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言論自由的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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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言論自由的基本內涵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月27日
作者 楊光
壹、 中國人的言論自由概念
實事求是地說，時至今日，中國人還沒有關於言論自由的公認的、通行的、成熟的、確切的概念化表述。人們對言論自由的涵義與界限莫衷壹是、充滿爭議。據筆者所知，胡平的《論言論自由》（似乎）是這壹領域唯壹的原創性中文專著（在筆者看來，此文可與約翰•密爾的《論自由》相映證、相媲美），但它已經被中國官方列為禁書禁止出版。中國人大至今拒絕就新聞、出版、廣播、學術研究等事項立法，故意使這些領域的言論自由問題模糊化、人治化。當局寧願採用「打招呼」、「發通知」、開列禁忌詞和禁書清單、國保監控、政治審判等隨心所欲的人治方式對它認為超過尺度的言論進行非法管制。雖然現行憲法第35條載列了言論自由的規定，但這壹法律條文壹向形同虛設，並沒有為當代中國的異議者、批評者們帶來任何有保障的安全感。
關於言論自由，在當代中國，至少有以下壹些理解（筆者大致按對言論的寬容度作降序排列）：
1、說自己想說的話的自由；
2、說法律或社會道德規範未予明確禁止的話的自由；
3、說真話的自由；
4、說無損於他人、社會或國家利益的話的自由；
5、說有利於他人、社會或國家利益的話的自由；
6、說與政治敏感、官方禁忌議題無關的話的自由；
7、說不觸犯當局、符合「馬列毛鄧三、科學發展觀」的話的自由；
8、說與本屆黨中央自覺保持高度壹致的話的自由；
8、說歌頌當朝、取悅權貴、溜須上司的話的自由；
10、說有關部門、有關領導允許說才能說的話的自由；
上述1—4項雖標準不同，但如《正義論》的作者、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所言，這些不同的標準已經為言論自由確立了壹個不受侵犯的「中心應用範圍」，儘管此壹範圍區間有大有小。可以認為， 1—4項均是對言論自由的較適當的理解，而5—10項則並無確切範圍可言，言論的尺度只能取決於黨、意識形態機關、中宣部及其他有關領導的意志，取決於其隨意與即時的判斷。於此，已無所謂言論自由可言。
當今中國所奉行的言論標準，正是上述第5—10項，而且還標準不壹，在不同的言論領域、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政治局勢下對不同的人分別適用5—10項中的某壹項標準。在中國，言論界有壹些怪現象，暢銷雜誌上可以公開發表「95%的老訪民都是精神病」而不必負言責，網路上可以破口大罵「茅于軾這條老不死的瘋狗」而不會被刪貼，中國人的言論似乎自由得有些過頭了，批評維權無門的「訪民」、批評德望甚高的良知學者，已可以達到肆意誹謗和謾罵的程度，但是，若換壹個批評對象，誰敢公開批評「黨和政府」、指名道姓地譴責「黨和國家領導人」（甚至縣委主要領導）、挑剔非議黨中央全會的正式文件？誰敢在境內媒體上自由談論「六四」和「法輪功」？這是絕不允許的，甚至可能要大禍臨頭。
二、言論自由的人權法典表述
的確，言論自由並不是壹個不言自明的概念。在西方，對它的理解也並不壹致，可寬可窄。因為言論的內容、方式與傳播手段可能會與他人、社會或政府的利益相衝突，比如，美化戰爭、鼓吹族群歧視和階級仇恨的言論，散布隱私、捏造事實故意侮辱誹謗他人的言論，信口開河、造謠惑眾、引發嚴重社會後果的言論，通常被認為不屬言論自由之列。約翰•密爾曾舉例，闡述與宣傳資本家是剝削階級的理論，誠然屬於言論自由，但若對壹群包圍了玉米商人住宅的憤怒饑民進行這樣的宣傳，就有可能引發群眾暴力，則不屬於言論自由範圍。霍爾姆斯（Oliver Holmes）也曾舉例，「壹個人在劇場謊稱失火引起騷動」，這樣的言論不受憲法保護（柯林頓總統在北大演講時曾援引過此例）。
為了釐清這壹概念，在此，讓我們對著名的人權法典中關於「言論自由」（包括言說、表達、討論、出版、傳播的自由）的規定略作梳理：
1、作為壹項公認的政治與憲法原則，言論自由最初起源於1689年英國《權利法案》第9條：「國會內之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不應在國會以外的任何法庭或任何地方，遭到彈核或訊問。」這是對國會議員履行公職所施行的壹種特別保護，並不惠及於普通公民。在這裏，議員在國會內的言論自由幾乎是壹項絕對自由，除了國會自己，其他任何人、任何機構——主要是指國王——均無權對議員發言中的失禮、冒犯性言論或錯誤、不道德言論甚至侮辱、褻瀆、煽動性言論加以處罰。
2、此後，言論自由在英國及其北美殖民地制度化地進入民間社會。1776年《弗吉尼亞權利宣言》第12條宣布：「出版自由是自由的重要保障之壹。任何政府，除非是暴虐的政府，決不應加以約束。」此處，「出版自由」的涵義是：免於書報審查，排除事前限制。若事後發現出版物涉嫌誹謗或淫穢，則可依普通法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
