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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責備賢者，勿責備小人

   為什麼「《春秋》責備賢者」？因為小人之錯、盜賊之惡容易辨別，而賢者之過不易辨別。而賢者權重位高或影響遠大，若有過失，後果或流弊很嚴重，故需要特別明辨之，求全責備之。

   孔孟在高度贊肯管仲、伯夷、柳下惠的同時，分別批評管仲不知禮、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都是對賢者的責備。宋朝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等合撰的《新唐書》在《太宗本紀贊》中依據春秋之法評價唐太宗：

   「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新唐書》在贊肯李世民功績的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出了他的三大缺陷：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和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朱熹對唐太宗的批評就更高標準更嚴厲了。關此，東海《宋儒與理學》一書（待出）有詳論，茲不贅。

   「《春秋》責備賢者，不責備小人女子。注意，這裏的責備，是求全責備、高標準嚴要求之義。紀昀說：「《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子，哀其遇可也，憫其志可也。」

   小人女子若有大惡，墮為亂臣賊子，《春秋》當然絕不客氣，但也是片言而決，絕不多言，因為沒有必要。王夫之《讀通鑒論》效仿《春秋》精神，「于大美大惡、昭然耳目、前有定論者皆略而不贅」。他在《讀通鑒論-敘論二》中解釋：

   「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而豈灌灌諄諄，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褒貶，曼衍長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庄生曰：「春秋經世之書，聖人議而不辯。」若華督、宋萬、楚商臣、蔡般，當春秋之世，習為故常而不討，乃大書曰「弒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辯也。以此義推之，若王莽、曹操、朱溫輩之為大惡也，昭然見於史策，匹夫匹婦得以詬厲之於千載之下，而又何俟論史者之喋喋哉？

   今有人於此，殺人而既服刑于司寇矣，而旁觀者又大聲疾呼以號於人曰：此宜殺者。非匹夫匹婦之褊躁，孰暇而為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詐遁之游辭不能復逞。使聖人取中肩之逆、稱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謂窮亂賊之奸；彼奸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婦之巷議也，而又奚畏焉。」

   王夫之認為，大奸大惡如王莽、曹操、朱溫之流，罪惡昭彰于史書，已成歷史定論，千載之後匹夫匹婦都能怒批痛斥之，論史者沒有必要喋喋繁言，嘩眾取寵。

   王夫之沒預料到的是，後世居然會有不少學者史家為歷代暴君惡棍亂臣賊子翻案，而且成效卓著，以致匹夫匹婦對它們變詬厲為讚美。所以今時今世，責備賢者固是聖賢大儒本分，抨擊盜賊並將被顛倒的是非善惡重新顛倒過來，更是正人君子當務之急。2017-12-2余東海首發儒家網

（2017/12/03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