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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批判》前言余東海一墨學是先秦顯學。《韓非子•顯學》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但不知為什麼，《史記》沒有為墨子作傳，只是在《孟子荀卿列傳》中附帶介紹了幾個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墨子曾師從於儒，後來捨棄儒學另闢蹊徑，開創墨學。墨學體系的術語或概念，大量採用儒家慣用的詞彙，卻給予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墨子》中無數次提到仁義，並將仁義視為最高價值範疇。《兼愛下》曰：「兼愛則仁矣義矣」，說兼愛就是仁義。

   最不可容忍的是，墨家反過來強烈反孔反儒--這是墨家最大的問題。雖然批不中肯，或看朱成碧，以是為非，或虛樹靶子，栽贓儒家，（詳見《儒眼看墨》具體篇章的解評）但畢竟給儒家造成了惡劣影響，（文革中還被作為批孔滅儒的理由好好利用了一把）遭到孟子嚴厲而中肯的批判，良有以也。孟子說：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於其事。作于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雲：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厘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

   楊朱學是利己主義，是墨子利他主義最大的反動。故孟子常把兩者相提並論。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孟子引三聖自比，攻之如洪水猛獸，並將能否批判楊墨，提高到了是否聖人之徒的高度。韓愈說孟子辟楊墨，功不在禹下。

   「墨氏兼愛，是無父也。」這是孟子對墨學大規模實踐之後果的邏輯推理。

   《墨子》也說「厚親，分也」，意謂厚愛父母是人的本分。說的很正確，問題是墨子反對愛有差等和主張「兼愛」，結果會導致無父。二程指出：「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厘，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河南程氏遺書》）

   或說《墨子大取篇》也說「愛人不外愛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認為墨學是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的統一。殊不知利他和利己可以統一，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則格格不入，「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兩種思想，相互反悖。

   《墨子》「愛加於己」之言也改變不了墨家利他主義的本質，就像集體主義無論怎樣強調「以人為本」，改變不了集體本位的本色。同樣道理，集體和個人可以統一、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則無法統一。

   荀子如是批判墨家：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荀子•非十二子》）

   意思是說，不懂得統一天下、建立國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實用，過度節儉而輕慢差別，甚至不容許人與人之間有分別差異，也沒有君臣上下的分別。但是他們立論有根有據，解說有條有理，足夠用來蒙蔽愚昧的民眾。墨翟、宋鈃就是這種人。

   荀子又說：「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解蔽》）墨子重實用，但為實用所蒙蔽，不知道文化和禮樂的根本性重要性。

   二墨學作為先秦顯學，在百家爭鳴的時代，自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評議褒貶。《莊子-天下篇》認為：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瓣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大意是，墨家獨主張生前不唱歌，死時不禮葬，桐木棺材厚三寸而且不用外棺，把這些作為法規。用這樣的主張來教育人，恐怕不是真正愛護人；用這樣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當然不是真正的自愛。這樣的評論並非有意要詆毀墨家的學說。雖然如此，應該歌唱而不歌唱，應該哭泣而不哭泣，應該作樂而不作樂，這合乎人情常理嗎？生前辛勤勞苦，死後簡單薄葬，這種主張太苛刻了。使人憂勞，使人悲苦，實行起來太困難了，恐怕不能夠成為聖人之道，違反天下人心愿，天下人不堪忍受。墨子雖然獨自能夠做到，拿天下人怎麼辦！背離了天下，也就遠離了王道。

   《莊子-天下篇》引用了墨子的一段話：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島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槀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蹺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墨子稱道大禹「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的儉樸和苦行，從而使後世的墨者，多用獸皮粗布為衣，穿著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為準則。墨子說，如果不能如此，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稱為墨者。可見墨子給墨家定下的標準非常嚴厲的。因此，有墨者發誓有復興墨家，其志可嘉，但非常艱難，應該比復興儒家更為艱難。《莊子》接著指出：

   「墨翟、禽滑厘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意謂墨翟、禽滑厘用意不錯，做法卻錯了。將使後世的墨者，以極端勞苦的方式互相競進，亂國有餘，治國不足。儘管如此，墨子還是真心愛天下的，這樣的人實在難得，即使辛苦得形容枯槁也不捨棄自己的思想和實踐，真是才士啊！道家對墨子既有批判，也有肯定。

   出身道家的太史公司馬談說：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太史公自序》）

   大意是，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論他們的德行說：「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三層，茅草屋頂不加修剪，櫟木椽子不經刮削。用陶簋吃飯，用陶鉶喝湯，吃糙米粗飯，飲野菜羹湯。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送葬，桐木棺材僅三寸，送葬者不能盡訴哀痛。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標準。假使天下都這樣，尊卑就沒有區別了。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旨是強本節用，那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這是墨子學說的長處，即使百家學說也不能廢棄它。

