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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輝】要盟，神不聽！

   作者簡介：羅輝，男，西曆一九六八年生，江西吉安人，現供職于吉安縣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十四日乙亥耶穌2015年10月26日

   有不少反儒的人或以為由於孔子的某些言行不符合他的口味或觀點而反儒。例如，有人因為夫子背蒲人之盟而認為夫子背信棄義，以之作為反儒依據。關於夫人違背蒲人之盟，當時子貢就有疑問，曰：「盟可負邪？」孔子回答說：「要盟也，神不聽。」①對於這件事，夫子當時就明確地作出了解釋，所以針對那些個反儒者不懂儒家誣衊夫子，筆者很是不以為然。

   近翻閱《二程集》，讀到其中有一段語錄明道先生是這樣說的：「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②觀此語錄，明道先生程顥似乎也是以為夫子背蒲人之盟是不對的，認為日後夫子哪裡還有臉面再見蒲人？！明道先生是北宋大儒，連他都這麼認為，故筆者覺得這件事比較嚴重，有必要考究一番。

   關於夫子背蒲人之盟一事的前因後果《孔子家語·困誓》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述，為了方便我們對整個事件的全面理解，這裏將整個歷史事件抄錄如下：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斗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齣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雁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③

   此事件在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之中也有記載，內容基本一致。

   孔子和他的弟子去衛國，經過蒲地時正碰上公叔氏欲憑藉蒲地背叛衛國，公叔氏害怕其陰謀讓孔子帶到衛國國君那裡去，因此就阻止孔子不讓他們通過，並想把孔子師生扣留下來。孔子弟子和蒲人正要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說公叔氏他們當時叛亂的時機還不成熟，因為大多數蒲人是反對公叔氏背叛國家的，故公叔氏他們提出：只要孔子他們不去衛國都城把他們欲背叛衛國之事告訴國君，就讓孔子他們離開蒲地。也就是說，只要孔子他們就開蒲地不管衛國及蒲地的「閑事」，他們就讓孔子師生平安離開蒲地。公叔氏們也知道，孔子是個誠信君子，只要孔子答應這個「盟誓」，也就不為難他們。那麼在這裏擺在孔子面前的只有二個步驟三條道路：第一，不答應「盟誓」，任由弟子公良儒組織與蒲人戰鬥。第二，答應與蒲人立「盟誓」。與蒲人「盟誓」后，夫子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盟誓」后，象明道先生所說的遵守盟誓，信守承諾，不管閑事，離開衛國，因為那是他國之事；二是「盟誓」後繼續去衛國都城，管定了這「閑事」——即將公叔氏欲背叛衛國一事告訴衛國國君，阻止其陰謀。

   由此我們來看，如果孔子選擇第一個方案，不答應「盟誓」。那結果將會怎樣呢？那必定是孔子的弟子們與蒲人將要進行一次血斗，弟子們也必然是寡不敵眾，孔子和弟子們也必將戰死或被囚禁。並且，如果象這種結果下來，還很有可能導致公叔氏一不做二不休，趁此控制蒲地人心，促使公叔氏加快叛亂步伐。如果孔子師生選擇了第二個方案，孔子師徒與公叔氏訂立「盟誓」后不管閑事，息事寧人一走了之。但這樣做的結果孔子師徒倒是自我保全了，可是公叔氏的背叛計劃則是沒有得到任何制約，反而會氣焰更加囂張，公叔氏會認為別人都害怕他們的邪惡；並也會這樣認為，由於他們的叛亂陰謀已被孔子他們得知，他們不想夜長夢多，也許會加快叛亂步伐。第三個方案則是孔子選擇了的事實，孔子「盟誓」後繼續去衛國都城，管下了這「閑事」，將公叔氏欲背叛衛國一事告訴衛國國君，建議衛公討伐公叔氏阻止其陰謀。結果避免了因「血斗」會帶來的犧牲，雖然衛公沒有接受夫子討伐公叔氏的建議，但從歷史記錄的史實上來看，顯然是遏制了公叔氏的公然背叛。

   我們知道，孔子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一個不但熱愛自己的國家，還是胸懷天下、關愛天下蒼生的聖人。當他們師徒遇到這樣一個棘手的事情的時候，他不可能不去「管」，但也不可能盲目地去「管」。象第一種方案，如果孔子選擇了，可以獲得一個勇敢或烈士的稱號，但那是與事無補的。這樣的結果則是不但把自己師生擺上了身家性命，對衛國和蒲地人來講也沒有絲毫益處，還可能會加速公叔氏的反叛。這對夫子來講，是一種子路式的方式，正如夫子對子路的評價：「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④而象第二種方案，如果孔子選擇了，也可以獲得一個守信的名譽。但要知道，這樣雖然是守了信，可於夫子來講這卻是見義不為，是不仁不義的人所做之事。所以作為「聖之時者」的夫子，自然採取了第三個方案。對於這個做法，當時子貢雖是有疑問，然而夫子斷然回答說：「要盟也，神不聽。」

