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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起天下主義理想-----並與劉曉波君商榷

   一

   劉曉波在《大國崛起：天下心態的復活》（《爭鳴》２００７年２月號）一文中，對「大國崛起」的張狂、「拒絕聖誕節」的狹隘等等異象怪象提出了嚴厲批判，我很贊同，但他將這些現象判為「傳統天下心態的當代復活」，認為這種「居高臨下的大漢族心態，並不全是中共意識形態灌輸的結果，也與傳統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態』一脈相承」云云，則是我不能同意的。

   「自我中心」與「天下心態」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極端。「傳統天下心態」源於儒家思想中的天下主義。「毛澤東想做全球帝王之野心的極端膨脹」也好，江胡的「大國外交」與「和平崛起」也好，「高調民族主義」和「排外意識」也好，都恰恰是嚴重悖反儒家義理、與天下主義相矛盾的。

   二

   儒家文化是一種堅持文明至上、著眼整個人類、充溢著理想主義精神的文化。顧亭林雲：「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裏的天下，指的是文明。天下主義，就是文明主義。梁漱溟在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后曾說，在個人、家庭、國家（或團體）和天下這四個層次上，西方人更重個人和國家，中國人更重家庭和天下。

   夷夏之辨（又稱華夷之辨）是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之一，確實存在劉曉波所說「國人稱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國家及族裔貶為『蠻夷』」的現象，這恰恰證明了儒家文明的先進性及其天下主義性質，不過曉波這樣的表述不符華夷之辨原意而已。

   華夷之辨的主要內容就是以禮樂文化和文明程度為主要標準，貴華夏，賤夷狄。以文化高下、道德優劣來區分華夷，講究仁義道德的文明人就是華夏，不遵循禮義德行的野蠻社會就是蠻夷。傅斯年先生認為三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體系，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歷史上夏周的文明程度較高，而其它民族尚處在不火食、不粒食、披髮左衽、斷髮文身、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以臣妾為殉的落後狀態。

   華夷之辨，實質上是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卑劣與高貴、低賤與優越的區分，如晚明瞿太素在《職方外紀小言》中所寫：「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而政治文明的發展程度則是華夷之辨的核心。在《春秋》中,孔子站在道德、文化的立場上對夷狄與華夷進行了評判，有德之國進之為華夏；無道之邦斥之為夷狄。

   文明的發展推動著各個族屬之間文化和心理的趨同,從而不斷推動各民族的融合，以華夏優越的文化為中心，不斷把周邊及外來文化同化，用夏變夷，夷狄歸夏，成了幾千年來的歷史之常。滿清本屬「夷」族蠻邦，一統中原之後，也多少為我華夏文化所「化」，不過「化」得太不夠，同時華夏文化亦遭致滿清的重創。

   清朝政府「把自己作為萬邦來朝的中心朝廷」視西方各國為臣屬國、為夷狄，其實已完全背離了天下主義的宗旨而成了一種盲目顛倒的自大。清末郭嵩燾曾尖銳指出，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郭嵩燾詩文集》），對此老梟深有同感。

   嚴格地說，君主時代做得最好，君明政仁，也不過是小康社會「昇平世」而已，仍屬於「家族主義」「家天下」，離真正的天下主義還差得遠。天下主義對應的是「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

   三

   天下主義不是居高臨下地宰割和奴役天下，而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與人權、自由、寬容、平等、尊重他人等價值及品質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境界非常闊大，《易傳》主張"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語，庶幾近之。這裏「輔相」、「曲成」、「化成」等，都是順物之性而輔助贊勉之、因萬物固有本性而成就之的意思，與《中庸》所說的「參贊」「化育」具有相同的意義，都不帶任何強制性。對「物」猶如此，何況對人乎？

   我說過，儒家的目光不僅不局限在形骸及家庭之私，而且也不限於國家民族之公。那種天下萬物一體之仁，不僅超越自我主義、裙帶關係、狹隘思想、種族中心主義、大國沙文主義，而且超越世俗人文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羅素熱愛中國文化，所愛正是中國文化中充溢的寬容精神、「為天下開太平」的文化理想和天下主義的道德自覺。這也是西方文化傳統不足的，更是亞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嚴重缺乏的。

   中共的所作所為，哪有一點點儒家文化的天下境界和文明精神？老管網友說得好：「一個對內不尊重基本人權和對外不講普世規則的國家，不可能造就優秀的國民，無法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接納，也就不可能有國家的真正崛起。」至於「中共政要的足跡遍布世界，每到一處都慷慨撒錢」之類行徑，乃是慷人民國家之慨，圖一黨一己之榮，乃是「黨天下」心態，暴發戶主義，與天下心態、天下主義沒有任何關係。

   相反，以中華文化的先進文明對治中共政權的落後野蠻，以天下心態對治「自我中心」和「黨天下」心態，以天下主義對治高調、極端的民族主義，去化解民族主義某種「與生俱來」的狹隘性和攻擊性，正是當務之所急！（國家要愛，民族要重，但不宜上升為主義。即使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民族主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也應該是低調、溫和、文明、理性、防守性的，接受天下主義、文明主義的制約和指導的。）

   2007-2-18東海一梟

   首發於《民主中國》2/26/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