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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三慧》批判

   余東海

   方東美先生《哲學三慧》一文，勾勒了希臘、歐洲、中國的智慧輪廓，析研三者的同異，不乏卓見，不夠中肯，特異議如下，以商榷于方家，求教於高明。方先生說：

   「中國民族生命之特徵可以老（兼指庄，漢以後道家趨入邪道，與老莊關係甚微）、孔（兼指孟荀，漢儒卑卑不足道，宋明學人非純儒）、墨（簡別墨）為代表。老顯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理，墨申愛之聖情。貫通老墨得中道厥為孔子。道、元、愛三者雖異而不隔」雲。

   這段話看低孔子而過譽老、荀、墨了。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六經之總編，集儒家之大成，應為中華文化和「中國民族生命之特徵」第一代表，不能置於老子之後。

   孔子當然得中道，但孔子之中道，體現於六經，是貫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得，非「貫通老墨」而得也。老子之道、易之元理、愛之聖情當然不隔，但孔老與墨卻相隔甚遠，孔亦遠高於老。老得易經之半，為儒家別子；墨出乎儒而反儒家反常道，為儒家逆子。別子猶可與佛教並列為中華文化兩大輔統之一，逆子則自外乎中華精神矣。

   荀為儒門外道，亦不足以與孟並列。有儒友敘荀子衛道之功，建議從祀孔廟。東海曰： 荀子有功也有過，倡禮有功，論性有過；尊孔有功，非孟有過。從祀孔廟，或非所宜。荀子雖通外王之學，缺乏內聖之功，唯知習性易惡，不識本性至善，誤導世人非淺，導出韓李法家，遺禍中華甚巨，流弊至今未已。又在《非十二子》中論「子思孟軻之罪」，如此妄言，非儒者所宜發也。

   「漢儒卑卑不足道，宋明學人非純儒」此言對漢宋明儒都有失公道。西漢之儒重外王，重製度建設；東漢之儒重經學，重氣節；宋明理學與孔孟之道一脈相承，朱熹集理學之大成，陽明為心學之宗師，何嘗非純儒哉。

   方先生說：

   「前稱中國慧體為交響和諧，蓋寓言也。實則中國宇宙太和之意境，大方無隅，大公無私，尚同無別，質礙都消，形跡不滯，天地為官，萬物成材，至人騁能，一體俱化，巧運不窮，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施於人群，盡屬精神之理序，頓顯空靈之妙用矣。」

   這段話所說的「中國宇宙太和之意境」，實即儒家文化精神。太和概念出自儒經《易經-乾卦》說：「保合大和，乃利貞。」朱熹本義說：「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就宇宙而言為太和，於人類而言即中和。《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但其中「尚同無別」說卻屬於墨子，很不中國。儒家尚同是尚大同。即使大同，也是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礎上的。太和意境，太平境界，應是「尚同有別」。

   有別無別，一字之別，差之千里。

   儒家仁愛無疆而有差等，所謂「仁以合同，禮以別異」，合同就是求同，將共性和共同點和合在一起；別異就是把不同區別開來，這是禮制的作用。《禮記•禮運》說：「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孫希旦集解：「嫌者，事之淆雜，禮以別之，而嫌者辨矣。」

   即使到了大同太平世，「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類仍然有同有異，需要求同存異，故缺不了禮，有禮必有別。「尚同無別」非中國精神，與太和意境不兼容。

   方先生接著說：

   「中國歷代聖王明君，建國治人，立政教眾，必尚中和。自唐堯以降，內之平章百姓，外之協和萬邦，皆以允執厥中，保合大和，順天應人之道本為矩矱。易所垂誡，詩所歌詠，書所詔誥，禮所敷陳，以及春秋之訓示，諸子之闡述，莫不以中和建國者為盛德，其故蓋可知矣。」

   這段話所說的就是儒家文化和政治的特徵，所說的易詩書禮春秋都是儒家經典，當然「莫不以中和建國者為盛德」，至於「諸子之闡述」則未必然。比如老子墨子，就不推崇易詩書禮春秋諸經；荀子教出來的韓李法家，更是背道而馳，背「中和建國」之正道而馳，法家所建之國，反儒家，反中和，反中華，極權暴政，邪惡不堪。

   方先生對古代中華的文明性認識不足，對歷代儒家政治和儒家群體評價過低。他說：

   「中國古代為貴族封建社會，民族智慧寄託於六藝，然六藝皆帝王經世之道，其要用只在出治佐治，獨為士大夫階級所專有，庶民不得與焉。坐是之故，學術寄於官府，文化托於少數」雲。

   又說：「哲學智慧之啟迪，本屬天才分內事。但在中國古代，貴族藏守學術，秦漢以後，博士壟斷學術，是以多數民族天才或因失學而昏盲，或因趨利而滅智，不能專心致志，尋求真理，即有杰特學人，傾心真理，又多忸於慣例，姝姝媛媛，抱持師說，謬襲經生習法，短釘瑣屑，不圖依據邏輯原理建立精審方法。」

   「哲學智慧之啟迪，本屬天才分內事」，當然難以普及大眾，非不願也，固不能也。如此，「學術寄於官府，文化托於少數」就是正常現象。「貴族藏守學術」，是為學術負責；「博士壟斷學術」，並非惡意壟斷，都是文化責任使然。「庶民不得與」，是學識智慧問題，並非剝奪了庶民文化教育的權利，隔絕了庶民政治上升的渠道。

   自堯舜至明清，歷代儒家群體中，正人君子無數，聖賢大儒輩出，作為民族天才、杰特學人和中國哲學家，他們絕不像方先生所說的那樣不堪。

   方先生說：

   「中國哲學家之思想向來寄於藝術想像，托於道德修養，只圖引歸身心，自家受用，時或不免趨於藝術誕妄之說，囿於倫理錮蔽之習，晦昧隱曲，偏私隨之。」

   作為中國哲學家的正宗，儒家的表現恰恰相反。大學八條目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打成一片，最富有道德精神、政治精神和科學精神，要求自立立人，自達達人。方先生的這番描述，只適合用在一些非儒家的隱士和藝術家身上。

   方先生說「民族智慧寄託於六藝」（六藝即六經，是儒家經典），而不說寄託于諸子百家，可見方先生並非不明白中華民族智慧的核心所在，卻又將老子放在孔子之前，將老墨與孔子並列為民族智慧的代表，豈非自相矛盾？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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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9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