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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我儒家，還我中華---關於徹底去馬列化的呼籲（修正版）一、這不是我的中華這不是我的中華！

   這個國家，權力是黑箱操作出來的，財富是官商勾結出來的，官員多是貪污腐敗的，文人多是陌生和反對本土文化的，知識分子多是附庸特權幫閑幫忙的，學者、思想和各種產品多是假冒偽劣的。

   這個國家，權力至上，利益至上，利己至上，貧富極端懸殊，社會極端不公、官民極端「矛盾」，文化極端貧困，人心極端敗壞，禮義廉恥被消滅了，仁義道德被批倒批臭了，各種價值觀顛倒了----這才是千古浩劫啊，思想的浩劫，文化的浩劫，道德良知的浩劫啊。

   這個國家，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人權，沒有平等，沒有信仰，沒有人的尊嚴，官不官民不民師不師生不生父不父子不子男不男女不女，一切都非正常化了，尤其是政治，變成了人世間最為齷齪的東西。

   這個國家，「好人無好報」幾乎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和一種定律。不僅在道德領域，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領域都是逆淘汰的，劣幣驅除良幣，虛假驅除真誠，醜陋驅除美麗，邪惡驅除善良，愚昧淘汰智慧，黑暗驅除光明。

   政治系統的逆淘汰是最嚴重最可怕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政治逆淘汰必然導致各行各業和全社會的逆淘汰。當今中國就是如此，各行各業社會各界，越是「成功人士」越不仁不義無禮無信越不是「東西」。奧巴馬說：缺乏自由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東海曰：缺乏尊嚴的成功富貴是另一種形式的失敗和下賤！ 在一個逆淘汰的國家，大多數人變壞是必然的。一般人誰會心甘情願被淘汰呢，一般人又怎會認同孔子「邦無道，富而且貴恥也」的教導呢。大多數人只要能夠「富而且貴」，哪管邦有道無道，哪管自己可不可恥？

   於是，不論是當年政治挂帥還是現在經濟挂帥，「馬家」中國的人整體上都是自古以來最醜陋惡劣的。特權集團固然奸詐野蠻無所不為，弱勢群體也普遍坑蒙拐騙毫無羞恥、為非作歹習以為常----君不見，那些製造各種假冒偽劣產品的、那些把仇恨權貴報復社會的刀子伸向兒童學生的，不都是弱者嗎？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此之謂也。如果有機會成為「強者」，弱者會比現有的強勢集團更壞。

   這個社會沒有崩潰，卻已經潰敗了，腐爛了，上上下下爛成一團。

   二、沒言論自由有文字獄孟德斯鳩說過：「有兩種壞現象：一種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種是法律本身使人民變壞；后一種禍害是無可救藥的。」 這個國家的不少法律，就屬於「使人民變壞」的惡法。

   美國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網站上，最近有一篇文章，題目是《10條最糟糕的中國法律》，其中第一條就是《刑法》第一百零五條。這一條剝奪了《憲法》第35條關於公民有言論自由的規定，給政府壓制異議、迫害異己提供了「法律保障」，導致許多異議分子被以煽動罪和顛覆罪起訴。

   且不論其它法律多麼不良，怎樣為專制主義張目、為特權階級服務，也不論制度多麼落後、特權多麼猖獗、苛政多麼猛於虎，就憑沒言論自由而有文字獄這一點，這個國家就不是我的中國。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孔子被人譏為喪家狗，但是孔子畢竟還可以自由地周遊列國和自由講學自由發言自由宣揚正學和真理。這一自由對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已屬奢侈品，它已被「四項基本原則」和「煽動」、「顛覆」之類惡法以及各種統一思想、導向輿論的「清規戒律」剝奪了。

   中國的異議人士往往都被《國家安全法》第四條第一款「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或第三款「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而起訴。

   中國是網路警察最多、對互聯網的審查超嚴密的國家。《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國務院292號令）規定，禁止網站發布含有九種內容的信息，如「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信息云云，這類模糊的條款，為剝奪民眾的言論自由大開了方便之門，任何異於當局、不利於特權利益的言論，都可以冠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之名的。

