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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结语

2018年06月27日 7:55  PDF版 分享到微信

.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结语
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底层25%的家庭仅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1%,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极为严重。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这一比值在美国是8.4,在印度是4.9,在是4.5,在日本是3.4。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暴力剥夺富人,将富人的财富共产。上述报告说明,经过八十多年的革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成了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和最不公平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社会容忍警戒线。中共在夺取政权前以“打倒土豪劣绅”,“让穷人翻身”等口号及谴责“四大家族”相号召。然而革命带来的是什么呢?不是公平,不是进步,而是权力家族鲸吞国民财富集中的盛筵。空前的不公平显示,共产革命与两千年来打江山,坐天下,富荫子孙的游民造反并无区别,革命历程不过是革命党杀害富人,剥夺富人,然后自己做富人的历程,“为人民谋幸福”,“代表无产阶级”等等动员口号其实是掩盖暴力抢劫他人财产的幌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增长奇迹受惠于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与成本红利。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快速进入人口倒金字塔结构的老龄化社会,随着“廉价用工”的时代走入,依赖“血汗工厂”的成本红利也逐渐消失。在几项红利消失的同时,中共拒绝体制变革,“党和”滥用权力,疯狂扩张规模,滥发货币,疯狂借债,恶意透支未来财富,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没有可能作到二次分配调节贫富,没有可能保障社会公平。没有轮换、新闻自由,独立的司法,腐败无从制约,没有公平竞争的真正市场经济,没有民选机制,没有民选议会,“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等等问题无从解决,贪官外逃,富豪移民海外只能愈演愈烈,看来制度问题只能以危机爆发、社会动荡的方式解决了。

1930年代,胡适提出应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执政党。他指出:“今日党治的腐败,大半是由于没有合法的政敌的监督。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正是改良国民党自身的最好办法”,[31] “民主政治与清廉政治是有密切关联的。”[32] 1950年代,他继续呼吁建立反对党说:“今天大家觉得一党当政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制裁的力量,流弊甚多,应该有一个别的党派出来。我在多年前曾公开说过,希望中国国民党能学土耳其凯末尔的榜样,党内分化为两个党,[33] “期望在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34]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等人身体力行,筹组反对党,结果被逮捕入狱。如今,雷震纪念馆和雷震研究中心在台湾政治大学落成,马英九总统代表国民党政府向雷震家属及所有曾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士鞠躬,表达歉意与敬意,并宣布中华民国政府面对历史没有任何的禁区,对于过往白色恐怖的历史会诚实面对、诚实认错、诚实道歉、诚实改错。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有句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的驯服,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中国在清末已经接近了驯服统治者的目标,清廷准备好放弃皇权,在《钦定宪法大纲》序言中明白表示:“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军机大臣奕劻明言:“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不幸的是,外强输入了革命,清廷的立宪时间表作废,中国离驯服统治者的目标越来越远,人民在驯服统治者方面越来越无能。所幸,在今日台湾,民众驯服了统治者,权力者被关进了笼子,在在野党和民众的强力制约下,执政党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再也不能以国库为党库来供养党众和党机关,而且还必须准备下台。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驯服统治者的目标在大陆也将实现,用民主先驱殷海光的话说是“大江东流挡不住”。

二十世纪初,康有为在考察欧美后指出:“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他提出:暴力革命不能给中国带来自由,不利于国家进步,中国应走渐进改良的立宪之路。他的主张被革命党人斥为反动。然而他警告的“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那样的灾难不幸在二十世纪中国上演,中国同样“大乱八十年”,不过不是“流血数百万”,而是流血亿万。世纪之交,将中国带上共产革命之路的俄国为中国树立了革命罪恶的榜样。1998年7月17日,俄罗斯政府在圣彼得堡为末代沙皇一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八十周年的这一天,苏俄秘密警察奉列宁之命在叶卡捷林堡将沙皇一家满门抄斩,然后斧剁锯拉,毁容碎尸[35],抛入废弃矿井。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宣读了对世纪革命的忏悔书。他说:“亲爱的公民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此极端残酷的罪行,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林堡的屠是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罪恶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我们再不能为这样的罪恶辩护,再不能因政治目的为暴行开脱,再不能自我欺骗。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到了今天。安葬叶卡捷林堡牺牲者的遗骸是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为很多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民族的历史承担责任,这是我作为总统和个人今天必须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我们需要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对俄罗斯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了和谐。在二十一世纪前夜,我们必须为后代着想,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同样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中国失去了和谐。2008年5月19日,全国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同时鸣响以纪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数万同胞。这样的举国纪念可以说是尊重生命的进步,也可以说不是。因为,被二十世纪革命害死的亿万同胞从未被纪念过。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名称、寓意、碑文,到周围浮雕内容都是一党之私,正如人民共和国是党国,人民军队是党军一样,人民英雄是指中共认定的英雄,实际是指革命党自己。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遍布全国的革命纪念馆、纪念碑都不纪念革命暴政下抗争的,都不纪念革命灾难的死难者,建立的目的是革命党人颂扬自己。但愿有一天,人民英雄纪念碑更名,全国的汽笛同时为亿万革命死难者鸣响,忏悔二十世纪革命罪恶的播音也在中国响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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