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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革命的真相 第57章（1）经济特区
第 57 章 坚持专制的“改革”
经济特区
从1951年深港边界被封锁后，广东民众因中共的暴政多次掀起大规模地逃往香港的“逃港潮”。1957年，中共背弃退社自由的承诺，武力镇压要求退社的农民，造成了第一次逃港潮。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为缓解饥荒下令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三十万饥民逃港。港英当局出动军警抓捕遣送，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慷慨施舍，组织救济送衣送粮。1972年，文革中生活极为困苦的广东农民掀起了第三次逃港潮。1979年5月，广东民众中风传香港要大赦滞港难民给予永久居民身份，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的百万农民、渔民涌向深港边境，冒死囚海逃港，形成了第四次“百万人逃港潮”。
三十年来，广东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人民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和偷渡出境（三偷）。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对逃港采取严惩政策，穷苦村民不顾当局派公安、民兵沿岸昼夜巡逻，或泅海偷渡，或趁大雨、台风陆路逃港。广东人用象棋术语称水路偷渡为“督卒”，意为“有去无回”。当时宝安流传的民谣说：“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由于青壮劳力大批逃港，大片农田抛荒。”中共当局视逃港为“叛国投敌”，命边防军屠杀逃港者。四次“逃港潮”的百多万逃亡者中，成功逃到香港者是少数，更多的偷渡者人被枪杀在了海滩、山间，或葬身大海。在逃港潮时期，深圳活跃着数百“拉尸佬”。19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一位“拉尸佬”说，他最多一天埋葬了50具尸体，领到了750元。[1]
1970年代，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多元，不到香港新界村民的百分之一。巨大生活水平差距让广东农民宁愿冒死一搏。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文革后，汕头满目凄凉，比我们小时候还穷”。[2] 此言反映出了毛泽东祸害人民之深重。广东人民被活不下去了，只好冒险逃亡。文革过后，广东干部与香港知名人士及媒体接触日益增多。根据港商的建议，吴南生向中共广东省委建议，广东先行一步，划出一个地方，开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或搞个自由港，吸引外商来投资办企业，带动经济发展。他向省委书记习仲勋表示决心说：“假如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要杀头就杀我！”[3] 习支持吴的建议，决定请中央授权广东在汕头、深圳、珠海进行试验，将想法先报告给了粤籍元老叶剑英。叶与吴一样了解粤港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和港商北上投资的愿望，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改革中先走一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实行“三来一补”，吸引港商北上办厂。正在应付经济危机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广东当局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建议有助于应付经济危机。在叶剑英陪同下，他来深圳视察，发指示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41号文件），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在区内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实行财政和外汇收入定额包干，享受中央政府在税收、金融、土地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优惠的政策，实行物资、商业的市场化，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8月，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开启了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1981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授权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给予了特区享经济立法权。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也被称为是邓小平时代最成功的决策。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特区的带动下率先富裕起来，邓小平视察时所说的“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成为现实，众多当年成功逃港者回乡投资、定居了。应当指出，中共改革开放的善政不过是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暴政部分废除而已。在革命之前，人民一直享有经营自由。经营自由是清末推动、民国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这一自由，扼杀了经济的生机。特区二十多年快速发展中，中共中央对特区并未给予物质援助，只是给了特区一些特殊的“政策待遇”，就带来广东、福建的快速经济发展，使人均经济实力迅速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特殊政策并非是中共善政，而是共产革命前私营经济本身的活力。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暴政扼杀了这一活力，使国人陷入长达三十年的饥荒、贫困。改革开放将枷锁部分解除，贫困的广东、福建立即焕发了生机，迅猛发展。这一事实说明，若无苏俄输入的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让陈炯明、陈济棠领导的广东地方建设继续，粤、闽早就经济腾飞了，不会有毛泽东时代的负增长和绝对贫困化，也不会有四次“大逃港潮”。广东官员提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建议要准备被“杀头”，可见暴政之恐怖。
在建立经济特区后，中共没有就当年大规模屠杀逃港者谢罪。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施工中，一次就挖出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可以想象葬身大海偷渡者的数理多极为巨大。中共广东当局高调特区成立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完全不提，更未纪念数以百万计的逃港死难者。2011年8月13日，德国各地举行了纪念“柏林墙”修建五十周年的活动。德国联邦议会大厦降半旗，柏林所有教堂钟声齐鸣，地铁停止运行一分钟，德国总统伍尔夫、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柏林市长沃维莱特与民众共同向当年的试图翻越“柏林墙”的死难者致哀。德国国家电视台直播了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人们宣读了一些“柏林墙”死难者的生平事迹。德国总统伍尔夫在仪式上指出，当年1900万前东德居民被一个专制制度隔绝在这座“耻辱墙”的后面，千千万万的人无法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历史的必然，证明自由是不可摧毁的，任何墙都不能长久抵挡人民的自由愿望。德国当局为中国当局，为广东当局、深圳当局树立了榜样。相信有一天，深圳也会为百万逃港死难者举行同样的纪念仪式，相信将来在死难最多的边界区会有他们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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