3、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10條、第11條規定：「意見的發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見、哪怕是信教的意見而遭受干涉」，「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壹；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擔責任。」在這裏，對言論自由的高調保護在實際效果上仍然頗為可疑，因為它允許言論自由被立法機關所克減，在發生衝突的場合，言論自由須臣服於「公共秩序」。
4、1791年美國憲法第壹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這是相當高、相當嚴苛的言論保護標準。這意味著，美國憲法禁止聯邦政府以任何借口干預言論和出版。但各州仍可依普通法、州成文法懲罰被其視為超過適當尺度的言論和作品。1868年憲法第14修正案確認聯邦《人權法案》也適用於各州，此後，對第壹修正案的解釋和適用成了擺在聯邦最高法院面前的壹大難題。
5、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說：「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保持主張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以尋求、接受並傳播消息意見之自由。」1966年聯大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1、2兩款基本上以同樣的語言重複了《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第3款則規定：「（言論自由之行使）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a）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b）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注：中國《刑法》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顯然是為了在名目上投機取巧，以便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接軌」。）該《公約》第20條則要求各國將鼓吹戰爭、煽動仇恨和歧視的言論打入另冊，予以立法禁止。可見，《公約》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是有明確限制的。
三、言論自由的政治哲學表述
對哲學家來說，人的諸種自由、諸項權利雖然相互衝突、不可互替，但並非並駕齊驅、等量齊觀。其中，有壹些自由處於更重要、更優先的地位，通常它們被稱之為「基本自由」。言論自由即在此列。在壹些憲政學者〔比如美國最高法院第12任首席大法官哈倫•斯通（Harlan Stone）〕看來，言論自由是無可置疑的「優先自由」， 甚至也有人稱其為「第壹自由」（我國胡平先生亦有此論）。因為：第壹，言論自由不僅是任何有尊嚴、有價值的文明生活方式所不可或缺，也是個人實現其任何或高或低的人生理想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在古今中外的人類歷史中，言論自由壹直為人們所共同追求、共同珍視，反之鉗制言論、堵塞言路的行為則幾乎在壹切時代、為壹切階級的仁人志士所憤恨和譴責；第三，雖然有言論自由未必就有其他的自由，但若喪失了言論自由，其他的自由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辯護、證明與保障的手段，必將搖搖欲墜、趨於演滅。言論自由既然如此重要，那麼理所當然，言論自由的有無及多寡，正是我們度量壹個社會之開明與否、壹種制度之正當與否的關鍵性指標。
洛克的《論宗教寬容》、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約翰•密爾的《論自由》等著作是西方大哲學家關於言論自由問題的不朽經典。在密爾的名著《論自由》中，他用了三分之壹的篇幅論述「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他為「意見自由和發表意見自由」提出了四點論據：第壹，被迫緘默的意見有可能是正確的，除非壓制意見者的意見永遠正確且絕對正確（而這是不可能的）；第二，即使被迫緘默的意見是錯誤的，也有可能含有部分真理，而得勢的意見需要借敵對意見的衝突才能補足其所遺漏的真理；第三，即使得勢的意見全是真理且已經窮盡了全部的真理，它也需要在與錯誤意見的理性爭議中使人領會或感受其真理性；第四，如果沒有言論自由的反覆激活，僵化的教義將徒具形式，逐漸失去其致善的效力。胡平先生在「民主牆」時期所寫的《論言論自由》以簡明、清晰的中國式表述，作出了與密爾大致相仿的理論論證。
