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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清漣

評價中共建政60年的成就可以選擇多個角度，但我想，還是要回到中共革命的初始目標――「消滅壹切階級和階級差別，建立壹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來考量，因為這個口號既是曾經風靡世界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用來標示自身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確性與道德高尚性的革命目標，更是中共建政全部合法性所在。

從1949年開始，中共執政的60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1949－1978年，這個階段充斥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從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有經濟）、「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飢荒，城市數千萬青年「上山下鄉」，直至「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中共以暴力革命消滅了有產階級，用政治暴力強制推行各種社會改造，建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近億人在這30年內失去生命，數百萬個家庭遭復巢之痛。

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國面臨艱難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話來總結，當時中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這才有了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由於中國政府掌握國家資源的分配權力，其行使權力的過程又不受任何社會監督，這場「改革」最後演變成壹場以權力市場化為手段，官僚集團大肆掠奪各種公共財（包括民財）的過程。

可以說，中共執政60年完成了壹個歷史輪迴：以暴力消滅有產階級始，以權力製造暴富階級終。



從「四大家族」到今天的150萬個暴富家庭



60餘年以前，中共挾百萬大軍，揮師南下攻佔長江天塹，以軍事上的勝利將蔣介石逼至台灣島，取得了政權。不過，人們不應該忘記中共宣傳戰的威力：幾乎從蔣介石1927年取得國民政府領袖位置開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巧取豪奪、瘋狂聚斂的傳說就不絕於縷，這種傳說不斷消蝕著蔣氏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據說，「四大家族」壹說最早是由中共第三任總書記瞿秋白提出，經過坊間不斷潤色，形成了壹句順口溜：「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財」。這四大家族到底聚斂多少？至今只有兩個數據，壹是陳伯達在1948年間所寫「中國四大家族」壹文中指稱四大家族借抗戰為名，聚斂了多達200億美元的財富；二是杜魯門的壹段著名痛罵：「他們（指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是賊，個個他媽的是賊（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裏，紐約的房地產。」陳伯達那篇「中國的四大家族」在當時堪稱雄文，暗合《孫子兵法》那句「凡善戰者，攻心為上」。凡讀了這篇文章的人，對罔顧民瘼，汲汲以聚斂為務的蔣氏國民政府莫不痛恨莫名，齊刷刷地將自己的支持獻給了許諾要建立壹個「消滅階級、人人平等」的新中國的共產黨，導致無數進步青年投奔「革命隊伍」。

如今60年過去，在前30年的「民主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中，中共享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成為掌權者；在後30年的「改革」中，掌權者通過「權力市場化」讓自己變成了暴富階級。暴富到什麼程度？我在「改革30年：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後果」（《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4期）壹文里，引用了三組數據：第壹組是2007年攀升至0.48的基尼係數；第二組亦來自國內，引用了趙曉2006年10月19日發表在其博客中的「尋租資本在毒化社會機理——盛世危言之民生篇」壹文徵引的資料，「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 院等部門壹份聯合調查報告中的數據：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幹子女。」[69] 第三組數據來自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這個報告說，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總數的0.4%）佔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只計算了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2 這些錢是怎麼來的？主要來源就是，當權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通過大量尋租活動，或者通過市場化變現為金錢，其手段與我10餘年前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里揭露的大同小異。

這三組數據由於我在為BBC寫的評論「中國政府已蛻變成自利型政治集團」（2009年1月18日）中加以引用，因而廣泛流傳於網路之上。廣東《時代周刊》6月25日以「權威報告指中國財富加速向少數人集中，億元戶91%是高幹子女」再次引用了這些數據，導致「億元戶當中91%是高幹子女」這壹結論不脛而走，從而證實了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這個數據實在太具有殺傷力了，黨的最高喉舌《人民日報》終於忍不住出來「闢謠」了，於8月6日發表壹篇「人民時評：吸引眼球的未必都是真相」，讓《時代周刊》報導中出現的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出面否定他所引用的資料。而趙曉文章所引資料，因其引證時說明是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最新壹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引用者與這四個單位均在國內，於是由上述4個單位中的「中宣部政研室有關負責人」出面否定本單位從未做過這類研究。而趙的文章發表于將近3年以前，網上亦多有流傳，如果他引用的數據為假，這3年當中這4個單位為什麼壹齊保持沈默？只有波士頓諮詢公司因為地處美國，為中國政治權力鞭長莫及之處，近期內可能該公司也無大筆中國業務可做，因此中國政府無法挾制該公司出面澄清數據錯誤（象2006年5月迫使安永公司出面承認其公布的中國銀行系統壞帳數據高達9,110億美元是個錯誤壹樣），《人民日報》也就只好暫時放這家公司壹馬，避而不提了。

