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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儒說

   當今中國許多東西都在大貶值，大儒的頭銜也不例外。但見鄉曲小儒、鄉愿俗儒、鄉氣腐儒們把大儒這個「高級別」尊稱當成一頂破爛草帽似的，或自戴或互奉，這邊一個儒學大家，那邊一個當代大儒，這個號稱大儒風範，那個也是大儒曠世，鬧得不亦樂乎。用儒家的標準衡量，當今所謂的知識分子大多不學無術，連俗儒、陋儒、腐儒、小人儒都不多見，何況大儒！就是用放大鏡去找，也難找到一兩個影子。有個叫咱老百姓(真)的網友讀了幾篇梟文，順手也送了我一頂大儒之冠，讓我哭笑不得。

   怎樣才是具備大儒的風範呢？《禮記-儒行篇》中，孔子舉出十有五儒，加以聖人之儒共為十六儒，就是儒家理想人格的16種特質。孔子從對人、對已、對事等方面較為全面地描述和概括了儒的道德規範以及言行舉止，可以視為大儒的標準：一是虛靜以待，二是謙虛謹慎，三是恭敬信讓，四是重忠信，五是操持專一。「見利不記忘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六是剛毅木訥，「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七是殺身成仁。「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八是風紀端正。九是為民請命。十是「博學」、「篤行」、「不淫」、「不困」、「慕賢」、「容眾」、「毀方」、「瓦合」。十一是選賢與能。十二是謙讓待友。十三是保持品德的純潔。十四是高風亮節。「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十五是交友重道。「行本方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儒者的行為準則雖然很多，核心則只有一個「仁」字。千般威儀萬種細行，無不歸結為以仁為本。故孔子說：溫柔善良，是仁的根本；恭敬謹慎，是仁的基礎；寬容餘裕，是仁的體現；謙遜親切，是仁的能力；禮節，是仁的外表；言談，是仁的文飾；歌曲音樂，是仁的和諧；分散，是仁的傳播。達到這樣的境界，方不愧於大儒，通儒，碩儒之稱。

   孔子點出儒的理想人格，「不隕獲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禮記•儒行》），「身可為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孟子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知其不可而為之，充滿了浩然之氣和大丈夫精神。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准民主思想，並且認為民眾誅殺暴君屬廣正義行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分別見《孟子》《盡心下》及《離婁上》）。

   中國歷史上為國為民的儒之大者，歷朝歷代層出不窮。漢以來，賈誼、司馬遷、班固、范曄等都對封建集權的虐民殘民的暴行予以憤怒批判；東漢末年，主荒政謬，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為首，上議執政、下譏卿士，范滂、岑y之徒仰其風而扇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後來雖遭彈壓，卻仍不屈不撓，匡時救弊；兩晉之際的鮑敬言著有《無君論》，系統地提出了「無君」的主張，其中心思想是「古者無君，勝於今世」，認為君主是社會一切醜惡、災難的根源；宋末元初的鄧牧，在其著作《伯牙琴》《君道》篇、《吏道》篇）中尖銳地抨擊暴君和酷吏：「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小大之吏，佈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

   晚明東林諸儒敢於評議時政，痛斥腐敗，向黑暗的政治勢力挑戰；東林子弟的著名領袖、「中國的盧梭」之譽的黃宗羲，批判鋒芒直指專制君主。他在被學者稱為「中國十七世紀的人權宣言」的《明夷等訪錄》中指出，君主專制乃「天下之大害」：「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個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趙翼撰《廿二史札記》，以大量材料揭露帝王昏庸、專制、嗜殺、淫樂等罪惡；李贄倡童心說，高揚個性和人格尊嚴；後來的龔自珍、魏源，清末的王國維、康有為、梁啟超，五四前後和三四十年代的王國維、胡適、顧頡剛等，都是卓越的啟蒙思想家，大儒之稱，當之無愧。

