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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袁世凯逝世-第9章 日本推翻袁世凯-革命的真相
袁世凯逝世
在冯国璋等北洋五将军联名发出促取消帝制的密电后，袁世凯命秘书张一麟起草了撤销帝制的文告。张一麟记述袁世凯对他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11] 1916年 6月6日，袁世凯病发在北京去世。至此，护国军所提的袁世凯退位问题不复存在，讨袁战争结束。
袁世凯清楚自己是被日本人推翻的，临终前自挽一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表达不忘他和国家在一年前蒙受日本最后通牒的奇耻大辱。这一自挽联正好点出了他一生的两大功绩：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缔造民国。
甲午战败，袁世凯得中日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后写道：“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他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他认为中日虽然议和，但中国将来之危，实甚于未和之前，如果我们不奋发自强，“似不但奉、吉、闽、浙非我所有，即燕、齐各省恐亦保全无术。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出路除变法自强外别无他法，而自强之道，首在练兵。1895年，经刘坤一力荐，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令条陈变法事宜。早对变法图强周密系统思考的袁世凯很快呈上了变法图强的实施纲领《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力主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建议：1、设立馆院，罗致各地通晓中外情势之才，并聘请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和旅外华人入馆，令其专研西学西法，作为朝廷施政依据；2、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摒弃寻章摘句之学，选士以讲求实学为标准，使旧式八股章句之才“尽变为经济应世之才”。为西学、新学人才开设特科，分西律、技艺、军务三途，仿照正科，按生员、举人、进士逐等考选； 3、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4、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5、裁汰冗员，精简吏治，创办新法，挹用洋才。在振兴经济理财方面，他建议：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设立商会、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鼓励、扶助开设工厂、饬厘税，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袁世凯提出的条陈对局势分析透彻，所提改革内容广泛，比当时闻名天下的公车上书更务实可行，为清末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后来清末的十年新政基本是袁世凯上述建议的实施过程。
经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联合举荐，袁世凯被任命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1895年底，他奉旨在天津小站督练清廷的第一支新建陆军，聘请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教学，成立了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采用德、日军队建制，督练出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军队。他主持编撰了适合新军的《行军歌》、《对兵歌》、《劝兵歌》等，融军规、军令、军纪及教育于一体，通过通俗、易懂、易记的歌词，对士兵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教育。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在参观新军操练后写道：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中国兵弱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12] 1897年，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的危亡形势下，袁世凯连上说帖促变法维新说：“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力陈当务之急是“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提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仿行西法，试行变革”。
1898年，袁世凯携“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龢再促变法。慈禧太后批准了变法，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引导下开启了百日维新。袁世凯积极支持康有为、严复的变法活动，捐款加入康、梁发起的强学会，率先捐款500金用于学会开办图书馆和报馆。维新中，光绪诏令一个接着一个，百日颁布了180多道新政上谕，大批罢黜守旧臣，代之以激进维新党人，招致官僚阶层的强烈反弹，使改革失去了地方大员的支持。在大多数派官员要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的呼吁声中，维新党人向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提出“诛杀荣禄，围园劫后”极端主张，将袁世凯推到宫廷斗争的风口浪尖。袁世凯认为这样激进的维新不可行，反对孤注一掷的计划和死亡威胁。在维新党人必败的形势下，他对谭嗣同“设词推宕”，[13] 选择了趋吉避凶，在慈禧太后政变后顺势告密。应当说，百日维新缺乏必要的准备和支持，举措过于极端，没有成功的可能，袁世凯的选择对维新的成败不具决定作用。在后来民国大总统任上，袁世凯下令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建立祠宇，宣付清史馆立传，以此表达了对告密的歉疚。
变法新政中，袁世凯在推动新政的各个方面领先全国。他推动赴日留学不遗余力，曾表示要亲赴日本访问参观，强调“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安排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数月，回省后予以重用。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他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学堂中的学生和东渡留学日本的学生。这些得袁资助的学生中走出了蔡锷、孙传芳等著名将领。袁世凯从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八人赴美留学，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二十人赴日留学。在他推动下，直隶官费留日学生占到全国两成。在推动地方自治、发展实业等方面，袁世凯领导直隶为全国树立了榜样。
辛亥革命中，革命党鼓吹大汉族主义“驱除鞑虏”，推动民族仇杀，使满、蒙、回、藏地区强烈要求独立分离。在国家走向分裂之时，袁世凯力主优待清廷，谴责民族仇杀，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和睦相处，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说服统治东北的张作霖放弃独立承认民国政府，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亲王，对其他蒙族上层人物也大量加封，成功说服内蒙王公们放弃独立，吸引逃往外蒙的贵族也陆续返回内蒙，代表着因清廷被推翻而丧失的国家凝聚力，避免了种族革命造成中国版图只剩下汉族十八省的分裂。他因维护国家的统一，开创五族共和，而成为民初中外各界一致认同的中华民国缔造者。
袁世凯败于、死于拒日护国，他之后的北洋将领败于、死于拒赤护国，这就是清末民国的历史主线。在袁世凯垮台后，革命党制造了连年战乱，南北分裂，革命党再转投苏俄，带给中国遍地血腥。后来，国、共两党利用宣传工具掩盖清末民初的改革进步，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军领袖们贴上反动标签。在二十一世纪，人们对比袁世凯与革命党，才了解袁的伟大、爱国、爱民与进步：袁推动立宪，革命党实行一党独裁；袁推动地方自治，革命党扼杀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袁推动经济建设，革命党搜刮军费挑起战乱；袁保护私有产权和经营权，革命党以革命的名义谋财害命；袁注重立法，推动法律建设，革命党废除清末以来的法律建设成果；袁尊重新闻出版自由，革命党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党化一切传媒；袁办教育不遗余力，革命党党化教育，在教材中塞满一党之私。经历数十年革命暴政后，人们怀念袁世凯，和他代表的进步、自由的清末民初时代。
革命党后来丑化袁世凯主要在签署“二十一条”和称帝两点上做文章。事实是，袁世凯并未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关键之处都作了修改，实际是拒绝了“二十一条”。正因为袁的拒绝，才有日本发动的讨袁战争。袁的称帝，不应简单与倒退、祸国划等号。袁世凯代表着清末民初中国追求进步潮流，走向共和、立宪方向。在当时中国，没有人比袁世凯深切、急迫地希望见到中国实现共和。袁的期望受阻于革命党把持国会，拥兵叛乱，以约法为斗争工具阻挠立宪。无奈之下，袁决定效仿英、日，走君主立宪之路，因此号洪宪，寓意开启宪政时代。法皇拿破仑带来共和，日皇明治带来立宪，俄皇彼得带来改革，“中国华盛顿”袁世凯尝试君主立宪无可厚非。倘无日本颠覆，袁世凯真能称帝二十年，完全可能领导中国早早实现地方自治，立宪共和。
临终的袁世凯表现出了革命党人不具备的品质——认错。他在遗书中写道：“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其子袁克齐回忆说：“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袁世凯在废除称帝时和临终时两度坦然认错。相比之下，革命党家们心中有太多革命之恶，不可能坦荡认错。瑕不掩瑜，就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迎合世界进步潮流和爱国爱民而言，袁世凯无愧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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