政府可以否定億元富翁中高幹子弟佔91％這壹具體數據，但無法否定特權階層佔有大量社會財富與收入差距過大這壹社會現實，因為這壹現實每天都在刺激著中國的民眾。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佔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污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台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並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而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虛幻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生命，在中國徹底打破了存在數千年之久的社會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分無產者（即毛領導的革命隊伍中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

如果要說有今天的中共政府與當年的國民政府有什麼不同的話，大概有這麼幾點，第壹，國民政府時代，能夠出國「在紐約置辦房產」的必須是高級權貴，而如今的中低級官吏也享有此等特權。比如，加拿大據說是容留了近半數中國通緝的外逃官員，這些被通緝官員中，有不少不過是處級、科級而已。這表明，因為「經濟發展」使蛋糕做大之後，統治集團當中可以切到蛋糕的人多了壹些。第二，當年由於新聞管制遠比今天松馳，許多相對獨立的媒體（其中也有中國地下黨領導的）還頗受讀者歡迎，嘲諷蔣介石的文字不時出現報端，因此國民政府的「四大家族」壹般是悶聲發大財，未聞孔二小姐之類在《中央日報》或者其它媒體上發表長篇文章說，「我所有的錢全是憑自己能力掙來，與父輩蔭庇無關」。而今天不同，前中國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在其父親的老地盤電力界經營多年，榮登中國電力界「壹姐」寶座，居然藉助黨的媒體喉舌宣稱，對她來說，「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環球人物》2009年16期封面故事）――沾了便宜還拿中國民眾的「能力」大大涮了壹把。第三，國民政府時期，官員們還要表面上顧及「理義廉恥」，不便在政府機關辦公室里堂而皇之地「性騷擾」， 用私囊（哪怕是貪污得來）養個小妾或外室，也只能悄悄地做。如今則不同了，辦公室里的「潛規則」已經普及，上級官員將下屬發展為「情人」、或把情人安排成下屬，然後「堂堂正正」地提職重用，既不影響「官聲」，也不耗用私財。比如，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情婦劉紅薇便長期身兼上海市財政局長與稅務局長兩職，雙方結成了很鐵的腐敗同盟。所以，研究貪官的情婦現象，現在成了研究中國腐敗的壹個重要「課題」。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官方嚴加管制的現代史研究目前也有鬆動，已經有人論證「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並未撈取巨額財富，以前陳伯達的上述說法是因為國共對峙的關係，帶有敵視意義。這真是應了那句「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如今由於中國權貴階層積累的財富遠遠超過了當年國民政府的「四大家族」，為了不讓民眾產生聯想，連歷史也「與時俱進」地做了相應調整。



「五鬼」依舊鬧中華



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為什麼成為地球上的落後國家？為何從乾隆時期的「天朝上邦」淪落到連日本這種蕞爾小國都敢任意欺負的地步？從鴉片戰爭開始，這個問題讓幾代中國精英尤其是知識精英想爛了腦袋仍是眾說紛紜。「五四」時期，持改良主義的「教育救國論」者有壹個前提性共識，認為當時中國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胡適在此基礎上更進壹步，提出了「五鬼鬧中華」之說，認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五鬼」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敵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將其消滅[1]――僅憑這壹點，今天我們中國人可以到聯合國申請壹頂「長期反貧困戰略思想」原創者桂冠，因為今天風行世界的反貧困理論，講來講去，無非就是要國家加大教育投入，讓窮人通過大學這壹「培育中產階級的搖籃」，脫貧進入中產階級行列。

不過，胡適的「五鬼鬧中華」之說實在是生不逢時，當時就有梁漱溟等人認為他是在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作辯護，因為這五大仇敵之中缺了資本主義、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這三者――毛澤東後來將這三者概括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毛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推翻這「三座大山」為己任，宣稱只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這「三座大山」，建立壹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貧窮、疾病、愚昧、腐敗等壹切便迎刃而解了。至今為止，中共官史還是如此書寫：「毛澤東壹生是偉大的壹生。最能說明毛澤東壹生豐功偉績的是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當年批評胡適說的「『五鬼』是中國落後之因」沒抓到根本，我也贊成，因為「五鬼」確實是社會病的表現，並非病源。但今天的社會現實也讓人們對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充滿疑惑：

