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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革命的真相 第58章（4）遗祸无穷
遗祸无穷
2006年5月20日，180米高的三峡大坝封顶，没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中央电视台也没进行转播。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与前领导人的决策划清界线。因为这时，建坝的灾难后果开始浮现。这些灾难包括：
1、淤积问题无法解决
游说三峡建坝时，水电部官员告诉邓小平说可以通过放水冲刷的办法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二十年前论证黄河三门峡水库时，黄万里教授就指出水库会因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而被淤废。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的警告应验，三门峡水库被淤废。在三峡建坝论证时，被排除在专家论证组外的黄教授再次指出，在黄河、长江这样泥沙量的江河上建坝，泥沙淤积问题无法解决，三峡建坝将复制三门峡水库的灾难，且灾难规模更大到难以想象。黄教授的意见并非创见，而是国际专业领域中的定论。这也是各国放弃建坝的原因之一。三峡论证中，专家们没有拿出有效解决泥沙淤积的办法。水电部门无法解释三门峡水库为什么淤废，只得重复“排浑蓄清”谎言，声称随着长江上游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江水的泥沙含量也将缓慢下降以骗取人大批准。但水库蓄水后，黄万里警告的泥沙淤积问题立即应验，而且比警告的更严重，随着大量的移民，附近植被和生态会被加速破坏，长江的泥沙量上升，每年有数亿立方米的泥沙淤在水库中无法排出，朝天门及江北嘴一带的长江北岸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沙坝，由嘉陵江与长江的合流处直伸入朝天门一带的江心。至 2010年，滥泥湾的淤积高度已超过50米，长江上游最大码头寸滩港开始被淤，[4] 照此速度，三峡水库淤废将不是很遥远的事。
水电部门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但有办法掩盖问题。办法是在上游金沙江和嘉陵江上再建多座大坝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将淤积的问题引向上游，引向将来。水电部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以掩盖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又可以不停地建坝，一直建到长江源头，反正泥沙淤到长江源头是遥远的事，与现任政府和水电部门无关。2007年，水电部门为掩盖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微小，淤积问题解决不了等致命失误而在三峡上游“虎跳峡”开工的高坝在云南地方当局的抵制之下停工，已经投入的巨额前期投资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黄万里教授早就预计到水电部门会采取遗害子孙的办法。他指出，建坝泥沙淤积问题的显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届领导人或可忽略，但将来问题会非常严重，那时的三峡大坝的难题会比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严重百倍。
2、水库没有防洪作用
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为1600亿立方米。林一山当年提出的1000亿立方米库容的方案虽不切实际，但确是根据长江洪水量计算出来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海拔145米的限制水位与海拔175米之间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不及当初林一山忽悠毛泽东防洪库容的四分之一。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道出三峡水库库容真相说：水库的总库容由活动库容和死库容组成，而活动库容又由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组成。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三峡水库的活动库容221.5亿立方米，死库容171.5亿立方米。死库容的作用是抬高水位以利于发电，以及作为泥沙淤积的场所。按照兴利库与防洪库容不重复计算的国际标准，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仅为56.5亿立方米。水电部门按不同时间段计算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同样一立方米库容，汛期是防洪库容，到枯水期时则成了兴利库容，经过重复计算，将全部的221.5亿立方米活动库容算作了防洪库容，属严重误导。另外，三峡工程的建设导致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蓄洪能力消失。这样一来，三峡水库实际没有防洪作用。
