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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聖人，聖人就是我！----兼駁劉曉波的孔子觀
   一
   如果在孔子時代，我在孔子眼裡，最多是個狂狷之徒而已，或勉強算「成人」吧。孔子自己應南子之招去見大美人一面，便要受到弟子子路憤憤的責問，只好向天發誓：絕對沒有幹啥「見不得人的事」；子路偶爾衝動說說粗話打個架，便要被孔子嚴厲訓斥！而對老梟來說，說粗話打私架，與美人乾乾壞事，那是家常便飯。如果作為儒者，孔子、子路能放過我嗎？
   但是，在今時今世之中國，我自信當無愧於聖人之稱。因為我有《兩項基本道德原則》：
   一、不撒謊。不是要求任何場合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說真話，那太難，也沒有必要。在個人生活、家庭生活及特殊情況下，例如對愛人、孩子、對絕症患者，一些無傷大雅的善意的偶爾的小謊，在所難免。但是，在公眾事務中，在涉及他人及公共利益的問題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和涉及人格的時候，絕對不能說假話，此乃立身之根本。如果限於各種特殊情形與具體境遇，說真話不方便，有困難，有危險，可以不說話；如果一定要說，就必須堅持言論、思想的基本誠實。
   二、不為惡。可以不為善，但任何情況下都絕對不可以為惡，大惡不可為，小惡亦不可為。不論是否利己，都不能損人，不能害人。極而言之，害一人、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不為惡也包括不附惡，附惡即作惡。對於惡人惡事，可以不站出來鬥爭，但絕不扶同為惡，絕不幫凶幫忙幫閑！
   雖然孔子感嘆禮崩樂壞，其實在當時，三代禮樂之餘音依然裊裊，社會道德規範雖敗壞而未滅絕，不象現在，不僅徹底的禮崩樂壞，而且空前的學絕道喪。不僅廣大民眾，「士」階層也全方位普遍化地墮落，行為沒有了任何規範，道德突破了任何底線。一個「士」達到這兩條標準，在孔子時代不足為奇，在現時代就不僅難能可貴而已。所以，孔子時代勉強算「成人」者，在現時代就堪稱聖人了。
   與其唱高調，不如守底線；與其嚴細德，不如論大節。這個時代，就象我在一首詩里描述的，火里有冰水裡有毒，花朵里有刺，花圈裡有套，妖魔化成了美眉，豺狼披上了人皮，雞犬飛進了中南海…。在這樣一個善惡全面顛側、道德全面崩潰的時代，「士」階層的道德標準不宜標之過高、也不宜過於瑣碎。只要大人格沒問題，象老梟這樣喝喝酒泡泡妞，說說粗話打打私架，人之常情，何必苛求（如自我苛求，那就更加成德成聖啦）？
   二
   在守住這兩條底線的基礎上，盡量以君子的道德規範來要求自己（當然，這是就原則而言，對於歷史上一些與當時制度配套的具體道德行為規範，沒有必要死守）。在政治思想上主張民主，在「超越」問題上堅持人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秉持仁德，對親人孝悌，對朋友誠信，小事隨和，大節錚錚等等，這些都是我平日里常常「三省」和自律的。不論是為人子、為人兄、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友還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一個社會的成員，都儘力盡責盡量做到「內省不疚」。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辦法是「集義」，不斷地發合乎仁義的言、做合乎道德之事，久而久之，內在的浩然之氣就會越來越充足。儒學的「極高明而道中庸」，於此可見。
   同時，與人交往中，盡量履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朱熹《四書集注》：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王弼《周易注》：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惟恕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是儒家的恕道，也是世界倫理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是忠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己能立能達也希望別人「立達」起來，就象俗話說的，自己好也要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己所欲，是否就可以強加蠻施於人呢？