   在保障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方面，不僅與民主國家背道而馳，比起胡耀邦趙紫陽執政的時代亦大踏步倒退。防民之口甚於防賊。當局對任何有異於特權階級、不利於特權利益的思想言論都充滿恐懼極力防範，以致到了極其過敏的地步。

   象東海文章，傳統媒體上固然寸步難行，在網路上也是五關六將；在網路上，不僅受到當局的堵截，而且受到某些自由派的封禁。幾年來，眾多基本不涉及政治的談儒論道的文章，在新浪博客和凱迪、天涯乃至某些儒家論壇，也都莫名其妙的遭到大量刪除。

   這個國家早已被綁架劫持、被全面侵略、被深度奴役、被鳩佔鵲巢似的「馬占儒巢」了。在這個國家，我是一個亡國奴，所有的儒者乃至所有的中國人都是亡國奴-----不，甚至比亡國奴還不如。回歸前的香港澳門這些殖民地的民眾所享有的各種基本權利保障，是號稱「主人」的大陸人民望塵莫及的。

   三、中華亡于馬列毛中華亡於何時？眾說紛紜。或認為亡于秦漢。夏、商、周才是真正的中國，秦漢以來則是強盜、罪犯、蠻夷和惡人在統治，名為中國，實非中國；或以為，「崖山之後已無中國」，中國亡于宋末；或以為，明朝仍屬正統，清朝則為異族，中國亡于明末。

   以上所說各有其理，但標準都定的太高。標準再這麼高上去的話，不僅漢唐宋明都不算儒家文明，夏商末世出了夏桀商湯周的後期是春秋戰國，也可以說很不「中華」的。

   東海以為，漢唐宋明無疑都屬於中華正統，元清差一些，但尊儒，也算偏統。民國是君主時代和民主時代的過度時期，不尊儒，但也不完全背離儒家原則，勉強算偏統吧。唯毛共這個極端反儒家、反中華的政權，則連偏統都談不上的。

   馬列入主中國之前，中國曾亡于秦始皇，亡得尚不徹底，直到亡于馬列，才是自古以來最為完全徹底的亡國。或者說，中國亡于元亡于清是亡國，亡于馬克思主義則屬於亡天下：文化盡亡，文明盡亡，仁義充塞，率獸食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馬列之國，與共和無關，與中國人民無關，與中華更無關。真正的儒者、真正的中國人都應該以馬列主義為恥。

   10月21日南方周末報道，有當年的紅衛兵向在文革中被打的老師道歉。這是應該的，但我以為，當年的紅衛兵更應該向儒家和孔子道歉。孔子是儒家大宗師，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祖、文明之祖。如果說毆打老師是「欺師」，摧殘儒家掘毀孔墓就是「滅祖」。

   其實，當年的紅衛兵與他們所欺之師所滅之祖一樣都是受害者，把一個個普普通通的青少年「害」成紅衛兵的「東西」才是罪魁禍首，才更應該道歉。眾所周知，把一個個普普通通的青少年「害」成紅衛兵的「東西」，是毛共政權及其意識形態馬列主義，而大革文化慧命的文革是一次空前慘烈的反儒反華行動。

   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主統和中華文明的核心，儒家與中華是一分為二、二合為一的，同體共生密不可分。反儒就是反華。古今反華分子，以秦始皇、洪秀全和毛氏為最，其中毛氏又是最中之最。毛氏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推崇和讚美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可謂「同惡相吸」。

   四、根本之錯、罪惡之魁法家、拜上帝教、馬列主義三家「教義」皆屬反道德、反文明、反社會、反人類的邪知邪見，又各有特色：拜上帝教粗陋不堪思想水平最低，法家富國強兵短期功效頗佳，「馬家」體系則最為博大、理論最為「圓滿」（頗能自圓其說）、理想最為遠大、革命精神最為強烈，故最具有「科學性、」煽動性、迷惑性、欺騙性和危害性，讓人不知不覺地上當受騙，從而向其輸誠，作其幫手、為之奉獻犧牲。

