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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蕙芸:[戴上政治口罩的传媒]

2020年03月12日 15:53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内地肺炎自去年底已经出现,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接受访问时提及,她是把关於肺炎消息传给吹哨者医生的人,艾医生说,她因为把化验报告传开,被上级严厉诉责。最终因肺炎死亡的李文亮,被内地官方以发布「不实言论」被训诫,而艾芬接受访问的文章,亦在内地被删掉,网民不断以各种暗号把文章在地下管道传开去。

沙士过了17年,我们有没有汲取教训?当年因为沙士而丧失近300条人命,不只一份专家报告都指出,在处理疫症爆发时,政府与传媒及公众保持良好沟通十分重要,以维持公众信心,而危机之中的良好沟通,讯息必须诚实、透明、公开。

沙士和新型肺炎,也是最初在内地出现,但因为讯息不公开,引致延误导致疫情扩散。当年采访过沙士的记者及传媒学者,合写了一本《目击100天,沙士最前线》的书,近日我翻旧书,温故知新,看看十多年前,内地如何让媒体噤声,引致疫情扩散。综合书中纪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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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2年11月,沙士已在南中国出现,翌年1月底中山政府更撰写了一份官方报告,详述沙士传播途径及用药方案,然而至2月政府仍不让报导,直至民间抢购白醋板蓝根自保,官方才挤牙膏式承认有疫情,但数字低,强调可控,批评有人造谣。整个3月,中山医院教授刘剑伦来港参加婚宴入住京华酒店,把疫情在香港及新加坡、加拿大传开,威尔斯医院沦陷,百名医护受感染。

历史似在重覆,医护不让说话,说话的指斥你做谣,官方说「可防可控」。十七年来,好像没有太大改变。

直至2003年4月,即疫情出现了近五个月,北京军医蒋彦永向内地传媒及香港鳯凰卫投书不果,直接向美国时代杂志公开疫情,内地政府撤换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後,沙士报导才适度解禁,内地传媒才开始报导疫症消息。

有线时任记者苏启智、卢敬华,当年到广州及河源采访,成功接触到内地,承认早於2月农历年间(又是农历年!)医院已被疫症病人压垮,大量医护受感染。

两名记者在书中写到,当年去访问中山一名医生伍卫时,「当我问及为何她当时没向传媒透露疫情时,她的答案是:『我们不能够去找记者,这里是内地,是我们的规定。』」

苏及卢形容:「听到伍医生这句话,我深深体会资讯自由、采访自由的重要,特别当遇到疫症这些重大危机时尤显重要。官方对资讯和言论自由的控制,可能可以换来短暂的社会稳定,但是沙士的经验清楚说明,其代价是要牺牲更多宝贵生命。」

两人更唏嘘是,知道内地一些记者掌握的资料比香港记者更多,但却没法报出去。「沙士人命攸关,内地在起初两、三个月,完全新闻封锁,更令人极度感叹。」据知,今次新型肺炎也有类似情况,有香港记者知道,内地记者掌握了更多资讯,但却没法披露。

浸会大学的黄煜教授在沙士书中分析,对沙士疫情,内地传媒有这些问题:「习惯性隐暪,习惯性撒谎,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体制的政治本能。封锁新闻、报喜不报忧和欺上瞒下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集体行为。」

黄煜指,沙士的例症,即使後来传媒可以容许报导,也在官方掌控之中,大调为「将功补过」:「把疫情定为天灾而不是人祸,统一口径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定信心』为宣传方针,加强宣传『党正确领导,英雄人物,,克服困难,勇於牺牲的正面报导』」。

现在内地明显走向黄煜教授所提及过的方向,宣扬阳光励志故事,不必追究责任,人定胜天。至於像艾芬专访中,提及对自己噤声後悔莫及,让人读来明白新闻及讯息自由的重要性的高质新闻报导,就致力去掩盖。

而令人更悲愤的是,香港有些人也鼓吹香港传媒要学习这个方向,认为传媒应该集中宣传正能量,强调好人好事,宣扬群众及医护牺牲精神,而把检讨医护人员防护装备是否足够,关口检疫是否做得完备这些重要讨论淡化。

当年沙士,中宣部於2月下令报导要受规管,广东最高当局防范传媒甚於防病灾,甚至说过:「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黄煜形容,内地媒体自此在这种尤如「愚民」的新闻封销政策下,尤如戴上了「政治口罩」,自此闭嘴。

图片中可能有:3 位用户(配图:网上图片)

  ——作者脸书  

发文者:NCN 发布时间:3/12/2020 12:28: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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