密爾對言論自由的論證最終訴諸「功利」。即：言論自由之必要性在於它有利於發現未知的真理、有利於加強和傳播已知的真理、還有利於真理壹如既往地發揮致善的效力。是故，言論自由的最終後果，便是增進了全社會的公共福祉，因而它是個值得維護的好東西。但儘管如此，密爾並不認為言論自由是壹項絕對自由，他指出，個人自由的行使若與他人的利害無關，則社會無權干涉，若濫用自由而有害於他人利益，「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並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後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爾姆斯所提出的「明顯和現存的危險」的言論限制標準，及其「思想市場」（思想在自由的交流中競爭取優）的著名比喻，顯然吸取了密爾的思想精髓。密爾的意思很明白，對言論進行限制或懲罰雖非絕對不可以，但絕不能因其錯誤、「反動」或荒謬，更不能因其與多數的、主流的、「得勢」的意見相左，而僅僅因其產生了損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後果。
對那些以自然法、自然權利或社會契約論為立論基礎的哲學家來說，密爾對言論自由的功利主義論述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他在確立言論自由價值的同時，也為剝奪這壹自由預留了空間。在非功利論者看來，言論自由、以及其他的基本自由和權利，並非政府或社會基於良好後果而給予公民的恩賜，乃是自然的、天賦的個人權利，與生俱來、不可剝奪。人的基本自由先於政治社會而存在，在價值上高於其他政治的、社會的價值，人們之所以締結契約、組成社會、設立政府，正是為了保障這些基本自由（美國《獨立宣言》對這壹思想有壹段膾炙人口的著名表述）。若壹味為了社會的目的或多數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基本自由，實無異於削足適履。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非功利論言論自由理論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言論自由的性質和根據，是人之為人的尊嚴和權利，它與「功利」無關，與是否促進公共利益無關，而是政府必須承認的道德要求、是每個人都應該得到的平等尊重。功利論者的錯誤是只關注聽者的利益，卻忽視了言者的權利。
確實，在某些特定情況下，言論自由並不壹定有益於公共福祉、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它也有可能產生若干負面的後果，且不排除有人會惡意濫用這項自由以人為造成負面效果，但這些，不成其為剝奪言論自由的正當理由。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那句毛語錄「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若按德沃金的理論，應該改成：哪怕天要塌下來，妳也無權不讓人說話。有些時候，有些言論確實會有變天的力量，但這不是言論自由的過錯。如果言論自由的擴展註定會產生某些不盡如人意的後果，正如在馬路上散步也會有遭遇車禍的危險壹樣，除了憑更成熟的經驗去適應它、以更完善的規則去調整它，我們其實沒有別的辦法。我們不可能因為馬路上有致命的危險而從此足不出戶，也不可能因為有人說了錯話、壞話、混帳話乃至傷天害理的話而從此取消言論自由。
四、言論自由的法律限制
自由與責任不可分、與法律不可分。孟德斯鳩說，真正的自由，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盧梭說：「沒有法律的地方，就沒有自由。」哈耶克說：「堅信個人自由的時代，亦是誠信個人責任的時代。」
所謂言論自由，當然不是說每個公民都可以完全不負責任地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象謾罵、誹謗、侮辱、污陷、造謠、教唆、誨淫誨盜，以及鼓吹種族歧視、階級仇恨的言論，在大多數社會都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其明顯與公序良俗相悖，亦有可能觸犯既定法律。通常，社會公德、宗教信仰、主流文化對個人言論形成壹種「軟約束」，而法律（主要是民事法律）則對個人言論構成壹種硬約束。任何公開的言論，如果它與其他人利害相關，就應該接受其他人和整個社會的讚揚、批評、辯論或譴責，如果它損害了他人或公眾的利益，則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是言論自由題中應有之義。因言論而引起公民、法人之間的權益衝突，應由傳統習俗、社會慣例或法律予以調整：不當言論者以道歉、賠償等方式承擔言責，政治人物因言論過失以辭職擔責，這是各國通行的作法，並無太多爭議。
在當今世界，真正有爭議的問題，是公共言論、政治言論、尤其是批評抨擊政客、執政黨、政府或現行政策法律的言論應否設置法律底線、應否予以懲治以及如何懲治的問題。這是關乎言論自由之有無與多寡的核心議題。