另外，三峡工程设计中还有更致命的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按照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三峡水库从大坝到600多公里外库尾的水位落差估计仅为0.4米，即600公里间几乎没有落差。水库建成蓄水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发现，大坝到库尾间的水位落差是35米。这意味着，汛期水库蓄水至海拔175米时，上游重庆将会被淹没，如果要保重庆只能降低蓄水高度，水库汛期不能按设计能力蓄水，防洪能力报废。2002 年初，当局在三峡库区最初划定的水库淹没线以上盖了新房，以“就地安置”巴东县官渡口、沿渡河等镇的移民。但因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新建的移民城镇在淹没线以下，新房不能住，移民被迫再次迁移。2009年8月6日，三峡大坝坝址的三斗坪水位海拔148米，而重庆水位超过海拔183米，两地水位差38米。当天，重庆晚报刊登了题为《长江水已淹没朝天门码头》和《江水漫进渝中区储奇门滨江公园》的两张照片。这还不算高，2009年8月初汛期，三峡坝前水位海拔147米，而重庆江面水位为海拔188米，水位差高达41米，朝天门、磁器口被淹，岸边高数米的景观灯灯杆已被淹没。三峡工程设计中的水位估计错误是世界水利史、科技史上最大的丑闻。对此丑闻，官场上的应对是互相推诿。三峡工程的首席专家、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组总负责人张光斗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披露设计错误说：“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郭树言将有关文件呈送主管副总理吴邦国，吴往上推，批示“请熔基同志阅”，朱将文件转给了总理李鹏及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重大设计事故就此没了下文。2005年，在三峡大坝即将完工时，张光斗院士再次致信郭树说：“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张院士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三峡大坝工程的防洪能力比对外宣称的要低，防洪与发电无法兼顾，发电也达不到吹嘘的能力，要保发电就要影响长江航运。他书面向国务院报告的用意是“立此存照”，强调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不想一个人背黑锅。他提醒，由于错误过于严重，“千万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郭树言将问题报告给国务院，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报告转给了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当然不能责怪张光斗教授，因为，国务院自己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推动者，是所有失误的责任人。国务院清楚，错误严重到必须隐瞒，如果让全国百姓知道他们在电费中多年交钱，建成的大坝在汛期不能按设计蓄水，大坝顶端号称起防洪蓄洪作用三十米大坝是废物，那将引发政治震荡。于是，国务院将致命失误作为国家机密封锁。专家王维洛评论中国政府的应对道：一个大坝工程最基本数据出错，工程的所有论证，包括工程的防洪效益﹑发电效益的计算结果必然全错。一个对国民生计有重大影响的工程出现如此严重的技术错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阻止工程继续。但在中国，因是最高权力者拍板决策，政府必须掩盖错误。
3、防洪、发电、航运目标均达不到
常识告诉人们，水库发电须枯水季节蓄水，汛期放水；水库防洪须汛前放水，汛期蓄水。由于洪峰何时到来，洪峰水量有多大非人类所能预知，水库的防洪效益与发电效益互相冲突，无法兼顾。当年论证中，著名的“长江通”陆钦侃就曾指出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被夸大，因此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三峡大坝封顶后，新华社称“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2006年6月1日）；一年后，新华社改口称“三峡大坝今年可以满足千年一遇洪水的防洪度汛标准”（新华社2007年5月7日宜昌电）；2010年汛期，中央电视在7月20日的专题节目中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长江流域湖泊分洪量急剧下降，今年抗洪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当年长江洪峰到来时，三峡水库没有蓄水至正常水位，重庆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洪灾，三峡水库末端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超过海拔188米，重庆一些市区的水位更是超过海拔190米，若三峡水库按防洪库容蓄水，重庆将全部被淹没。如果不想让重庆被淹，三峡水库在汛期水位须限制在海拔１４５米以下，即汛期不能蓄洪。于是，水电部门汛期反而大量泄洪，使下游武汉受到洪水重威胁。民众谴责，三峡大坝防洪功能的夸大宣传让全国许多天然泄洪区、蓄洪区都被各地政府用于了房地产开发，现在在十年一遇洪峰面前就紧急泄洪，使长江两岸百姓比没有三峡大坝时更危险，谴责三峡工程是骗民工程。
关于发电效益，1950年代，推动三门峡建坝的水电官员们声称，三门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一，但大坝建成后不久，三门峡水库被泥沙淤废，既不能发电、又不能防洪。1980年代，推动三峡建坝的水利官员们声称三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供应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三峡水水电站装机容量仅为全国总装机容量的2％，且这一装机容量也不代表它的真正发电能力。因为上述水力坡度的致命错误，三峡水库不能在汛期蓄水至正常水位，而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这就造成下游枯水、停航的严重问题。2010年10月，三峡水库在枯水季节首次蓄水至175米设计蓄水位以证明其能达到设计蓄水位，结果造成了洞庭湖、鄱阳湖、赣江水位剧降，赣江水位逼近历史最低水位，湘江株洲站创下历史最低水位，长沙市陷入水荒，长江航运陷入瘫痪。此后，长江流域干旱问题日渐严峻，中游地区与长江相连的两大淡水湖洞庭湖、鄱阳湖，以及另一大湖泊洪河年年干旱见底。这说明，三峡水库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发电，其发电效益须以下游干旱和长江航运瘫痪为代价。张光斗教授在内部文件中提出额外兴建火力发电厂，以弥补三峡水库在夏天发电减少，实际是要求以火电来掩盖三峡发电效益谎言。与三门峡水库一样，三峡水库只能以上游洪涝，下游干旱的大代价换取发电的小效益。三门峡水库经过多年淤积才进入无利而大害阶段，其微小发电量的最大作用只是延缓大坝被炸掉。三峡水库也将如此。一旦三峡水库进入无利大害阶段，其害比三门峡不知要大多少倍，将是全国，全民族的灾难。
