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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歌特別響亮的地方，政治社會特別黑----儒家政治觀與中國政治生態略談

   一政治的政，由正與文組成。正者，正常、正氣、正義、正道也；文者，文化、文教、文明也。只有正與文兩者兼具，才能通達治理，才可治國安民，才符合政治的標準。

   首先，政治是「正人」之事，然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故正人先須正己。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集注》引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馬一浮先生說得好：「政是正己以正人，治是修己以治人，此乃政治真義。今人好言政治，只知尚權力，計利害，與古義天地懸隔。」

   其次，這個「文」字，亦值得深長思。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集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孔子又稱堯「煥乎其有文章」，以堯舜事業為「文章」。《尚書》稱堯「文思安安」、舜「睿哲文明」、禹「文命敷於四海」，其「文」字皆有深意。

   很多人包括某些儒家學者認為儒家政治是人治，錯了。儒家是「文治」、德治、禮制。儒家對政治家的個體道德修養非常重視，同時又特彆強調良制良法。儒家政治與民主制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一是道德挂帥，一是制度、法律挂帥。

   儒家的「文」，如上所述，儒家的德具有政治性和制度性，而禮是各種文物典章制度的總稱，儒家禮法並稱，禮也可以涵蓋法律，儒家外王學就是直接關注制度建設的學說。總之，儒家的道德包括政治道德，政治道德必須體現為道德政治，而道德政治又以良制良法為核心。

   儒者重視家庭社會更重視政治，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功夫，更在政治上做功夫，追求在政治上興善除惡：良制良法，興之不容已；惡制惡法，除之而後快。不論是否有機會從政，儒者都有強烈的社會政治責任感，充滿己飢己溺、先憂後樂、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

   在政治上，儒家不反對革命。孟子和荀子一主性善，一主性惡，學術路線歧異，但都肯定湯武革命的正義性，認為君主若「德不稱位」，甚至殘虐臣民，臣民就有革命的權利。針對世俗中「商湯周武是篡奪桀紂天下」的說法，荀子指出，商湯、周武不是篡奪天下，而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詳見《荀子-正論》）

   但是，儒家反對革命崇拜，反對馬列主義「革命教」的教義，認為革命僅具有工具價值，任何革命行動，都必須遵守仁義、誠信、中庸等原則，真正以民為本。同樣，儒家不反對階級鬥爭，但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主張和諧為綱；儒家不反對利益追求，但反對利益至上，主張正其義再謀其利，先義後利，追求公利---真正的人民利益……

   人們都以為民主社會的「官」不好做，殊不知真正王道社會的「官」更難做，除了受到制度法律的制約，還要接受各種道德規範和良知原則的約束----這種約束儘管比較軟，對真正的儒者來說卻是更為有力有效的，是「天條」。某些不良法條，儒者或不怕犯之，卻絕不敢「觸犯天條」的。另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愛權，同樣取之有道。孔孟棲棲遑遑周遊列國，就是為了尋求實現仁政理想的機會和權力。但孔孟和歷代聖賢絕不會為了得到權力而放棄道義、違背原則。

   二根據中華的政治標準，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政治，達標者寡。孟子說：「以德行仁者王。」荀子說：「以德兼人者王。」且不說秦漢以後，便是夏商周王朝，也有大量的王不配稱王，很多朝代不配為王道。

   至於現代中國所謂的政治，別說王道，連霸道也不配（以力假仁者霸，霸，也是藉助仁義講究道德的呀。）純屬赤裸裸地奪民之利、惡狠狠地侵民之權的流氓政治盜賊政治。

   《三國演義》第九十三回寫道：「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這段話用來描述當今中國，最傳神不過了，而且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漢末年儘管政治顢頇官場腐敗，但清官良吏和正義之士也層出不窮，而現在，要在體制內找一個清正之士，只怕比大海撈針更加艱難。

   古人云：「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便是損陰隲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現在當官、當政者，皆以「使人民不敢言」為榮耀，以「使真言無處發」為要務，豈僅損陰隲而已？人民不敢言而敢怒。直到地下的怒火鑄就人間的地獄----中國已經成為弱勢群體特別是正人君子的地獄，成為禽獸盜賊的天堂。

   （當然，從佛教角度看，禽獸盜賊與天堂無緣。他們不僅死後要下地獄，當下就已經生活于地獄了。貪嗔痴慢疑本身就是地獄境界也，彷彿榮華富貴，其實心災重重危險重重，不祥莫大焉，苦痛莫大焉。）