1919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爾姆斯提出了「明顯和現存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言論標準，以解釋和適用憲法第壹修正案。意即：如果針對美國政府的煽動性誹謗言論對國家或公眾利益造成了顯而易見的、迫在眉睫的危險，對其依法治罪，並不違反第壹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保護。這是對言論自由的第壹份憲法解釋，對美國與世界均影響深遠。這壹解釋所引發的爭議至今未熄。有人認為它提供了壹個可操作的、嚴格的司法標準，除非能夠證明言論與罪行之間的聯繫緊密到了「明顯且現存的危險」的程度，否則雖有危險但危險尚不明確，或雖有危險但危險並不緊急、尚有時間通過理性辯論將危險予以排除，言論者便不應該受到任何懲罰。但更多的人認為，這壹解釋是不恰當的、不成功的。這不僅是因為這壹司法解釋未能阻止（甚至助長了）戰爭時期、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以「危險言論」名義對社會黨人、共產黨人、反戰人士進行政治迫害，也因為這壹司法解釋其實並不符合美國立國先賢們的立憲原意。美國的國父們並非不知道言論權的行使有可能帶來某些明顯的現實危險，但第壹修正案已經表明，先賢們確鑿相信，壹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應該有信心、有氣度、有能力從容應對這些個言論危險，而不必向專制獨裁政府學習，動輒訴諸政府暴力，動輒以言治罪。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曾說過，既然不能制定法律事先阻止出版物的出版，卻又能制定法律對已出版的出版物加以懲罰，豈非咄咄怪事？可見，第壹修正案的設計者並不同意為懲治危險言論大開方便之門。霍爾姆斯本人事後也對「明顯且現存的危險」標準感到有些遺憾，他暗示，這壹標準主要適用於戰爭、動亂等「非常時期」（他極希望壹戰結束后總統能全部赦免那些觸犯《反間諜法》的罪犯），而在平時，過激言論的危險除了「明顯且現存」，還應達到重大、刻不容緩的程度才能施以制裁。
1948年，米克爾約翰（Alexander Meiklejohn）出版了他的小冊子《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制》，這本書使他成為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言論自由理論家之壹。他嚴厲批駁了「明顯且現存的危險」原則。他認為，言論可分為兩種：公言論（public speech）和私言論(private speech)，所謂「公言論」就是與政治事務有關、人民借之以參与自治過程的言論；其他的言論則是「私言論」。對這兩種言論，美國憲法的保護標準是不壹樣的，前者受第壹修正案的絕對保護，後者則受第五修正案的相對保護。米克爾約翰以美國鄉鎮會議制度為例，他指出，人們在鄉鎮會議上討論公共事務，除了在程序上受議事規則的約束，在討論內容上，只要與議題相關，不管是否正確，則不受任何制約。只有這樣暢所欲言，民主自治的人們才有可能對所討論的議題作出最明智的抉擇。米克爾約翰的觀點似乎源於英國《權利法案》對議員辯論自由的絕對保護。既然立憲國家的議員在國會內的言論自由不受限制，那麼在民主共和國家，享有主權的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發言權亦不應該受到任何限制。批評政府是人民的崇高權利，公開討論政治議題是國家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這正是根源於民主國家的立國契約。
米克爾約翰的理論在法學界、司法界產生了震動。在1964年沙利文（Sullivan）訴《紐約時報》民事誹謗案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倫南（Williams Brennan）執筆撰寫的裁定推翻了原判決，並壹舉改變了適用了幾百年的有關名譽侵權的普通法規則。沙利文是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主管警務的市政專員，《紐約時報》壹則聲援黑人民權運動的付費廣告對該市警察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抨擊，且直呼警察為「不法之徒」。因其中部分內容誇大不實而被控誹謗，州法院判決《紐約時報》支付50萬美元的壹般損害賠償。但最高法院的裁定認為，針對公共官員的官方行為的誹謗與壹般誹謗案的性質不同，除非能夠證明存在「實際惡意」，即被告明知其敘述不實、或全然不顧敘述是否屬實，否則公共官員就不應從誹謗性不實敘述中獲得任何賠償。此壹裁決表明，政治言論所享有的自由理應多於壹般言論，失實與否、對公共官員造成傷害與否不是關鍵問題，「實際惡意」才是關鍵。於此，米克爾約翰所闡述的法理進入了司法領域。此後，西方各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針對政府、公共官員、公眾人物的誹謗案時，通常會適用更加嚴格的證據準則和更加寬鬆的「公言論」保護標準。
五、結語
言論自由是優先自由，在自由與權利的完整體系中，言論自由處於基礎地位——即是說，當言論自由與其他的自由與權利（比如所謂「民族權利」或「積極自由」）發生衝突時，應享有無可爭議的優先性。但言論自由仍是有限自由，既受文化、道德、社會的軟約束，亦受到明文法律的強限制。不過，總的來說，人類的文明發展、政治法律制度的進展不斷拓展了言論自由的道德與法律邊界。其中，最重要的拓展就是，對於公共言論、政治言論的保護力度超乎壹般言論之上，「言者無罪」的中國理想已率先在西方政治領域局部得以實現。應該說，言論自由的精髓之所在，不是對於說謊、造謠、侮辱、誹謗、淫穢的絕對寬容（雖然壹定程度上的寬容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是為了達成更加和諧美好的公共生活和更加公平正義的自治政體。而在這方面，公共言論、政治言論上面的自由缺失，正是當代中國政治與法律的致命傷。