   在一定歷史時期，政教分離的君主專制是一種相對較優的制度選擇，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所以，用批判的武器抨擊它的思想家是大儒，也有一些清廉忠正、以道事君、「恆稱其君之惡者」、敢觸君之逆麟的官僚，不愧大儒之稱。君主專制以儒學為國教，故歷代政治人物中，大儒輩出。與中共廣大黨奴相比，古代大儒名世的名臣大臣普遍有一種「以道自尊」、「帝王師」的心態，人格高貴得多了。找一個名聲最臭的朱熹為代表吧。此君把道德推向極致，鼓吹「革盡人慾，復盡天理」， 倡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與一個叫嚴蕊的女伎糾纏不清，因愛生恨而加以迫害；宋慶元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揭露他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時都帶著她們；他的大兒媳在丈夫死後卻懷了孕等等，成為當時一大丑聞。老朱在大量事實面前不得不上表承認納尼作妾等事，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呵呵。但是，大儒畢竟有大儒的風範。

   他曾上奏朝廷，指出當時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還上書切責當時的皇帝趙擴獨斷：「今者陛下即位，末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盡丸于公議乎!」朱熹明確要趙擴遵守「治體」，近習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己私，君主不得獨斷。這一批評，除體現了大儒兼大臣的朱熹個人的尊嚴外，也說明君主專制政體中，也不乏一定程度的「民主作風」呢。想起彭德懷偉雄無雙，上萬言書時也得先大誇一頓大好形勢才指出什麼什麼小方面出了一點問題，不禁黯然。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存天理，滅人慾」原初主要是針對「君」而言的。朱熹認為「天下事有大根本, 有小根本, 正君心是大本」, 「天下之事本在於一人, 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 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 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朱熹希望「正君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希望用「天理」來制約「天子」巨大的特權…，可見老朱的脊梁骨還是很直很硬很高貴的。

   到了文革，知識分子的脊梁骨才與他們的「狗頭」一起徹底被砸斷，如「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馮友蘭，對學術極盡自我詆毀，對領袖和馬列極其無恥吹捧，奴顏媚骨，無以復加。其它大儒大師們的表現也好不到哪兒去。從此士人的錚錚骨氣、浩然之氣遂告式微。文革以來，配稱大儒者在我看來只有兩個人：馬寅初梁漱溟而已。其餘則不大亦不儒，如梟詩所笑，「不知道義不知書，不敢為民一鼓呼。縱有小才無大德，唯知術學下功夫。」，「前怕豺狼后怕狐，任憑欺壓願為奴。偶蒙賜食哼哼叫，所謂儒門盡蠢豬」 我真為那些自命為儒家門人的學者汗顏哪。

   以開創儒家民主製為己任、有當代大儒之稱的蔣慶先生是國內極少數值得我尊重的學者之一。但嚴格地說，蔣先生「大」得還不夠。因為儒學是一種濟世之學，批判之學，講究現實和當下，倡導當仁不讓，干涉政治。歌頌暴政依附惡制者當然不可能「大儒」， 冷漠現實旁觀苦難，「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躲進書齋把儒學搞成所謂的學術，也有違大儒的社會責任與歷史責任。時至今日，任何專制都喪盡合法性，一黨專政更是屬於賊仁殘義的「獨夫」暴政和可誅必殺的竊國大盜，豈有大儒而不與之劃清階線發獅子吼的乎？還有，如梟文《己未能走路，莫嘲人不飛》中所指出，蔣君構建儒家民主烏托邦，其學不無迂闊，略嫌華而不實。當然，這是我極而言之，苛而責之了。放在當代中國這個「山中盡侏儒」的大環境中考察，蔣慶先生堪稱儒家中最大的人物矣。

   至於把大儒的帽子套往梟頭，也不合適，儘管我知行合一，仁義雙全，知不可為而為之，比許多所謂的大儒要儒得多大得多。各家學問到了高處，境界都是相通的。我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任督兩脈，于傳統儒釋道及其它奇經八脈亦全線貫通，精萃盡攪，一通百通，縱橫無礙。老梟亦庄亦禪亦佛亦儒又非庄非禪非佛非儒，說我儒，我又深入道玄妙悟空理；說我道，我又凄凄惶惶救世心切；說我佛，我又一心住世逢佛敢殺！我以一代大宗師自期，世間沒有哪一門哪一派可以「範圍」我容納得下也。呵呵。詩曰：

   其一

   千秋慧命墮誰扶？何處神州覓大儒？

   眼底已空天下士，燈前重讀古人書。

   其二

   新知舊學兩深沉，破壁來拈度世針。

   強國尊民國士夢，吼獅嘯虎老婆心。

   2005-12-23東海一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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