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密：中情局「知更鳥行動」操控媒體 仍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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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密：中情局「知更鳥行動」操控媒體 仍在進行
由 老夫 » 2021年2月25日
西行小寶翻譯
Q投放的信息里，多次提到「知更鳥行動」，下面這篇英文非常詳細地介紹了該行動。時至今日，中情局也依然使用「知更鳥行動」操控媒體，以操控公眾意見。
揭露邪惡組織，讓大家認清主流媒體的真面目，你必須知道「知更鳥行動」 （Operation Mockingbird）。 需要看英文的朋友，跟隨文章末尾的鏈接即可。
主要事實和摘要
* "知更鳥行動 "表明，中央情報局參与了對美國和世界各地發布的新聞的操縱。今天，人們可以用假新聞來辨別這種操縱。
*"知更鳥行動 "通常指的是中情局在上世紀70年代對新聞業的介入。
* 中情局收買了學生以及知名記者和記者，讓他們寫出中情局版本的事件。
* 參議員弗蘭克-丘奇成立了丘奇委員會，以調查 "政府運作和潛在的濫用"。
* 中情局承認他們操縱主流媒體以改變美國人民的想法，並出版了《家族珠寶》。
概述
一個大型組織控制著個人的頭腦和思想，將他們推向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某些生活選擇，這種想法似乎是科幻小說，或者是書本和電影中可以找到的荒誕陰謀。然而，對一些人來說，這肯定不是一個新的令人驚訝的發現: 公司，組織和政治家，操縱公眾輿論，以適應某些議程。這些，又被更大更強大的組織，如政府本身所操縱。
中情局控制和操縱平民的思想並不是虛構的：它是一個陰謀，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被證明是真實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央情報局（CIA）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球範圍內控制了出版的內容。它對公眾應該看到什麼和應該隱瞞什麼施加了很大的影響。實質上，它統治了 "公眾經常看到、聽到和讀到的東西"（Tracy 2018）。
"知更鳥行動 "是美國中情局的一項行動，其目的不僅是影響媒體，而且是對媒體進行滲透。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情局就開始招募記者、編輯和學生，以編寫和頒布虛假的故事。中情局的故事完全是輿論宣傳，他們的僱員為了宣傳這些假新聞，獲得了巨額的薪水。基本上，CIA通過賄賂控制了國內和國際報紙。
在50年代，Cord Meyer和Allen W. Dulles設計並組織了一個宣傳推廣計劃。他們將美國的主要記者招募到一個網路中，以宣傳中情局的觀點。
中情局鋌而走險，資助學生、文化組織和雜誌，傳播中情局對事件的看法。
然而，1972-1974年期間，由於水門事件暴露了尼克鬆總統參与越南戰爭的醜聞，人們開始懷疑中情局可以操縱輿論。
事實上，尼克鬆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方面他採用侵略性策略，試圖安撫北越，另一方面，他通過報刊和新聞表明自己的目標是達成和平協議，讓美軍回國，試圖安撫美國國內的抗議。當尼克鬆越戰化的真相被揭開后，很多人開始質疑中情局到底是到了哪一步才捲入新聞和信息的發布中（Slate 2018）。
此外，在冷戰期間，中情局支持了許多著名的作家和藝術家，如阿瑟-施萊辛格和傑克遜-波洛克的 "反蘇宣傳戰"（華盛頓2017）。
1977年，卡爾-伯恩斯坦在《滾石》雜誌上發表了《中情局與媒體》。這篇文章揭露了中情局對假新聞傳播的很多態度，以及它與記者的默契'以及'明朗'合作。伯恩斯坦解釋說，記者們並不局限於寫中情局建議的內容：他們的關係要複雜得多，親密得多。事實上，記者們 "與中情局分享他們的筆記本"，有些記者還是獲獎作家，有些記者則成為共產黨國家的間諜（伯恩斯坦1977）。
根據Dice（2016）的數據，每年有超過10億美元被投入到這類宣傳項目中。中情局的撰稿人得到了慷慨的回報，他們可以得到多少錢沒有限制：有時他們傳播中情局所需的信息，會得到超過50萬美元的報酬。
當中情局被發現他們的錯誤行為時，他們並沒有透露過去與他們合作的報紙和記者的名字（哈羅克1976）。
然而，1973年，《華盛頓星報》公布了大約三十幾名美國記者的名字。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說法，透露那些曾與他們合作的人的名字，意味著 "危及 "作家和記者的生命，並使他們出現在 "嘲笑 "的光輝中（Harrock 1976）。