1949年中共確實將帝國主義趕走了，但1978年又以「引進外資」的名義讓「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不過，「帝國主義」之名已經棄而不用，而轉用「外國資本」或者「跨國公司」等詞。儘管工人們仍然需要在「血汗工廠」辛苦工作，但在外商面前，中共政府官員確實「站起來了」，「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來投資，先拿買路錢來」！那麼多的外商賄賂中國官員，國家商務部那條粗粗的尋租腐敗鏈條就是中國官員在「帝國主義」面前站起來了的標誌。

封建主義的特質是專制，毛建立的「新中國」是比專制更壞的極權政體，鄧小平時代是后極權，今天是新極權。如今之中國，與封建王朝時代壹樣，當官的仍然要「為民作主」，國人依舊是子民，完全沒有政治權利，不可擅自結社，文字獄更是屢興。相比之下，封建王朝倒還相對自由些。比如自宋代就有的行業協會便是真正的民間組織，朝廷從未派官員去擔任會長；明代的復社這個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比之今日楊子立的「新青年學會」要成熟百倍，而且經常干預朝政，未聞被朝廷取締，或將其領袖以「成立非法組織」之名投入監獄；即使在「反動」的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除了《中央日報》是黨的喉舌之外，民間辦報還是主流，國民黨也未敢宣布所有媒體必須是黨的喉舌……凡此種種，真讓人疑惑，封建專制這座大山是搬走了呢，還是以更沈重的形式壓在中國人民頭上？

官僚資本主義這座大山的變種，較之當年國民政府時期的四大家族尤甚。所有與公共事業及資源相關的企業，全由國有企業經濟寡頭壟斷，價格聽憑壟斷企業說了算，政府偶爾召開的聽證會權當走過場；非國有經濟部分的企業主則必須與政府官員結成利益同盟，手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們成了「造就國王的人」，官商結合已經算是「良性發展」，漸成潮流的官黑結合才是民眾生活的真正威脅。比如，重慶前公安局副局長文強這種警界實力派人物，庇護當地20多位黑道富商長達十幾年，硬是古為今用地將昔日的袍哥文化演繹成了今天的紅色政治文化。這種官黑資本主義較之當年的官僚資本主義不知惡劣了多少倍。國有資產流失的秘辛無人過問，工人隨便給點錢算買斷工齡，生活無著沒人過問。我寫此文時，吉林通化鋼鐵廠事件餘波尚在，河南林鋼硝煙再起，中共革命曾經依賴的主要社會基礎――「工人階級」――早已被迫拋棄「解放全人類」這個偉大目標，只能茍且地保住飯碗，甚至被砸了飯碗依舊懷念當年那個「偉大」的黨和領袖。

60年後看中國，黨的「豐功偉績」並未驅走「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等「五鬼」。

貧窮從未離開過中國。中國人均GDP早在2003年就超過1,000美元，2008年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短短5年之間人均GDP漲了兩倍，國家統計局宣稱中國已經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但眾多國民卻未必分享這種喜悅，反而感覺度日艱難，從未「小康」。在言論「相對自由」的網際網路上，許多人表達了對國家統計局所公布數字的質疑：我們的收入和生活水準真的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這種由統計局統計出來的數據是真實的嗎？我們大多數人的收入為何比人均收入要低呀？網友們由此還發明了壹個網路新詞：「收入被增長」。最後國家統計局不得不被迫回應種種關於「收入被增長」的質疑。

姑且將收入是否增長這壹點放置壹旁，中國事實上還存在數以幾億計處於赤貧狀態的窮人。為了「大國掘起」的面子，減少中國的貧困人口與政府財政負擔，中國政府將農村貧困線設定為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幣，這樣壹來，中國只有約8,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2]而按照世界銀行設定的貧困線標準（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約為2,500元人民幣），中國的貧困人口應為3億。[3]



從「東亞病夫」到疾病大國：從上世紀初開始，中國的仁人志士壹直深為「東亞病夫」這壹稱號感到羞恥。1933年東北運動員劉長春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被中國視為雪恥之舉。自中共建政以來，舉凡建立低水平的公共衛生系統、開展金牌體育無不是為雪「東亞病夫」稱呼之恥。奧運金牌之夢倒是因為不計成本地「舉國投入」圓了夢，成了世界第壹的金牌大國（有「壹枚奧運金牌7億元」之說），但公共衛生系統的建立卻乏善可陳，各種疾病開始蔓延。以下僅列舉中國衛生部及其它政府部門公布的統計數據：