   馬列主義對仇恨、鬥爭、革命、暴力、專政的推崇嗜好埋伏在《共產黨宣言》等經典里，其對物質對利益的「尊重」（物質主義、利益主義）和對人性對生命的輕蔑，埋伏在唯物主義的骨子裡。總之，馬列主義反道德、反人道、反真理的反動性根深蒂固。

   或許，由於種種原因，在某些時階段和時候----比如「在野」的時候，尚未成氣候的時候，馬列毛主義或有可能造就暫時的、局部的、表層的、相對的「好社會」，如當年的延安和現在的重慶，給人以某種希望。

   殊不知那是沒有義理和制度根基的暫時性現象，完全靠不住的，卻很容易讓短視的普通民眾乃至一般知識分子上當。不由得想起蘇洵《六國論》中的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那種貌似崇高、似是而非的共產主義理想和道德，甚至還會讓一些豪傑人物迷惑傾倒而為之鼓呼為之奮鬥。這是智慧和文化有所不足所致---比起一般人物來，豪傑肯定優秀得多，肯定具有相當的智慧文化水平，只是其水平還不足以讓他擁有「擇法之眼」。薄熙來在重慶的一系列舉措令人耳目一新，但他重舉馬家主義毛氏思想，恐怕主要原因就在於未能洞察其根本性的錯誤、潛在性的邪惡。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當然並非一無是處，但由於基本原則、核心思想的錯誤及政治手段的暴力，一旦付諸于政治實踐，以之為指導思想，遲早一定會毒性大發，發為黨主專制----比君主專制惡劣萬倍的政體。

   另復須知，馬列斯毛的思想固然有所不同，但根本路徑和內在邏輯一脈相承，遇到合適的土壤，馬克思主義很容易「發展」成為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類主義。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東海已有《異端論》、《錯在了根本，錯放了地方》、《馬克思的無知》、《馬克思主義批判》、《馬克思謬論》、《高舉仁本大旗，回歸中華正統》、《馬家把人變成鬼，儒家把鬼變成人》、《假的比真的好，終究不是好東西》、《歡迎附庸孔孟，警惕假冒儒家---兼批判馬克思主義》、《良知嚴重不明者---剝去馬克思主義者的外衣》等等二十多篇文章予以揭露和批判，茲不詳論。

   「馬家」思想不僅理論上錯誤嚴重，其實踐中的邪惡更是已為大半個世紀以來大半個地球無數血淋淋的事實所充分證明。君不見，各國的「馬家」政權都是該國極壞、最壞的政權，都對自己人民犯下了大量駭人聽聞的罪行，都是人類社會的毒瘤，無一例外，實乃「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尤其是毛共政權，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蹂躪、對人類的尊嚴和良知毀害的程度，是尊崇法家的秦家皇朝和拜上帝的太平天國、是古今中外任何專制政權、邪教組織以及各種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法西斯主義都望塵莫及的。殷鑒不遠啊。尋根溯源，馬克思主義是最大的罪魁禍首。

   五、史無前例的怪胎毛共，堪稱是本土有史以來最流氓、最冷酷、最兇惡殘暴又巧言令色的一股反華勢力，一個完全反道德、反常識、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反人道、反人類的政治怪胎，其反動的程度，絕對空前，也當絕後。

   自古以來，只有這個怪胎，才會在自己的國家一窮二白、自己的民眾毫無生活保障甚至大範圍餓死的情況下，「勒緊」自己民眾的「褲帶」去大規模地無償支援世界人民。

   只有這個怪胎，才能在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自然災害和嚴重瘟疫的年代，製造出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超級災難。（2009年08月，著名黨史研究專家金沖及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一書中，首次披露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的民眾達3860萬人。）

   只有這個怪胎，才會把知識分子當作假想敵，認為他們「知識越多越反動」；搞「引蛇出洞」的「陽謀」，把全國50多萬知識分子打成「階級敵人」；只有這個怪胎，才能把無數普普通通的青少年「武裝」成比納粹暴徒更加殘暴的紅衛兵（而且兩者有一大區別：納粹的殘暴是針對異族的，紅衛兵的惡行確是針對本族人乃至老師親人的。）

