去許諾的保障不算數了。正當這些職工們痛切地感受著被拋棄的凄涼時，他們又目睹著那些號稱是人民勤務員的領導「同志」或「頭頭」們，揮霍瓜分著那關係到群眾存亡的國有資產，中飽著私囊。職工群眾可能壹開始只會心中怨恨、口頭抱怨，壹旦他們的生活失去了最後的安全保障時，多年積累的全部不滿和對未來的恐懼就可能壹並爆發。

　　不難想象，職工群眾很可能提出壹種合理的要求，即在國有資產中得到自己應有的份額，以應付眼前的危機並支撐未來的生活。到那時，不管是準備推行國有資產的私有化，還是用國有資產建立社會保障基金，或是回到毛時代的國家統壹負擔的模式，都需要重新清算國有資產。如果政府不進行這種清算或者其清算得不到群眾的信任，各企業的職工很可能會自己組織起來核算自己企業的國有資產，甚至在這壹名目下接管企業。然而，只要這種國有資產的清算不是黑箱作業，立刻就會讓觸目驚心的真相昭然天下──所謂的國有資產早已被淘空，只剩壹個空殼了。其實，對大多數職工群眾來說，不專門核算也知道得很清楚，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目前就已是這種狀態了。

　　那時，如果群眾訴諸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最順理成章的解決辦法就是人們早已耳熟能詳的《共產黨宣言》中的老口號──剝奪剝奪者！群眾中這種自發的要求最初可能會打著「反腐敗」的旗號，面對他們的這種義正詞嚴的要求，誰也沒有什麼理由、更不敢出來阻擋。結果，各地各單位的群眾可能會自發地組成形形色色的國有資產「接管」組織，去解決本地本單位的國有資產（也就是他們自己的資產）的流失問題。凡是了解毛式群眾運動的人，幾乎不用太費勁就可以設想得到，這種「剝奪剝奪者」的群眾運動會朝著什麼方向發展。我們不難在腦海中展現壹幕幕非常熟悉的場景：以「鬥爭」哲學為核心的毛澤東思想壹旦重新被舉為旗幟，在那旗幟下凝聚起來的群眾運動，其走向只可能是造反、批鬥、哄搶、群眾專政、紅色恐怖……只不過是把當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內容換成經濟內容而已（當然也會延伸到政治領域），那將意味著壹場重演文化大革命的「經濟文革」。

　　在這場可能出現的「經濟文革」中，到底誰是應該被剝奪的剝奪者呢？結局很可能與當年的文化大革命壹樣，是不會仔細分出青紅皂白的。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早就提供了壹種簡單分明的邏輯──天下烏鴉壹般黑，只要是有錢人，錢就肯定來得不幹凈，不是靠腐敗，就是靠瓜分國有資產！這場「經濟文革」的最終結果將是又壹次窮人對全體富人的剝奪；在中國剛開始發育的企業家階層會因此被剷除壹凈；而各級官員（用老百姓的話說，是「哪個人屁股上都有壹堆尾巴」）也將大部份被打成「腐敗份子」、「新生資產階級的庇護人」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重溫文化大革命被批鬥、打倒和群眾專政的滋味。這種全社會範圍的清算會迅速波及到中國社會的其他階層，與農村基層政權壹直處於尖銳對立狀態的農民，也會利用社會失控之機發泄他們長期積累的不滿，因自身受到過迫害而實施報復。他們可能清算幹部貪污和揮霍集體財產的罪行，進而可能把清算擴大到「先富起來」的群體，當年「土改」時斗殺地主的方式有可能再現，「痞子運動好得很」的造反精神也可能再次橫行鄉里。

　　毛澤東的哲學中，充滿了破壞性、專制性和烏托邦特色，可以用來有效地破壞壹個現存的社會，但它對新社會卻少有建設意義。如果讓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框架再次還魂，即使壹開始只強調反腐敗、反社會不公，發展下去的結果很可能是，這壹意識形態體系裡內生的許多事物──階級鬥爭、公有制、計劃經濟、大民主、反西方等，都會壹環扣壹環地再現。那無疑將是中國的又壹次劫難，因為，即使毛的壹套方針政策在中國社會中還有部份思想基礎，它已失去了社會和經濟基礎，因此無法完整地復活。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再度活躍不但無法穩定社會，相反卻可能造成持續的混亂。既然回歸毛的意識形態將是中國的災難，那麼，目前繼續固守其意識形態空殼之不智也是十分清楚的。也許那樣做暫時還有利於執政，但是，誰能阻止群眾把這個實際上只剩空殼的意識形態當做旗幟來揮舞，誰又能防止群眾用這虛幻的思想體系去檢驗十分嚴酷的現實呢?無疑，毛式意識形態這種護符之眼前便利，是以飲鴆止渴之隱患為代價的。