航运是三峡建坝时宣传的三大效益之一。水电部门报批时宣称大坝高水位后万吨船队两、三个小时过闸，从上海直达重庆，年单向通过5000万吨。工程宣布建成后，升船机根本没有建成，江轮过船闸等须几天，货船只好卸货从陆地用车“翻坝”再装船。全国人大代表王鸿举在人大会上投诉说：“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重庆市的交通运输高度依赖长江黄金水道，三峡大坝建设时预计到2030年通闸量达到1亿吨，但是2011年通闸量就达到1.1亿吨，再加上每年蓄水、放水和维修，不少货物不得不翻坝通过。建坝以前货物不需要翻坝，修了大坝货物翻坝费理应由建设单位承担。而实际建设单位却反过来向航运企业收费，而且收费奇贵。翻坝公路是三峡总公司修的，收费比高速路贵得多，五公里的路程各种费用就要好几百元，对航运企业是个巨大的负担。管理闸坝的是交通部下属的一个单位，谁先过谁后过、谁过闸谁翻坝过他们说了算，滋生腐败，已经抓了8个人了。”船闸碍航，大坝造成下游低水位更加碍航。三峡水库蓄水使长江下游的荆州、宜昌河段水位过低，船只搁浅，建坝时宣称的航运之利实际没有。
关于三峡建坝的航运目标，有一个案例让人哭笑不得。三峡大坝开工的同时，当时跨径和规模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万州长江大桥也开工了，三年后建成。设，造价3亿的万州长江大桥建成。由于万州长江公路大桥的设计依据三峡工程设计者提供的错误水力坡度数据，致大桥在三峡水库按正常蓄水海拔175米蓄水时净空高不足，大船无法通过。理论上，为保长江航运就需要拆除投资3亿建成的万州长江大桥。可是，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只能瞬间达到以应付验收摆摆样子，实际不能蓄水到那一高度，另外三峡船闸达不到设计能力，万吨轮不可能直达重庆，于是理论上应当拆除的万州长江大桥不用拆了，可以照用不误。
4、移民总数超十倍
在三峡建坝之前，全世界建坝工程移民的最高记录是15万。在论证三峡工程时，侯学煜博士就指出，对全国水库考察的结果证明，没有一个水库妥善解决了移民问题，大多数水库的移民在二、三十年后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小型水库造成十万人无家可归，中、大型的水库的问题当然更大。水电部门知道，如果不隐瞒移民数，三峡工程是无法获得人大批准的，于是先压低移民人数，等到三峡工程建成、三峡水库蓄水后，再让真实的移民人数逐步浮出水面。这时，再多的移民数政府也要买单。水电部门游说邓小平批准建坝时称移民50万，到报人大批准时，三峡工程确定移民数为113万，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湖北、四川两省上报国务院的移民数已达150万人。为安置三峡移民，国务院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包括了万州、涪陵和黔江等地区，目的是让大重庆市帮助解决移民问题。大重庆解决不了移民问题，国务院动用行政手段，强令全国的二十一省市支援三峡库区，将三峡建坝的移民成本分摊到全国，掩盖真实的移民成本。三峡大坝建成时，实际移民数超过了180万人。但这只是移民灾难的开始。移民安置的后续费用是个无底洞。当初采取“就地后靠”方式的百万移民带来成堆的问题。其一，移民上山开垦，严重破坏三峡脆弱的生态环境，破坏森林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环保灾难，加剧了水库的淤积；其二，“就地后靠”安置的移民区难以形成经济圈，无以为生。于是，重庆市规划再向库区外移民400万。按当地一位领导估算，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30万元人民币，按此，再移400万，移民费用将超过万亿元。财政总收入预计只有500多亿元的重庆市要求中央政府支付移民费用。中央的办法是将三峡后续的移民费用分摊到全国人民头上，让全国人民补贴三峡大坝工程。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建议，从保护水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考虑，未来10年内必须再移民500万。 [5] 两难的情况是，若不移民，三峡地区环境不堪重负，而大量移民会因天文数字的移民经费而无法实施。实际上，三峡库区已陷入了“就地后靠——开垦加剧滑坡——财政支付搬迁——再就地后靠”的恶性循环，政府面临对三峡库区输血式的生态建设资金投入的无底洞。
三峡工程移民数是当初水利部“忽悠”邓小平数字的十几倍至数十倍。水电部门当初低估移民数是推动工程上马的手段。三峡建坝工程造价的将近一半是移民费用。为了获得人大批准，水电部门压低工程预算最有效办法是压低移民数字。如此看来，推动三峡建坝的水电部门将坝前和库尾间水位差估计接近为零完全可能是故意为之。
5、工程造价超支数十倍
三峡建坝工程是典型的“钓鱼工程”与投资“黑洞工程”。所谓“钓鱼工程”就是，论证时低估投资，等论证通过，工程开工呈不可逆转之势时再要求追加投资，且追加额不再经原批准论证机构审批。水利部门鼓动的丹江口工程是“钓鱼工程”实际投资是鼓动时的四、五倍。三峡工程是更大的“钓鱼工程”。水电部门报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静态投资总额为570亿元。然而，三峡工程的投资额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众多费用不计入工程造价。比如国务院提倡的对口支援，一个省支援一个县，全国各省市的无偿对口支援承担了三峡工程造价，无数大企业，如云南玉溪烟厂，浙江的娃哈哈集团为支援某县承担了三峡工程的巨额开支；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重庆市没有洪水问题，不建任何防洪设施。三峡工程开工后，重庆市政府须投巨资采取防洪措施；三峡工程淹没400多所学校，涉及学生近25万、教职工近2万，学校的搬迁重建不由三峡开发总公司承担，而由地方财政另作教育投入；三峡水库淹没约1400家企业，造成20多万职工失去工作，国家为这些下岗职工发放的“低保生活费”不计入三峡工程成本；中央和重庆等地方财政支出约600亿元用于治理三峡库区水污染；这些投入远远不够，三峡水质恶化加剧，库区已停止以三峡水库为饮用水源，按照三峡工程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张光斗向中央政府的建议，治理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还须投入数百亿元用于因三峡工程导致的地质灾害专项治理；三峡建坝的后续欠账不仅在重庆和库区，还有“清水下洩”，冲刷下游堤坝，造成荆江大堤崩岸和下游地方政府的巨额支出等等。
