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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中華文明分期和第四期經典

   台灣吳展良教授在《第三期中華文明的經典體系與經學的建構》（《文化縱橫》2017年8月號）一文中，將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分為三期，摘要如下：

   「第一期是封建時期，雖然有天子，可是其下各國相當獨立，有數以百千計的國家，共同組成一個依中央禮制所建構的天下型國家。第二期是大一統的帝制時期，從秦一直到清末，大體上實行或企圖實行由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郡縣制。第三期則是民國與共和國時期。」

   這個分期法不妥當，我認為應該如是分期：堯舜禹是古典大同王道時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為中華文明第一期；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歷史進入古典小康王道。夏商周是小康王道的封建時期，為中華文明第二期；漢唐宋元明清為小康王道的郡縣時期，為中華文明第三期。

   第四期剛剛開始，民國與共和國時期只是進入第四期之前的過渡期。

   中華文明的背後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的主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經典。三期文明背靠的都是儒家文化，然經典依據有所不同。堯舜禹夏商周漢唐側重於六經（樂經缺失，實為五經）。堯舜禹夏商周，作為六經誕生期，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實踐誕生理論，理論指導實踐，相得益彰。漢唐為五經實踐期，五經指導政治實踐。宋朝始，重心從五經轉向四書，宋元明清都側重於四書，先四書而後五經。

   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認為，《四書》是直接的「聖人本意」的。他有一個比喻很形象：「《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他《經》是打禾為飯。」所以要先讀《四書》，後讀《五經》。同時，朱熹又對五經都有微詞。他說《易》《詩》：

   「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語類一百四）

   他說《春秋》：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語類卷八三）

   他說《書》：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啟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于匱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語類卷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九）

   可見朱熹精於四書而疏於五經，對五經重視程度不夠。因此，理學的思想原則和命題，與五經既大體相同，又別具特色。

   但四書五經畢竟都是正經，原則不二，精神一致，所以，中華一二三期文明精神完全一致。而民國與共和國時期就大不一樣了。民國棄了儒家文化，另闢三民主義蹊徑，已去中國化；此後復拋棄三民主義，另行馬路，更非中華。儒家是中華之魂，中華是儒家之體，兩者同命相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只有實踐中道，才有王道政治；只有獨尊儒家，才有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的重建與儒家文化的復興同步。故中華文明第四期，只能說剛剛開始。關於第四期的經典，我的看法與吳教授大同大異。大同是同以四書五經為根本經典，以佛道和自由主義經典為輔助性經典；大異是對於古代諸子、西方百家及啟蒙派名家著作的選擇。吳教授主張，將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經典和魯迅、陳獨秀、胡適等西化派的著作選擇性納入「發展中的現代中華新經典」。那樣的話，將正邪善惡雜燴在一起，用來指導國家建設，難免思想混亂精神分裂。

   我以為，中華文明第四期的經典可分為正經、副經和輔經三類。正經即主體性經典，當然是四書五經。副經，從自漢朝至民國歷代聖賢大儒的代表性著作中選取。如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陽明、王夫之等等大儒的代表作和他們編訂的著作。輔經，輔助性經典，從齊法家、佛家、道家和自由主義四家經典中選取。

   注意，要納入中華文明經典的範疇，是需要相當的文化道德資格的。也就是說，其價值觀念和標準要有相當的正確性正義性，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和道德資源。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經典浩如煙海，但具有這個資格的頗為稀有，也就齊法家、佛家、道家和自由主義四家的代表作，可以擇優納入。

   說明一點，在中華文明前三期中，唯獨齊法家，在春秋時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其它諸子百家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負面的。例如，暴秦曇花一現的強盛和統一，是秦法家作祟；五胡亂華，與佛道凌駕于儒家同步。

   佛道兩家情況比較特殊，作用有正有負，在兩可之間。概乎言之，儒家衰敗的時候，它們彷彿抱薪救火，負面作用急遽上升；儒家興盛的時候，它們或可錦上添花，起一定的正面作用。 2017-11-3余東海首發儒家網

（2017/11/04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