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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政治論---准儒家時代余東海一漢初強調休養生息，朝廷盛行黃老學，頗有道家范，後世學者便以為是道家治國了，殊不知漢初儒學也頗為盛行，雖未明確意識形態主位，然在朝廷、官場和民間的影響，與黃老之學相比，儼然並駕齊驅。

   皇帝祭孔，自劉邦始。《史記》記載：

   「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世家》）《漢書》也說，漢十二年十一月，劉邦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

   太牢，最高規格的祭禮。劉邦經過魯地，要用牛羊豬三牲俱全的太牢祭祀孔子，不僅意味著劉邦對儒學的肯定，而且標志著官方對儒學地位的最高認同。從此，祭孔大典成為國之大典與祭天、祭黃併為「三大國祭」。陳普在《詠史上•漢高帝八首》詩中寫道：「莫把溺冠輕議論，要觀過魯太牢心。」

   劉邦以太牢之禮祭孔后，各諸侯、卿大夫、宰相到任，常先拜謁孔子墓，然後才就職處理政務。

   劉邦對孔子和儒家的態度，也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最早是輕蔑無禮，罵罵咧咧，尿撒儒冠。但兵臨陳留時，受到酈生教訓之後，態度有所改觀。酈生跟隨劉邦，屢建功勛，為劉邦統一天下做出了卓越貢獻。

   叔孫通儒服而見，也曾受到劉邦（當時還是漢王）厭惡。叔孫通於是改為短衣楚制，才讓劉邦高興。叔孫通降漢時，跟隨的儒生弟子百餘人，也都得不到重用，叔孫通也不推薦。劉邦稱帝后，叔孫通建議：「夫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養子共起朝儀。」

   劉邦採納了叔孫通建議和他所制定的朝儀，「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的諸多弟子也「悉以為郎」。後來劉邦又「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以儒學培養繼承人。孝惠即位后，叔孫通又進一步制定了宗廟和其它各種儀法。

   建國之初，陸賈常常在劉邦面前稱讚儒經，劉邦就罵他：「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道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於是劉邦讓陸賈總結歷史經驗，說明「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的原因。陸賈作書十二篇獻上，每上一篇，高祖都稱讚不已，號其書為《新語》。

   陸賈在《新語》中舉出堯舜之治，周公之政等歷史經驗，說明一切先聖明王都是以仁義治天下取得赫赫政績，又舉出吳王夫差、智伯、秦代依靠暴力必然導致滅亡的歷史教訓。他說：

   「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權，故有傾仆跌傷之禍」；「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于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于外，李斯治法于內。事愈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

   要社會穩定，政權穩固，只有行仁義，法先聖，實行仁政王道：「堯以仁義為巢……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因而他們「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新語•輔政》）。「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新語•道基》）。

   協助劉邦制定禮儀和官制的叔孫通、奉劉邦命作《新語》的陸賈都是當時大儒，意味著劉邦的治國主導思想和朝廷禮儀制度都姓儒，即制度架構和思想底色是儒家的；惠文二帝實行「孝治」，更在行政實踐和意識強化上奠定了基礎。文帝立《孝經》博士，在位期間「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史記》）。

   張蒼，先後擔任過漢朝代相、趙相等官職，后又遷升為計相、主計，「領主郡國上計者」（《漢書•張蒼列傳》）漢文帝時灌嬰去世後接任丞相一職，漢文帝后元元年因政見不同自動引退。張蒼曾校正《九章算術》，制定曆法，主張廢除肉刑。值得一提的是，張蒼曾跟隨荀子學儒，與李斯韓非是同門，而賈誼是他的門生。

   劉邦在漢十一年二月下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以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漢書•高紀》）」

   可見劉邦推崇王霸事業，以周文王為最高政治典範，齊桓公晉文公次之。其選賢標準無疑以儒家為最高，其心目中的「賢士大夫」，首先是儒家道德君子，其次是尊崇仁義的管晏派法家人才。

   劉邦臨終前「手敕太子書」，從中可見其態度轉變的軌跡和對儒家的高度推崇。他說：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堯舜不以天子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云云。

   劉邦集團高幹中儒學名家輩出，如酈生、陸賈、隨何、叔孫通、婁敬、張蒼等等，陳平張良蕭何等，雖非儒家，也有一定的儒學修養。後來好儒的高官大臣就更多了，「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漢書•田蚡傳》），茲不詳論。

   另外，漢初宗室和他們的親信也有不少儒士。《漢書》記載：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漢書•楚元王傳》）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文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史記•五宗世家》） 「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另外，漢初儒學的民間勢力和影響也很大。《漢書》記載：「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曹參傳》）曹參相齊國時，諸儒百數言治，可見當時儒生之眾多，僅齊國就可以召集上百人。

   《史記》記載:

   「叔孫通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這些人必是魯國儒生中著名而為叔孫通所知者，可見當時名家之多。