壹、 中國人的言論自由概念
實事求是地說，時至今日，中國人還沒有關於言論自由的公認的、通行的、成熟的、確切的概念化表述。人們對言論自由的涵義與界限莫衷壹是、充滿爭議。據筆者所知，胡平的《論言論自由》（似乎）是這壹領域唯壹的原創性中文專著（在筆者看來，此文可與約翰•密爾的《論自由》相映證、相媲美），但它已經被中國官方列為禁書禁止出版。中國人大至今拒絕就新聞、出版、廣播、學術研究等事項立法，故意使這些領域的言論自由問題模糊化、人治化。當局寧願採用「打招呼」、「發通知」、開列禁忌詞和禁書清單、國保監控、政治審判等隨心所欲的人治方式對它認為超過尺度的言論進行非法管制。雖然現行憲法第35條載列了言論自由的規定，但這壹法律條文壹向形同虛設，並沒有為當代中國的異議者、批評者們帶來任何有保障的安全感。
關於言論自由，在當代中國，至少有以下壹些理解（筆者大致按對言論的寬容度作降序排列）：
1、說自己想說的話的自由；
2、說法律或社會道德規範未予明確禁止的話的自由；
3、說真話的自由；
4、說無損於他人、社會或國家利益的話的自由；
5、說有利於他人、社會或國家利益的話的自由；
6、說與政治敏感、官方禁忌議題無關的話的自由；
7、說不觸犯當局、符合「馬列毛鄧三、科學發展觀」的話的自由；
8、說與本屆黨中央自覺保持高度壹致的話的自由；
8、說歌頌當朝、取悅權貴、溜須上司的話的自由；
10、說有關部門、有關領導允許說才能說的話的自由；
上述1—4項雖標準不同，但如《正義論》的作者、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所言，這些不同的標準已經為言論自由確立了壹個不受侵犯的「中心應用範圍」，儘管此壹範圍區間有大有小。可以認為， 1—4項均是對言論自由的較適當的理解，而5—10項則並無確切範圍可言，言論的尺度只能取決於黨、意識形態機關、中宣部及其他有關領導的意志，取決於其隨意與即時的判斷。於此，已無所謂言論自由可言。
當今中國所奉行的言論標準，正是上述第5—10項，而且還標準不壹，在不同的言論領域、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政治局勢下對不同的人分別適用5—10項中的某壹項標準。在中國，言論界有壹些怪現象，暢銷雜誌上可以公開發表「95%的老訪民都是精神病」而不必負言責，網路上可以破口大罵「茅于軾這條老不死的瘋狗」而不會被刪貼，中國人的言論似乎自由得有些過頭了，批評維權無門的「訪民」、批評德望甚高的良知學者，已可以達到肆意誹謗和謾罵的程度，但是，若換壹個批評對象，誰敢公開批評「黨和政府」、指名道姓地譴責「黨和國家領導人」（甚至縣委主要領導）、挑剔非議黨中央全會的正式文件？誰敢在境內媒體上自由談論「六四」和「法輪功」？這是絕不允許的，甚至可能要大禍臨頭。
二、言論自由的人權法典表述
的確，言論自由並不是壹個不言自明的概念。在西方，對它的理解也並不壹致，可寬可窄。因為言論的內容、方式與傳播手段可能會與他人、社會或政府的利益相衝突，比如，美化戰爭、鼓吹族群歧視和階級仇恨的言論，散布隱私、捏造事實故意侮辱誹謗他人的言論，信口開河、造謠惑眾、引發嚴重社會後果的言論，通常被認為不屬言論自由之列。約翰•密爾曾舉例，闡述與宣傳資本家是剝削階級的理論，誠然屬於言論自由，但若對壹群包圍了玉米商人住宅的憤怒饑民進行這樣的宣傳，就有可能引發群眾暴力，則不屬於言論自由範圍。霍爾姆斯（Oliver Holmes）也曾舉例，「壹個人在劇場謊稱失火引起騷動」，這樣的言論不受憲法保護（柯林頓總統在北大演講時曾援引過此例）。
為了釐清這壹概念，在此，讓我們對著名的人權法典中關於「言論自由」（包括言說、表達、討論、出版、傳播的自由）的規定略作梳理：
1、作為壹項公認的政治與憲法原則，言論自由最初起源於1689年英國《權利法案》第9條：「國會內之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不應在國會以外的任何法庭或任何地方，遭到彈核或訊問。」這是對國會議員履行公職所施行的壹種特別保護，並不惠及於普通公民。在這裏，議員在國會內的言論自由幾乎是壹項絕對自由，除了國會自己，其他任何人、任何機構——主要是指國王——均無權對議員發言中的失禮、冒犯性言論或錯誤、不道德言論甚至侮辱、褻瀆、煽動性言論加以處罰。
2、此後，言論自由在英國及其北美殖民地制度化地進入民間社會。1776年《弗吉尼亞權利宣言》第12條宣布：「出版自由是自由的重要保障之壹。任何政府，除非是暴虐的政府，決不應加以約束。」此處，「出版自由」的涵義是：免於書報審查，排除事前限制。若事後發現出版物涉嫌誹謗或淫穢，則可依普通法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
3、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10條、第11條規定：「意見的發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見、哪怕是信教的意見而遭受干涉」，「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壹；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擔責任。」在這裏，對言論自由的高調保護在實際效果上仍然頗為可疑，因為它允許言論自由被立法機關所克減，在發生衝突的場合，言論自由須臣服於「公共秩序」。
