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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六四」36周年前夕：中國還有可能發生「六四」民運嗎？

  答案是否定的。我這不是對中國海外民運潑冷水，而是實事求是：從現在起，直到中共垮台，中國再次發生「六四」民運（89學潮）的可能性為零；因為產生「六四」民運的道德基礎和社會共識都已經不復存在。

  有人反駁說：你這也太武斷了吧？那2022年年末爆發的「白紙運動」能證明你的說法嗎？

  在此有必要再次指出：「白紙運動」的主體訴求是解除「清零」封控，而並非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憲政目標，雖然在遊行示威中有人表達「打倒習近平」、「共產黨下台」的訴求，但這是極少數人的訴求，並不是主體訴求——主體訴求是解除「清零」封控，這是一個維權的訴求，而並非人權訴求。

  有人不同意，說：要求解除封控怎麼不是人權訴求？！要求解除封控，難道不是要求停止侵犯人權嗎？

  要求解除封控，的確是要求停止侵犯人權，但這隻是要求停止對那波疫情期間人權的侵犯，解除「清零」封控，並不能觸及侵犯人權的制度本身。

  所以明白人都看到：中共向「白紙運動」妥協了之後，繼續侵犯人權，如對「白紙運動」的參与者「秋後算賬」，厲行抓捕；而後又大搞「無預警泄洪」，導致數以萬計的老百姓（尤其是農村老百姓）被淹死；同時，中共大力推動器官交易，赤裸裸縱容活摘殺人產業鏈，極端邪惡地把數億中國人當作移動器官庫，按需殺人，以牟取暴利————「白紙運動」后，中國人的人權狀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加速惡化。。。

  「白紙運動」為什麼會發生？因為有社會共識。當時經過近三年的新冠疫情封控，整個中國社會的被封控地區民眾，形成了反「清零」封控的共識，因為殘酷的「清零」封城、方艙隔離，已經廣泛地威脅到普通民眾的生存；中國國內屁民素質再低下、再壞再蠢，到了自己生命遭受威脅的時候，是不可能不冒險反抗的。

  

  那麼，為什麼說產生「六四」民運的道德基礎和社會共識都已經不復存在？

  一則，當年承載「六四」民運的社會道德早已不復承載。當年北京市民給學潮學生送水、送飯、甚至冒著槍林彈雨救死扶傷、為支持學運連小偷都罷偷。。。此種道德熱情早已煙消雲散。今天的中共國社會，冷漠非常，人與人之間相互猜忌、戒備、提防、見死不救普遍成風。。。這樣道德低下的民眾，是很難形成合力的。

  而民運與「白紙運動」等為自己生存或個人具體利益而抗爭的維權運動不同，民運的訴求，與具體的個人利益沒有立竿見影的連動關係，個人為民運的奉獻，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回報，且要冒很大風險。。。因此，民運的道德要求，要比維權運動高很多（維權運動維護的是自己的具體個人利益，民運追求的則是國家制度的文明化，與個人利益並無直接關聯）；也因此，若沒有相當的道德擔當和風險精神，民運是搞不起來的。

  「六四」屠殺后，中共國國內為什麼一連三十年都再無民運，只有各維各的權的「維權運動」？主要原因不是「六四」屠殺造成的恐怖（由於中共的嚴密封鎖，許多人不知道六四屠殺，尤其是年輕人），而是中國人的道德墮落，仗義的人太少，而精緻化利己主義者（精緻化個人主義者，即「雞賊」）太多，越來越多。

  當然，「六四」后中共國民眾普遍的道德墮落，是中共精心造成的，主要用了兩手：

  一是「鄧南巡」的物質利益腐蝕；

  二是動用司法體系惡意縱容反誣、「碰瓷」等行徑，造成「樂於助人者沒有好下場」、惡棍人渣反逍遙得瑟的普遍的、制度性的社會現象，從而澆滅了整個社會的道德熱情，典型如「彭宇案」。

  二則，八十年代中後期追求自由民主的社會共識，早已蕩然無存。八十年代，追求自由民主，不僅是中共國大學生和知識精英普遍共識，也是相當一部分中共官員和幹部的共識——當年的大學生和知識精英，以入黨為恥辱，以追求自由民主為時尚；而前趙紫陽秘書鮑彤與前胡耀邦秘書阮銘，曾在「89學潮」期間聯手做過一次調查，結果發現當時黨政軍系統中支持趙紫陽、反對鄧小平戒嚴的人超過2/3。這種共識可見一斑。

  而「鄧南巡」之後，國內社會以「下海」撈錢為時髦，以「關心政治」為傻帽；胡溫時期，追求民主在國內淪為「神經病」的代名詞。。。現在中共國老百姓，更以入黨+鑽進公務員隊伍為體面和榮耀。

  「六四」之前的八十年代，中共國官民有相當程度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識，但在「鄧南巡」之後，這種共識迅速斷裂，因為「鄧南巡」后的「特色市場化」，令中共廣大官僚和公務員獲得了特權資本化（權變錢）的廣闊空間，迅速賺得缽滿盆盈。。。這也使得他們由當年學潮的同情者，突變為自由民主的堅決反對者。