   這就是孔子的權道。

   權道是一種面對重大而又棘手的事情非常難以把握的處理藝術。關於什麼是權道，余東海先生是這樣解釋的：「經者，常道也、基本原則、普遍規定也；權者，權宜變通也，方便善巧也，因地制宜隨機應變也，是對經的靈活運用。易經中說：窮思變，變則通，通乃久，講的就是權道。易經的易，有變易、不易（不變）、簡易三義。其中不易與變易，就是經與權的關係。」⑤夫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⑥學、道、立、權，四個境界，層次分明。學是各種學問。道是修行聖人的大道。立是修道而能立定根基。權是推行大道而能通權達變。由此可見，要把握權道是要有相當高的修學境界。

   正因為權道難以把握，所以人們對之常常會產生誤解或錯解，甚至把儒家的權道妄等於陰謀、妄認同於為了利益的「兩害相較取其輕」，以為也是「靈活性和原則性的統一」。其實都不是。儒家的權道是有相當嚴格的前提條件的，更與近代以來所謂的權變思想截然不同。於此，蔣慶先生在《公羊學引論》有明晰地論述：

   「我們知道，公羊家的經權思想與現代流行的權變思想雖然都講權，但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公羊家講行權必須有道，必須在可以然之域，決不能『害人以行權』，更不能『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現代流行的權變思想不擇手段地殺人以行權，是行權無道，不在可以然之域，公羊家的經權思想堅決反對這種無道之權。二、公羊家的經權說講經，流行的權變說也講經（目的的崇高與正確），但流行的權變說用目的的正確去證明手段（行權）的正確，而公羊家的經權說則是用行為的結果去證明行權的正確（反經然後有善者、前枉而後義）。用目的去證明行權的正當性，不把證明的基點放在行權的結果上，實際上並不能起到證明的作用，因為目的的正確與手段（行權）的正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目的正確並不決定手段就一定正確，很可能目的正確而手段錯誤。另外，『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的權變思想道德評判的標準從外在的結果拉回行為者心中，只有行為者心中的目的才可以證明行權的正確，這樣，『目的使手段正確』的思想就非常專斷，最容易被政治上的犯罪者用來為自己的政治罪行辯護。公羊家用行為的結果去證明行權的正確，『行為的結果』是一個經驗的標準，有事實依據存在，大家都可以進行評判。公羊家的經權說雖然反經，但結果必須是善，否則不能叫權；流行的權變說雖然說得好聽，堅持目的的正確，但在實現目的時可以不擇手段，實際上就是在行權時不要任何人類道德的限制，其結果必然會導致濫殺無辜，草菅人命。所以，公羊家的經權說堅決反對這種時髦的權變思想，認為是異端邪說。」⑦

   由此我們回到上面的孔子「背盟」一事，夫子的反經是合道的，合仁義之道。因為其所行的結果是善的，既避免了弟子們與蒲人的衝突，保全了孔子師徒一行，又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公叔氏公然背叛衛國行為。當然，如果要說孔子因為「背盟」也要付出代價的話，則受傷害的恰恰是孔子本人。因為這樣一來，讓人認為夫子是不守誠信之人，大大地有損於孔子的名譽。當時就連孔子的高足子貢都有疑問呢。要知道，「信」是孔子推崇的五常道之一，是人的立身之本，如果不是為了他人的生命和利益，作為一個推崇道德人生的智者，誰願意挖自己道德品質的牆腳呢？由此也可知權道難行，也易遭受小信小仁之人的誤解。

   而近現代以來推崇權變思想的許多所謂的革命者，他們往往首先預設一個所謂崇高的目標，比如象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之類的目標，認為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進行的革命總是會有犧牲、需要有人作出犧牲，因而根本不把他人的生命和財產當一回事，因而大行特行「權變思想」。

   鳳凰網轉載有賈振勇《周恩來談郭沫若之子遭迫害自殺：這也是針對我》中說到，在「文革」中郭沫若之子郭世英遭迫害自殺后，周恩來專門來到郭家安慰，說：「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⑧試想，周恩來同志應該是為人們公認為有智慧、有道德的革命家吧，連他都對冤死的亡者抱這樣一種認識，可見「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的權變思想是多麼地具有盅惑性！

   這種近現代以來人們的權變思想，甚至至今還大有市場。就如在現今多年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建設過程中，一些官僚們為了所謂的政績，好大喜功大搞工程而進行強拆血拆，宣揚的說詞也不外是什麼「從大局著想、從XXXX的整體利益著想」。他們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目的的崇高與正確」，而將他人的利益以至身心生命視為草芥！

   《春秋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反於經是指用「權」的時候，由於面臨的事情複雜，因此在不違背根本的原則——「經」前提下，以善的目的採取某種委曲、曲折方式行事，並取得了善的結果。夫子說的「要盟也，神不聽」也正是基於此而成立，而其他任何有違善的目的而產生的善的結果來妄談權變都是屬於邪說邪行！

   註釋：

   ①《史記·孔子世家》。

   ②《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第16頁，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7月第一版。

   ③《孔子家語·困誓》。

   ④《論語·述而第七》。

   ⑤《經權略論》，余東海著，

   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a591d0100arjh.html

   ⑦《論語·子罕第九》。

   ⑧《公羊學引論》（修訂本），蔣慶著，海峽出版發行集團、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

   ⑨來源於：鳳凰網資訊 > 歷史 > 中國現代史，

   ⑩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01/23/21521208_1.shtml）

(zt【羅輝】要盟，神不聽！ 全文完)（2015/10/2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