4、1791年美國憲法第壹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這是相當高、相當嚴苛的言論保護標準。這意味著，美國憲法禁止聯邦政府以任何借口干預言論和出版。但各州仍可依普通法、州成文法懲罰被其視為超過適當尺度的言論和作品。1868年憲法第14修正案確認聯邦《人權法案》也適用於各州，此後，對第壹修正案的解釋和適用成了擺在聯邦最高法院面前的壹大難題。
5、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說：「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保持主張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以尋求、接受並傳播消息意見之自由。」1966年聯大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1、2兩款基本上以同樣的語言重複了《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第3款則規定：「（言論自由之行使）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a）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b）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注：中國《刑法》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顯然是為了在名目上投機取巧，以便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接軌」。）該《公約》第20條則要求各國將鼓吹戰爭、煽動仇恨和歧視的言論打入另冊，予以立法禁止。可見，《公約》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是有明確限制的。
三、言論自由的政治哲學表述
對哲學家來說，人的諸種自由、諸項權利雖然相互衝突、不可互替，但並非並駕齊驅、等量齊觀。其中，有壹些自由處於更重要、更優先的地位，通常它們被稱之為「基本自由」。言論自由即在此列。在壹些憲政學者〔比如美國最高法院第12任首席大法官哈倫•斯通（Harlan Stone）〕看來，言論自由是無可置疑的「優先自由」， 甚至也有人稱其為「第壹自由」（我國胡平先生亦有此論）。因為：第壹，言論自由不僅是任何有尊嚴、有價值的文明生活方式所不可或缺，也是個人實現其任何或高或低的人生理想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在古今中外的人類歷史中，言論自由壹直為人們所共同追求、共同珍視，反之鉗制言論、堵塞言路的行為則幾乎在壹切時代、為壹切階級的仁人志士所憤恨和譴責；第三，雖然有言論自由未必就有其他的自由，但若喪失了言論自由，其他的自由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辯護、證明與保障的手段，必將搖搖欲墜、趨於演滅。言論自由既然如此重要，那麼理所當然，言論自由的有無及多寡，正是我們度量壹個社會之開明與否、壹種制度之正當與否的關鍵性指標。
洛克的《論宗教寬容》、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約翰•密爾的《論自由》等著作是西方大哲學家關於言論自由問題的不朽經典。在密爾的名著《論自由》中，他用了三分之壹的篇幅論述「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他為「意見自由和發表意見自由」提出了四點論據：第壹，被迫緘默的意見有可能是正確的，除非壓制意見者的意見永遠正確且絕對正確（而這是不可能的）；第二，即使被迫緘默的意見是錯誤的，也有可能含有部分真理，而得勢的意見需要借敵對意見的衝突才能補足其所遺漏的真理；第三，即使得勢的意見全是真理且已經窮盡了全部的真理，它也需要在與錯誤意見的理性爭議中使人領會或感受其真理性；第四，如果沒有言論自由的反覆激活，僵化的教義將徒具形式，逐漸失去其致善的效力。胡平先生在「民主牆」時期所寫的《論言論自由》以簡明、清晰的中國式表述，作出了與密爾大致相仿的理論論證。
密爾對言論自由的論證最終訴諸「功利」。即：言論自由之必要性在於它有利於發現未知的真理、有利於加強和傳播已知的真理、還有利於真理壹如既往地發揮致善的效力。是故，言論自由的最終後果，便是增進了全社會的公共福祉，因而它是個值得維護的好東西。但儘管如此，密爾並不認為言論自由是壹項絕對自由，他指出，個人自由的行使若與他人的利害無關，則社會無權干涉，若濫用自由而有害於他人利益，「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並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後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爾姆斯所提出的「明顯和現存的危險」的言論限制標準，及其「思想市場」（思想在自由的交流中競爭取優）的著名比喻，顯然吸取了密爾的思想精髓。密爾的意思很明白，對言論進行限制或懲罰雖非絕對不可以，但絕不能因其錯誤、「反動」或荒謬，更不能因其與多數的、主流的、「得勢」的意見相左，而僅僅因其產生了損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後果。
