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歷史 /東海一梟
文化和歷史 /東海一梟
文化和歷史---《中華歷史精神》之一
(一)六經皆史文化與歷史的關係非常密切。錢穆說:「歷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的事實」。關於道德、文化、文明和歷史的關係,我有這樣一個說法:
道德是文化的基本內核,文明是文化的光明展示,歷史是文化的人事體現。
《易經》說:「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龍是龍德,天德,君德。乾卦九二,龍現身於田野之上,象徵著道德的覺醒和展開,意味著文明的開始,有利於大德君子的出現和成功。歷史就是文化不斷展開、文明不斷成長的過程。
文化和歷史關係就是經史關係。儒學是中華文化的主統,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經學和史學共同構成傳統學術的主體。
關於經史關係,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意謂六經是借用歷史事實闡述道理,所謂即事言理。王世貞還具體區分六經各文體,有的是「史之正文」,有的是「史之變文」,有的是「史之用」,有的是「史之實」有的是「史之華」。
隋王通說:「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製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意謂尚書、詩經、春秋經都出自於史籍,側重不同,不能混雜,所以聖人將它們分門別類。
王陽明說:「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經。事則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即三代史,五經亦即史。」(《傳習錄》)宋陳傅良、元郝經、明宋濂王世貞李贄、清袁枚章學誠龔自珍等,都對經與史之交集重疊關係有所闡述,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開宗明義:「六經皆史也」。
對「六經皆史」這個命題中的史,究竟何所指,歷來有多種看法。胡適認為史指史料,「六經皆史」是把六經看成六種史料;錢穆認為「六經皆史」是針對宋明理學空談義理和乾嘉考據脫離現實而提出一種實用的主張,因此這個史實有經世濟用的含義。倉修良認為以上兩種含義兼而有之。(倉修良、葉建華《章學誠評傳》)。余英時認為,「六經皆史」是針對戴震「經學即理學」的主張作出的反擊。
這些說法各有道理,都不正確,胡適最為膚淺。其實,前面「三王」王世貞、王通、王陽明都說得對。王陽明「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就是對「六經皆史」最好的解釋。
六經涉及各種歷史事件人物,然經史畢竟有別,經重在義理闡說,史重在史實介紹,不能完全等同。春秋經更特殊,寄寓孔子的王道精義和政治理想,是經非史,只是借用了魯史框架及某些事件人物而已,不能視為信史。
孔子對春秋時期242年根據「所見所聞所傳聞」分為三世:據亂世、昇平世和太平世。據亂世是「內其國外其夏」,昇平世是「內諸夏外夷狄」,太平世是「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當然,這是孔子「借史明義」,寄寓政治理想。真實的春秋史並無昇平可言,遑論太平!
也就是說,《春秋經》並非「真實客觀的記錄史實」,而是孔子理想中的整個人類發展史。孔子述而不作,唯晚年作《春秋經》,旨在借史明義,借春秋史實事迹闡明道德要旨政治大義。因另有真實史料在,讀者不至於把孔子《春秋經》視為實錄,後來春秋實史毀於秦火,非孔子所能逆料也。
(二)六經創史在六經皆史的基礎上,我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六經創史。
文化創造文明,創造歷史,文明和歷史反過來不斷滋潤、完善文化。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主統和中華文明的主要締造者,也就是中國歷史的主要創造者。中國就是中道之國,六經是中道的載體。
有人問,諸子百家和儒家佛家都屬於中華文化,難道它們對中華文明和歷史就沒有功勞?佛道兩家作為中華文化的輔統,當然有功勞,諸子百家有正邪之別,其中正學也功不可沒者。但它們都是輔助性的,我這裏說的是文化主體、主統和文明的主要創造者。
自堯舜至明清,除了暴秦尊秦法家,幾乎所有王朝都是尊儒和以儒立國的。堯舜禹夏商周,沒有儒家之名而有儒家之實。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意謂是繼承堯舜之道和文武之制。梁武帝和武則天特別尊佛,南北朝和元朝時佛道地位特高影響很大,但其時的政治和制度框架依然是儒家的。
換言之,堯舜以來,儒家文化始終是中華文化的主體,是絕大多數王朝的主導思想和制度依據,相當於憲法。諸子百家中唯法家曾佔據過「國家級」意識形態地位,曇花一現而已,拜上帝教僅僅半壁江山十余載。其它百家從無取代儒家主統地位者,即使影響較大而持久的佛道兩家,也從不曾據有憲位。
不僅此也,諸子百家包括道家,無不源於儒家六經。其中道家、雜家、名家、陰陽家、齊法家等,儘管思想偏離或違反了中道,因與儒家淵源很深,相近相通處仍然不少,如齊法家管子強調「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康有為說老子「偷得易經半部」。熟讀明辨,不難發現《周易》與《道德經》有同有異,大同大異。《易經》言論圓滿,道理圓融,《道德經》則有不少偏激錯漏。
可以說,百家有的,儒家都有;儒家有的,它們沒有。沒有《管子》《老子》《莊子》,中國仍是中國;沒有《易經》和其它儒經,中國就非中國。