   只有這個怪胎，才能製造文革這樣慘烈的浩劫，讓廣大人民群眾乃至父子夫妻兄弟在同一種「主義」和「信仰」下分裂為敵對的派別，相互充滿勢不兩立的仇恨敵視，開展你死我活的鬥爭殘殺。

   只有這個怪胎，才能在和平時代一次又一次地製造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最近由海外文革研究者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就收集了1966～1976文革期間發生的湖南道縣大屠殺、內蒙古的內人黨大血案、廣西四二二剿殺、青海二二三事件、廣西賓陽慘案、北京大興縣慘案、雲南沙甸事件共七宗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

   只有這個怪胎，才能如此「大無畏」地、徹底地「去中國化」----將本土文化全部打到，將傳統道德全面推翻，讓官德士德民德全面淪喪，把祖國推進了最缺德最黑暗的時代，變成叢林世界、厚黑世界、禽獸社會，變成了一個「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這一切一切，史無前例。還有，公開以欺騙自豪以「陽謀」自詡、公開鼓勵各級官員和廣大民眾說假話做惡事、隨心所欲地篡改偽造有目共睹的當代史、持之以恆地歌頌人禍歌頌貧困歌頌自己，等等等等表現，都是史無前例的。

   當年國民黨罵毛共為匪，實在是罵對了。這樣的黨還不算匪，天下無匪矣。只是罵得太輕了。在殃民禍國作惡作孽方面，在把人變成魔鬼變成禽獸方面，在欺詐暴力方面（不僅對敵人對民眾詐力用事，對自己人對功臣同樣欺詐暴虐刻薄寡恩），古今中外包括黃巢、張獻忠、希特勒、塔利班在內，又有哪一股盜匪能與之相提並論？真乃空前的巨匪、曠世的悍匪也。

   對於文革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執政黨曾經有所否定，但這種否定是出於政治需要，是為大勢所迫不得不然，極其有限和表層，不是真誠的反思、嚴肅的正視和徹底的告別，還有不少真相和惡跡，被重重禁區遮掩著抹殺著，被種種巧言粉飾著美化著。至於毛共之罪馬列之惡，依然受到「嚴密的保護」----其實，它們已經成了當局沉重的包裹：馬列在上，其名不正其言不順；毛共在前，形象不良臉面無光。不卸下這兩大歷史包裹，執政當局就難以成功實現文化回歸和文明轉型。

   六、依舊是亂世現在的執政黨蠻夷程度在逐步降低，對儒家和中華文化有了一定的認可和「尊重」，也可以說是文明程度有所提高。這種提高，是客觀形勢、國內外局勢所迫，也是共產黨逐步偏離、疏遠、架空馬列主義以及將它假冒偽劣化所帶來的。

   但藕斷而絲連。中國仍然是「馬家」之國，蠻夷之國，仍然是亂世，離「儒化的中國」還差的遠，離「儒家的中國」更差的遠。

   我曾尖銳地指出，一般事物都是真的好，唯有馬列主義例外，假的比真的好，偽劣的比原教旨的好。不過，假冒偽劣的馬克思主義終究還是姓「馬」，不是什麼好東西，不是政治正道社會常道，比自由主義差的遠，比仁本主義更差的遠。

   不論是宣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當年還是強調「穩定高於一切」的現在，都不是正常的社會；不論是政治挂帥還是經濟挂帥的中國，都不是我的中國。某儒友說得好：「後三十年雖然墮落，但不能因為這個原因就能直接反證出前三十年是好的。前後三十年，兩個詞總結：前三十年：邪惡；後三十年：墮落。」

   當初政治挂帥的中國是亂世，現在經濟挂帥的中國仍然是亂世。政治無道社會無德，暴力和欺詐盛行，即使一時足食足兵僥倖國富兵強，也是衰亂世。盛世，盛在道德盛在文明，不在於國家之富、兵力之強。