丘奇委員會和防止中央情報局參与新聞的行動
在20世紀70年代，丘奇委員會由參議員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創建，以調查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和國稅局進行的任何'政府行動和潛在的濫用行為'（Goldfarb 2018）。在一次採訪中，丘奇參議員公開聲稱：'我們有相當多的詳細信息，我們將對其進行評估，我們將把任何不法行為的證據或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納入我們的最終報告中，我們將提出建議'。
1973年，中情局出版了《家庭珠寶》一書，揭露了多年來所有被隱藏和/或操縱的信息。該書長約七百頁。
此外，同年中情局局長威廉-E-科爾比表示，'中情局不會從事任何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內輿論的活動。中情局將繼續禁止在美國媒體上投放材料。在某些情況下，通常，主動權在媒體方面，CIA會偶爾向媒體的各個部門提供事實性的非署名簡報，但只有在我們確信高級編輯人員知道所提供的信息來源的情況下才會這樣做"（Slate 2018；引自Colby）。
1975年，中情局承認他們操縱主流媒體，以偽造和重新引導美國公民的意見。他們承認，為了適應特定的議程，信息被扭曲了。美國國會在1976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情局目前在世界各地維持著一個由幾百名外國人組成的網路，他們為中情局提供情報，有時還試圖通過使用秘密宣傳來影響輿論。這些人為中情局提供了直接接觸大量報紙和期刊、幾十家新聞服務機構和通訊社、電台和電視台、商業圖書出版商和其他外國媒體的機會'。
雖然1975年喬治-布希公開結束了中情局與美國媒體的關係，但中情局仍積極與外國新聞機構合作，而外國新聞機構又向美國媒體提供信息。
布希規定，"中情局不會與任何美國新聞服務機構、報紙、期刊、廣播或電視網路或電台認可的任何全職或兼職新聞記者建立任何付費或合同關係"（Slate 2018）。
雖然在1976年，科爾比聲稱中央情報局在1973年就已經與記者斷絕了所有關係和聯繫，但這很難讓人相信（哈羅克1976年）。此外，他還表示，他不認為從 "兼職記者那裡購買信息有什麼壞處，他們把信息賣給國內的新聞機構"（Harrock 1976）。
然而，一種普遍的懷疑佔據了國會城：所有在新聞界迅速獲得認可的保守派記者和前CIA僱員現在都被不信任地看待（Harrock 1976）。
同年，參議員丘奇在他的報告中公布，中情局有一個由 "全世界幾百名外國人士 "組成的強大網路，專門為中央情報局提供誤導性新聞（Slate 2018）。
事實上，美國記者斯科特-沙恩（Scott Shane）對他與中情局合作的經歷進行了描述：1979年，他收到了他們的招聘信，他們在信中對[他的]資格 "表示了 "初步的興趣"（沙恩，2018）。Shane拒絕了與CIA合作的提議，他的檔案被放在了 "不活躍部門"（Shane 201）。
根據伯恩斯坦（Bernstein，1977）的說法，為CIA做卧底的人往往受雇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時代周刊（Time）、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路易斯維爾信使報（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科普利新聞社（Copley News Service）、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廣播公司（NBC）、路透社（Reuters）'等。此外，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中央情報局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將他們的特工訓練成記者：據中央情報局的成員說，他們在被安排到強大的組織之前，"被教導要像記者一樣發出聲音"（Bernstein 1977）。
從本質上講，大眾媒體能夠實施操縱策略，以改變對事件、人物和局勢的 "全球認知"（華盛頓，2017年；引用戴維斯，2008年）。當然，如果認為政府已經停止向記者支付'傳播虛假信息'的費用，那就太天真了（華盛頓，2017）。美國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往往最先傳播信息：正如華盛頓（2017）所指出的，'政府在美國媒體中植入虛假信息，以誤導外國人'。
