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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六四”36周年前夕：中国还有可能发生“六四”民运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这不是对中国海外民运泼冷水，而是实事求是：从现在起，直到中共垮台，中国再次发生“六四”民运（89学潮）的可能性为零；因为产生“六四”民运的道德基础和社会共识都已经不复存在。

  有人反驳说：你这也太武断了吧？那2022年年末爆发的“白纸运动”能证明你的说法吗？

  在此有必要再次指出：“白纸运动”的主体诉求是解除“清零”封控，而并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宪政目标，虽然在游行示威中有人表达“打倒习近平”、“共产党下台”的诉求，但这是极少数人的诉求，并不是主体诉求——主体诉求是解除“清零”封控，这是一个维权的诉求，而并非人权诉求。

  有人不同意，说：要求解除封控怎么不是人权诉求？！要求解除封控，难道不是要求停止侵犯人权吗？

  要求解除封控，的确是要求停止侵犯人权，但这只是要求停止对那波疫情期间人权的侵犯，解除“清零”封控，并不能触及侵犯人权的制度本身。

  所以明白人都看到：中共向“白纸运动”妥协了之后，继续侵犯人权，如对“白纸运动”的参与者“秋后算账”，厉行抓捕；而后又大搞“无预警泄洪”，导致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村老百姓）被淹死；同时，中共大力推动器官交易，赤裸裸纵容活摘杀人产业链，极端邪恶地把数亿中国人当作移动器官库，按需杀人，以牟取暴利————“白纸运动”后，中国人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加速恶化。。。

  “白纸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有社会共识。当时经过近三年的新冠疫情封控，整个中国社会的被封控地区民众，形成了反“清零”封控的共识，因为残酷的“清零”封城、方舱隔离，已经广泛地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生存；中国国内屁民素质再低下、再坏再蠢，到了自己生命遭受威胁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冒险反抗的。

  

  那么，为什么说产生“六四”民运的道德基础和社会共识都已经不复存在？

  一则，当年承载“六四”民运的社会道德早已不复承载。当年北京市民给学潮学生送水、送饭、甚至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为支持学运连小偷都罢偷。。。此种道德热情早已烟消云散。今天的中共国社会，冷漠非常，人与人之间相互猜忌、戒备、提防、见死不救普遍成风。。。这样道德低下的民众，是很难形成合力的。

  而民运与“白纸运动”等为自己生存或个人具体利益而抗争的维权运动不同，民运的诉求，与具体的个人利益没有立竿见影的连动关系，个人为民运的奉献，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回报，且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民运的道德要求，要比维权运动高很多（维权运动维护的是自己的具体个人利益，民运追求的则是国家制度的文明化，与个人利益并无直接关联）；也因此，若没有相当的道德担当和风险精神，民运是搞不起来的。

  “六四”屠杀后，中共国国内为什么一连三十年都再无民运，只有各维各的权的“维权运动”？主要原因不是“六四”屠杀造成的恐怖（由于中共的严密封锁，许多人不知道六四屠杀，尤其是年轻人），而是中国人的道德堕落，仗义的人太少，而精致化利己主义者（精致化个人主义者，即“鸡贼”）太多，越来越多。

  当然，“六四”后中共国民众普遍的道德堕落，是中共精心造成的，主要用了两手：

  一是“邓南巡”的物质利益腐蚀；

  二是动用司法体系恶意纵容反诬、“碰瓷”等行径，造成“乐于助人者没有好下场”、恶棍人渣反逍遥得瑟的普遍的、制度性的社会现象，从而浇灭了整个社会的道德热情，典型如“彭宇案”。

  二则，八十年代中后期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共识，早已荡然无存。八十年代，追求自由民主，不仅是中共国大学生和知识精英普遍共识，也是相当一部分中共官员和干部的共识——当年的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以入党为耻辱，以追求自由民主为时尚；而前赵紫阳秘书鲍彤与前胡耀邦秘书阮铭，曾在“89学潮”期间联手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当时党政军系统中支持赵紫阳、反对邓小平戒严的人超过2/3。这种共识可见一斑。

  而“邓南巡”之后，国内社会以“下海”捞钱为时髦，以“关心政治”为傻帽；胡温时期，追求民主在国内沦为“神经病”的代名词。。。现在中共国老百姓，更以入党+钻进公务员队伍为体面和荣耀。

  “六四”之前的八十年代，中共国官民有相当程度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识，但在“邓南巡”之后，这种共识迅速断裂，因为“邓南巡”后的“特色市场化”，令中共广大官僚和公务员获得了特权资本化（权变钱）的广阔空间，迅速赚得钵满盆盈。。。这也使得他们由当年学潮的同情者，突变为自由民主的坚决反对者。