三峡工程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向全国征收的特别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随电费向全国老百姓摊派。三峡工程以这一建设基金筹资与银行贷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用支付利息，也不用三峡工程总公司偿还。三峡工程开始发电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征收，电价也持续上涨，实际是三峡工程总公司无偿从全国百姓手中收钱，不设限额，任由追加，敞口花钱，没有真正的成本核算。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完工，“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期截止，全国百姓在为三峡工程缴费近十七年后没有等到承诺的“电费下降”，三峡工程公司没有偿还建设资金，没有偿还老百姓所缴纳的三峡基金，国务院换了个名目，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在电费中收费，让全国老百姓继续掏钱填补三峡工程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和全部发电利润被私有化，归了各级水电官员持股的一个股份公司。水电官员和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人员享受着股份公司的分红，全国人民则须继续为后三峡工程买单。长江水电集团在解释时发电量下降原因时承认，三峡工程发电机组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年，暗示三、四十年后中国老百姓还得再投资重建三峡工程发电机组。2013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发现，三峡集团公司用人腐败、工程建设招标专案暗箱操作，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分包；领导层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等诸多腐败问题。政府项目必有腐败，没有制约的“党和政府”权力都是牟利机器，三峡建坝工程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为应付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灾难，政府需要投入的各项后续资金实际是个巨大的无底洞。例如，政府计划投入数百亿元用于治理库区的水污染，但库水污染问题绝非区区几百亿元可以解决。重庆市政府和人大代表提出的三峡工程移民收尾的资金缺口就高达5000亿元，若包括全国的各种支援总额，治理滑坡、水质污染等后续费用，三峡工程的开支将超过两万亿元。而且，两万亿不是顶，政府必须为三峡工程没完没了地支付后续资金。三峡后续问题和资金投入无底洞将是中华民族未来几百年的痛。
6、生态、环保、地质灾难黑洞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外围山区安置移民，即所谓的“就地后靠”，是灾难性的。三峡工程向论证将地表坡度 30度以下视为可以垦殖的耕地，违反了《水土保持法》》第 14 条“禁止在 25 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的规定，实际是在破坏三峡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长久以来，长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排污渠，三峡上游两岸城镇有大量的污水和生活垃圾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在三峡水库蓄水前，这些污染被激流带走。大坝建成蓄水后，库区将成最大的污水池，漂浮水面的垃圾动辄数万平米，迫使水库周边的城镇另辟水源。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承认，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1968年至1977年的10年间，长江鲥鱼年平均产量为49万公斤。如今，苏东坡、何景明、郑板桥、谢塘等诗人赞美的“水中西施”、“南国绝色佳人”长江鲥鱼已基本灭绝。原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指出，长江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除受水域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无序的水电开发。葛洲坝水利枢纽是长江鱼类灭绝的开始，三峡工程是长江鱼类的灭顶之灾。鱼类的灾难在继续，中国水利部门正在长江上游和上游主要支流不断建坝，在金沙江、岷江、雅砻江、乌江、嘉陵江规划、开建了密密麻麻的水电站，将长江上游变成了层层“梯田”的水库群。不仅鲥鱼，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中华鲟、白鲟、达氏鲟、扬子鳄、江豚、胭脂鱼、淞江鲈，以及长江中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都在走向灭绝。