文章源：https://schoolhistory.co.uk/notes/operation-mockingbird/
Q投放的信息里，多次提到「知更鳥行動」，下面這篇英文非常詳細地介紹了該行動。時至今日，中情局也依然使用「知更鳥行動」操控媒體，以操控公眾意見。
揭露邪惡組織，讓大家認清主流媒體的真面目，你必須知道「知更鳥行動」 （Operation Mockingbird）。 需要看英文的朋友，跟隨文章末尾的鏈接即可。
主要事實和摘要
* "知更鳥行動 "表明，中央情報局參与了對美國和世界各地發布的新聞的操縱。今天，人們可以用假新聞來辨別這種操縱。
*"知更鳥行動 "通常指的是中情局在上世紀70年代對新聞業的介入。
* 中情局收買了學生以及知名記者和記者，讓他們寫出中情局版本的事件。
* 參議員弗蘭克-丘奇成立了丘奇委員會，以調查 "政府運作和潛在的濫用"。
* 中情局承認他們操縱主流媒體以改變美國人民的想法，並出版了《家族珠寶》。
概述
一個大型組織控制著個人的頭腦和思想，將他們推向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某些生活選擇，這種想法似乎是科幻小說，或者是書本和電影中可以找到的荒誕陰謀。然而，對一些人來說，這肯定不是一個新的令人驚訝的發現: 公司，組織和政治家，操縱公眾輿論，以適應某些議程。這些，又被更大更強大的組織，如政府本身所操縱。
中情局控制和操縱平民的思想並不是虛構的：它是一個陰謀，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被證明是真實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央情報局（CIA）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球範圍內控制了出版的內容。它對公眾應該看到什麼和應該隱瞞什麼施加了很大的影響。實質上，它統治了 "公眾經常看到、聽到和讀到的東西"（Tracy 2018）。
"知更鳥行動 "是美國中情局的一項行動，其目的不僅是影響媒體，而且是對媒體進行滲透。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情局就開始招募記者、編輯和學生，以編寫和頒布虛假的故事。中情局的故事完全是輿論宣傳，他們的僱員為了宣傳這些假新聞，獲得了巨額的薪水。基本上，CIA通過賄賂控制了國內和國際報紙。
在50年代，Cord Meyer和Allen W. Dulles設計並組織了一個宣傳推廣計劃。他們將美國的主要記者招募到一個網路中，以宣傳中情局的觀點。
中情局鋌而走險，資助學生、文化組織和雜誌，傳播中情局對事件的看法。
然而，1972-1974年期間，由於水門事件暴露了尼克鬆總統參与越南戰爭的醜聞，人們開始懷疑中情局可以操縱輿論。
事實上，尼克鬆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方面他採用侵略性策略，試圖安撫北越，另一方面，他通過報刊和新聞表明自己的目標是達成和平協議，讓美軍回國，試圖安撫美國國內的抗議。當尼克鬆越戰化的真相被揭開后，很多人開始質疑中情局到底是到了哪一步才捲入新聞和信息的發布中（Slate 2018）。
此外，在冷戰期間，中情局支持了許多著名的作家和藝術家，如阿瑟-施萊辛格和傑克遜-波洛克的 "反蘇宣傳戰"（華盛頓2017）。
1977年，卡爾-伯恩斯坦在《滾石》雜誌上發表了《中情局與媒體》。這篇文章揭露了中情局對假新聞傳播的很多態度，以及它與記者的默契'以及'明朗'合作。伯恩斯坦解釋說，記者們並不局限於寫中情局建議的內容：他們的關係要複雜得多，親密得多。事實上，記者們 "與中情局分享他們的筆記本"，有些記者還是獲獎作家，有些記者則成為共產黨國家的間諜（伯恩斯坦1977）。
根據Dice（2016）的數據，每年有超過10億美元被投入到這類宣傳項目中。中情局的撰稿人得到了慷慨的回報，他們可以得到多少錢沒有限制：有時他們傳播中情局所需的信息，會得到超過50萬美元的報酬。
當中情局被發現他們的錯誤行為時，他們並沒有透露過去與他們合作的報紙和記者的名字（哈羅克1976）。
然而，1973年，《華盛頓星報》公布了大約三十幾名美國記者的名字。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說法，透露那些曾與他們合作的人的名字，意味著 "危及 "作家和記者的生命，並使他們出現在 "嘲笑 "的光輝中（Harrock 1976）。
丘奇委員會和防止中央情報局參与新聞的行動