  而從僵賊泯、朱鎔基大幅提高公務員、教師、事業單位員工工資和待遇開始，中共國體制內官僚、公務員和「精英」群體，反而有了堅決反對民主化、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因為民主化會令他們喪失豐厚的既得利益，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

  「八九」期間一度上街遊行的趙忠祥、白岩松之流，「鄧南巡」之後會變成卑鄙無恥的中共暴政舔狗，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需要指出的是：暴力鎮壓可以救一時急，長久維繫統治從來就不能暴力，而是「軟實力」，典型如秦朝嚴酷的刑法和強大軍隊，並未能壓住造反者，在起義者猛烈的反抗下，秦朝竟「二世而亡」，因為秦朝沒有儒家、科舉制度那種能夠維繫統治的「軟實力」。

  而滿清的殘暴、無道、卑鄙其實比之秦朝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滿韃統治者牢牢抓住了漢文化「官本位」的軟肋，大興科舉，甚至公開賣官賣爵。。。讓漢族士紳和知識分子過足狗官癮，因此中國曆朝歷代中最垃圾的清朝，維持了260多年。

  中共在「六四」屠殺后能維持三十多年，主要靠的也不是「六四」屠殺的恐怖，而是鄧小平（以「南巡」為標誌）及其繼承者對資本主義生產、經營、分配方式的引入，極權+資本主義方式帶來的物質利益腐蝕，極為有效地解構了中共國社會八十年代形成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識，不僅嚴重腐蝕了社會道德，也導致了體制內外、低層/知識精英的尖銳對立和深刻的分歧。 

  有人問：既然八十年代中國社會能夠產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識，那麼憑什麼就不能再次產生這種共識？？

  這種刻舟求劍的人，不懂得「今非昔比，時過境遷」的，須知：社會產生某種共識，是需要社會條件的。

  其一，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雖則產生了個體戶群體，但仍是一個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知識分子階層共同的清貧，甚至出現「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腦體倒掛現象，而中共的官僚幹部（后稱公務員）群體，因為手中的權力沒有市場變現，也沒有多少多少油水可撈，與今日動輒私產以千萬計的富貴程度，如天淵之別。因此，當年中共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和官僚幹部群體，都共同地嚮往資本主義社會。

  然而自1992年「鄧南巡」始，中共的官僚幹部一夜之間獲得了讓特權資本化的市場，紛紛「悶聲發大財」，他們還嚮往需要競選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和自己過不去嗎？他們當然死心塌地地支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維護滋潤的既得利益。

  而後，從僵賊泯、朱鎔基時期開始，以教師、醫護和事業單位員工為代表的中國體制內知識精英，工資待遇巨幅提高，一個個滋潤得了不得，教師不僅滋潤，還享有公務員都沒有的休假。。。他們還追求自由民主、該旗易幟，那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

  其二，八十年代中國社會能夠形成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識，這也是與胡耀邦、尤其是趙紫陽的大力推播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思潮，是分不開的，因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對民眾的觀念塑形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信息渠道非常有限的共產黨國家。可以說，沒有胡耀邦、趙紫陽時期的空前的政治寬鬆和言論自由氛圍，就沒有「89學潮」的發生。

  然而，隨著「六四」學潮的爆發，尤其是戈爾巴喬夫改革引發的「紅旗落地」結果，中共早已經痛定思痛，從反面汲取了前蘇的教訓，今天的中共怎麼會再去推播政治體制改革精神和自由民主理念——去再次形成1989年的那種共識呢？？可以肯定的說，即便中共高層最開明的汪洋上台，並掌握實權，也不會那麼做，因為汪洋也決不希望共產黨垮台。

  如此的形勢和社會條件，中共國當然絕無可能再次發生「六四」民運了。

  當然，不會再次發生「六四」民運，並不意味著中共就不會垮台，因為一旦經濟徹底崩潰了，中共政權也得玩完——中共國並非朝鮮、古巴那樣的小國，可以依賴他國扶持延命，中共國垮了，沒有誰能扶得住。

  但中共垮台時，爆發的肯定不是民運，而大概率是以哄搶和屠殺為特徵的超大規模暴亂，以及由此引發的政變或兵變。

  從胡溫時期開始，中共國民眾一盤散沙、冷漠勢利，習近平上台後更是相互仇恨，充滿戾氣。。。當然，今天的中共國民眾，要說沒有任何共識，也是不準確的：

  因為現在共產主義不好用了，中共拚命煽點反福利、反人道、的弱肉強食的社達主義，同時瘋狂煽點「扶共滅洋」的瘋狗偽民族主義，塑造當代拳匪群體。。。在「扶共滅洋」和反人道弱肉強食方面，國內民眾正在迅速形成共識，君不見今日之大多數粉紅，已淪為這類反人類、反文明的瘋狗（當代拳匪）？

  有道是「求仁得仁」，一旦中共政權失控，中共所培養出來的反人道主義瘋狗，一定會瘋狂地咬向中共自己。

曾節明 2025.6.3 凌晨清風涼夜
貼主:曾節明於2025_06_03 0:34:22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