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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需要偉大的領袖（三）

   道德自上而下的影響力、傳染力特別大。在《孟子公孫丑上》中，孟子為了證明「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的觀點，引用了孔子一句話：「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意謂道德流行起來，比驛站傳遞政令還要迅速。

   因此領袖偉大，一切好說，政治不良，可以改良；制度不良，可以重建，至於官德民德，自然上行下效。所以，儒家政治理想的一大要點就是君子在位，德位相稱。所以儒家理想中的領袖，必是道德最高。《白虎通》論帝王之德說：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在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故黃金棄于山，珠玉捐于淵，岩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伯騖。」

   帝王地位最高，道德也應最高。真正的帝王，必須德稱其位。帝王的稱號，是用來表明功德的。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在稱王，皇者煌煌人莫違，王者天下所歸往。帝王號令臣下的資格，根源於其道德的高大。

   「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這樣的高標準，對現代人來說，簡直不可思議。比較而言，王遜於皇帝，所以說有優劣之別。《太平御覽》引《論語摘》說：「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

   《後漢書•曹褒傳》記載，漢章帝詔書中有「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句。李賢在作注時引《孝經鉤命決》說：「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解釋說：「步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意謂三皇之時，德行至高，日月如步；五帝之時，時事越順，日月越快；夏商周時，政事繁雜，日月如馳。「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即指三皇的「步」和五帝的「驟」，道德修養和政治軌道優劣有別。

   後人又加以補充說：「五霸騖，七雄僵。」春秋五霸賓士更快，戰國七雄，戰國七雄則因賓士太快而倒下了。明代楊慎在《升庵集》中記載，陸九淵說：「三皇垂策，五帝繁手，禹湯馳轅，五霸覂駕，六國摧輈。」三皇垂下馬鞭，無為而治；五帝手段繁雜，夏禹商湯駕轅賓士，五霸快得翻了車，六國連車子都折斷了。

   或問皇帝和總統的區別。我的回答是，皇帝具有道統、民意之雙重合法性，總統唯有民意合法性。故皇帝意味著上得天命，下得民意，德位相稱，德位雙高，總統只是競選期間民意支持率最高。當然，這裏的皇帝是就其原始義而言，非秦始皇所謂的皇帝和秦漢以後的皇帝。

   《白虎通》又說：

   「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帝曰諮四岳，王曰裕汝眾。」

   王通天人。相對於上天稱天子，表示上承天意，以爵事天，以德配天；相對於臣下稱帝王，表示地位至尊，德性最高，號令天下。王接上下，意味著王通天人。所以，只有接受天命的約束，表現出卓越的品德，才配得上天子和帝王的稱號。

   董仲舒認為，王道三通，通天地人：「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當？」乾元涵蓋坤元，天道涵蓋地道，三通也可以簡化為兩通，上通天道，上天眷顧，下通人道，人民擁護。正如劉秀即皇帝位時祝文所說：「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後漢書-光武帝紀上》）

   「帝曰諮四岳」之文見《尚書堯典》，《盤庚》有「格汝眾」之語。格、裕形似同韻，或形似而訛，或聲近而誤。

   《易緯乾鑿度》說：「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興盛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於此可見，天子德行應是世間最高，這才是天子之所以高貴的根本原因。天子必須有天爵，能夠作民父母，天下歸往。

   《太平御覽》引伏生《大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庠序之學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孟子強調「惟仁者宜在高位」，高位包括天子、君主和王公卿相。天子和君主，一為天下領袖，一為國家領袖。孟子說：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離婁上下》）

   孟子指出了「不仁而在高位」的惡果。惡人居了高位，必然罪惡泛濫，不僅良制良法無望而已。陳有西律師說過一句話：「無賢人，無良法。法無足，不自行。」良制良法不可能被一群「一有權就變壞」的「物人」建成和推行的。

   儒家特彆強調德位相稱的重要性。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這就是領頭羊效應，領頭羊對於羊群有示範作用。領頭羊朝那個方向運動，羊群就朝這個方向運動。領袖就是最大的領頭羊。

   君德不高，君心不正，怎麼辦？在儒家和國民沒有「選賢與能」的權利的時代，只能「正君心」，糾正君王的錯誤，優化君王的德行。

   孟子說：「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臣子能責難為之事于君，使其勉力而為，就是恭敬；臣子能為君開陳善道，禁閉其邪心，就是尊重；臣子認為吾君不能從善和有為，就是賊臣。

   責難於君，春秋責備賢者也；陳善閉邪，格君之心、導君于善也；吾君不能，認為自己的君王不能施仁政行王道，不可教也。可見儒家雖倡忠君，自有特色和特定要求。朱熹集注引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于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正君心比正民心更關鍵。用什麼去正君心，或者說正君心的工具是什麼？答：文化。東海倡導文化決定論，文化對於政治道德、制度品質具有決定性影響。

   如果說人民、國家、領袖是政治三重心，文化、制度、隊伍就是為政三要素。三重心中，人民最重，為政治合法性來源，與國家是本末關係，與領袖是主客關係。三要素中，文化最關鍵，具有決定性作用，從根本上決定著制度的正邪善惡和道德的幹部隊伍的優劣好壞。

   不同文化，品質不同。傳統諸子和西方百家，其中好的學說，或可培養正人善人，不足以培養聖賢君子。

   善人在位，可以形成善人團隊，建成善政善制，如霸道政治和民主制度。這種政治和制度，雖善而有限。一般善人善團，是不足以建設王道的。必須聖賢在位，形成君子集團，共同信奉中道，接受道統一元化指導，才能建成超越民主法治而與時偕宜的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

   反儒社會，善人亦無法上位，遑論君子；民主亦無望建立，遑論禮制。蓋這種社會特別反常顛倒，特別逆淘汰，越邪惡越容易成功和上位。因此，反儒就反掉了任何良制良法的立足點。禮制德治固然被掃蕩一空，民主法治同樣成鏡花水月。能建立起來的只能是特別野蠻邪惡的制度。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不需要好領袖，不需要好文化，只需要好制度。這是不負責任、誤國誤民的空談和濫調，彷彿好制度可以越過不良的文化和領袖憑空出現。特此重申：沒有好文化作為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沒有好領袖作為總設計師領導施工，好制度永遠無法建立和落實。

   或認為，儒家不應該期待領袖的偉大和偉大領袖的出現，而應該努力于自立立人自達達人。其實兩者並不矛盾。正常的國民都希望領袖德才兼備。選賢與能，賢能就是偉大。聖賢君子上位，就是偉大領袖。偉大領袖的出現，有賴於一定的社會土壤和文化環境。弘儒傳道，成己成人，就是為優化土壤、美化環境而努力，為聖賢君子上位和偉大領袖出現創造條件。

   把暴君當成偉大領袖，與反對領袖偉大，雖有區別，五十步與百步耳。如果制度很好，領袖好不好，確實不那麼重要；如果制度惡劣，領袖好不好，偉不偉大，那就至關重要。只有非常優秀、真正偉大的領袖，才具備改良或革命的道德動力和政治能力，從而返中道之本，開王道之新。2018-7-25余東海首發於儒家網

（2018/07/25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