   墨家強調節用節葬節儉，生活艱苦樸素，真誠利他主義，確實難得，但很過度和極端，有違人情之常，若付諸大規模政治社會實踐，必與「交相利」的願望背馳。

   三墨家兼愛說，似是而非。

   《說文解字》：「兼，並也，從又持禾。兼，持二禾。」兼字本義為一手執兩禾，引申為同時擁有或進行。兼愛即愛無差等，平等地愛。墨子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是兼愛的經典表述。

   《墨子•耕柱》中，巫馬子對墨子說：「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說自己愛我鄉人比愛魯人深，愛家人比愛鄉人深，愛雙親比愛家人深云云。顯而易見，巫馬子所理解的兼愛，既沒有遠近差別，也沒有親疏差異。但墨子的答辯並不涉及愛的次序和程度，顯然是承認巫馬子對兼愛的理解的。

   《滕文公下》墨者夷之引用《尚書》中「若保赤子」之語，試圖以此證明儒者之愛也是兼愛。孟子作了有力的反駁：「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若保赤子，禮所當然；赤子入井匍匐救之，理所當然，但不能由此否定差等原則。

   孟子說：「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幼吾幼，是孝慈、親親；及人之老和及人之幼，是親民、仁民。這個「及」下得極為精準，很好的表達了儒家仁愛既有差等又無局限的特徵。仁者愛人，自親人始，但「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是推擴開去，民胞物與，大愛無疆。東海曰：愛吾身以及之身，愛吾家以及之家，愛吾國以及人之國。

   墨者立「愛無差等」為基本原則，視「施由親始」為外在表現，內外割裂，被孟子批為「二本」。朱熹說：「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

   焦循說：「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其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之親同，是為有二本也」。二本即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墨家之愛是無本生意。說兼愛源於天志，墨家天志是心外之法；說兼愛是因為利人利天下，可以交相利，則是功利主義的說法。

   其實，「施由親始」就是愛有差等的最好說明。當然，這個愛很狹隘，僅重物質，而仁愛是涵蓋而又超越物質的，不會僅僅把眼光釘在物質利益層面。

   先親后疏，先近后遠，並非不愛疏遠，更非為了親近者而危害疏遠者。禮制規定：「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斬恩。」涉及政治，正義為重，親情私恩必須服從道義。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大義滅親，如周公誅管蔡。孔子稱讚叔向「治國制刑，不愧於親，」「殺親益榮，猶義也夫」雲。（左傳）

   愛有差等，因人而異，法無差等，人人平等。都是愛，于親人是親愛，於民眾是仁愛，于賢者是尊愛，于寵物是寵愛，于自然是喜愛，于用物是愛惜…這些都是愛有差等的表現。民皆同胞，但政治家仁愛民眾也應該有差等，對本國民眾要有父母之心，愛民如子，對異國民眾適當關心就可以了。

   或說「既然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那麼怎麼分親疏？」其實極而言之，萬物乃至宇宙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故陸九淵說：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但是，能夠因此將愛心平等地施與人類和萬物嗎？連一身器官也有差等，如遇到危險，會本能地用手去護頭；聞壯士斷腕以保命，不聞壯士斷頭以保身也。

   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言對此義理作了準確的表達，一言而決，無庸再議。比較之下，墨子無差等的「兼愛」，楊朱有己無他的「為我」，都出了大差，皆非正論。

   愛人，除了「交相利」的功利作用和目的，還需要有更深刻紮實的內在依據。儒家的依據是仁，仁者愛人，是因為對民胞物與之理的深刻領悟，深知「中國一人，天下一家」， 深知「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通俗地說，就是深知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仁者，仁性良知也，這是儒家仁愛的內在基石和出發點。墨家雖有天志信仰，未能將天人貫通，不紮實也，真理性和說服力都不夠。

   墨子認為，「天」有賞善罰惡的意志，「天志」規範制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天志」是法律的來源，「天志」是最好的法律。天有「志」的證據是「天欲義而惡不義」。何以得知？墨子說：

   「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墨子•天志上）

   這樣的推理不能說錯，未免膚淺粗糙，將「天」推於心性之外，與儒家天人合一之說相比，一粗一精，天壤懸殊。蓋墨家缺乏悟性和必要的心性自覺，缺乏討論人性之本和形上之道的基本能力，這方面恰似李白詩所寫：茫如墜煙霧，故只能拜鬼崇天（所謂天志）屬於心外求法，不像儒佛道能夠貫通天人。

   真正的好東西，具有高度真理性普適性的東西，不可能被打倒。就像不倒翁，無論打得怎麼兇狠，總是旋倒旋起，總是佔據文化政治社會的重要或主要地位，如儒家。而墨家從來沒有遭受過政治性或大規模的迫害，僅被孟子批判了一下，就逐步衰落了，不揮一揮手就消失了蹤影。太不夠意思了。

   四墨學問題有三：一是兼愛，平等的愛，平等主義，有違愛有差等的原則；二是利他主義。利他精神本來可貴，錯在將利他本位化主義化；三是反對禮樂，過度節儉。墨學一切問題都根源於反儒，這是墨學最大的問題。至於尊禹親士尚賢強本節用等，與儒家相通。