對那些以自然法、自然權利或社會契約論為立論基礎的哲學家來說，密爾對言論自由的功利主義論述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他在確立言論自由價值的同時，也為剝奪這壹自由預留了空間。在非功利論者看來，言論自由、以及其他的基本自由和權利，並非政府或社會基於良好後果而給予公民的恩賜，乃是自然的、天賦的個人權利，與生俱來、不可剝奪。人的基本自由先於政治社會而存在，在價值上高於其他政治的、社會的價值，人們之所以締結契約、組成社會、設立政府，正是為了保障這些基本自由（美國《獨立宣言》對這壹思想有壹段膾炙人口的著名表述）。若壹味為了社會的目的或多數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基本自由，實無異於削足適履。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非功利論言論自由理論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言論自由的性質和根據，是人之為人的尊嚴和權利，它與「功利」無關，與是否促進公共利益無關，而是政府必須承認的道德要求、是每個人都應該得到的平等尊重。功利論者的錯誤是只關注聽者的利益，卻忽視了言者的權利。
確實，在某些特定情況下，言論自由並不壹定有益於公共福祉、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它也有可能產生若干負面的後果，且不排除有人會惡意濫用這項自由以人為造成負面效果，但這些，不成其為剝奪言論自由的正當理由。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那句毛語錄「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若按德沃金的理論，應該改成：哪怕天要塌下來，妳也無權不讓人說話。有些時候，有些言論確實會有變天的力量，但這不是言論自由的過錯。如果言論自由的擴展註定會產生某些不盡如人意的後果，正如在馬路上散步也會有遭遇車禍的危險壹樣，除了憑更成熟的經驗去適應它、以更完善的規則去調整它，我們其實沒有別的辦法。我們不可能因為馬路上有致命的危險而從此足不出戶，也不可能因為有人說了錯話、壞話、混帳話乃至傷天害理的話而從此取消言論自由。
四、言論自由的法律限制
自由與責任不可分、與法律不可分。孟德斯鳩說，真正的自由，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盧梭說：「沒有法律的地方，就沒有自由。」哈耶克說：「堅信個人自由的時代，亦是誠信個人責任的時代。」
所謂言論自由，當然不是說每個公民都可以完全不負責任地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象謾罵、誹謗、侮辱、污陷、造謠、教唆、誨淫誨盜，以及鼓吹種族歧視、階級仇恨的言論，在大多數社會都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其明顯與公序良俗相悖，亦有可能觸犯既定法律。通常，社會公德、宗教信仰、主流文化對個人言論形成壹種「軟約束」，而法律（主要是民事法律）則對個人言論構成壹種硬約束。任何公開的言論，如果它與其他人利害相關，就應該接受其他人和整個社會的讚揚、批評、辯論或譴責，如果它損害了他人或公眾的利益，則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是言論自由題中應有之義。因言論而引起公民、法人之間的權益衝突，應由傳統習俗、社會慣例或法律予以調整：不當言論者以道歉、賠償等方式承擔言責，政治人物因言論過失以辭職擔責，這是各國通行的作法，並無太多爭議。
在當今世界，真正有爭議的問題，是公共言論、政治言論、尤其是批評抨擊政客、執政黨、政府或現行政策法律的言論應否設置法律底線、應否予以懲治以及如何懲治的問題。這是關乎言論自由之有無與多寡的核心議題。
1919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爾姆斯提出了「明顯和現存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言論標準，以解釋和適用憲法第壹修正案。意即：如果針對美國政府的煽動性誹謗言論對國家或公眾利益造成了顯而易見的、迫在眉睫的危險，對其依法治罪，並不違反第壹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保護。這是對言論自由的第壹份憲法解釋，對美國與世界均影響深遠。這壹解釋所引發的爭議至今未熄。有人認為它提供了壹個可操作的、嚴格的司法標準，除非能夠證明言論與罪行之間的聯繫緊密到了「明顯且現存的危險」的程度，否則雖有危險但危險尚不明確，或雖有危險但危險並不緊急、尚有時間通過理性辯論將危險予以排除，言論者便不應該受到任何懲罰。但更多的人認為，這壹解釋是不恰當的、不成功的。