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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變時代來臨這幾年變化很大，接著而來的將是更大的變化。思想更雜，人心更亂，不確定因素更多，政治社會變數更大，更不可測。時而變好，時而變壞，上下無常，進退無恆。當然，整體是向好的，陣痛之後是儒家全方位的復興和新文明寧馨兒的誕生。

   巨變時代，無論強人還是弱勢，高層還是底層，危險係數都會大增。尤其是那些姦邪兇惡之徒，政界商界原來彷彿不可動搖的龐然大物，將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五常道是最好的護身符。士君子于個人學業和儒家事業，都應戒驕戒躁，勿忘勿助，從容正道，以俟時機。

   巨變社會，任何背景和後台都靠不住。深厚布景的消失、巨型冰山的消融有時只在剎那間。說真話、說真理或有風險，與真理、與儒家為敵，風險更大。故最容易墜落和崩潰的是敵視、反對、封殺儒家的人物及勢力。儒家代表天理良知，代表歷史前進最正確的方向，代表中華民族的光輝未來。

   有聯寫志抒懷曰：巨變風雲不變我，無情歲月有情人。乾坤不正、滄桑巨變的時代，人最容易淪為輕薄桃花或顛狂柳絮。唯有確乎其不可拔的君子，方能守死善道，以不變應萬變。歲月無情人有情，君子是天下最多情、最深情、最大情的情種。苟利天下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初作於2018-2-27，定稿於2019-12-1

   應該愛民族，不許主義化儒家反對民族主義，反對以民族區別華夷。華夷之辨的標準是文化和文明而非民族。無論什麼民族，只要接受儒家教化，皈依禮樂文明，就進步為中華；即使是漢族，如果反孔反儒背天逆理，就蛻化為蠻夷。漢族百年來比古來所有蠻夷更野蠻。

   由於文化喪根失本，道德喪魂失魄，百年來知識群體一大病症是，愛什麼、重視什麼就把什麼主義化。殊不知，很多好的、重要的、應該熱愛或追求的東西，一旦主義化，性質就變了。例如，民主、平等、科學、集體、國家、社會、民族等等，主義化就意味著負面化，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或說，有時候民族主義是必要的，例如在抵抗外族侵略的時候，就有必要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答：面對外敵，保族衛國，人人有責，不需要把民族和國家主義化，任何時候都不需要。即使面對外敵，王道政府也不允許將民本位的原則改為民族本位。

   王道政府對漢族少族一視同仁。中華境內，各族人民的法律地位、政治權利和發展機會一律平等。在政治上，少族固然不能特權化主義化，漢族同樣不能特殊化本位化。民本位和民族本位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主義即本位。政治上，只有「人」和「民」有資格主義化。西方個人主義、人道主義、人文主義、自由主義屬於人本位。儒家政治上是民本位，這個民，既指民之個體，又指民之全體，故個人性集體性兼備。民本位又歸結為道德上的仁本位。西方人本文化缺乏道德眼光，不識人的天性，故不如儒家深刻中正。

   民族主義是野蠻民族或野蠻政權的一大標誌。如希魔是雅利安主義，日寇是大日本主義，洪楊幫是漢族主義，都與文明絕緣。漢族建立的儒家王朝皆非漢族本位、漢族主義。歷代儒家王朝中唯元清兩朝的民族主義傾向始終未能消除，元朝是蒙古主義，清朝是民族主義。故這兩個王朝是所有儒家王朝中品格最低的。

   民族主義容易對外樹敵，對內傷民，以民族的名義侵犯民權，傷害個體。這是民族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更不以某些人對民族主義美好的定義和願望為轉移。民族主義與虵蜖主義、國家主義都屬於集體主義範疇，與人本主義和仁本主義政治都格格不入。余東海初作於2018-3-6，定稿於2019-12-1

   知其不可而為之無論怎樣努力，今生今世救不了世道，建不起王道，致不了太平。對此孔子應是能夠預料的，但不影響孔子師徒傳道弘道終身不懈的努力，也不影響這種努力的人道意義和歷史意義之重大。救世道、建王道、致太平是一項歷史性的工作。世道可救，王道可建，太平可致，這是儒家的信念，也是歷史的事實。

   「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句話體現了孔子鍥而不捨、孜孜不倦的的追求精神，是石門看門人對孔子的評價，當時孔子無異議，後來又被孔門弟子隆重收入《論語》，可見得到了孔門師弟的認可。

   莫問可不可為，為之自有意義。人世間很多事，可不可為，可以兩說。不為則肯定不可，為之則未必不可。此地不可未必異地不可，此時不可未必彼時不可，現世不可未必後世不可，質變不可未必量變不可。即使一切不可，為之本身就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可以成德成聖成就良知的光明。初作於2018-3-9，定稿於2019-12-1

（2019/11/30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