   馬列之國（哪怕是名義上的）不可能出現盛世。因為，靠聚斂和壓迫取得的富強是舉而不堅、堅而不久的，靠暴力和欺詐維持的穩定是弱不禁風、不堪一擊的，違背公平和正義原則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沒有民意和道義基礎的政權是沒有前途的。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把「兵」放在第一位，是軍事挂帥，把「食」放在第一位，是經濟挂帥。儒家選擇把「信」放在第一位。這裏的「信」，是誠信之意。「以誠信立國」，既道德挂帥。而「馬家」中國「以詐力立國」，最缺的恰恰是誠信。民眾的信任被無休止地利用、社會道德被超額透支之後，終於全盤崩潰。

   社會價值標準混亂顛倒，流行和信仰異端外道歪理邪說，以國為本（實則以權為本），聚財於國（實則聚財于權貴階級。橫徵暴斂稅收超高，美之曰加強財政汲取能力。禮記早就指出：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公權力「私奔」，用人唯私、用人唯親和用人唯近，置國家利益於人民利益之上（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國家利益，與特權利益乃同義詞），防民如賊草木皆兵…等等現象，都是亂世之徵。

   而民怨沸騰民變紛起，更是「亂」的直接表現。一些在正常社會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引起民眾大規模抗爭和社會局部動亂，甚至成為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囯社會最大、最主要的矛盾是官民矛盾，即代表者與被代表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掠奪者與被掠奪者、特權階級與弱勢群體、專制主義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中國人民的生存環境，包括政治環境、經濟環境、自然環境、文化環境、道德環境等，都因這一矛盾的持久存在和加劇擴張而不斷惡化。

   執政當局既缺乏基本的民意基礎，又缺乏起碼的道義形象、理想色彩和精神支柱，無理可講無勢可倚（真理公道、世界大勢、時代潮流都與之對立），在這種天怒人怨人心大亂的現狀下不思進取、不肯變革，繼續靠官話欺騙、言論監控、輿論導向、暴力威脅和利益誘惑這些古老的手段來維穩，又能維持多久、偷安幾時？吾恐當局之禍及中國之危皆不在蕭牆之外也。

   七、破斥幾種糊塗認識毛左「堅定不移」地信仰馬列美化毛氏，或思想糊塗，或別有用心；一些民眾出於對現狀的失望而盲目懷念毛時代，也可以理解。最可悲的是一些自由人士和民運分子仍為馬克思主義辯護，甚至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自居，以敵為友認賊作父，令人遺憾。

   固然，「馬家」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學說及其民粹主義傾向，對弱勢群體極富煽動性，對特權階級極富殺傷力，受到當前既得利益集團相當的排斥---而按照「馬家」原教旨，現在的既得利益集團無疑是造反的對象。「烏有之鄉」成員中間流傳的《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告全國人民書》如是說：

   「在所謂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拋棄毛澤東思想，違反中共七大以來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復辟，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已使修正主義中共變成一個非法組織。」

   實質上，當局的「拋棄」、「違反」、「顛覆」、「復辟」、「觸犯」和「修正主義」，相對於它自己而言正是進步的表現。只不過這一進步緩慢而有限，馬列毛仍然擁有意識形態地位，並未從根本上「公然拋棄」也。

   現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惡劣，不能證明「馬家」理論和毛左路線的正確，不能改變馬列毛主義本質的非正義（最多只能說明「馬家」的理論是在野勢力及野心家造反打天下的思想利器）。毛左路線，只會造成政治和社會更大、更惡劣的倒退。

   試圖利用「馬家」來反腐敗，無異飲鴆止渴；試圖利用它來反特權反專制，更是南轅北轍。腐敗、專制、特權當然要反，但不能借用錯誤的思想來反。我們不能走回頭路。即使革命的條件完全成熟、革命的大潮不可阻擋，也應該在中華文化正確理論的指導下進行，中國人民無須也不該再接受「馬家」的煽動。至於指導政改和政治的民主化道德化，更是「馬家」無能為力的。

   其實，淪落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特權主義和利益集團，是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內在邏輯的必然。信仰以物質為第一性的唯物主義，必然缺乏對生命、對人的尊重，必然會從人的政治性、社會性、經濟性甚至動物性等等角度去理解、認識和「定位」人。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方式」。這句話可以說代表了唯物主義對生命最形象和經典的認識。這樣的生命觀，必然對良知心造成嚴重遮蔽，很容易墮落為慾望的奴隸、權力和物質的奴隸。

