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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知幾如有神

   至誠之道可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君子至誠如有神。《中庸》說：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這是《中庸》第二十四章，意謂抵達至誠境界，就可以預知未來。國家將要興旺，必有吉祥的徵兆；國家將要衰亡，必有反常的現象，可以從著草龜甲上呈現出來，可以從手腳動作上表現出來。禍福將要來臨時，福可以預先知道，禍也可以預先知道。所以至誠的人如同神明。

   妖孽，反常的現象，草木之類稱妖，蟲豸之類稱孽，常用來比喻邪惡的人和事，所謂人反常為妖，物反常為怪。「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種現象，歷代的正史野史記載不勝枚舉；對於此理，歷代聖賢大儒多有闡說。

   董仲舒說：

   「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 又說：

   「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

   董仲舒這兩段話，可以看作《中庸》第二十四章的註解。

   國家將興將亡，都會出現相應的徵兆。國家和個人禍福即將到來之前，聖賢君子都能預知。至誠如神，心誠則靈，此之謂也。良知光明，就會產生一定的前知和預測能力。《易經》說：「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幾是細微、隱微，引伸為事物的苗頭、預兆。知幾，從細微中預見變化，從偶然中發現事物的趨勢。這是君子的大智慧。審幾度勢，對家國大事有先見之明，或預作防備，或在「可以不死」的時候避凶趨吉。

   關於知幾，二程說：「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眾人所能及也。穆生為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袁閎為土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山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污。其知幾矣。」（《二程集》）

   這裏提到《漢書》記載的三個「知幾免災」的小故事。

   穆生辭醴免辱。穆生是漢初魯地儒生，與白生、申公一起，是漢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劉交的貴客，得到劉交高度敬重。穆生不喜喝酒，元王每次擺酒，常為穆生準備甜酒。到劉交之孫劉戊即位，開始也常為穆生準備甜酒，後來漸漸忘了準備。穆生就說，可以走了!楚王的心意怠慢，不走，將會有後患。於是稱病卧床。申公、白生不同意：「難道就不想想先王的恩德嗎?現在楚王只是失於小禮，何至於那樣!」穆生回答說：「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於是稱病辭歸。申公、白生繼續留下。劉戊逐漸淫暴，後來因為在給薄太后服喪期間私下通姦，削減兩個郡，於是和吳國暗通。二人勸諫，不聽，受胥靡之刑，身穿赭衣舉著杵，到市上舂臼。

   袁閎隱居免禍。袁閎是東漢時隱士。他家族富足昌盛，但見當時政治環境險惡，黨禍將起，就披散頭髮與世隔絕，想隱居到深林中去。因母親年老不宜遠走，於是修築土室，庭院四周不設門，只從窗戶接取飲食。早上在土室中朝東方向母親行禮。母親想念袁閎，時常去探望他，母親離去后便關門，兄弟妻子孩子都見不到他。隱居十八年，黃巾賊兵興起，攻陷郡縣，百姓受驚四散，他朗誦經書而無動於衷。賊相互約定不進入他住的村莊，鄉人都到袁閎住的地方去避難，都得以保全性命。五十七歲時，在土室中去世。

   薛方守節免污。箕山，是唐堯時隱士許由、巢父隱居的地方。箕山之節，指歸隱以保全節操。西漢末年名士，齊地人，朝廷多次徵用他，他都不願離開。後來，王莽用豪華大車迎接薛方。薛方謝絕使者說：「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2018-7-12余東海首發於中國文化基金會公眾號

（2018/07/1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