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日本输入革命

“大陆经略”

隋朝开始，日本派使团到中国交流，对遣隋、遣唐使帶回的文明顶礼膜拜，对大唐的建筑、茶道、禅宗、相扑、蹴鞠、服饰等文化全面模仿。唐朝之后，中日的正式交流停止。1279年，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崖门镇）将最后的南宋军歼灭，蒙元占领中国，日本“举国茹素”（全国戴孝），向西哭拜哀悼宋亡。元灭宋过程中，日本因得台风（日本人称为神风）相助顶住了元世祖忽必烈数万大军，数千战舰的两次进攻（日本史称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得保天皇“万世一系”。与此同时，越南三次重创蒙古大军，也免于被蒙元征服。日本、朝鲜、越南不再仰慕游牧民族统治的中国。相比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长期进贡的朝鲜、越南，日本始终保持独立，与中国平等交往，未受外族入主，日本人从元朝开始“神国”观念日益强烈，认为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源于夏，传于秦汉，兴于隋唐，亡於南宋，“崖山之後，再无中华”，正宗传承已经移到日本，开始自称中华，鄙视亡于人数很少外族的中国。清灭明后，日本、朝鲜、越南都认为汉人剃发易服臣服少数夷蛮是中华的耻辱，李氏朝鮮，阮氏越南长期着汉服，禁止满清服装、发型，李氏朝鲜长期保持崇祯年号，自称小中华，越南自称南朝，日本开始称中国为“支那”，称朝鲜为近藩，称清国为远藩，称自己代表“中华”、“中国”。

十九世纪初，受日本幕府派遣到“东鞑”（黑龙江流域）侦查的国事侦探间宫林藏在其《东鞑纪行》一书中指出，与其与俄国人争夺人烟稀少天寒地冻的库页岛，不如把视线投向富庶的“东鞑”。明治维新前，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奠基人吉田松阴提出：日本暂时不能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抗衡，而应该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北海道），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称中国是“极不廉耻”的“恶邻”，与中国为邻是日本的不幸。明治时期，天皇参议江藤新平提出：日本“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平，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迅速增强，日本各界形成了“不甘处岛国之境”的共识，向中国扩张的欲望日益强烈，在与清政府谈判《中日修好条规》（18条）和《通商章程》（33条）时，日本反对清国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要求称大清国，后接受了李鸿章的妥协建议，“汉文约书中国、日本，和文约书大日本、大清”。这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认为，“鞑虏”满清可以入主中国，日本也可以入主中国，准备向中国扩张。日本政府接受江藤新平《对外政策意见书》中为向中国扩张作准备的建议，开始派情报人员到中国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其中，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人奉命到满洲活动后向政府提交了绘制出的地图，实地调查报告和《满洲视察复命书》，书中建议向满洲扩张；陆军少佐福岛九成提交了中国南方的调查报告；军事间谍岛弘毅提交了两卷本的《满洲纪行》调查报告。1879年，新设立的直属天皇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开始派遣大批军官到中国进行军事侦察。其中的桂太郎中佐和小山又次少佐侦察后向参谋本部提交了《对清战争方略》，呼吁扩军备战。

1881 年，鼓吹“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的玄洋社在日本九州福冈成立，并立即行动，派大批浪人和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1884年，玄洋社在上海开办了东洋学馆，派佐佐友房和宗方小太郎步行考察中国东北、华北，搜集情报。[1]  1886 年，被日本人誉为“大陆浪人先觉者”的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东方斋，1859—1896）奉命潜入中国搜集情报，在上海日商岸田吟香（1833—1905）的资助下在汉口创办了情报兼贸易机构乐善堂。乐善堂各地支部对外是杂货铺。间谍们模仿清人蓄起长发，扮作商人或乞丐，冒着生命危险赴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新疆、西藏，搜集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情报。宗方小太郎加入乐善堂，继续在中国各地考察。他注意到了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在呈送日本政府的《经略长江水域要旨》报告中指出：“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挈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者必为湖南人”。他建议“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接受宗方的建议，荒尾精在长沙设立了乐善堂支部，派宗方坐镇北京支部，负责对清廷中央、华北和北洋舰队的谍报工作。宗方派出间谍以学生名义赴东北搜集情报（他们中很多人没有能够活着回来。战后日军方将被中国处决的间谍的遗骸棺木送回家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葬礼，在靖国神社为他们设立灵位），赴华南各省联络各省的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等会党。[2]

1887年，日本对华情报首脑，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再派山木清坚中佐和滕井茂太到中国东北侦察渤海湾登陆地点。同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与清国斗争方案》和《清国征讨方略》，提出“乘彼尚幼稚”，以武力分割中国，“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并提出了向中国扩张的时间表，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这两个官方文件标志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的“大陆经略”成熟。1888 年，荒尾精在乐善堂年会决议中表达扩张决心说：“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而中国清政府已经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十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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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俄国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消息传到日本，玄洋社为俄国向东扩张态势忧虑，要求加快向满蒙扩张的步伐。1889 年，荒尾精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根据乐善堂三年来搜集的大量情报整理出的数万言的《复命书》。在报告中，乐善堂将六类中国人定为侦察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其中“豪杰”被定义为：一、企图颠覆政府者；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三、对于欧美在华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七、商业巨子；八、提倡振兴农业者。报告提出，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为这一目标，日本须以商战养谍战，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根据间谍们搜集到的大量情报，乐善堂汉口总堂整理编辑成了2300 多页，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商贸、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清国通商总览》。日本朝野将此书视为向中国扩张的指导文件（后来也成为研究晚清中国国情的权威文献）。大阪富商冈崎荣次郎读了该书后决定资助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间谍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