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除陈独秀

​随着输出革命的规模扩大，苏俄感到了众列强联手抵制止共产主义及再次对苏武装干涉的威胁。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斯大林提出了以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依据，称“谁无条件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就是反革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在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命令各国共产党以“保卫苏联”为基本纲领。在张学良缴获冯玉祥通苏文件，逮捕中东铁路苏方人员的“五二七事件”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了《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要求中共站在苏联一边，调红军向大城市进攻，扰乱国民政府后方，策应苏联的军事行动。

奉共产国际之命，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命各地中共在8月1日举行全国示威，号召广大群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动员中国人“到街上去”，以“表示我们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与拥护苏联的决心”。[3]  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宣称“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随后，中共中央连续下达了《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等文件，在其中宣称“苏联的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指示各地中共在城市组织“飞行集会”、示威、罢工，指示红军从后方打击国民政府，派刘少奇到哈尔滨，派任弼时、潘汉年到上海，分别发动声援苏俄的示威请愿运动，组织成立声援苏俄的“反帝大同盟”组织，由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领袖带头，在《红旗》等党刊上大量发表拥苏反华文章，否定国家民族利益，鼓吹“阶级共同利益”，宣称“在中国境内建筑的中东路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谴责东北军要求收回主权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号召“以铁血来保卫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声称“要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

对于这种在两国交战中为敌国助威的行径，被罢免的前领袖陈独秀以“撒翁”笔名连续三次致信中共中央，反对“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以铁血保卫苏联”等口号，称“这样的口号会使群众误会我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卢布党”，批评中共中央“随便把群众领到街上玩弄”，并要求将他的信在党报上全部刊出，让全党讨论。中共中央向党员隐瞒了陈信的内容，在党刊《红旗》上刊出《中央答复撒翁的信》等文，斥陈独秀的意见为“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威胁若不改变主张将开除党籍。[4]  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为首的一批中共党员了解到陈独秀信的内容，组成了名为“无产者派”的小组织，支持陈独秀的意见，形成了以陈独秀为精神领袖的中共党内的反对派。

9月，中共中央再发出《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在其中指责陈独秀“搞小组织活动、反党宣传和反革命活动，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对于中央的指责，陈独秀反驳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对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中央“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10月，在苏军向东北军进攻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了指示信（十月来信），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尤其是在东三省开展革命和罢工运动，扩大游击战争，扰乱国民政府后方，配合苏联作战。根据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在其中斥陈独秀及其支持者们提出反对意见与苏共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挂钩，一起斥为“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60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要求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并建议苏俄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打回中国，与政府军作战。[5]  11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以“革命取消派”（托陈取消派）罪名将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高语罕、李孚、郑超龄、尹宽、马玉夫、蔡正德等反对派党员开除出党。被开除后，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抨击中共中央“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断送党，断送革命”，并与彭述之、郑超麟、马玉夫等81位反对派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其中谴责苏联侵华。

共产国际和中共并不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取缔陈独秀为首的反对派。因为，中国的职业革命家们均依靠外国金钱从事革命活动，党的工作人员均享有高于工人收入的“革命工资”，作革命家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那些“半脱产”的“革命职业家”们都希望获得足额资助成为“全脱产”的职业革命家。被开除的反对派没有了莫斯科的资助，立即需要去各自谋生解决温饱，连会都开不起来，不用取缔就很快散伙。长期靠“革命工资”生活的张国焘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靠翻译为生，如果我出来，靠什么生活好？”[6]  张此言道出了一个道理：外国的金钱是中国革命之车的燃料。陈独秀信中所言“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会让外界误以为我们是卢布党”说法极为可笑。因为，中共是“卢布党”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存在“误以为”。张作霖在宣言讨赤时明确指出，国、共两党是“卢布党人”，是苏俄赤化中国的工具。翻开当时《时事新报》和《醒狮报》等众多报纸，抨击国、共两党为“卢布党”的文章比比皆是。[7] 陈独秀确实曾拒绝作卢布党人，但在共产国际花大钱将他从监狱赎出来后，他承认没有卢布不行，低头作了卢布党人，定期编制用款申请的用款报告。虽然他代表中共签收的是美元或银元，[8] 但钱来自苏俄。从1923年至1927年四一二事变，苏俄扶植国民党、冯玉祥的卢布、美元以千万计。如此巨额的金钱加军火足以推翻张作霖、吴佩孚，改变中国的走向。中共六大任命的总书记向忠发后在供词中承认，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金钱不是卢布，而是美金，其数额巨大。[9] 从建立中共到中东路战争，苏俄扶植中共的卢布、美元以百万计，中共所有的会议和决议无一不是苏俄经费的产物。苏俄的金钱是中国各地武装暴动，红军和苏区得以创建的源头。领取苏俄革命工资的中国革命家们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在苏俄入侵时会心安理得地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中东路战争结束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扶植成立所谓反帝组织的反政府行动没有停止。继“反帝大同盟”之后，共产国际又成立了“自由大同盟”、“左翼文艺作家联盟”、“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名目繁多的左翼团体。这些团体本质上与“反帝大同盟”一样，都是由交战敌国决定成立，提供资助，服务敌国利益，以扰乱中国后方为己任的敌国外围组织，即卖国组织。

建立中共时，共产国际就申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要求中共党员们消除国家、民族观念，站到国际，即站在苏共的立场从事革命工作。陈独秀不同意这样的要求，但委曲求全，作了傀儡领袖，不得不接受每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说法。罢免陈独秀领袖职务后，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专门一章强调“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在中东铁路战争中，陈独秀终因不能摆脱国家、民族观念而被中共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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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共产党开除后，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上的反省。在193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监禁的五年中，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反省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这时，在西方世界大萧条背景下，多数西方知识分子抨击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抛弃自由、民主、宪政理念。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军事工业化，西方各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衰落，民主宪政国家锐减，西方知识分子纷纷鼓吹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胡适慨叹：“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十几年来，人心大变了：议会制度成了资本主义的副产，专政与独裁忽然大时髦了。有些学者，虽然不全是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至少也是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试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还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一党专政。”[10]  在西方知识分子纷纷抛弃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理念时，狱中的陈独秀却回归了年轻时提倡的民主观。他写道：“人们对民主主义有不少误解，最浅薄之见莫如把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11]  1930年代后期，他阅读大量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极权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书籍，了解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屠杀、逮捕、流放数百万人的事实。于是，他毅然抛弃了曾经的共产革命信仰，提出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12]  他写道：“我认为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希特勒）、俄（苏联）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反动的，不管它口头说得如何左。”“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着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13] 他的思想转变同时为中共和共产党托派所不容。中共称他走向反动，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托派认为他的思想倒退了。[14]  陈独秀坚持反省与思想探索，批判苏联的政治制度说：“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统治的苏联”，[15]“对于苏联问题，不可迷信个人而轻视制度。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为后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应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斯大林的罪恶，乃是独裁制的逻辑发展。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时期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为宝贵。……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16] “希特勒只许有它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将使人类窒息……没有民主主义、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独裁、领袖独裁。……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17] 在世界各国知识界赞美苏联的潮流中，陈独秀洞见了斯大林极权主义体制的反民主本质和灾难性质，肯定公民自由、法治、普选制等现代民主制度遗产的普世性，回归了“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有、民享”的普世价值观，前瞻地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的主张。虽然政治生涯充满失败，个人生活越来越困窘，但陈独秀不因个人利害得失而改变观点。在贫病中，他拒绝了蒋介石资助，也拒绝了中共以停止发表文章为条件的资助，坚持反省、思索，成为二十世纪最早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