三峡水库建成蓄水后，在三峡论证时众多环境保护专家警告的可怕后果几乎全部应验。坝区出现地裂，滑坡加剧，上游的重庆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长江中下游连年出现地震、大旱、高温、水灾。三峡集团不能告诉国人的是，三峡水库的设计蓄水高度海拔145米至175米只能瞬间达到。因为，当水库蓄水高度超过150米时，水库周边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明显增加，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倍增。2003年以来，重庆市奉节县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至2010年为了治理这些灾害已花费120亿元人民币。不过，地质灾难并非花钱就可以消除的。三峡及大三峡地区，本身是地质版块活动剧烈的地方，有多条断裂带贯穿库区。三峡水库蓄水后，齐岳山东北已经断裂，出现一条宽几十米，深千余米的超级大峡谷，超级强震的危险已经远超过三峡上马论证时的“6.5级地震”。
综上所述，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效益，其真正的效益只有发电这一块，每年200多亿元的发电收入完全抵不上蓄水带来下游干旱和碍航的经济损失。上述六项灾难后果足以证明，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灾难。这一灾难是三门峡建坝悲剧的重演。1950年代开始建设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导致上游洪水频发，给陕西、给40万移民带来了不尽的灾难，如今已成为一场带来无穷尽环境和社会的灾难。前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指出：“这个大坝是个愚蠢的错误，它给生活在黄河附近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些灾难远远超过大坝在某一时期可能带来的好处。”专家们早就警告三门峡建坝的灾难将会在三峡工程后重演，其泥沙淤积、污染、洪水及地质等灾难的程度更将大到难以想象。黄万里教授指出，人为破坏江河规律的原因造成的洪水灾害是不能用建坝来解决的。三峡水库没有防洪功能，只有转移洪水灾害的功能。水库把自然的江河变成一节一节的死水，河流的自然属性消失，最后变成了人工河，使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他警告，三峡建坝后，大量泥沙将会淤积在重庆港区，把重庆港变成死港，嘉陵江口将会再现三门峡水库的“拦门沙”，从而壅高嘉陵江洪水水位，增加重庆市的洪灾威胁，最终三峡水库也将像三门峡水库一样被淤废而难逃被炸毁的命运。
在三峡灾难浮现时，国人怀念坚持科学良心的黄万里教授。1957年，黄万里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孤身反对黄河三门峡建坝，痛陈不可在“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筑坝；建坝只会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搬到上游，并造成移民灾难。他为此痛陈付出了二十二年右派劳改的代价。长期蒙冤没有让他学会随波逐流。1984年，他向中共中央陈述三峡不可建坝，抨击高层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决策建坝。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应付政协对三峡建坝的反对声音决定由水电部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水电部邀请因积极支持三门峡建坝而获毛泽东提拔的张光斗为特别顾问，将黄万里教授排除在专家论证组之外。在国务院将三峡工程议案报人大批准，三峡建坝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黄万里以“共和国公民、由国家培养的、从事了六十年的水利工作者”的名义分别致信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陈述三峡高坝永不可建的理由，警告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蓄水后卵石将淤塞重庆，加剧四川水患，酿成移民灾难。上书不获理睬，他再致信中纪委、监察部，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的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中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举报三峡认证组负责人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并继续致信中共中央，呼吁绝不能兴建三峡大坝这样祸国殃民的工程，否则大坝难逃被炸掉的命运。在三门峡、三峡论证时根据政治风向举手、签名者都得到了名利。在三峡可行论书上签字的二十多位专家后来都成了院士，其中张光斗等人更成了双院士，拒绝签字的陆钦侃、陈昌笃等专家都没有成为院士。临终，黄万里嘱咐家人：“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他遗嘱家人将投书中央的信件副本在他身后发表。他的最后遗言是“三峡，三峡工程千万不能上！”