   儒家嚴華夷之辨、王霸之辯、義利之辨、真偽正邪之辨。現代中國的「政治」，非華、非王、非義、非真、非正，是反政治的假惡丑政治：反正常、反正義、反正道、反文化、反文明，豺狼當道，特權第一，利益至上，防民之口，以民為敵…

   《論語》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冉求所議，實為政務，只是議于「季氏之私朝」，故為孔子所譏。國家政務，必須「議于公朝」，即使退休大夫「猶當與聞」。如果「獨與家臣謀于私室」，那就不成政務而成為家務事了。用現代話說，這是有違「政務公開」原則的。

   同樣，現代中國沒有政治，只有黨務、家務、權術、私事；當然沒有政治家，甚至沒有西方那種政客，只有術士戲子陰謀家野心家勢利客投機分子黑箱操作者及撞鐘和尚，只有極端利己主義、利益主義者。自古小人有可能長大，惡人有可能善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唯有經過唯物主義洗腦的人，都會成為的「唯物質主義」者，把物質享受和特權利益看得高於一切。

   所以，六十多年來各級領導幹部中的絕大多數，不僅缺德，往往還很缺智，缺乏適可而止急流勇退的智慧，總是得寸進尺貪得無厭。他們一旦擁有特權，就很容易權令智昏，很喜歡把權用盡、把路走絕。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哪。

   三至於毛氏，更是空前的獨夫民賊竊國大盜。荀子說：「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論》）

   毛氏比桀紂更加窮凶極惡，更屬於「天下之害」、「民之怨賊」。崇拜、歌頌毛氏，以毛氏為統帥、領袖和導師，自然更加「不祥」。事實上，崇毛者個人大多命運坎坷，下場悲慘；毛時代和后毛時代，各種重大的人禍及天災此伏彼起，真可謂不祥莫大焉。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毛左派有「愛滋病毒特性」：「它對其他不生養自己的機體卻無力殘害，專門殘害的只是能生養自己的機體。」然哉然哉。

   有人認為毛氏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罪孽最大（如茅于軾），東海以為他搞文革罪孽更大。文革殘害的是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慧命，毀滅的是無數無量生民的心性。哀莫大於心死，人人喪心社會病狂，那是比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更可悲的。

   文革雖然早已結束，他的罪孽可沒有停止，只要他還受到崇拜，他的思想還在流傳，他的罪孽就在不斷延伸和擴張之中。儘管后三十年政治路線是右轉的，但馬克思主義的幽靈還高踞憲位，左的幽靈還時隱時現，國內霸權主義國家恐怖主義還在名正言順地延續著……

   現在，到處「紅歌」嘹亮，中國向左轉傾向鮮明，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其實，與其說是唱紅，不如說是倡黑，因為絕大多數紅歌是不正常的，是對暴君暴政暴力的歌頌，對邪知邪見邪說的宣傳。據報道，重慶69歲的易如國老母去世，而他堅持隨重慶「唱讀講傳」進京演出團進京演出。真可謂：爹親娘親不如紅歌親，紅歌一唱心便黑也。

   至於重慶方竹筍案件，更充分說明：紅歌特別響亮的地方，政治社會特別黑，言論自由度特別低。對幾個市領導發幾句文字牢騷，居然鍛煉成獄，這種事在秦始皇時代也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馬家隊伍中「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才幹得出來。2011-6-21東海儒者余樟法

   附註：有儒友指出：「政是正攵,不是文。九經字樣作攴，今依石經作攵，與文別。」其實這不影響東海的解釋。《詩•大雅•皇矣》曰：「其政不獲」，釋文:「政,政教也。」 政與文教、教化密切相關。政與教皆有攴。《說文解字》：攴，小擊也。「攴」是執以教導人者，有「正人」意，可以引申為教化、文化的意思。

   對某些文字作出別出心裁的註釋，是儒家的傳統。就像王字。王字的甲骨文為斧鉞之形，斧鉞為禮器，象徵王者之權威。這是象形；本作「士」,是能獨立任事的人,后加一橫,表示在「士」之上,即人間的最高統治者,這是會意。又有，「王」字有「二」與「十」字組合說、「一」與「土」字組合說、「大」與「一」字組合說、「人」與「二」字組合說、「大」與「二」字組合說等等，各有其當。董仲舒的解釋最有外王特色：『古之造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2011-6-21東海附言

此文於2011年06月2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