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曾消滅了梅毒與血吸蟲，現在這兩種病又捲土重來。1993年，中國每10萬人當中的梅毒病發個案僅有0.2例；到2005年這壹比例上升到每10萬人當中有5.7例，但中國病毒學專家認為這壹數字被嚴重低估。梅毒母嬰傳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間，平均每年增速高達70%以上。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如上海、北京、廣東、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4] 被稱為「瘟神」的血吸蟲病曾在中共建政前十余年得到控制，毛澤東為此專寫的那首「送瘟神」詞曾膾灸人口。但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洞庭湖區與鄱陽湖區防治血吸蟲的血防系統崩潰，血吸蟲病又捲土重來。目前全國受血吸蟲病威脅人口達6,500萬人，血吸蟲病人高達80多萬。[5]

其它各類疾病的人數同樣驚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將超過1千萬人，感染人數在亞洲位居第2位，在全球居第14位。[6]結核病患者數量居世界第二位（結核菌感染者4億人，結核病患者500萬人）[7]，此外還有3千多萬乙肝患者、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8] 高污染導致癌症村遍布全國的報道更是時常見諸報端[9]，污染受害者走投無路的絕境，讓人讀後頓生窒息之感。

2009年7月河南民工張海超剖胸驗肺之舉[10]，讓國人既震驚又傷感，殊不知那隻不過是全國64萬塵肺病人當中的壹個而已。據CCTV報道，全國有1,600萬家有毒有害企業，受到職業病危害人群2億人，其中農民工佔大多數。[11]

我已經不忍心再列舉更多的疾病數據了。這些疾病的蔓延既與中國那種飲鴆止渴的發展戰略有關，也與中國公共衛生投入嚴重不足有關。如果說失去社會公正是中國底層人民為經濟發展付出的代價，那麼失去健康則是全體中國人為經濟發展支付的代價。面對政府的「面子」――那壹塊塊昂貴的奧運金牌，與民族的軀幹――國民的健康，任何政府都應該惦量出二者孰重孰輕。中國近年不厭其煩地討論中國的掘起，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社會現狀，討論如何才能讓掘起不至於成為壹個自慰之夢，可能更為現實。



愚昧：從阿Q到今日憤青。衡量壹國國民的愚昧通常有軟硬兩套標準：硬指標是國民受教育程度與文盲率；軟指標是國民的素質，比如對歷史與現狀是否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對權力的態度是盲目服從還是保持壹定的獨立，對外來文明是開放接受還是盲目排斥等。中共統治60年正是世界各國大幅提升本國國民教育程度的60年。中共比較樂於縱向比較，總說自己與國民政府時期相比，國民教育程度提高了多少、文盲率又下降了多少；但如果橫向比較，則乏善可陳，與台灣、香港兩地都相差壹大截。從國民素質來看，現階段的民智自然要比毛時代開化得多，但阿Q精神卻仍然表現為不少國民尤其是憤青的精神特質――所謂阿Q精神，其實就是民族失敗主義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相結合的產物。前者是百余年淪為落後民族的深重屈辱，後者則來自於五千年文明的驕傲。這種極度的失敗感與驕傲感的結合，使憤青在遭逢到的各種屈辱面前逐漸失掉正視現實的勇氣，甚至企圖用荒唐的方法來掩蓋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靈魂。比如，明明是本國政治所造成的社會弊端，卻硬被他們說成是外國資本的壓迫。毫無疑問，憤青現象是被統治者不自覺地成為中共意識形態思想俘虜的可悲現象。這種「憤青」現象產生的根源是中國的意識形態教育，它標識著中國人政治理性的成熟還需要假以時日。



貪污腐敗已經天怒人怨。全國縣處級以上官員犯罪率逐年上升。據統計，2003年至2008年，全國共查處縣處級以上官員共計2萬餘人，[12]其中有35位省部級高官。[13] 政治領域（買官賣官）、公共採購領域（如中國的土地批租）、醫療衛生領域和司法這四個領域既是腐敗高發領域，也是導致各種社會矛盾產生的主要領域。壹組數據表明，公務員群體尤其是法官群體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社會群體：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壹倍；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其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14]司法腐敗表明中國的政治腐敗已經爛到了根子上，無藥可救。