作家郑义指出：长江原本有洞庭湖、鄱阳湖等一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进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进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但拦腰建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三峡水坝后，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农民懂得“一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行封山，第一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基层官员们其实都懂“治水必先治山”。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进行大量考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３万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１０～１１万平方公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的投资外，国家投资不过３０～３３亿元，就可根本改变面貌，投资仅为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一。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过是抵挡一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八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也无济于事，这是一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然而，水电部门出于利益考虑，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7] 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前董事长大卫·哈里森指出：“三峡水库对生态系统的巨大影响，这在事先环境评估时完全预料了。政府在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完全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却孤注一掷，选择了上马。”加拿大环境保护组织国际探索(Probe International)总干事亚当斯 (Patricia Adams)女士说：三峡水库代价过高，根本算不上发展模式，连过去的模式都算不上，因为水电站、大型水电站项目从来都在经济上站不住脚，执意修建是因为受益的人不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人不受益。中国推广不经济、代价大于福祉的电站项目，让中国人民和水坝附近的民众付出代价，这是中国的不良记录。鼓动兴建电站者宣传水电是绿色能源，而实际上，水库发电的生态代价使它不是绿色能源。
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水电部门建坝成瘾在国外也不少见。当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自身既得利益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一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一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转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公款，留下后患。三峡大坝同样给贪污腐败提供一个天堂。移民费用700亿，按人头算每人4万多，但是你要去问移民，他们一般每人只得到五千到八千元，三峡工程移民的资金到哪去了，这将永远是个秘密。关于三峡大坝，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三峡工程至今也没有公布水位库容图，而水位库容图是每个水库大坝工程的最基本技术图。为什么三峡工程不敢公布水位库容图呢？如果公布这张图上述一系列致命的错误露馅了。长江三峡河段原来处于泥沙冲淤平衡的状态。建设三峡大坝之后，累积淤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大坝上游各地的水位、特别是重庆的水位会越来越高。只有重庆水位的抬高，才能使三峡水库从目前的淤积状态向未来的冲淤平衡转变。这个转变的代价是，更多的淹没，更多居民的迁移。这个过程不是十年就会结束的，起码是一百年。在三峡水库到达泥沙冲淤平衡之前，三峡工程的移民人数会不停地增长，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也就无法收尾。随着三峡水库上游水位的抬高，地质灾害问题将更加严重。三峡库区可以居住、可以耕种的土地更少，人地矛盾会更加严重。随着水库运行时间的增加，波浪对库岸侵蚀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示出来，库岸的垮塌将越发严重。同样，水库水污染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三峡工程移民收尾工作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在今后几十年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三峡工程或成为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当年对于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曾说“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工程面临立斩或凌迟抉择。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黄万里是反对三门峡建坝、三峡建坝第一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一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一次大洪水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补充说：“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王维洛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再晚点拆的话，已经形成的问题将更严重，比如重庆港淤掉了再拆也没用了。”