諸子百家中,良性學說是近儒而偏者,如老子管子;不良學說是偏得特別嚴重者,如楊墨;惡性學說是叛儒者,如韓非李斯;一些專業性學說如兵家農家,也有儒經淵源,兵學中的「古司馬法」,強調以仁為本,以戰止戰,提醒好戰必亡,忘戰必危,堪稱兵法中的聖經,兵家吳起則是儒家叛徒,但其兵法中不乏儒家思想的殘遺。班固說: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漢書藝文志》)
班固認為,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九家,歸根結底,無非「六經之支與流裔」,都是六經的枝葉和末流。
班固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從源頭上可以這麼說,然復須知,經過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集大成工作之後,儒家就統合六經,代表中道,包括中道之道德和政治。堯舜禹夏商周之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禮官、清廟之守、行人之官、議官、農稷之官等等的職責和德行,都納入了儒家的範疇。儒家的職責不再僅僅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而已。
至於佛家,源於印度,因其心性論與儒道兩家不謀而合,進入中國后影響越來越大,但整體上從未凌駕于儒家之上。熊十力先生彷彿教以《大般若》為群經之王諸佛之母,也以《易經》為群經之王和諸子百家之母。《易經》談本體,形上形下內聖外王一體同仁,「空寂而有生化之神,虛靜而含剛健之德」,與佛道兩家顯異。比較而言,佛道所見不圓,不免耽空滯靜之弊。當然,這正是出世法的特徵。
有人說:「自從確立了帝制之後,中國最昌盛的漢唐兩代,其奠基國策皆為道家學說,而非儒學學說。」答:首先,在政治上,漢唐宋的主導思想和制度設置都是儒家的,某些君王尊通道家或佛教,不影響儒家主體地位。其次,秦制非儒家帝制。儒家稱堯舜為帝,堯舜之道為帝道,堯舜之制才是帝制。 有一個普遍的誤會,認為孔子以老子為師,說明道家高於儒家。殊不知,孔子是向老子學禮,不是學道,就像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問禮不是問道一樣。孔子編撰六經,集儒家之大成,即是集先秦文化之大成。孔子之前,詩書禮易樂春秋諸書皆王官學,收于政府圖書館,老子曾任館長。道家所尊之易即儒家六經之一,大易乾坤並建,儒家陰陽並重大中至正,老子偏於坤陰,非象之全體也。
作為中華文化的最高代表,儒家當之無愧是中華文明的締造者、中國歷史的創造者和中華民族的保衛者。《史記》所載這個「詩書辟難」的故事頗有象徵意義:「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
這就是詩書禮樂避劫免難的典型事例。漢王率天下之兵本要屠戮,但兵臨城下,魯城「猶聞弦誦之聲」,遂改了念頭。魯城民善,故邀天佑,豈偶然哉。
儒家的詩書禮樂,護佑著中華民族。也可以說,中國歷史就是由儒家寫的。
(三)儒家寫史「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這是一個頗為流行而非常錯誤的觀點,昧於歷史常識,充滿了權力狂妄和詐力迷信,以為掌握了槍杆子和筆杆子,就可以為所欲為地篡改虛構偽造歷史和強姦歷史了。
這是成王敗寇的盜賊邏輯,認為歷史可以像麵糰任勝利者拿捏。其實,是王是寇,是真是偽,自有公論,不關一時成敗。偽史只能欺人於一時,終歸自欺耳。元仁宗說得好:「御史台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元史仁宗紀》)
古今中外無數亂臣賊子暴君邪教,都曾經勝利一時並以勝利者自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沒有任何惡人惡勢力獲得過寫史資格。從秦始皇到斯大林,統統不行,統統被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歷史對正義和真相的執著有著萬古不易的絕對性。
殷鑒不遠,各國馬家幫都喜歡自修其史,無非莊嚴的笑料、堂皇的醜劇而已,真相照樣明明白白。最典型的是前蘇聯的《聯共(布)黨史》,被稱為「共產主義的聖經」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從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裡共出版了67種文本,再版3百余次,總印數達4281.6萬冊,是蘇聯圖書出版史上發行量最大的書籍之一影響夠巨大、廣泛深遠的。
然而,偽史是沒有生命力的,《聯共(布)黨史》影響和「權威」建立在邪說、暴力和謊言的基礎上,經不起真相、真理和正義的追問,很快就成了政治笑柄和文字垃圾,在歷史的長河中轉瞬間消失了蹤影。有一句名言說:「一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也能在任何時間欺騙某一個人,卻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最「偉大」的暴君也不可能。歷史更是無法欺騙的。
詐力有用也有限,任何詐力的、邪惡的勝利都是暫時性和泡沫性的,而且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自古以來,不尊重歷史的政權,也得不到歷史的尊重,登不了歷史的大雅之堂。邪不勝正,假不勝真,這是歷史規律也是歷史事實。良知不滅,天行有常,暴力征服不了人心,邪說改變不了常道。盜賊即使大到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們的程度,在歷史的眼裡,仍然微不足道;其勝利即使「輝煌」一時,也是白駒過隙,最後無不以失敗告終。