   注意，通不是同。例如，兩家都尊禹，然所尊角度和宗旨又有所不同，墨子忽略了大禹政治道德和民本原則的整體，一味強調其儉樸和苦行，且以夏禹否定周禮，割裂了大禹和西周的中道共同性。

   韓非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確是事實。不過接著一句就不著調了，「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堯舜不復生，但堯舜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在六經中無不留存，判定誰是真堯舜或者誰更堯舜，六經是最好的依據。

   非攻思想與儒家最為接近。墨子在《非攻》中深入地批判了攻伐之戰的殘酷性、欺騙性和掠奪性，反對侵略戰爭。非攻，特指反對當時「大攻小，強侮弱，眾賊寡，詐欺愚，貴傲賤，富驕貧」的掠奪性戰爭，主張開展防禦戰。

   墨子同時把戰爭嚴格區分為「誅」（誅無道）和「攻」（攻無罪）兩類，支持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攻」，支持禹征有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正義戰爭。在《非攻下》中說：「彼非所謂攻，謂誅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雲。

   非攻思想與儒家一脈相承。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制度建設和征伐戰爭之大事，由諸侯或大夫自作主張，就亂套了，就是天下無道。凡是諸侯發動的戰爭，都屬於不義之戰。

   孟子說：「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是上討伐下，即天子討伐諸侯有罪者，同級的國家之間是不能夠相互討伐的。所以孟子指出「春秋無義戰」，但接著又說「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孟子盡心章句下》）比如齊桓晉文的「攘夷」之戰，雖非自天子出，雖由諸侯發動，也有一定的正義性。於此可見儒家義理的圓滿。

   《呂氏春秋》雲：「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可見到了戰國後期，墨子非攻思想已經出現重大流弊，被普遍視為「非攻伐而取救守」，流於反對一切進攻性戰爭了。

   諸子百家，或直接或間接或正面或側面皆出於六經，多多少少與儒家有相同相通和近似之處，多多少少有一定的道理。道家不用說了，楊墨在根源處也與儒家有關，如二程所說：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楊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厘，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河南程氏遺書》）

   墨學雖偏離中道，墨家雖強烈反儒，但有一定的正義性，與後來直接明目張胆地反人倫、反道德的邪說以及偽利他主義相比，優秀得不可以道里計，墨派極端利他、嚴於律己和大公無私的真誠，特別值得肯定和敬佩。《呂氏春秋•去私》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墨者有鉅子腹黃享(此字為「黃享」，左右結構,音tun)，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黃享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黃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無私到這種程度，令人肅然起敬。只是這個墨家首領家教，只怕不怎麼樣。

   墨學作為良性外道，其中的良性因子于對治現代各種歪理邪說不無裨益，值得好好吸取。世易時移，若有心人能夠對之做一些現代性闡釋，適當轉變其反孔反儒立場，墨學是可以納入中華文化大家庭的。

   新墨家沒有反孔反儒的必要了。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僅不應反儒，而且應該尊孔擁儒才是。墨子出自儒家，兩家畢竟不少相通點。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性實踐，儒家中華文化主統的地位和中華文明主要締造者的身份，已經不可撼動。至於儒墨兩家之異，辯之可，存之可。

   五傳墨子死後，墨家分裂為六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宋鈃之墨、許行之墨、腹（黃享）之墨。當時兵法家有「孫吳之才、墨翟之守」之說，腹氏之墨是繼承墨子兵法的一家，當時影響頗大，今本《墨子》中的兵法，就是秦國墨家所著。

   腹氏之墨于秦孝公晚年招賢令時入秦，得到秦惠王重用，但從未宣傳和實踐墨子的非攻思想。因為腹墨入秦，又得秦惠王尊崇，但秦國反而加快了征戰和統一的步伐。腹氏既然嚴格遵守墨者「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之法，何以不遵守墨子非攻的教導？難以索解，姑且存疑。

   墨學有十條五類綱領，即《墨子•魯問》所云:「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兼愛和非攻是墨學的核心。當時秦國務奪侵凌，腹氏作為墨者而且是首領，必須盡到「語之兼愛非攻」之責。即使無用，也不應無所作為。

   或說：「假設腹氏是助攻，違背了墨學非攻的原則，是稱墨毀行，無毀於墨。」非也。一般墨者如果違反墨學基本原則，可以說無毀於墨，但腹氏是巨子即墨派首領，他如果違背了非攻原則，就不能僅僅視為個人的責任了。假設孔孟犯了原則錯誤，儒學能不蒙羞乎？沒有史料證明腹氏曾經助攻，但得到虎狼之秦的重用，沒有宣傳和執行非攻原則是可以肯定的。2013-11-8注：本文是《墨子批判》的前言，選自《儒家法眼》一書。《儒家法眼》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列入「東海叢書」，2017年1月出版。首發儒家網

(《墨子批判》前言 全文完)（2017/07/1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