在20世紀70年代，丘奇委員會由參議員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創建，以調查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和國稅局進行的任何'政府行動和潛在的濫用行為'（Goldfarb 2018）。在一次採訪中，丘奇參議員公開聲稱：'我們有相當多的詳細信息，我們將對其進行評估，我們將把任何不法行為的證據或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納入我們的最終報告中，我們將提出建議'。
1973年，中情局出版了《家庭珠寶》一書，揭露了多年來所有被隱藏和/或操縱的信息。該書長約七百頁。
此外，同年中情局局長威廉-E-科爾比表示，'中情局不會從事任何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內輿論的活動。中情局將繼續禁止在美國媒體上投放材料。在某些情況下，通常，主動權在媒體方面，CIA會偶爾向媒體的各個部門提供事實性的非署名簡報，但只有在我們確信高級編輯人員知道所提供的信息來源的情況下才會這樣做"（Slate 2018；引自Colby）。
1975年，中情局承認他們操縱主流媒體，以偽造和重新引導美國公民的意見。他們承認，為了適應特定的議程，信息被扭曲了。美國國會在1976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情局目前在世界各地維持著一個由幾百名外國人組成的網路，他們為中情局提供情報，有時還試圖通過使用秘密宣傳來影響輿論。這些人為中情局提供了直接接觸大量報紙和期刊、幾十家新聞服務機構和通訊社、電台和電視台、商業圖書出版商和其他外國媒體的機會'。
雖然1975年喬治-布希公開結束了中情局與美國媒體的關係，但中情局仍積極與外國新聞機構合作，而外國新聞機構又向美國媒體提供信息。
布希規定，"中情局不會與任何美國新聞服務機構、報紙、期刊、廣播或電視網路或電台認可的任何全職或兼職新聞記者建立任何付費或合同關係"（Slate 2018）。
雖然在1976年，科爾比聲稱中央情報局在1973年就已經與記者斷絕了所有關係和聯繫，但這很難讓人相信（哈羅克1976年）。此外，他還表示，他不認為從 "兼職記者那裡購買信息有什麼壞處，他們把信息賣給國內的新聞機構"（Harrock 1976）。
然而，一種普遍的懷疑佔據了國會城：所有在新聞界迅速獲得認可的保守派記者和前CIA僱員現在都被不信任地看待（Harrock 1976）。
同年，參議員丘奇在他的報告中公布，中情局有一個由 "全世界幾百名外國人士 "組成的強大網路，專門為中央情報局提供誤導性新聞（Slate 2018）。
事實上，美國記者斯科特-沙恩（Scott Shane）對他與中情局合作的經歷進行了描述：1979年，他收到了他們的招聘信，他們在信中對[他的]資格 "表示了 "初步的興趣"（沙恩，2018）。Shane拒絕了與CIA合作的提議，他的檔案被放在了 "不活躍部門"（Shane 201）。
根據伯恩斯坦（Bernstein，1977）的說法，為CIA做卧底的人往往受雇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時代周刊（Time）、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路易斯維爾信使報（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科普利新聞社（Copley News Service）、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廣播公司（NBC）、路透社（Reuters）'等。此外，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中央情報局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將他們的特工訓練成記者：據中央情報局的成員說，他們在被安排到強大的組織之前，"被教導要像記者一樣發出聲音"（Bernstein 1977）。
從本質上講，大眾媒體能夠實施操縱策略，以改變對事件、人物和局勢的 "全球認知"（華盛頓，2017年；引用戴維斯，2008年）。當然，如果認為政府已經停止向記者支付'傳播虛假信息'的費用，那就太天真了（華盛頓，2017）。美國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往往最先傳播信息：正如華盛頓（2017）所指出的，'政府在美國媒體中植入虛假信息，以誤導外國人'。
文章源：https://schoolhistory.co.uk/notes/operation-mocking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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