　　換壹個角度看，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自上而下地煽動和放縱，群眾從來都不會樂於「造反」的，往往是走投無路才被逼到那壹步。群眾運動的最大受害者從來就是群眾自身，而若能避免群眾運動，則群眾本身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如果能通過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給群眾提供表達意見的合法渠道，使他們能參与重大政策的選擇並對權勢集團進行監督，是應該能避免「經濟文革」那種可怕前景的。人類社會創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現代制度文明，完全可以使中國從「造反」的老路上解脫出來，中國的民眾不壹定非得再度回歸毛澤東式的「大民主」。

　　中共現在的高層雖已遠離毛澤東思想體系的精神實質，但因血緣認同而本能地對毛澤東仍然保持著不設防心態，同時卻將西方式民主視為洪水猛獸。「六四」后中共把事件的根源歸罪於西方民主思潮，並由此確定了全力鎮壓民主要求和醜化民主形像的戰略。九十年代里，它在這方面做得相當成功，蘇聯東歐轉型后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機幫了忙，民運內部的分裂和醜聞也起了作用。中國的民眾本來就對民主不甚了了，很容易被「民主──動亂」壹體論所迷惑，從而為了「生存權」寧願放棄「民主」。八十年代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追求民主，與未能從改革中受益有關；而在九十年代中國進壹步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部份知識精英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樣被排擠在利益分配之外，而是有了分壹杯羹的可能，於是很多人放棄了八十年代的激進立場，開始唱「革命有害論」和「民主過早論」的調子。

　　毛澤東的思想早就滲透到中國廣大民眾的血液里，成為壹種集體下意識，隨時都可能暴烈地發作；而千年專制卻把中國的民眾遠遠地與民主隔絕開來。中共雖然能將民眾從民主之路引開，並千方百計地鼓勵他們產生反西方（包括西方民主制度）情緒和對異議人士（包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厭惡，但是這並不能同時消除人們對社會的不滿，也並未把民眾變成它自己的同盟軍。於是，充滿了不滿情緒、而又不懂甚至厭惡民主政治的民眾就別無選擇，只能把解惑和尋求出路的視線投給毛澤東，並且學著以毛澤東教導的方式去發泄自己的不滿。

　　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雖然打著民主的旗號，但運動中民主的因素卻如鳳毛麟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仔細分析那次運動中真正屬於民主的因素，就會發現，它們無壹不是在呼籲理智、妥協與尊重法律；而那時群眾壹方的極端和激烈，則並不是出自民主訴求，而是與毛澤東的影響有關。如果真的從天安門運動中看到了危險、感到恐懼的話，應該做的就絕不是消滅民主；相反，更應該去學會用民主消滅毛澤東的影響，那才是中國真正的福音。

　　對今日的中國來說，重歸毛澤東遠比推進政治改革更為可怕。改革畢竟是理性、寬容、尊重法律和具有秩序的。中國的精英階層應當明白，主動進行政治變革將給他們帶來安全和穩定。民主制度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法治原則、民意表達的程序化過程等，亦同樣有利於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當然，民主和法治將不再允許壹黨專政，但它也同樣不允許群眾專政。而對當今中國的上層階級來說，總有壹天，群眾專政的威脅會大於壹黨專政給他們的保護。因此可以說，中國只有儘早、自覺地向民主和法治社會轉型，才能在不久的將來免遭「經濟文革」的疾風暴雨。當然，這裏所說的民主主要指其理念和精神，並非狹義理解的照搬西方制度。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理想，不是照搬西方就能遂願的，必須找到適合中國的方法──那正是政治改革的任務之壹，而且因為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甚至沒有開始找，那就更應該爭分奪秒。歷史是不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