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真相 第51章(5)“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建国以来,毛泽东不停地制造阶级斗争,先后发动了土改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社教四清”运动,制造出无数的阶级敌人,无数的整肃与屠杀。四清运动没有结束,他又发动了文革,制造了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全国武斗中,他继续制造阶级斗争,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20] 这里,他所称的“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包括了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
1968年中,毛泽东在全国实行军管的同时,发动了另一场整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运动、清阶运动),要求在各地“军管会”抓出暗藏的国民党、阶级敌人。在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在主持发布的中共中央全会公报中号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发动运动号召的同时,毛泽东想制定出一套运动样板,派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清华、北大,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六厂二校)实行军事管制,指示8341“军管会”开展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整理出抓“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的经验。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清队”是“六厂二校”“清队”运动的代表。以下几例冤案反映了该厂“清队”的真相。铸工车间工人康长解放前曾替国民党员刘某通知人开会,“清队”中,被以“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嫌疑“办学习班”审查,在逼供压力下被迫承认参加过国民党,被全家遣送农村。康长找军宣队申诉被拒之不见,愤而与军代表动起拳脚,被以“阶级报复”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在“清队”中,军代表其他人的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王敬贤是日本特务”的口供,认定厂内王敬贤就是易县的王敬贤,将王隔离“办学习班”,并派人向王的家人施压“政策攻心”。王在厂里家里的双重压力下自杀;军代表风闻二七厂曾有过“国民党戡乱救国潜伏小组”,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为突破口,对和林采取车轮战审讯, 三班轮流“熬鹰”不让睡觉。和被迫承认是特务,并检举了一百多特务。“军宣队”采取同样手段,外加用刑,诬陷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清队”运动仅在二七厂就造成20人自杀,整出100多“反革命”(在1978年经铁道部工作组调查证实全是冤案)。[21]
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革委会将“清队”运动升级,大抓所谓漏网地富反坏、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同时残酷迫害响应号召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些地方提出了“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等极端口号,全国的机关,学校,工厂、街道纷纷建立起了名为“群众专政”的“私设公堂”和名为“牛棚”的私设监狱。按照中共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整肃运动的套路,各地都采取了隔离(关牛棚),攻心,疲劳轰炸,捕风捉影,屈打成招等手段。一篇纪实文章披露“群众专政”情况道:“1968年7月,淮南市谢家集区‘群众专政指挥部’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一夜之间在街区抓走了两百多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所有被抓的人一律罚跪在水泥地上,不给吃喝,遭受毒打,一位老人当场倒毙。经过一番甄别,一部分人被宣布执行‘群众专政’——这是最宽大的,允许所在单位领回去游街批斗,其他人则押送监狱,或集中到蔡家岗。我父亲是我和弟弟背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说:‘过去说地狱有十八层,我这回经历了十九层,有的人还在我下面!’从1968年夏天开始,谢家集街区总有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颈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说书的段立山为了保护儿子,竟让儿子在批斗会上痛骂自己,以显示划清界线。”[22]
一张当时判决书的照片显示了“清队”运动大量死刑、有期徒刑判决之随意:
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宁波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68军管刑字第91号
案由:反革命
罪犯:孙礼桐,又名仲慎、陀罗,男,59岁,浙江省奉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被捕前系市人民银行东门办事处办事员,家住本市志兰巷14号。
本案业经审理完结,查明:
罪犯孙礼桐系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解放后仍不接受改造,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孙犯不甘心死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公开跳了出来,自1966年以来,孙犯不仅记载了大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吹捧美帝等反动日记,并公开咒骂我无产阶级造反派。今年2月18日中央关于冻结10种坏人储蓄存款通知下达后,孙犯不但拒绝登记存款1600余元,而且向资产阶级分子陈渭滨等通风报讯,出谋划策,不要登记不记名的存款金额,进行蓄意的破坏活动,更严重的竟多次恶毒的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并用去头除尾手段,篡改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妄图实行其反革命复辟。
综上所述,罪犯孙礼桐系右派分子,公开的疯狂地攻击和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之精神,特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孙礼桐有期徒刑10年,刑期自1968年6月6日至1978年6月5日止。
1968年11月20日 公章
内蒙的“清队”运动以肃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人党)为主要内容。1925年10月,蒙人在张家口成立了以实现蒙古人自治为宗旨的内人党。该党后因党员骨干被共产国际拉去加入中共而解散。1967年,毛泽东调北京军区副司令腾海清到内蒙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指示在内蒙开展阶级斗争。滕到任后发动了肃内人党运动,指挥各地遍设牢房和刑讯室,实施的酷刑包括:站凳子作“喷气式”、 连轴转审问、钉竹签、揪头发、火炉烤(有人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老虎凳、灌废机油、吊打、电击、割耳朵、砍臂、断腿、逼迫受审人乱伦等几十种,运动迫害人数达80万人,害死蒙人超过5万,致伤残无数,[23] 其中在120多户人家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就整死了14人,拷打致残16人。[24]