   二繼陸賈之後的大儒是賈誼。「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髮之。」（《史記•屈賈列傳》）

   賈誼在《過秦論》中進一步總結了秦亡的教訓，並且在《新書•數寧》中對黃老政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當時，「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早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雪師之錢果巨方，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如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各種政治社會矛盾開始暴露出來並且越來越嚴重。賈誼指出三個重大的問題即：「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僭擬，地過古制」。

   秦朝違仁背義造成的風俗敗壞、宗法失序、法度鬆弛的問題，在黃老無為思想的影響下，愈演愈烈，社會矛盾大量產生和尖銳化，賈誼認為正是黃老無為思想造成天下這種局面，他說：

   「夫無為而可以振天下之敗也，何等也？日：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天等也，至骨齊上也，進計者猶日『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儒道兩家的衝突隨之進一步深化。漢景帝時發生在黃生和轅固生之間的一場唇槍舌戰頗具典型意義。《史記》記載：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史記-儒林列傳》）

   有必要強調一下爭論雙方的文化立場。轅固生是齊國治《詩經》的大儒，黃生則是黃老學者，他認為上下有別，湯武革命，以臣誅君，大逆不道。轅固生的反駁極為有力：照你所說，高祖誅暴秦建漢朝即天子位，豈不成了亂臣賊子了嗎？

   這場發生在儒道兩家之間的爭論，很顯然是轅固生贏了。但是，這個問題太敏感了。景帝支持哪一方都不行，只好利用皇帝權威急忙阻斷。（於此可見景帝的道德水平。如果是儒家聖王賢君，毫無疑問會支持轅固生，明確承認湯武革命的正義性）

   轅固治詩的大專家，當時與伏生、胡毋生、董仲舒等等大儒齊名。司馬遷在《史記》中說：「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轅固師徒繁衍，「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竇太后崇尚黃老，好讀《老子》，招問轅固，轅固直言不諱地說：「此家人言耳。」家人，指平民。顏師古：「家人，猶言庶人也。」

   竇太后聽后大怒，命轅固與野豬搏鬥。幸虧漢景帝暗中給了轅固一把利劍，轅固才殺死野豬保全性命。竇太后也只好作罷。後來，轅固離京為清河太傅，不久辭職歸鄉，在家授學。

   漢武帝即位后，向全國各地徵召賢良。90多歲高齡的轅固以賢良身份到了都城長安，他告誡公孫弘（后官至丞相）說：「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雲。 三漢武帝之前，漢朝儒化程度不高，但並沒有脫離儒家文化和制度的整體框架；黃老之學雖然受到特別重視，但並未成為意識形態主角。所以，所謂漢初為黃老政治，是道家自我臉上貼金和浮淺學者以訛傳訛。漢初實為儒道並重，而且道家之經、老莊之學的「政治地位」並未高於儒家。漢初政治應該定位為準儒家政治。

   經過西漢前期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和經濟建設，國家的經濟實力得到恢復。政治上，在平定了吳楚七國的動亂后，諸侯王的力量進一步削弱，國家政權得以鞏固。然而在指導思想上卻眾口異聲，「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漢書•董仲舒傳》）。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武帝獨尊儒術，將政治指導思想明確地定為儒家。《漢書-武帝紀》說：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畤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孝武就是漢武帝。漢朝包括東漢，除漢高帝和漢光武帝外，所有皇帝謚號前都有一個孝字。

   另復須知，道家相當於儒家的支流。道家所宗《易經》本為儒家六經之一，且為經中之王。只是道家作為支流過於偏遠了，偏離源頭和主流太遠了。

   孔子編書斷自堯始。儒文化是自堯以來中華文明的主要締造者，是幾乎所有王朝的政治指導思想和制度建設者。法家將郡縣制擴于全國，然法家作為指導思想唯秦一朝。周漢禮制建設最為輝煌，影響及於今。諸子百家無論影響多大，從無取代儒家主統地位者。

   道儒道兩家有異有同有交集。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學主張「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無為而治」等等，其實這些主張並沒有脫出儒家的框架。重農抑商、輕徭薄賦、除秦苛法、約法省刑、與民休息等措施，本來就是儒家德治的特徵。

   有必要說明一下，所謂黃老政治，也是拉郎配。老子「不講政治」，頗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黃帝則「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史記•五帝本紀》）與道家原則格格不入，完全屬於儒家道統這個系列。只不過黃帝事迹傳說居多，比較渺茫。儒家嚴謹，不像道家膽子那麼大，論道統一般從堯舜起，不及黃帝。

   無為之治更是儒家政治題中應有之義，舜當政的時候，一切沿襲堯制，以德化民，被稱為「無為而治」。不過，這是儒家制度法律框架之下的「無為」，與道家「效法自然」、「使民眾無知無欲」的無為本質不同。2013-11-29注：本文選自《春秋精神》，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6年9月第1版。首發儒家網

(漢初政治論 全文完)（2017/07/24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