擾亂。這擾亂在今天的內涵遠比國民政府時期要豐富，既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國民與政府之間缺乏互信這種社會信任的缺失，也表現為因各種惡性刑事案件頻發引起的安全感下降，更表現為每年數以十萬計的社會反抗。作為中國人的悲哀在於，目前從生活環境、工作環境到居住環境，沒有壹樣堪稱安全。2008年震驚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只是掀開了中國食品安全隱患的壹只角。但中國政府目前只在意防範社會反抗，前兩者引發的問題已不在政府考慮之列。

由於這些內容我在過去多篇文章中均有分析。在這裏我只分析「擾亂」之源頭究竟在哪裡。海外的中國研究圈經常盛讚中國的「經濟奇迹」，但幾乎完全忽視了中國的社會危機與「經濟奇迹」的同壹根源，即承擔資源分配功能的中國政府既是經濟奇迹的推手，又是社會矛盾的製造者。我曾在「改革30年：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後果」壹文中，很清楚地闡明了中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既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體，又是製造諸多社會矛盾與環境危機的根源，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體現於地產、礦產資源、金融、股市等幾個特定領域。而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農民反抗征地、城市居民反抗拆遷、全國各地城鄉針對環境污染的社會抗爭、血汗工廠勞工的反抗等均與上述經濟增長方式有直接關係。不少行為惡劣的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就是中國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諾，如執政為民、追求社會公正、建立廉潔政府、人民當家作主、保護環境使中國可持續發展等，完全與其政治實踐嚴重背離。人們看到的是民眾生存權利被剝奪、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政府高度腐敗、官員肆意為惡，環境嚴重污染、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證，使得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殆盡。



亂之源及理亂代價



中共當年認為，「五鬼」非亂之源，亂之源乃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如今「五鬼」猶在，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環境高度污染，亂之源為何？難道不是這個獨裁政體以及這壹政治體制養出來的自利型政治集團？令人絕望的是，目前還看不到改變這種體制的任何希望。政府對所有的不同聲音（凡不合政府官員利益需要的意見均囊括在內）的打壓極為嚴厲。於是，希望通過「民主革命藍色運動」等敦促中共實行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郭泉，被當局以「顛復政府」罪指控；即使是壹直對政府抱有良好願望，只從事公益活動的四川譚作人、北京許志永，也被當局控以莫須有的罪名。對良心犯與思想犯打擊從嚴，正好與對貪官處理從寬，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隨著腐敗蔓延，在中國，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以及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上升到2005年的82.83%。

60年過去，中共以「消滅階級與剝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會」為號召，最後卻造就了壹個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身份型社會。在滄海桑田的60年變遷之中，中共政府與人民的關係陷入對立緊張狀態。多年以來，中共總向國民灌輸這樣壹個觀念：共產黨是中國、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利益的必然代表；近年來隨著孔子學院的誕生，中國共產黨又成了中華文明的代表。這多重代表的資格，其歷史可追溯至中共誕生之日，後來又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煌煌憲法予以確定。但最近卻被幾位中共政府的基層官員不經意之間解構了。比如，河南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質問記者時那句著名的「妳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15]，等於承認了黨與人民利益的完全分立；又如，湖南省衡山縣店門鎮長周建國在指揮拆遷村民住房時那句「我們只講黨性不講人性，拆！」[16]，更是表明了在這個「人民共和國」里，人民的人權居於多麼微末的地位。

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變。辛亥革命雖然使中國的道統、政統與法統三統齊斷，但在民國時期，民間畢竟還保持了紳士階層與某些傳統道德基因，經濟上仍然保留了私有制。而中共的統治不僅在消滅了紳士階層的同時扶持了流氓無產者，橫掃了民間的的傳統文化，還徹底顛復了經濟秩序，將那種「把手伸進他人口袋」里的「水滸文化」合法化，60年前的「化私為公」與現階段的「化公為私」都源於同壹倫理。目前，中國民間那種「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又到了」並非笑話，它表達了源於中共政治文化的那種民間意願――將已經顛倒了的社會秩序再顛倒壹次。

中國已經被徹底「革命」了壹次，無非是上億生命的付出，還會有無數生者幾代的煎熬。中共現在最害怕的就是「革命」了。再來壹次暴力「革命」，是中國將得以翻身，還是又壹代「革命」精英的翻身，而國人則再次蒙難？中共的「革命」並沒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政治社會進步，如今富了起來的中共統治精英又全力防範「革命」，大多數國民則依然在「水深火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