也不行。立人和達人當然是好事，但也應該尊重本人的意願，在喚醒本人「立達」意願的基礎上幫助他「立達」起來。尤其是政治社會層面的問題，任何強制性的「好事」往往都不是好事或者會變成壞事。《周易大傳》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與遵循客觀規律融為一體。對物而言，要遵循客觀規律，對人而言，就要尊重人的本性。「曲成萬物而不遺」，這個「曲」字，值得深長思。我有一小詩《呼喚》，可以說是這種忠恕精神的最好描述和體現（附后）。
   《論語》、《孟子》是內聖之寶典，有許多關於君子人格、君子規範的論述，其中不少是可以供古今中外人類共國遵循的「鐵律」，謹從《論語》中摘錄數則，與有關同道共勉：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三
   當然我不是不會犯錯誤，甚至會不斷犯錯誤，但涉及大義、有關大德的大錯誤，自信基本可以避免了，縱然萬一不慎犯之，也必過而改之、儘力補救。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意為：君子的過錯好像日月之食。錯了，給大家看見；改了，人們仍然仰望他的光明。
   聖人不是不犯錯、道德上完美無缺的人。沒有任何人是絕對的道德完人，但是有相對的道德優劣高低。俗話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其實聖賢何嘗無過？儘管孔子自謙「若仁與聖則吾豈敢」，他是歷代公認的大聖無疑。但孔子曾自稱「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例如，《論語》載「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又載「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想利用公山佛肸對自己的重視而有所作為，后雖因子路的攔阻沒去成，至少孔子兩過有過這種糊塗錯誤的念頭。朱子《論語集注》引程子語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又引張敬夫語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要等子路勸阻才認識到想利用公山佛肸而有所作為的打算不可行，是錯誤的。程子和張敬夫的辯解，可以說明孔子救世心切和通權達變，但不能證明孔子沒有認識上一時的失誤。
   是人就有局限性，就會犯各種錯誤。在《李銳訪談》的影碟中，李銳轉述恩格斯的話說，任何人都有三個「局限」：歷史的局限；個人知識、經驗的局限；個人思維力即智商的局限。有網友以為還應當或必須加上一個局限——「道德局限」。恩格斯還講過：人從動物進化而來，註定人永遠不可能徹底擺脫「獸性」。這裏說的獸性，當包括「人的道德局限」。可見恩格斯實際上是主張「人有四個局限」的。
   其實孟子也主張人有「道德局限」，所以他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傳之」。孟子認為人的天性中即具有善的萌芽，稱為「仁義禮智之四端」。他同時認為，這些「善端」是人異於禽獸的根本標誌。雖然人有禽獸本能，孟子認為那些不屬於人的本性的部分，君子應該克制之並將「仁義禮智之四端」弘揚開來。
   四
   自由派知識分子們祟尚謙卑，聽了「我就是聖人，聖人就是我！」這樣的話，未免以文化狂妄和道德自負相斥。劉曉波在《孔子的誨人不倦和刪詩—獄中讀孔子行跡》一文中就認為：「孔子開創的誨人不倦傳統，作為中國人的為師美德，其潛台詞就是永遠高人一等」、「孔子被後代神化為聖人，儒家倫理被拔高為儒教，不僅造就中國的專門神化世俗人格的造神傳統，而且造就了權力上道德上知識上的狂妄傳統。」
   孔子和歷代大儒確實是比較狂的。權力上的狂妄固然不好（儒家思想與君主專制的政治實踐難分難解，不是沒有「權力上的狂妄」，但比起沒有儒學修養的權力所有者，比起其它門派如法家、馬列派來，其權力狂妄的程度實在是太低了），但道德上知識上的狂妄卻沒有什麼不好，尤其是在專制時代。