這不僅是因為這壹司法解釋未能阻止（甚至助長了）戰爭時期、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以「危險言論」名義對社會黨人、共產黨人、反戰人士進行政治迫害，也因為這壹司法解釋其實並不符合美國立國先賢們的立憲原意。美國的國父們並非不知道言論權的行使有可能帶來某些明顯的現實危險，但第壹修正案已經表明，先賢們確鑿相信，壹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應該有信心、有氣度、有能力從容應對這些個言論危險，而不必向專制獨裁政府學習，動輒訴諸政府暴力，動輒以言治罪。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曾說過，既然不能制定法律事先阻止出版物的出版，卻又能制定法律對已出版的出版物加以懲罰，豈非咄咄怪事？可見，第壹修正案的設計者並不同意為懲治危險言論大開方便之門。霍爾姆斯本人事後也對「明顯且現存的危險」標準感到有些遺憾，他暗示，這壹標準主要適用於戰爭、動亂等「非常時期」（他極希望壹戰結束后總統能全部赦免那些觸犯《反間諜法》的罪犯），而在平時，過激言論的危險除了「明顯且現存」，還應達到重大、刻不容緩的程度才能施以制裁。
1948年，米克爾約翰（Alexander Meiklejohn）出版了他的小冊子《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制》，這本書使他成為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言論自由理論家之壹。他嚴厲批駁了「明顯且現存的危險」原則。他認為，言論可分為兩種：公言論（public speech）和私言論(private speech)，所謂「公言論」就是與政治事務有關、人民借之以參与自治過程的言論；其他的言論則是「私言論」。對這兩種言論，美國憲法的保護標準是不壹樣的，前者受第壹修正案的絕對保護，後者則受第五修正案的相對保護。米克爾約翰以美國鄉鎮會議制度為例，他指出，人們在鄉鎮會議上討論公共事務，除了在程序上受議事規則的約束，在討論內容上，只要與議題相關，不管是否正確，則不受任何制約。只有這樣暢所欲言，民主自治的人們才有可能對所討論的議題作出最明智的抉擇。米克爾約翰的觀點似乎源於英國《權利法案》對議員辯論自由的絕對保護。既然立憲國家的議員在國會內的言論自由不受限制，那麼在民主共和國家，享有主權的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發言權亦不應該受到任何限制。批評政府是人民的崇高權利，公開討論政治議題是國家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這正是根源於民主國家的立國契約。
米克爾約翰的理論在法學界、司法界產生了震動。在1964年沙利文（Sullivan）訴《紐約時報》民事誹謗案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倫南（Williams Brennan）執筆撰寫的裁定推翻了原判決，並壹舉改變了適用了幾百年的有關名譽侵權的普通法規則。沙利文是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主管警務的市政專員，《紐約時報》壹則聲援黑人民權運動的付費廣告對該市警察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抨擊，且直呼警察為「不法之徒」。因其中部分內容誇大不實而被控誹謗，州法院判決《紐約時報》支付50萬美元的壹般損害賠償。但最高法院的裁定認為，針對公共官員的官方行為的誹謗與壹般誹謗案的性質不同，除非能夠證明存在「實際惡意」，即被告明知其敘述不實、或全然不顧敘述是否屬實，否則公共官員就不應從誹謗性不實敘述中獲得任何賠償。此壹裁決表明，政治言論所享有的自由理應多於壹般言論，失實與否、對公共官員造成傷害與否不是關鍵問題，「實際惡意」才是關鍵。於此，米克爾約翰所闡述的法理進入了司法領域。此後，西方各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針對政府、公共官員、公眾人物的誹謗案時，通常會適用更加嚴格的證據準則和更加寬鬆的「公言論」保護標準。
五、結語
言論自由是優先自由，在自由與權利的完整體系中，言論自由處於基礎地位——即是說，當言論自由與其他的自由與權利（比如所謂「民族權利」或「積極自由」）發生衝突時，應享有無可爭議的優先性。但言論自由仍是有限自由，既受文化、道德、社會的軟約束，亦受到明文法律的強限制。不過，總的來說，人類的文明發展、政治法律制度的進展不斷拓展了言論自由的道德與法律邊界。其中，最重要的拓展就是，對於公共言論、政治言論的保護力度超乎壹般言論之上，「言者無罪」的中國理想已率先在西方政治領域局部得以實現。應該說，言論自由的精髓之所在，不是對於說謊、造謠、侮辱、誹謗、淫穢的絕對寬容（雖然壹定程度上的寬容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是為了達成更加和諧美好的公共生活和更加公平正義的自治政體。而在這方面，公共言論、政治言論上面的自由缺失，正是當代中國政治與法律的致命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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