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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需要偉大的領袖（二）

   為什麼人民需要偉大的領袖，孟子有句話是最好的說明。孟子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盡心上》）孟子說，要等待周文王那樣的人出現才奮發的，是凡民。至於豪傑之士，即使沒有周文王那樣的人，也能奮發起來。

   這句話的重心在後半句，即「雖無文王猶興」的豪傑之士。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豪傑之士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終究是「待文王而後興」的凡民，要有偉大領袖出現，才能逐漸站起來。換言之，人民的偉大，有賴於領袖的偉大。

   能興起者都是英雄，然英雄有別。梁啟超在《英雄與時勢》一文中將英雄分為兩種，一種是造時勢的英雄，一種是為時勢所造的英雄。他說：

   「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斷。」

   雖無文王猶興者，是偉人豪傑大英雄，是造時勢的英雄。歷史上的聖君賢王和歷代儒家王朝的開國君臣，都屬於造時勢的英雄。人民中的絕大多數，即使能成為英雄，也只能是待文王而後興、為時勢所創造的英雄。沒有文王那樣的偉大領袖，他們就英雄不起來，偉大不起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偉大的領袖，就沒有偉大的人民，就沒有英雄的隊伍，即上文所說的聖賢君子集團。

   沒有偉大的領袖，也就沒有偉大的制度，好制度。好制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是暴君昏君和惡勢力能夠建立起來的。如果制度不良，要改良或重建，離不開領導層和領導人的主導推動。

   要建設好制度，既要有好文化，也要有好領袖。制度建設是政治大工程，如果好文化是理論圖案和施工方案，好領袖就相當於總設計師和工程師。

   綜上所述可見，偉大領袖可以成就三好：好文化，好制度，好隊伍。文化、制度、隊伍好不好，是衡量領袖好不好、偉不偉大的三大標準。其中文化又最為根本。有了良好的主體文化主導思想，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制度，才能培養和建設良好的幹部隊伍。

   撇開好文化和好領袖，好制度就成了水月鏡花，空中樓閣。這是制度決定論者無法跳出的困境。民粹派不僅撇開，而且反對偉大的文化，反對文化和領袖的偉大，為葉公好龍和南轅北轍兩個成語作了最好的現實說明。百年來民主追求越追越遠，根本原因在此。注意，禮制和民主制都是好制度，然制度品質有高下之別。

   即使好制度下，領袖仍有優劣之別。如美國，羅斯福、里根較好，柯林頓、奧巴馬較差。好制度加上好領袖，那是上上之選。所以儒家政治理想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領袖賢能就意味著偉大。在制度不良的情況下，要改良或重建，更離不開好領袖。領袖不良，良制無望。

   有人擔心暴君昏君冒充偉大領袖。只要儒家上升為社會主體文化和政治主導思想，這個問題就不存在。因為儒家明辨功夫特高，最有擇法之眼和知人之明，對於是非、善惡、正邪、華夷、人禽、君子與小人、聖賢與盜賊之別，特別嚴辨善辨。在儒家社會和儒家文化圈，根本不用擔心小人冒充君子、盜賊冒充聖賢。道統在上，明鏡高懸，妖魔焉能冒充神佛哉。

   偉大領袖自有標準。儒家強調正君心，既為君王樹立了聖王的偉大榜樣，又對君德有崇高嚴格的要求和規範。儒家認為，君王德行應是世間最高，君王是必須擁有天爵，能夠作民父母，天下歸往。《春秋》責備賢者，這裏的賢者就包括君臣。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王的一切言行舉止，包括如何使臣臨民，都要遵守禮制。

   禮制即禮樂制度，包括禮樂刑政，是王道政治的制度模式。禮制首先是用來規範約束包括天子、諸侯在內的領導階層的。在家天下時代，君王權力特別大，對君王的約束又比較軟，也就是對君王的制度制約，硬度、力度和有效性不足。古代出現昏君暴君，背天非禮，禮制往往無奈之何。臣下除了婉勸死諫、辭職而去，只能訴諸于革命或造反。

   這確實是個問題，是歷史的無奈，歷史的局限。我們不能苛責于古人。這個問題可以在未來新禮制中與時俱進地予以解決。新禮制應該汲取西方民主制的優點，將以民為本、主權在民的原則落到制度的實處。領袖非禮缺德，可以依禮裁決。2018-7-23余東海首發於儒家網

（2018/07/25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