历史上，长江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众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宽、河漫滩广、自然河堤低，因而拥有很强的自然平衡力。雨季来临时，洪水漫过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浅而宽的积水区，带给两岸农田肥沃的土壤。自从人们在河漫滩上筑堤、在湖区围垸，便使河流的这一自然平衡过程中断了。近几十年来政府又不断发起“向湖夺粮”运动，使长江赖以调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从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则相当于一个蓄水量为一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如果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这相当于整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并且可以减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新中国带给全国森林三次（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土地承包）大砍伐，长江流域的森林近千万亩的消失，泥石流遍地发生。《森林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水土保持条例》禁止在坡度超过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开垦农田，三峡工程公然践踏上述法律，鼓励移民与山争地，在库区修梯田，继续毁林开荒数十万亩。
新中国的水利史是水电部门毫无节制地建水库的历史。水电部门狂建了8.5万座水库，数量越过了其它国家水库的总和，其背后是利益冲动。历朝历代，朝廷建大工程，都是近半工程款落入私囊。皇家内务府永远希望皇上大兴土木，有大工程就有油水，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与内务府一样，水电部是新中国政府部门中最早、最大的利益集团，它对维护堤防，维护分洪区，水土保持等治本举措不感兴趣，只想以“钓鱼”手法游说领导人拍板上大型工程，先低报预算骗取批准，抢先动工，造成既成事实，一个工程未了，马上筹备下一个工程，为专职的水利施工队伍安排生计。事实上，其下属的施工队伍从丹江口建到葛洲坝，再到三峡，一辈子不愁没活干。水利部名为水利，实际对全国的“病、险”水库，对众多垮坝崩堤灾害，对1970年代全国每年水库崩塌几百座造成的水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0年船游考察到瞿塘峡时，邓小平曾指着两岸重山峻岭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选在下游。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琤解释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窄，因此要选在下游宽处。这里，水电部门在蒙骗外行的邓小平。对于这一问题，黄万里教授指出，三峡工程违反了应在峡谷处建坝，应在河道陡坡上端建坝，应在淹没和移民少处建坝等基本原则。如果一定要建坝也应在长江上游建坝。那样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条件优于三峡的大型水电站选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沟、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电系统早就完成了在这些地方的勘查设计。在长江上游的这些地方修建多处水电站，同样可以形成象三峡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能力，但所需投资却少得多，麻烦和风险也小得多。黄教授没有明言的是，建坝选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小项目没有油水。建越大的大坝，涉及移民越多才越有油水。在论证时，不少专家建议以建设几个小水坝代替三峡超级大坝，以求投资少，移民少，风险小，比如在上游金沙江、大渡河峡谷建坝。水电部门对这些道理比谁都清楚。肉食动物捕猎后会先吃好肉，大肉，肥肉，在有大肉时不会去啃骨头。水电部也一样，选在宽处建超级大坝是大肉，有大肉就不屑吃偏僻处建小水电站的碎肉，更不想去啃维护堤防的骨头。
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史还是最高领导人好大喜功，荒唐题词、指示、拍板，造孽国家人民的历史。外行不是错，但他外行又偏要拍板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巨型工程就是罪过了。当三峡建坝一系列灾难后果浮现的时候人们才知道，邓小平船游一趟就拍板建超级巨坝造孽之深重。历史将证明，这一罪过对国家和民族的损害超过他的“洋跃进”和毛泽东的“大跃进”。中共领导人不会认错，不会道歉，但会逃避罪责。邓小平自1980年以来大量的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重要讲话被排除出了邓文选；江泽民就任总书记后在视察三峡时高调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和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时要求党员代表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被排除出了江文选；李鹏在全国人大期间所作的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也被排除出了李文选。李鹏在日记中称三峡决策是江泽民所主导。他写道：“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6] 中共领导人们的上述举动显示，他们非常清楚三峡建坝后果之严重。
2010年重庆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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