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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還是不死，是一個問題

   無道政權，包括非正義和非正統（不合儒家道統）的政權。儒者當然不允許幫這類政權的凶、忙和閑，拒絕是必須的。但怎樣抗拒、鬥爭和防範，卻不妨有所講究。寧死不屈，不一定非死不可。死是可敬的，但多數時候不一定是最好的、智慧的選擇。

   李業、王皓、王嘉的死就很不可取。

   王莽末年，天下紛擾，群雄競起，公孫述僭號于蜀，自稱白帝，擺出一副禮賢下士的樣子，到處徵聘名儒，如果多次聘而不就，就會惱羞成怒，賞以毒酒，可謂欣賞與猜忌齊飛，聘書和毒酒共發。李業、王皓、王嘉等人不肯應徵，仰毒而死。（這種徵聘帶有強制性，缺乏真正的尊重，所以說公孫述禮賢下士僅僅是擺出來的「樣子」。）對此，王夫之評論道：

   「公孫述之廷不可仕也；雖然，述非王莽比矣，不得已而姑與周旋以待時，不亦可乎？李業、王皓、王嘉遽以死殉之，過矣。述之初據蜀也，猶未稱帝，威亦未淫也；察其割據之雄心，慮相污陷，夫豈無自全之術哉？乃因循於田里家室之中，事至而無餘地，居危亂之邦，無道以遠害，畏溺而先自投于淵，介於石而見幾者若此乎？譙，薦賄以免，則尤可丑矣。處亂世而多財，辱人賤行以祈生，殆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與！哀平之季，廉恥道喪，一變而激為弔詭，蜀人尤甚焉。匹夫匹婦之諒，惡足與龔勝絜其孤芳哉！」（《讀通鑒論》）

   王夫之認為，公孫述的小朝廷當然不能為官，但是，公孫述畢竟不是王莽，迫不得已的時候，姑且略予周旋，也是可以的，以死為之陪葬，過了。特別是公孫述還沒有稱帝的時候，「威風」有限，如果儒者發現他割據一方的野心，擔心他弄髒了自己，應該不難找到自保的辦法，李業、王皓、王嘉等人卻因循度日，沒有遠害全身之計，聘書到來則一死了之，太不見機了，與「自經于溝瀆」的匹夫匹婦沒有太大區別。

   王夫之認為龔勝之死才是死得其所。龔勝，少好學，通五經。哀帝時為諫議大夫，屢次上書抨擊刑罰嚴酷、賦斂苛重。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不滿哀帝寵幸董賢，出為渤海太守，託病辭官，后又被征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時，歸老鄉里。王莽代漢后被強征為太子師友、祭酒，拒不受命，對門人高暉等說：「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哉！」絕食十四日而死。

   同樣是拒聘而死，為什麼王夫之厚此薄彼呢？因為所處的環境、面對的對象不同。龔勝面對的是惡貫滿盈的王莽，又無處可逃----因為當時天下都是王莽的，一旦使者上門，就非死不可。而李業們如果見機，有的是機會早早走人，遠離四川這個「危亂之邦」，即使不走，也不妨「姑與周旋以待時」。公孫述這個地方割據者雖然不怎麼樣，卻「非王莽比」。

   對於公孫述，王夫之否定之中不乏某種肯定，認為他「存禮樂於殘缺，備法物以昭等威」，功不可沒。王夫之說：

   「道非直器也，而非器則道無所麗以行。故能守先王之道者，君子所效法而師焉者也；能守道之器者，君子所登進而資焉者也。王莽之亂，法物凋喪，公孫述賓賓然亟修之。其平也，益州傳送其瞽師、樂器、葆車、輿輦，漢廷始復西京之盛。於此言之，述未可盡貶也。

   述之起也非亂賊，其于漢也，抑非若隗囂之已北面而又叛也。於一隅之地，存禮樂於殘缺，備法物以昭等威，李業、費貽、王皓、王嘉，何為視若戎狄亂賊而拒以死邪？自述而言，無定天下之略，無安天下之功，飾其器，惘其道，徇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則誠愚矣。自天下而言，群競于智名勇功，幾與負爪戴角者同其競奰，則述存什一于千百，俾后王有所考而資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謂無功焉。馬援，倜儻之士也，斥述為井蛙，後世因援之鄙述，而幾令與孟知祥、王建齒，不亦誣乎？」（《讀通鑒論》）

   順及，站在漢朝劉氏和家天下的傳統立場上，王莽無疑是完全負面十全大惡的。跳出這一立場看，王莽固然德智雙缺，不失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注意：儒家懷抱理想又尊重現實，不贊成單方面把理想「主義」起來，那是智不足的表現，倘付諸實踐，必有害於德，如果表現虛偽或手段不良，就更壞了。

   另外，大儒譙玄也是一而再再而三拒公孫述之聘，寧受毒藥。他的兒子譙瑛泣血叩求于巴郡太守，願捐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代為相請，遂免死。東海本來覺得這麼做不失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不料王夫之對譙玄的評價比李業、王皓、王嘉等人更低，認為「處亂世而多財」，誨盜誨淫，大不智，以賄求免，尤可丑---這個批評似乎略嫌苛刻。2011-4-10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東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4/10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