江西的“清队”运动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三查运动”为主要内容。运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鼓励基层不经立案,不要证据,不经审批地放手杀人。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声言:“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1968年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要求以“三查”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后,律阳公社立即杀了七人。在从省到县各级政府的鼓励下,公社、大队干部以“现行反革命”、 “四类分子”等随意罪名放手杀人,兴国县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25]
云南的“清队”运动中,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声言“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决不心慈手软”,当局在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人的布告,打死了人补上告示就了事,刑讯、逼供、监禁迫害了30多万人,害死了37000多人。[26]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指示,“清队”运动以“抓国民党”为主要内容。在邱县,“革命委员会”和造反组织“三代会”(工人、农民、学生代表会)成立了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三代会”从县志上关于“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记载入手,对七十多岁的刘雷酷刑折磨,迫刘承认和前县委书记儿子都是国民党后还是将刘打死,将刘的尸体被浸泡防腐液中,将刘的手指割下来用来按手印造假证据。随后,“三代会”再抓了八位县干部酷刑逼供,将县委副书记史明奎打死,其他几位屈打成招,咬出了两百多国民党员,接着再抓再刑再招,如此持续一年,迫害了几万人,抓出近四千所谓国民党员,将其中七百多人酷刑折磨死,一千三百多人折磨致伤残,另外抄家五百多户,将邱县祸害成了“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的人间地狱。邯郸地区其它县的“清队”和“抓国民党”运动情况与邱县类似。磁全县革委会制造冤案932起,迫害万人,害死288人;[27] 曲周县革委会迫害3万多人,害死360人,害残559人,抄家1447户;[28] 馆陶县革委会在“清队”运动中害死625人,致残990人,抄家1192户,揪斗毒打5500余人;[29] 大名县革委会在“清队”中害死197人。[30] 河北“清队运动”中的酷刑有老虎凳、冻晒刑、点天灯、电刑、剪手指脚趾、屎尿刑(强迫吃屎、喝尿、吃蛆)、割肉剔骨、性虐刑(逼男女受害人表演性交、互相蹂躏、同寝同厕)等四百多种。[31]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给河北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年运动制造的冤案,平反进行了二十多年。六十年前,袁世凯督直,河北乡村到处兴学,举办自治讲习所,选拔正人君子培养乡村自治和农业发展骨干;民国时,乡绅领导乡村,注重道德规范,教育家晏阳初在河北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从推动乡村中的文化建设入手探索改良的道路;日军占领时期,河北傀儡政府成立新民会,开展新民运动,其主要内容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的使用,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举办巡回图书馆等等公益活动。而在文革中,河北成了人间地狱,发生了如此令人发指的惨案和如此残酷、下流的刑罚。河北的“清队”运动如此,其它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例如,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在运动中服安眠药自杀后,军管会头目带领造反派来到严家,不是送院抢救,而对口吐白沫的严凤英现场批斗会直到严死去,再当众将严的遗体扒光开膛,以查“国民党特务工具”为名满足兽欲。从土改运动、“反瞒产”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清”,到“清队”运动,中共创造出了登峰造极的下流手段。这些运动说明,暴力革命带来灾难,共产革命带来空前的灾难。
“清队”运动是一场“翻烙饼”式的整肃运动。文革初期残酷迫害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们在“清队”运动中被大批整肃。“清队”运动还是一场镇压志士的运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工程师巫炳源、王永增因在街头张贴《向北方》传单而被革命委员会以 “向苏修的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在清队运动中被处死刑。宣判时,巫炳源大喊:“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后就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中直到刑场枪毙再也没有睁开眼睛。[32] 记者李振盛出于道义责任冒险用镜头记录了《向北方》案从公审到枪毙的全过程,成为那场运动难得的影像记录。巫炳源紧闭双眼赴死的照片可称二十世纪中国最震撼人的照片之一。这位就义者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对“清队”运动和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在“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验”基础上,8341部队整理出了的一套以“调查组办案与群众办案相结合,以群众办案为主;查档案、搞外调与发动群众、政策攻心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为主”为要点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经验”。8341部队将这套根据怀疑、揭发定罪的“清队”经验汇报给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援引8341部队的“清队”经验,声称挖出了不少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称“工厂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33] 世纪之初,中国政治多元,组党结社自由。按理,党派斗争不过是政党间不同理念、主张之争。清末、民国,党派之争已经是议院中的投票之争。随着革命被引入中国,议院的党派之争变成了黑道暗杀和战场屠杀。国民政府时代,党派之争到战败投降,通电下野为止。而在新中国,在没有人公开申明是对立党的情况下,中共发动“清队”运动,捕风捉影、严刑逼供地挖对立的党人,将人整到致死致残。在共产革命引入中国之前,人们处于哪一阶层,参加过哪一党派、在哪一届政府中任过职就象穿过什么衣服一样无人追究。而在新中国,曾经参加对立党派,曾在旧政府任职,曾受旧政府雇佣都成了不赦之罪,毛泽东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求无中生有地挖出国民党、内人党,残酷迫害与这些党派有牵连者。他没有说的是,作为曾经的国民党人,他自己该当何罪。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反人类思想和毛时代的写照。如果说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文革造反运动是出于整肃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权力斗争目的的话,在刘下台后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不再出于权力斗争目的,而毛泽东为满足整人嗜好而制造出来的大型游戏。古代君王中有怪僻者不少,有好粉墨登场演戏者,有好舍身佛门者,而毛泽东以整人为乐,要求国人不停地互相迫害、互相残杀。他不能容忍和平与安宁。在挑起全国武斗,害死几百万人之后,他发动“清队”运动,再迫害人3000万,害死人50万。[32]
文革后,一位死难者遗孀控诉道:在1978年对清队运动平反中,我丈夫单位通知我去领取 300 元抚恤金,但不作任何解释。一条人命就值这点钱?我拒绝去领。我所在单位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应该感谢党,把你丈夫的问题搞清楚了”。[34] 犯下罪行后不作谢罪,要求死难者家属感谢,这就是革命党。不仅文革时的领导如此,此后的历届中共新领导层都拒绝为前任罪行谢罪,仿佛罪恶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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