   由此可知，所謂的共產主義道德，缺乏必要的人性基礎和文化精髓，只能訴諸于「信仰」者一時的激情，是沒有根的，易漲易退。同時，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實質上違反中庸，並不道德，萬一高漲起來，利少弊多乃至有弊無利。

   有人說，現在中國只不過形式上保留了馬列毛罷了，其實它已經不起作用了。這麼說的人有所不知，形式與實質雖不同卻大有關係（所謂不一不二）。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是代表實質而且有力量的，尤其是這種形式佔據著憲法地位，其潛在的影響和力量就更不可小覷了。

   儒家很重視「名分」，「《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會產生這麼多的問題。「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 是苟且其言，是很不君子、很不道德的行為。西晉學者魯勝言：「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名不正，則同異難別，是非難明，道義關了門，政治教化失了準繩。時至今日，如果繼續保留馬列毛的意識形態地位，也是一種反動----反民心民意而動，時代潮流動而動，反普世價值而動，反仁義原則而動。

   又有人說，信仰孔子也崇拜毛氏。東海笑道：這樣的信仰崇拜，真是太糊塗太盲目太廉價太鄉愿太苟且了。

   且不說孔子信仰是良知信仰，真理信仰，是建立在對儒家義理一定的理解、實踐和證悟的基礎上的，信解行證，相輔相成。「信」如果脫離了「解行證」，即使是真的「信」，也不過是迷信、盲信而已。真理不需要、不歡迎迷盲或虛偽的信仰和崇拜。

   大是大非，豈容混淆？烈火嚴冰，終難同爐。崇拜毛氏者，一定反感儒家反感「吃人」的仁義道德，怎麼可能又崇拜孔子呢？相反，崇拜孔子者，對於給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都帶來了空前浩劫的毛氏及其思想，怎麼可能崇拜得起來呢。

   一邊推崇儒家一邊又宣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者，與一邊信仰孔子一邊崇拜毛氏者一樣，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糊塗鄉愿。

   八、俄羅斯的「正動」馬列主義的宗主國和輸出國蘇聯已經被掃進歷史垃圾堆，俄羅斯而今又在進一步更加徹底地「去斯大林化」。

   今年11月26日，俄羅斯杜馬就此召開特別會議，以決議方式公開承認斯大林親自下令屠殺兩萬波蘭精英，一手製造卡廷慘案。杜馬外事委員會主席康斯坦丁•科薩奇夫表示，「毫不誇張地說，這份聲明具有歷史性意義。」他說：「我們在其他國家同篡改歷史的行為做鬥爭，如今在自己的國家，我們也親眼見證這一幕。」

   面對某些利用某些「歷史功勛」為斯大林辯護的言論，俄總統梅德韋傑夫表示，無論斯大林取得怎樣的工作成績，他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是無法饒恕的。他聲明：「任何國家的發展，任何國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高於人的生命的價值。不能為鎮壓辯護。」有評論人士表示：

   「俄共人士評價斯大林的態度同中國共產黨歷來的三七開評論方法類似，似乎只要給了百姓生存權，還給了百姓一些本屬於人民的權利，那麼所有一切政治和信仰迫害以及違反人權的罪行就可忽略不計，功過相抵…… 但此次俄羅斯總統就此問題發出了鮮明的最強音：國家的發展是人民大眾的功績，獨裁對人民犯下的罪行無法饒恕。三七開的評論方法故意模糊了道德底線，而獨裁超越了道德底線的犯罪是沒有任何理由能辯解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推翻了蘇共統治后的俄羅斯的總統針對斯大林問題的聲明對中國人民更具現實意義。」

   對於毛氏及其思想，我們也當作如是觀，有必要全面解密毛共政治迫害檔案，還原歷史真相，撤去天安門城樓毛氏畫像，禁止為毛氏及其思想歌功頌德等等。（其實與斯大林相比，毛氏可謂等而下之了。斯大林領導的「衛國戰爭」及「工業化」，其利弊功罪如何，至少還可以拿出來狡辯一番，毛氏一生得意的兩件事：打敗國民黨和發動文革，於國於民都是有百弊而無一利、有百罪無而無一功。）