   以道自重、以道自任、以道制勢的士林傳統，與現代知識分子貢高我慢、自我誇耀的精英意識，完全是兩回事。歷代大儒以道的承擔者代表者自居，「士志於道」，把謀道行道當作自己的理想與使命，自愛自重，自強不息，正心誠意，成德成聖，也可以說是一種聖化自我。只是對於儒家來說，這個聖化自我的目的不是為了塗脂抹粉式的自我聖化，而是為了衛道弘道，以道制勢，以道「正」權，儒化政權。
   「聖人的架子」是擺給權力、主要又是擺給君主看的，就象老梟的架子是擺給中共看的一樣。自古以來，儒家無權無勢無兵馬無糧草百無一有，與掌握了政治經濟各種資源的政統周旋，靠的就是「道德上知識上的狂妄」。（關於以道制勢的儒家傳統，可參閱梟文《聖化自我，教化政權！》。
   劉曉波在同一文中又說「國人的奴性人格始於孔子式教育」、「可悲的是，正是這個圓滑、功利、世故的孔子，這個無擔當精神和受難情懷的孔子，卻成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聖人」云云，這就自我矛盾起來了。「道德上知識上的狂妄」者，縱然「無擔當精神和受難情懷」，與奴性、圓滑、功利、世故等品格也是很難兼容的。何況，說孔子圓滑功利虛偽世故、「無擔當精神和受難情懷」，純屬誤讀。至於把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和中共黨主專制歸罪於孔夫子，更是「生意不好怨櫃檯！」
   關於君主專制時代，現代儒家評價不一。錢穆認為二千多年間政治相當民主和光明，這當然有美化之嫌；熊十力認為秦漢以來儒家大同之學早已滅絕不傳，秦漢以來的歷史一片黑暗，這又持論過苛了。君主專制就算黑，中西對比，中國歷史的光明面也要大得多。不說兩漢唐宋之文明，就論明清兩朝，也比黨主專制光明得多（有關論據詳見梟文《為君主專制一辨》）。
   劉曉波在其文開頭寫道：「與莊子相比，孔子沒有人格的超逸、飄飛和瀟洒，沒有想象力的奇偉瑰麗和語言的汪洋恣肆，更沒有對人類悲劇的清醒意識。莊子的哲學智慧之脫俗和文學才華之橫溢，都遠在孔子之上。」老梟自小好老莊，一度深迷之。但後來感覺，老莊之道固然清凈高妙之至，但智而不仁，唯我主義，不能養人之惻隱之心和剛健之氣，以之益趣養智則有餘，以之安身立命則不足也。
   說孔子沒有人格超逸、飄飛和瀟洒，那是沒讀過至少沒讀懂四書特別是《論語》。不僅超逸而已，孔子更有仁愛、剛正、勇敢的一面，其植根于仁的大智慧亦非莊子所能及，其熱切救世的精神更非莊子所能及。至於才華文章，原非儒家所重，孔子只求「辭達而已」，比之莊子，確是不如。
   劉文還把孔子與孟子韓非子墨子相比，得出的結論從根本上都是錯誤的。墨家法家源出儒家，但墨家弘揚了儒家理想的一面卻丟棄了儒家尊重歷史的現實精神，韓非子則完全悖離了「仁」的原則，誰高誰低，一目了然。關於孔子，《誰識聖人面目真》等多篇梟文作過紮實的介紹，曉波此文，從頭到尾對孔子之評論無一不誤，無一切實，實經不起一批也，茲不具論。但如果曉波君或哪位大俠不服，我可一句句一段段撕給大家看。
   我與劉曉波大同大異：民主之道大同而文化之道大異。我說過，劉曉波乃持之以恆地抗專（專制）反暴（暴政）的六四英雄，我對其精神一向尊重，並有《劉曉波精神》等多篇梟文讚揚之。但在文化的根本大問題上卻不能苟同，不得不起而爭論駁斥。我說過，我與自由派是：民主暫時同道，文化終究殊途。制度問題一旦解決，我如尚在人世，與他們當有一番大論戰。而且說句不客氣的話，只要給我一個自由的平台，天下莫可當鋒，莫有對手。非我之能也，我的智慧和力量來自於背後中華文化的高深雄厚和孔子學說的廣大悉備。
   五
   「我就是聖人，聖人就是我！」的口號，是自信自重，是自勉自誓，是比「以文化人」更進一步的以身化人，更是向特權的示威和挑戰！確實是比較狂，是文化和道德的雙重之狂，但我自以為狂而不妄。不是金子不要玩火，不是松柏不要迎向風雪。我敢這樣說，自有我的底氣和內蘊。我相信孔孟復活於今天的大陸，也不可能做得比我更好。在涉及到大節大德大人格、涉及公共問題公眾利益的任何事情上，歡迎各種監督批評，不論善意惡意，只要真實誠信！
   2006-8-9東海一梟
   首發《民主中國》2006.8.10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www.chinamz.org
   
(我就是聖人，聖人就是我！----兼駁劉曉波的孔子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