如果一定要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那麼,這個勝利者不包括惡勢力。在歷史的雄偉壯麗的畫卷中,任何暴君惡勢力都不過是侏儒、小丑和笑料而已。任何惡勢力,無論曾經多麼猖獗和取得多大勝利,都不過曇花一現而已,都將成為可恥的失敗者。別說惡人惡勢力之類,就是諸子百家中各種良性學派,也從來沒有獲得過修史的資格。
劉少奇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如果人民指一般國民和民眾,就嫌空泛,並有民粹傾向。何況在馬家政治框架中,人民是個有特定內涵的概念,指的是所謂的「革命人民」和「無產階級」,這種人民恰恰是最沒有寫史資格的,他們所寫的只能說偽史和穢史。
孟子說:「民無恆產則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無產者經過馬主義、唯物主義洗腦之後,更將變本加厲地放辟邪侈。權力落入這些人手裡,就像把大刀放在孩童手中,結果難免傷人自傷。我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沒有贏家,既是資產階級的災禍,也是無產階級的劫難。大家鬥來鬥去,同歸於窮,同歸於苦;斗到最後,惡性大發,你死我活,同歸於盡。
事實上,歷史是由文化精英、道德精英書寫的,中西都一樣。(西方的文化道德精英,可以方便地成為西儒。)自古中國的文化道德精英是儒家群體,故歷史是由儒家書寫的。中國正史的作者都是儒家。正史指二十四史,從第一部《史記》到最後一部《明史》,作者或作者團隊都是儒家,沒有例外。
儒家對待歷史的態度最為嚴肅,孔子和歷代儒家所編輯或傳述的史料,真實性和可信度最高。三代政治無儒家之名,卻有儒家之實,先秦官員包括史官,都是「六藝」教育培養出來的信奉中道的儒者。文天祥《正氣歌》中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齊國太史三兄弟和晉國太史董狐就是不畏權勢、秉筆直書的典範,將尊重歷史、堅持真實、忠於職守、生死不渝的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春秋左氏傳宣公二年》記載:「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可見孔子的思想取向。
為了保證史官能直書國君功過善惡,禮制規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記的關於他的實錄。這個規定唐太宗時還能遵守。《貞觀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記載,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記起居注。唐太宗問他起居注里記些什麼,並且提出想看看內容。褚遂良回答說,現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自漢以後,「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被普遍視為孔子編纂刪定《春秋》時的原則態度,進而被視為歷代避諱的總原則。這是五四以來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難反駁的一條罪行,是對儒家和孔子最嚴重的誤會之一。
根據儒家義理,孔子不可能認同「三諱」為修史原則和政治原則。《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子盛讚衛國大夫史魚言行正直剛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樣,可見孔子是以「直」為史官美德的。
其實「三諱」是公羊家對《春秋》的過度解讀,僅是「托史寄義、託事明義」的《春秋經》的特徵,非孔子說、非聖人說,有它特定的適用範圍,不能將它擴展為修史原則甚至延伸為政治原則。關此,我在《儒家文化實踐史》一書中有過詳細解釋。
中國正史也不存在「三諱」問題,因為是「易代修史」,前一王朝史由后一個王朝修定,「國亡史成」,後人沒有為前朝「諱」的動機,既不會故意誇大讚美也不至於故意貶抑,因為歷代統治者重視前朝史,旨在以史為鑒,尋找治亂興衰的樞機,並藉以為新王朝繼統提供合法性。
五四后疑古風起,侮辱傳統文化、懷疑儒經及正史成了時髦。其實,論義理的正確性和真理性,儒家經典至高無上無與倫比,君無戲言,經更無戲言。論所涉及史料文獻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十三經也是各派中最高的。
不僅歷史是由儒家寫的,從根本上說,中國歷史就是儒家創造的。
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主統和中華文明的主要締造者,一部中國史,就是儒家文化的實踐史。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其大成,總名為儒家。儒家就是六經,核心就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中道。諸子百家無不根源於六經,除了儒家影響最大的道家,於六經,只不過「偷得《易經》半部」(康有為語),其它各家就更不用說了。故可以說,儒家是百家之母。沒有儒家就沒有中華文化,更沒有中華文明。
良知不滅,儒家就不會滅,無論遭受多麼嚴重的摧殘,都將一陽來複。嬴政焚坑之後,儒家創造的是兩千多年的輝煌;經過更為深重的毛家之劫,寫下的必將是更加輝煌的篇章。首發《儒家網》
(文化和歷史 全文完)(2016/12/27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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