   我們更沒有任何理由讓馬列毛主義繼續竊據憲法地位。「堅決不搞西方那一套」卻堅持亞西方這一套給中國帶來空前巨大人禍的惡性異端，只能是一種政治變態。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的錯誤是最大的政治錯誤，最容易人為製造社會災難。追問既往罪惡，吸取歷史教訓，恢復歷史正義，才能更好地解決現在的問題，把握未來的方向。

   馬列不去，國難未已；馬列不破，中華難立，徹底去馬列毛化是步入文明、回歸中華的基本前提和要求。中國人民已經吃盡馬列毛主義的苦頭，不應該繼續生活在它們的陰影下了。

   九、天良命我發真言本文是一份儒者對「馬家」罪惡的控訴書、審判書，也是徹底去馬列毛化和振興儒家恢復中華的呼籲書、建議書和宣言書，謹此提交給人民，提交給歷史，提交給人類的良知，同時也提交給當局審閱。

   溫家寶劉亞洲薄熙來是體制內相對比較開明「健康」的人士，是逆淘汰系統內難得的漏網之魚。遺憾薄熙來跳不出「馬家」的圈子，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無異於飲鴆止渴；劉亞洲知道民主自由的好，卻不知道儒家文化具有更高的文明性、先進性和普適性。

   溫家寶對儒家和政改的重要性都有一定的認識，最為難能可貴，只可惜他對儒家的認識仍然不夠深刻，不知道只有接受仁本主義的指導，中國的政治才能踏上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光明大道。（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中國固然不堪，自由主義化和資本主義化，也非中國最佳之道。）

   這一小撮最為優秀的人物尚且於儒家之「真相」有所不明，于政治之正道有所不識，何況其餘蠅營狗苟苟且偷安之輩？為此，東海止不住憂心如搗，想起梁啟超的一句詩：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若狂欲語誰？不禁潸然涕下。

   我知道，我的呼籲、建議目前還很難被現在的政治勢力所理解和接受，不僅當局會以我為敵，自由派也會普遍異議或反對----在反儒這一點上，某些自由人士比當局更加蠻夷，與文革紅衛兵一脈相承；我更知道，這不是一個適合發真心、說真話、揭真相、傳真理、做真人的時代。麒麟瑞獸，曠世難逢，但如果出非其時，很可能會白白毀於野人之手。

   但是，作為一個當代儒者、一個學絕道喪的時代的中華赤子和儒家孤臣孽子，不能不把個人的利弊安危置於度外，不能不憑著對社會、文化、歷史負責的態度剖肝輸膽真言直說。邪說迷人如畫鬼，天良命我發真言，知我罪我，任之而已。

   我不能不嚴峻指出：必須及早在政治上與馬列毛主義深度切割並徹底肅清流毒。否則，很多政治上制度上的問題就得不到根本解決，許許多多的改良努力往往成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否則，人民的言論信仰就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人的尊嚴和權利就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儒家仁本主義就得不到正確的弘揚、牢固的樹立和全面的貫徹落實；否則，我們就難以清思想之源、正文化之本，就無法重塑我們自己的民族精神、道德理想和價值觀----在這個時代，民族精神、道德理想和價值觀已經越來越成為國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不能不疾聲呼籲：這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良憲有待新修，良制有待新建，良知有待復興，中華有待復國，而這一切都有賴於儒家的文化奠基、道德教化和思想指導。爭取早日確立儒家文化的主體、主導地位，儒化政治儒化社會，是最好的道援方式和愛國表現。而徹底去馬列化，則是儒化中國、恢復中華的前提。

   我不能不莊嚴宣告：儒家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正統的中華，才是全體中國人民偉大的祖國母親！2010-11-30東海儒者余樟法與南寧

(興我儒家，還我中華---關於徹底去馬列化的呼籲（修正版） 全文完)（2010/12/09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