  而从僵贼泯、朱镕基大幅提高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员工工资和待遇开始，中共国体制内官僚、公务员和“精英”群体，反而有了坚决反对民主化、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因为民主化会令他们丧失丰厚的既得利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八九”期间一度上街游行的赵忠祥、白岩松之流，“邓南巡”之后会变成卑鄙无耻的中共暴政舔狗，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暴力镇压可以救一时急，长久维系统治从来就不能暴力，而是“软实力”，典型如秦朝严酷的刑法和强大军队，并未能压住造反者，在起义者猛烈的反抗下，秦朝竟“二世而亡”，因为秦朝没有儒家、科举制度那种能够维系统治的“软实力”。

  而满清的残暴、无道、卑鄙其实比之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满鞑统治者牢牢抓住了汉文化“官本位”的软肋，大兴科举，甚至公开卖官卖爵。。。让汉族士绅和知识分子过足狗官瘾，因此中国历朝历代中最垃圾的清朝，维持了260多年。

  中共在“六四”屠杀后能维持三十多年，主要靠的也不是“六四”屠杀的恐怖，而是邓小平（以“南巡”为标志）及其继承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经营、分配方式的引入，极权+资本主义方式带来的物质利益腐蚀，极为有效地解构了中共国社会八十年代形成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识，不仅严重腐蚀了社会道德，也导致了体制内外、低层/知识精英的尖锐对立和深刻的分歧。 

  有人问：既然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能够产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识，那么凭什么就不能再次产生这种共识？？

  这种刻舟求剑的人，不懂得“今非昔比，时过境迁”的，须知：社会产生某种共识，是需要社会条件的。

  其一，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虽则产生了个体户群体，但仍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知识分子阶层共同的清贫，甚至出现“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现象，而中共的官僚干部（后称公务员）群体，因为手中的权力没有市场变现，也没有多少多少油水可捞，与今日动辄私产以千万计的富贵程度，如天渊之别。因此，当年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官僚干部群体，都共同地向往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自1992年“邓南巡”始，中共的官僚干部一夜之间获得了让特权资本化的市场，纷纷“闷声发大财”，他们还向往需要竞选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他们当然死心塌地地支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维护滋润的既得利益。

  而后，从僵贼泯、朱镕基时期开始，以教师、医护和事业单位员工为代表的中国体制内知识精英，工资待遇巨幅提高，一个个滋润得了不得，教师不仅滋润，还享有公务员都没有的休假。。。他们还追求自由民主、该旗易帜，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其二，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能够形成追求自由民主的共识，这也是与胡耀邦、尤其是赵紫阳的大力推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因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观念塑形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信息渠道非常有限的共产党国家。可以说，没有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空前的政治宽松和言论自由氛围，就没有“89学潮”的发生。

  然而，随着“六四”学潮的爆发，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引发的“红旗落地”结果，中共早已经痛定思痛，从反面汲取了前苏的教训，今天的中共怎么会再去推播政治体制改革精神和自由民主理念——去再次形成1989年的那种共识呢？？可以肯定的说，即便中共高层最开明的汪洋上台，并掌握实权，也不会那么做，因为汪洋也决不希望共产党垮台。

  如此的形势和社会条件，中共国当然绝无可能再次发生“六四”民运了。

  当然，不会再次发生“六四”民运，并不意味着中共就不会垮台，因为一旦经济彻底崩溃了，中共政权也得玩完——中共国并非朝鲜、古巴那样的小国，可以依赖他国扶持延命，中共国垮了，没有谁能扶得住。

  但中共垮台时，爆发的肯定不是民运，而大概率是以哄抢和屠杀为特征的超大规模暴乱，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变或兵变。

  从胡温时期开始，中共国民众一盘散沙、冷漠势利，习近平上台后更是相互仇恨，充满戾气。。。当然，今天的中共国民众，要说没有任何共识，也是不准确的：

  因为现在共产主义不好用了，中共拼命煽点反福利、反人道、的弱肉强食的社达主义，同时疯狂煽点“扶共灭洋”的疯狗伪民族主义，塑造当代拳匪群体。。。在“扶共灭洋”和反人道弱肉强食方面，国内民众正在迅速形成共识，君不见今日之大多数粉红，已沦为这类反人类、反文明的疯狗（当代拳匪）？

  有道是“求仁得仁”，一旦中共政权失控，中共所培养出来的反人道主义疯狗，一定会疯狂地咬向中共自己。

曾节明 2025.6.3 凌晨清风凉夜
贴主:曾节明于2025_06_03 0:34:2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